五四儒學研究論文

導語：五四儒學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問題

在對新文化運動反儒學原因的探討中，學術界代表性的解釋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種解釋范式是轉型時代，以張灝為代表。張灝認為在轉型時代各種報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學堂的出現為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歐陽軍喜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印證了這一說法：“從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解釋又是與西方文化的大規模傳人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基礎的民族，與外來文化接觸，自然會反思自己的文化……這種反思便會帶有強烈的批判傾向，或者是強烈的民族情緒?！逼渌?a href="http://www.trq119.com/lunwen/lishilunwen/chzhlshlw/201001/330798.html" target="_blank">研究盡管結論不同，但也未能超出這一解釋范式。比如，林毓生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權”，造成了“傳統文化道德秩序崩潰”，“五四”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起來，利用這個空隙來“全盤反傳統”的。

另一種解釋超越于轉型時代，將五四儒學的這一際遇放到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這一解釋范式是由金觀濤提出的。他在解釋以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傳統一體化解體后新的一體化意識形態更替這一現象時，提出了“超穩定結構”：以儒學的哲學觀、價值觀為基礎的上層大一統官僚機構以及以儒家倫理為基礎的中層(鄉紳自治)和下層(宗法家族組織)組成的社會政治結構。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就是這一結構在遇到外來文化時發生的轉化。

就上述的兩種解釋來說，第一個解釋無法說明新文化運動只將儒家文化作為反對的對象，而同樣構成中國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卻沒有受到明確的批判；而且也無法解釋將中國文化歸結為儒家文化繼而化約為綱常禮教等由面到線到點的方式來加以批判這一現象。第二個解釋說明了中國意識形態的更替是一體化的，對解釋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這一歷史現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學被整體上批判的一個來源，即和政治及其社會的同構。但是，這一范式在說明這一問題時認為實體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繼替與事實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過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綱常名教，即儒學的意識形態部分，而儒學的相當傳統不僅沒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陳獨秀和還認為儒學的一些東西有價值。二是同時作為中國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沒有被批判。這些事實說明，儒學只是作為一個靶子：“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后，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儒學作為一個靶子遭到批判這一事實體現了五四新文化健將批判儒學的主觀方面，而這一主觀方面的產生又與中國的大歷史背景極其相關。這是上述兩個范式不能解釋的地方。本文嘗試用一種新解釋范式——累積合法性危機，這一范式同時滿足這兩個要求——來解釋五四時期的儒學危機。

二、累積合法性危機

合法性危機是哈貝馬斯用以描述資本主義發展必然趨勢的術語，指“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筆者綜合了諸多合法性的定義將其界定為：在一定條件下對某個系統認為是最好的信戀。而合法性危機就可表述為失去其成員的孝忠繼而被認為是一種不合序統的特性。顯然，合法性不僅指對政治體系的“最好的信念”，它還包括對經濟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統正當性的認同。具體而言是指這樣一種特性：以某種系統合法性為核心，其他的系統提供合法性論證的解釋；一方的合法性和另一方的合法性相互加以解釋和論證，一方的危機也可以帶來另一方的合法性問題。這樣一種相互轉化的合法性即為累積合法性，由這種合法性引起的危機就是累積合法性危機。

哈貝馬斯在解釋資本主義危機時已隱約表露了這一思想：“由于經濟系統在國家面前喪失了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現象也就失去了自發性……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動積極避免了危機。因此，經濟危機就轉移到政治系統當中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借用了傳統文化資源。但是，“國家不能簡單地接管文化系統，國家計劃領域的膨脹實際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問題……用這種彌補無法滿足新出現的期望，就會出現合法性危機?！边@說明，如果經濟和政治的合法性沒有分離，經濟的長期有效性失落在某種情況下就可能使大眾將經濟的有效性危機轉嫁到政治體系上來，這樣，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質疑。繼而，為經濟、政治系統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文化系統的合理性就成了問題。

這一定義不是追求新穎，它與合法性危機有著很大的區別。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正當性還沒有分離時，人們沒有察覺到合法性的累積性，但在現代社會中的某些國家它們已經分離，即：政治系統通過政治參與的途徑解決自身的合法性問題；經濟系統通過市場經濟解決自身的有效性問題；文化思想系統通過自我調整解決了自身的合理性論證。這種情況下，現代合法性就變成“發散性”的了。因此，為區別兩種合法性的不同特征及其后果，本文采用了這一新的定義。

