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外交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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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自然環境總的來看不是那種需要男性力量征服才能生存的嚴酷類型。由于有海洋這一天然屏障，日本歷史上幾乎從未受到外來侵略和統治，因而也沒有抵抗外來侵略的體驗。這同曾不斷與異民族作戰、不斷經歷異民族統治的西歐或中國的情況不大一樣。日本自然和歷史的這一特點與古代日本長期處于母系社會、日本文化帶有女性特點的重要原因有關。我們知道，傳統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勢神宮的“天照大神”，據說她是一位代表大地、具有極大包容性并給世界帶來極大恩惠的女神。與這種女神崇拜有關，古代日本將自己的國家稱為“ぷなす國”，具有生育能力的大神叫“產土”(うぶなす)，并對生殖、生育行為給予很高評價。女神信仰與相對優越的自然條件、相對和平的歷史經歷等因素相輔相成，對日本民族的價值觀和性格帶來了影響。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緒性較高的特點，而這樣的特點通常被說成是女性更具備的。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上，有的學者稱日本的外交是“帶有女性特征的外交”(注：)。具體表現是：日本外交的理念常常不是基于某種理性的判斷而是受某種情緒的支配，因而常做出一些非理性、非常規、在外人看來難以理解的行為，有時表現出某種女性特有的間歇性的非理性表現?！叭毡救似綍r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比較淡薄，但非難和侮辱一旦超過一定限度，或者一旦切身感到生存威脅的時候，便會無視合理性計算和力量的對比，出現一種強烈的國家意識，爆發一種具有母性國家特征的集團性歇斯底里，會表現出超越限度的猛烈抵抗，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注：)這一點也許就是日本學者和遷哲郎所概括的“靜穆的激情”、“戰斗的恬淡”性格的表現。根據日本學者會田雄次的看法，日本人的歇斯底里癥有三個特征：第一，無視周圍的狀況、自己的立場和能力等客觀條件來實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二，當要求不能馬上得到滿足的時候會變得發狂；第三，不進行努力的準備工作而指望獲得成果。具有這種體質的人，常常任性而抱有劣等感。(注：)

能說明這一特點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發生的“沈陽領事館事件”。媒體對這次事件經過有詳細報道，這里不再重復。這次事件令中國人感到驚訝的是：第一，日本為什么對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樣的過激反應?事件發生后，從首相到外相、次官、參議院議長，一致指責中國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國方面道歉。日本各電視臺反復播放有關武警攔截婦女的錄像片斷，媒體一片“抗議中國侵犯主權”之聲，可以說輿論處于一種“集團性歇斯底里”之中。第二，日本人為什么在沒有調查事件真相的情況下就匆忙下結論?按一般處理事件的方式，應先調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結論或采取相應的外交行動，但這次事件卻是激烈反應和外交行動于前而調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竹內行夫約見中國駐日本大使武大偉，指責中方不理會領事館官員提出的調查闖館者的要求就將他們強行帶走，違反了《維也納公約》。5月10日，外相川口順子召見中國駐日大使，要求中國就這起事件道歉。而日本正式調查結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這可以說是一種違背常規的非理性反應。

其實，考察日本外交史，類似這種“集團性歇斯底里”的表現并不鮮見。例如，1891年，俄國皇太子率艦隊來日本，日本人認為這是俄國人為侵略日本來偵察地形，一個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此事震撼了整個日本。日本人認為俄羅斯要報復，日本要完了。政府首腦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誠懇謝罪，來自各社團、學校、公司的慰問電報接連不斷。一個與津田三藏沒有任何關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歲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門前自殺并留下了向俄國謝罪的遺書。佛教各派的總部(本山)都舉行“御平愈大祈禱”，并規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為三藏。

