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時期軍工業的衰落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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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近代軍工業清政府

論文摘要:近代軍工業的興辦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工業化嘗試,其由盛及衰的過程折射了近代工業化所面臨的困境與局限。探討近代軍工衰落的原因,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極政策則是關鍵因素。本文從輿論環境、經費保障、人才儲備等方面入手,檢視清政府的軍工業政策。正是由于政府主導作用的缺失,近代軍工業的大好開局終成曇花一現。

梳理以往學界在“洋務運動”領域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多數學者將近代軍工業衰落的原因主要歸結為企業的官營模式①,認為與封建政府同質的企業管理模式滋生了腐敗、低效等問題,蠹蝕了企業肌理。筆者認為,軍工企業背后的官方角色實際上是一個龐雜的范疇,不同的利益集團對軍工企業的認知亦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尤以地方督撫與中央政府的對立最為焦灼,二者力量的消長對近代軍工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鎮壓太平天國以后,清朝的政治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軍工集團的崛起削弱了中央集權,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督撫成為地方的實權派,形成了軍工業得以開展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地方督撫雖然擁有很大的自主權,但決策權仍然掌握在守舊的滿族貴族手中。與地方督撫的積極態度不同的是,保守的清廷權貴既沒有嚴密籌劃,又缺乏貫徹的決心,把軍工業僅僅看做是維護自身統治的權宜之計?？梢?興辦軍工企業的過程中,既有地方督撫的殫精竭慮,又有中央政府的消極掣肘,不宜以“官營”之說籠統概括。

縱觀世界近代工業發展的歷程可知,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是奉行農本經濟的封建國家來說,能否順利走上工業化道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是關鍵因素,統治者的遠見卓識和堅定信心是重要保證,日本明治維新即是很好的例證。反觀清朝中央政府,在軍工企業的資本籌集和人才儲備上始終未能發揮出應有的效力,甚至連正面的輿論環境也很難維系,軍工企業的衰落也就在所難免了。

一

近代軍工業初興時期,地方督撫積極奔走,總理衙門又與之遙相呼應,進展比較順利,國家頗有些振奮的跡象。但隨著工業化向縱深挺進,清廷的急躁情緒日益凸顯,尤其是隨著每年數百萬庫銀的投入,更急于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移植西方工業體系畢竟是漫長和復雜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清廷對此顯然缺乏深刻認識。

每當消極的朝議作祟,清廷的信心就會動搖。如福州船政局在1866至1871年的五年中,支出經費超過500萬兩,大學士宋晉上書指摘船政局靡費無功,請奏裁撤船政局[1](第五冊,P105-106)。宋晉在經費上大做文章,擊中清廷的“軟肋”。針對宋晉的彈劾,清廷諭令各省督撫“通盤籌劃”。在軍機處發給各省督撫的上諭里稱:“如果制造適宜,可以御辱,自不應惜小費而墮遠謀。若如宋晉所奏,是徒費帑金,未操勝算,即應迅籌變通。”[1](第五冊,P106)但同時又說:“暫時停止,固節省帑金之一道?！盵1](第五冊,P109)態度模棱兩可,然而傾向也很明顯,“廷旨雖下其議,而語意在于裁撤”[2](P156)。西太后的態度也與頑固派的立場暗合,對船政頗多疑慮。李鴻章曾向沈葆楨透露西太后對船政事務“其義不甚以為然”,“微露諉阻之辭”[3](卷13,P2)。恭親王奕讠斤雖然支持船政,但迫于“京朝士夫不顧念中外大局,訟言船政之非”的壓力,“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難,亦遂淟涊依違”[3](卷13,P2)。若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封疆大吏紛紛挺身力保,剛剛起步的船政事業險些就被斷送。主持軍工業的洋務派深受清廷的搖擺之苦。特別是當企業遇到困難,保守派的鼓噪愈發猖獗之時,清廷非但不能澄清輿論,為軍工業的發展破冰護航,反而態度游移,動輒發動“通盤籌劃”,使得地方督撫不勝其煩地說服清廷以堅定決心,在經營企業之外,更增添不必要的負擔。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件中曾表示出對前景的憂慮:比之東洋的明治維新,君臣一心,后來居上,反觀本國“則一二外臣主之,朝議夕更,早做晚輟,固不敢量其終極也”[4](《遵議輪船未可裁撤仍應妥籌善后經久事宜折》,第251號,P386)。無奈之情溢于言表。