儒學在五四的際遇正是上述邏輯的結果。通過五四知識分子反傳統的背景分析，我們可以認定儒學五四際遇是累積合法性危機引起的，即經濟的有效性喪失引起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機因而使建立于其上的文化認同成了問題。這即是累積合法性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表現為整個系統的大崩盤。

三、新文化運動與儒學

儒學在五四時期整體上遭到了否定，從“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禮教”可以看出，五四知識分子將其指責為專制主義和阻礙科學、民主的無用之物。這與經典儒學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對做人的高標準要求有關，比如《論語·里仁》中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和《孟子·離婁章句》中的“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弗為”、“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等。以“君子”的標準來規制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合流后就表現為思想的專制，這些思想就被化約為綱常名教，新文化健將對此激烈攻擊。比如，陳獨秀就認為綱常名教主要體現為三綱五常的“別尊卑明貴賤之階級制度”：“三綱五常之名詞，雖不見于經，而其學說之實質，非起自兩漢，唐宋以后，則不可爭之事實也?！讨摇绦ⅰ虖?，非皆片面之義務，不平等之道德，階級制度，三綱之實質也”。陳獨秀認為這是孔教之根本教義，這種教義與西洋文明根本不相容，并將共和及其憲法、維新變法等一切新政治、新教育視為謬誤。因此，要學西洋式之國家，應首先輸入西洋文明，而對孔教“不可不徹底的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行不此”。吳虞將儒學侵染下的傳統的家庭制度與專制主義聯系在一起。他說：夫為人父，此于慈，為人子，此于孝，似乎平等：然為人子而不孝，則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也者，故無制裁也?！熬骷任照讨畽?，復兼家長之責，作之君，作之師，且作民父母，于是家庭制度與君主制度遂相依附而不可分離”。

與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相聯系，儒教在社會機制的作用下形成了道德倫理的專制主義，在五四知識分子看來就是禮教。魯迅指責禮教吃人：“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眳怯菀矊σ匀褰虨樘卣鞯膫惱韺Ｖ萍右耘u。他將孝道歸結為專制王權的倫理基礎，認為儒家以孝悌二字為兩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連接之根干而不可動搖。

然而，儒學并非天然地與專制主義相關。就是采取極端立場的五四知識分子也承認儒學無論在以前還是現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陳獨秀就承認：“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說有”；“……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他相當的價值?！睖亓脊€讓信義廉恥諸德，乃為世界實踐道德家所固尊……”。也承認東西文化相互增進的意義，他說：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仿佛像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又像一個鳥一樣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儒家文化并不必然帶來中國的衰敗，也不該承擔全部責任并指出了將儒學化約為三綱五常的謬誤：“關于中國傳統文化應否對中國近代百年屈辱負有全部責任?這個問題確實相當復雜。五四激進知識分子把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約化為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約化為三綱五常。在他們看來，三綱五常是為封建君主專制主義和家長制家族主義辯護的意識形態”。實際上，“‘科學與民主’并不必然與中國文化處于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對抗狀態?！?/p>

就算儒學像陳獨秀中西文化之比較，梁漱溟的三種人生問題及其路向，嚴復、、胡適等人的中西文化的比較說明的那樣：中國文化面臨著人治與法治、憲政與專政、宗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等的沖突，這也不只是儒學的罪過。比如，就專制主義而言，儒學遠比法家思想遜色。秦王贏政以來，中國的政治幾近統一，表面上所奉行的是儒家思想，實際運作的卻是法家思想——儒表法里：“漢以后的歷代王朝一方面‘獨尊儒術’，一方面‘漢承秦制’，其精神多少都有‘儒表法里’的性質：王道其表而霸道其內，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實，看似吏的儒化，實為儒的吏化”。但五四知識分子卻沒有對法家思想進行清算。這是由于儒學與政治的特殊關系而使之顯得觸目驚心，從而遭到了徹底的批判。儒學的這種特殊關系表現為：一是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顯學，奉為至尊，占據了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延續了幾千年；二是康有為將孔教定為國教的主張與袁世凱的復辟聯系在一起，使陳獨秀等人認識到“孔子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緣?！币舱f孔子是“歷代專制之護符”，將孔教載入憲法是“專制復活之先生也”?？梢哉f孔教入憲和袁世凱的復辟是反孔的導火線：“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p>