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類似的例子。如日俄戰爭結束時在簽訂《樸次茅斯和約》后日本人對條約內容不滿而引發的民眾暴動——“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戰爭結束時，日本與俄國簽訂了和約。日本國內很多人對和約中俄方沒有向日本進行戰爭賠償強烈不滿。而當時日本的實際情況是，日本雖取得戰爭的勝利，但元氣大傷，已無力再戰。民眾不了解這一點，當時幾乎所有報紙都一齊煽風點火，鼓吹再戰。在這種氣氛下，1905年9月5日，3萬余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集會，要求廢除和約，繼續作戰。集會發展為暴力，燒毀了2個警察署、219個派出所、13個教會、53處民房，全國一時陷入無政府狀態，政府不得不戒嚴令。)、二次大戰中為德軍的閃電戰所迷惑而倉促參加三國同盟的經過、二戰中像“神風突擊隊”那樣的具有鮮明的日本特點的“特攻”、“一億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紀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為，可以說都帶有日本式“集團歇斯底里癥”的特征。

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日本有時還表現為帶有母系社會特征的大家庭主義，即日本在處理某些事件上顯示出整個日本為一大家庭、一個人的行為連帶著整個家庭的傾向?！耙耘陨鐣赜械拇蠹彝ブ髁x思考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釋他國國民的行動時，不能冷靜地認識到自己與他者之間的異質性，容易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感情強加給對方?！?注：附圖)

假如島國的周邊也是規模和文明程度類似的國家(如英國與德、法之間)，情況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但日本不僅是一個島國，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是作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圈中的一員而處于東亞文明中心的邊緣地位。這一獨特位置給日本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帶來了兩個特點：第一，交往限于少數國家；第二，不是把對方當成一種異質的文化來認識和評價，以平等之心態進行交往，而是當成一種具有同質性的、處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過學習可以改變相互位置的存在。歷史上，日本一直將中國作為模仿的樣板來加以觀察認識，或為了取得來自中國的認可，或為了攝取中國文化而認識中國。歷史和地理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態、平等地與多國打交道的時間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說日本沒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始于近代，關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獻也大多從近代日本開國談起)，故古代也沒有產生系統的外交理論。這種獨特的歷史體驗使日本在認知“自國”與“他國”問題上帶來困惑，較容易出現極端，容易將認識對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當理想破滅后又容易走向鄙視。日本有一種對自己在國際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態并時常出現定位的困難。例如，古代對中國充滿了崇敬并參照中國定位自己，但這種崇敬其實帶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當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國形象破滅以后，便參照西方國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脫亞入歐”之路，鄙視和侵略中國。這個轉變使日本由原來處于中國系統的邊緣地位變為處于西歐系統的邊緣。近些年在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高速發展的新形勢下，日本又提出了回歸亞洲的口號。然而，實際情況是，日本既沒有完全“入歐”也沒有完全“歸亞”，它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現在的日本可以說既擔心被西方國家拋棄又擔心成為“亞洲孤兒”。當然，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都會在某些時期參照“他國”或“他民族”來定位自己并改變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這樣對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現“定位困惑”的國家的確少見。從民族心理上說，這是日本在“自我認知”問題上出現困惑的表現。

伴隨這種“定位困惑”的是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識。日本不僅擔心自己落后，擔心被拋棄，還擔心受害。日本人有一種把自己描繪成弱者、受害者的傾向，有一種被害意識存在于他們的心理深層并不時在對外交往中表現出來。需要指出，近些年日本出現“中國威脅論”也是出自“中國強大后日本將受其害”這一假想之上。同樣的態度也表現在對韓國、朝鮮等國的看法上。(注：1998年8月31日朝鮮發射衛星(一說導彈)。一時間，“日本還能保證安全嗎?”、“如果不能保證安全，日本怎么辦?”等問題充斥媒體。日本還出版了諸如《假如與朝鮮作戰》為題的特集雜志。另據共同社1999年7月12日所發消息稱，在朝鮮1993年發射“勞動”號導彈之后，日本航空自衛隊便開始在絕密狀態下研究利用戰斗機空襲朝鮮導彈發射基地。這項研究把位于日本海東海岸的朝鮮曾發射“勞動”導彈的盧洞基地設定為打擊對象。與日本的這種過度反應相對照，韓國金大中總統曾拒絕美國提出的轟炸朝鮮的建議。)從民族心理上來說，這種擔心出于一種與不安全感相聯系的受害意識。日本心理學者小此木啟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圖式化，總是將攻擊自己的人視為一種強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軟弱的犧牲者，從而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解。日本人總是要設置一個自身忍耐力的界限，盡管還不知道自身是否是弱者。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做法。這個戰爭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聲中長年積累了的仇恨的釋放，后來出現了偷襲珍珠港那樣的事件。也就是說，當受到他人的威脅或者攻擊的時候，日本人馬上認為這是不正當的，然后將自己描繪成一副軟弱、無防備的犧牲者的樣子，并據此向攻擊者要求某種明確的賠償，或者深深的謝罪，嚴重時要求支付費用。日本人的這種被害者意識也頻繁見于國內外的商業活動中?！?注：RobertM.March、PHP、研究所、1988年、32頁。)在影響與亞洲國家關系的“歷史認識”問題上，日本也總是強調自己是戰爭的被害者而不去認識自己首先是加害者這一事實。二次大戰時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與當時日本人“與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于先”這樣一種民族心理背景有關。

二、“和”、“合意”、“根回し”與“曖昧”的日本外交

國家之間的相互往來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內容，而一般來說國家只有通過其內部結構培育出來的代表國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和影響?；钴S在國際舞臺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之所以被稱為一個國家的杰出人物，顯然是因為他們的言談舉止乃至心理與國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即他們體現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把一個國家的外交模式視為該國人與人之間關系模式的一種投射和延伸或無不當。

歷史上長期居住在共同體性質的村落社會中的日本人，十分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在行為上具有“他人本位”的取向。日本社會較強調集團的和睦而不鼓勵個人突出，“和”與“一致”被擺在相當重要的地位。日本式集團在做出決定時一般較重視“合意”(事前協商，達到全體一致)和“根回し”(與各個關系方面協商)，這種方式使集團表現出較大的一致性，但這通常是以花費較長的時間和較大的精力為代價。

日本人在語言和行為方面表現出較大的曖昧性。這種特點自然也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與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外交比較，日本的外交較多地考慮“別國怎樣評價日本”這一問題，同時也表現出較大的曖昧性。

這里的所謂“曖昧性”特點，當然只是一種定性的描述，它主要是指由經驗觀察得出的日本外交方式的以下一些傾向：

——長期以來，日本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態度搖擺不定，一般不明確表達支持或反對什么，總是有意或無意地采取回避態度。雖然總的來說日本在外交上長期追隨美國，但其態度多不明朗。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例如，對1990年海灣戰爭的態度以及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轟炸科索沃等問題，態度都較曖昧。(注：1999年6月16日《朝日新聞》一篇題為《俄國自吹自擂在科索沃問題上的貢獻，日本方面畏畏縮縮》的報道，說明了日本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與俄羅斯的明顯不同。俄羅斯下院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普克比奇訪日時說：“若沒有俄羅斯，聯合國安理會是形不成決議的?！倍毡拘∩悸∽h員說：“日本政府只是理解空襲的來龍去脈，但不支持(空襲)?！敝旭R弘毅眾議院外交委員長說：“對于聯合國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我們也有不安?！?

——在外交場合，日本外交官員多默不作聲或含糊其辭，給人以曖昧的印象。曖昧有時是為了回避問題的實質，不想承擔或減輕責任，如眾所周知的田中角榮將日本侵華說成是給中國“添了麻煩”的講話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注：田中角榮在中日復交時對戰爭反省的表述使用的是“迷惑”一詞。詳見張香山：《中日復交談判回顧》，《日本學刊》1998年第1期。日語中“迷惑”的含義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給對方或周圍的人帶來了麻煩或令人不快的想法”。(金田一京助等：《新明解國語辭典》，三省堂1972年版)這是一個曖昧的字眼。日語中并非沒有表示“罪行”的詞匯，田中顯然是想利用曖昧術回避問題的實質。)有時候，曖昧是怕得罪對方，盡量不把話說得太直白，不顯得那么咄咄逼人。(注：20世紀70年代初日美在紡織品問題上發生摩擦，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向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提出批評，佐藤首相當時回答說要“善處”(妥善處理)。美國方面認為這個回答是一個承諾，但后來日本并沒有處理此事。美國方面指責日本沒有兌現承諾，但日本否認做出過承諾。經過調查，問題出現在日語的“善處”一詞上。該詞在日語里不是要處理某一問題的承諾，甚至也不是一個意義明確的詞，其含義大約相當于我國某些官員常說的“研究研究”。)