實際上，“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由于嵌入政治和社會太深，使原本的精神價值失落，尤為重要的是儒學成為了專制的護身符以至成了批判的靶子。在1917年2月4日《甲寅》雜志的說法正是體現：“故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之政治也?！薄拔也皇欠磳σ艨鬃?。我不過不要他一人高高在上，要把他請下來，和諸子百家坐在一起，討論是非?！薄拔遗c李卓吾稍有不同，他是非孔，我是非儒，孔子是豪杰之士，用他的思想統治中國是不好的?！本椭袊拇呵锔髋傻取叭叹帕鳌币矐鞯闷渌?，但儒學卻借助官勢成為中國的大一統。

上述情況正是政治借用文化資源導致的必然結果。自從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被奉若神明，宋明理學加以發揮、注解，越來越走向專制。三綱五常被宋明理學推到極致，朱熹的《四書集注》成為儒子考試的指定書目，學術文章越來越機械化。學術文章走向八股，日漸衰微。儒學被定為一尊，這樣，“在注釋的方式中求和社會的變動謀適應，注釋的變動方式可以引起名實之間發生極大的分離”。正是這種名實的分離使儒家思想失去了原來的人本主義精神，也使之逐漸適應封建專制的需要，從而和專制制度融為一體，一旦政治制度受到質疑，文化就得承擔連帶責任。

四、結論：累積合法性危機導致儒學作為整體遭到批判

上述論及的新文化運動將儒學作為一個整體非難說明，儒學和經濟、尤其是政治等系統的關系使其承擔了中國政治、經濟失敗的罪責，使得五四知識分子反儒立場過激。這種整體性的批判使得“仁”的普世價值被拋棄了。這種不加區分徹底反傳統立場的產生，是由于洋務運動在經濟方面改革的失敗、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敗產生的。這樣，這些知識分子就要求為經濟和政治運行提供論證的意識形態負連帶責任。這正是五四知識分子反傳統的結構性原因：五四知識分子對此的注意并把社會倫常與儒家思想聯系在一起實際上是晚清西風東侵導引了傳統社會政治秩序和文化價值秩序的連鎖危機。

在這段時期，嚴復已經認識到國民素質對于救國的重要性。這種認識在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失敗后被大多數人充分意識到，新文化運動的產生是集中的體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袁世凱、張勛等還借孔教之名搞復辟活動，在這樣的背景下，“促使陳獨秀等人將目光從社會制度轉移向了文化價值和國民性格”。這樣，新文化運動的這些主帥們對待傳統文化是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是“空前的最廣泛的表達民族情感的示威”。因此，“五四時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攻擊誠然失之過激，這是不必諱言的?！蔽逅闹R分子對待傳統文化是情緒化的反應。持激進主張的陳獨秀后來辯解到：“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家開口說國粹閉口談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以至于在針對檢省整個五四激進時陳先生這樣為自己辯護：“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后的結果是五元……社會進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張十分，社會的惰性當初只能承認五分，自然的結果只有二分五?！蔽逅闹R分子對待儒學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認為儒家思想“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應于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p>

總之，儒學五四遭遇實質上是累積合法性危機導致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在西方的示范效應下，洋務運動的失敗導致政治統治的危機，由于政治危機引起了，百日維新的失敗引起建立于其上的文化的危機?？盗焊母锏氖∈怪袊幕チ伺c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機會?！爱斶@套政治社會制度，在外力的震蕩下土崩瓦解，附麗在它們身上的禮俗規范和文化思想當然也顯得百無是處，毫無保留的價值?！边@樣，整個社會的危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只能以激進的方式解決。

累積合法性危機這一概念說明，一個機制遭遇危機，則可能嚴重危及到累積的其他系統的連續性——整個社會系統的穩定。因此，必須破除傳統的以政治、道德、文化和經濟延續的這種系統結構，而且這種結構也不適應復雜的現代工業社會的應有要求?！艾F代化就是要使社會、政治、經濟各部門的工作采取對列之局的原則，而非隸屬之局的原則。”因此，具有“發散結構”的合法性便顯得尤為重要了，即應使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的合法性不需要其他領域的合法性支持，而本身就應具有自我證明的能力，于現實而言，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市民社會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解決的范式。

[摘要]鴉片戰爭以降，中國政治的、經濟的合理性出現了危機，五四知識分子反思這一歷史過程，最后將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失敗歸罪于儒家文化。筆者認為：他們對儒家文化的攻擊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化的反應，而這種情緒化反應是累計合法性危機的必然后果：中國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機引起其同構的傳統文化的正當性危機。

[關鍵詞]五四儒學；新文化運動；累積合法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