——日本在做出某項重要決定時通常需較長時間，政府高官甚至總理大臣受到各個方面的牽制，常常很難下決斷，因此給人一種遲疑不決的印象。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發生了海灣危機。8月中旬，美國政府向日本海部政權提出四點要求：(1)向多國部隊提供財政援助；(2)向海灣各國提供援助；(3)增加駐日美軍經費；(4)在人員上為支援多國部隊做出貢獻。對第一、二點，日本政府做出了積極反應。對海灣各國的經援，最初決定是1000萬美元，對多國部隊的經費，最初提出10億美元，美認為至少要30億美元，9月中旬才做出了總額為40億美元的經援決定。在美國的一再要求下，日本最后拿出了100多億美元，但仍被美批評為“Toolittle,Toolate”(太少了，太遲了)。

——被動式外交。日本的外交行為多是為了回應外國的要求和批評，外交人員似乎主要是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如在與美國的交往中，日本常常是在美國的壓力下被動地采取行動，做出讓步和妥協。再如，從1975年起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首腦每年都要聚會一次，雖然日本從第一次會議就是其成員之一，但日本領導人在會議上并沒有提出過什么積極的主張。

——外交上較缺乏明確的戰略目標以及為達此目標所采取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明確，較缺乏廣闊的視野?！爱斀窀鲊氖啄X外交打破了內政與外交的界限，將國內政治放在國際政治這一大的背景之下進行思考，為增進國家利益而積極進行對外交往。相比之下，在日本，只有諳熟政黨內抗爭和人事安排的人才有可能成為領導人。這樣一來，內耗自不待言，眼界當然也受影響?！?注：唐暉：《試論日本的首腦外交》，《日本學》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3—37頁。)

——日本首腦和外交家在具體表述和實施對外政策時顯得力不從心，有時甚至還顯出不應有的“拘謹”。如日本政府官員在外交場合或者就某些外交問題經常出現“口誤”、“失言”(注：日本高官“失言”而受到日本國內外批評的例子很多。隨便翻閱手邊的材料，這樣的例子就有：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日本侵略朝鮮問題說“韓國也有一定的責任，也有應當考慮的地方”，此言一出，立刻遭到韓國政府的抗議。同年中曾根康弘關于日本是單一民族社會，歧視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的講話。1994年5月6日法務大臣永野茂門說“南京大屠殺是編造的”的講話(永野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講話并辭職)。2000年森喜朗在南非約翰內斯堡一次晚會上將中國稱為“支那”。)而受到其他國家的指責。

當然，日本外交之所以給人曖昧的印象，與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有關。日本“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東方國家又是西方國家，文化上屬于東方而制度上屬于西方。這種夾在東西方之間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對外交往中常常既想討好西方又不想得罪東方。此外，經濟、科技大國與政治上的戰敗國地位，也是其外交較曖昧的原因。但從文化角度看，外交模式上的這種特點與上述日本人集團的構成特點和人際關系的特點密切相關。

三、“甘え”、“okami”與日本外交

“甘え”(amae)是日語特有的一個詞匯，它的大體含義是指一種類似兒童對母親撒嬌的特殊的依賴感情或行為。日本學者土居健郎認為“ama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點。這種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際關系的各個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對母親的依賴、在公司下級對上司的依賴、學校里學生對老師以及低年級學生對高年級學生的依賴，等等。(注：參見土居健郎：《“依賴”的結構》(弘文堂1997年第二版)以及筆者對該理論的介紹，見《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38頁)。)

與這一概念相聯系，日語中還有“okami”這一獨特概念。okami一詞的含義有兩個：一是指“上面”、“上方”，漢字記作“上”，前面加“御”，通常指天皇、朝廷、政府、官廳。這個意義上的okami有時還寫作“女將”(指酒店的女老板)。okami是指“掌握著事情決定權的人”，還有“能夠放心地替自己拿主意的人”、“委以做出最后決定的人”，即是決定政策的人。日本人會說“這是okami的命令”或者“希望能問一下okami”等之類的話。第二個含義是指神明等某種超自然或與超自然有關的存在，這個意義上的okami通常記作“神”。古代，okami即指神道教之神“天照大神”，這個意義上okami又指天皇，因為在“神人一系”的日本傳統宗教思想中，“天照大神”和天皇可視為一回事，或者后者是前者的代表。

不管是在哪一種意義上，okami都是一種高于自己并具有超凡力量的、可以保護自己、施惠于自己的存在，自己可以信賴、依賴okami。自己與okami的關系是一種依賴與被依賴的關系。

這種關系表現在國民與政府的關系上，對日本內外政策的決定方式有影響。國家、政府就是okami，政府與國民間有一種更大的信賴關系。“最終決定皆由okami做出，okami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完全可以依賴，不用我們操心?！泵癖娺@種意識及與之相聯系的與統治者的信賴關系，可能是日本歷史上政權具有很大連續性的原因之一，而這同中國等其他東亞國家明顯不同。(注：應當指出，這種心理類似傳統中國人的“賢人政府”心理，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人認為當政府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職責時，民眾有責任推翻它。所以中國歷史上不斷改朝換代，而且每一個新政權都竭力貶低上一朝代，聲明自己與上一個政權沒有時間和內容上的任何聯系。)今日日本民眾對政府仍有一種對okami般的信任關系。這種信任通常使人們對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另一方面，當政府的行為與人們的期望有較大差距時，人們又很容易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即抱怨okami的行為，對政府失望，寄希望于新的政府班子。由此可以解釋日本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政府更迭可能是發達國家中最勤的，首相像走馬燈一樣更換，但每屆政權都不否定前屆政府的工作，都聲稱是在前屆政府基礎上做事。

試舉表現這種關系的例子。1995年阪神大地震時，日本媒體迅速做出報道。在報道量之大、受災細節之詳、媒體態度之冷靜方面，可以說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有關救災活動的報道很少。媒體使用直升機等現代化手段進行災情播報，可是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不用這些先進的工具救人呢?難道報道災情比拯救生命還重要?事件發生后，日本媒體議論最多的似乎不是救災方面的問題，而是對政府采取措施不力、政府指令傳達體制不暢等問題的憤怒指責。這種行為的背后可能有這樣一種意識在起作用：救災和救援是okami(政府)的事，國民只要等待指示就行了。當政府這個可依靠的okami沒有盡到責任時，便轉變成了對okami的極大不滿。

“沈陽領事館事件”前后日本民眾對政府的態度也能說明這個問題。當中國方面公布了事件真相后，日本輿論一片嘩然，紛紛指責政府這個okami沒有盡職。在一次對“沈陽領事館事件”中外務省的調查報告的可信度進行的調查中，有55%的被調查者表示“基本不相信”，還有20%表示“根本不相信”，也就是說，有超過七成的日本國民不相信外務省的調查報告。(注：2002年5月20日。)這同調查報告公布前人們一邊倒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

這個可依賴的okami在對外交往方面可能表現為依賴某一強大的外國力量。這或許可以解釋：同最強大的國家結盟來達到戰略目的是近代以來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如，日俄戰爭時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結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同當時最強大的德國結盟，戰后，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又成了日本的okami。(注：)現在日本在對美國和對亞洲的關系上外交天平的嚴重失衡也是這種特點的反映。日本服從美國幾乎達到了“惟命是從”的地步。正如米歇爾·布萊克(MichelBlaker)所說，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與其說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說優先考慮的是不要使美國產生不滿以及不在國際上孤立，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獲得美國的“御墨付”(注：過去日本的將軍或大名給家臣的一種帶有印鑒或簽名的短信，內容通常是上司的指示、命令或許可、認可等內容(筑紫哲也、自由國民社、1985年、213—214頁)。)上。對日本來說，美國發揮著okami的作用，日本雖對美國不滿以及有某種要求獨立的傾向，這是一種對okami的不滿，所要求的獨立是一種不脫離okami保護的獨立。這種服從強權的傾向與日本人依賴于“親分”或okami的行為方式具有某種聯系。因此，從文化上看僅僅指責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并不能解決問題，可能還要考慮如果日本不依賴美國它會依賴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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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白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