二

由于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只有在大量的資金投入下,現代化的軍工企業才能正常運轉。同時又因為生產性質的特殊性,軍工企業是國家安危所系,必須優先發展。特別是處于轉型時期的后發展國家,工業基礎薄弱,國防壓力巨大,尤其要對軍工業傾注心血,堅持長期穩定的財政傾斜。

清朝在軍工上的經費支出,起初還頗有決心,尤其是對江南制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支持尤為賣力,這也是兩局在短短幾年內就初見成效的主要原因。但是清廷把在軍工業上的支出始終看做是沉重的負擔。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之間短暫的二三十年和平,使清廷放松了警惕,對軍工制造態度日趨敷衍,出現了壓縮經費挪為他用的現象。而且用于軍工的經費多出自所在省份的海關關稅和厘金,與地方經濟掛鉤,來源不穩定。例如在1878年,由于福建水患頻繁,省財政收入劇減,殃及福州船政局,出現了“月款支絀、懸釜待炊”的局面,為了渡過難關,船政大臣吳贊誠不得不裁撤一批工匠,生產規模壓到了最低限度。

經費短缺幾乎成了每個軍工企業最為頭疼的難題。1876至1879年吳贊誠擔任船政大臣的三年間,共上報奏折和公函67件,其中要求解決經費的就達31件之多,奏報造船情況的只有10件[5](P497)。由于經費無法保障,福州船政局技術進取的速度大幅收縮,技術更新方面不但遠遠落后于西方列強,甚至被后來居上的日本甩在身后。福州船政局在1890年前與日本海軍省的橫須賀、吳和佐世保三大船廠相比略占優勢,在造船數量和噸位上遠遠超過日本三大船廠的總和,在技術移植的水平上也高出一籌[5](P550)。但在1890年以后,由于造船經費被隨意縮減,船政局經常陷入“等米下鍋”的窘境,先進的造船技術無用武之地。而此時的日本軍艦制造水平卻在迅猛提升,福州船政局則喪失了發展的大好時機。江南制造總局也同病相憐。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兩江總督劉坤一對江南制造總局的生產情況不無憂慮:“近因經費支絀,各局制造軍火,均已分別減停。兵事一興深恐后難為繼?！薄皽巸蓹C器局,限于經費,規模未能擴充,所出軍火無多,難期源源接濟,不得不取資外洋。”[6](P319)

固然清末國運已成爛疴之勢,國庫竭蹶,財政入不敷出,縮減軍工經費似有情可原,事實上清廷并未竭盡全力。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清廷對先后創辦的34個軍工企業總投入5700萬兩,其中江南制造總局投入1400多萬兩,福州船政局1300多萬兩[7](第二卷,P1256)。而以奕劻為首的顢頇之輩,為討好西太后,每年“由海軍經費內騰挪三十萬兩”[1](第三冊,P141)修建頤和園。據統計,從1891年到1894年,前后被挪用的海軍經費竟達300萬兩之巨,“一艘一艘的鐵甲艦化作頤和園里的山水花木,中國水師欲不遜一籌,得乎?”[8](P153)正是清廷的短視和搖擺,使近代軍工業錯過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在甲午戰爭后付出了2億5000萬兩白銀賠款的高昂代價,這無異于自斷手足去養肥敵人。

三

洋務運動的興起與地方督撫的崛起休戚相關,圍繞地方督撫形成的洋務派成了近代軍工業的中堅力量。遺憾的是,清廷并未圍繞軍工業的統籌管理進行人才儲備,為軍工業的優先發展營造一個“軟環境”。當近代軍工業的肇造者退出歷史舞臺后,其發展便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尷尬局面。以福州船政局為例,自沈葆楨離任之后,船政大臣一職人事變動頻繁。據統計,從1874年創辦到清末停辦,船政局先后有22人主事,任期大多只有兩三年。主事者剛剛熟悉船廠情況,協調好各方關系,準備有所作為之時,就被調任他職。1875年沈葆楨調任兩江總督,本來欽定丁日昌繼任船政大臣。作為興辦近代海防的重要人物,丁日昌對船政的認識深刻,未到任即對船政局的后續發展有了詳細的設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見[4](《議船政事宜》,第391號,P626)。無奈未等實行就被調任福建巡撫,他雖再三請辭,皆被清廷所拒,只好抱憾而去。船政創建初期,船政大臣頗受重視,政治待遇優厚,如沈葆楨以一品銜署理船政大臣,朝野威望很高。然而自1884年之后,船政大臣基本上由閩浙總督或福州將軍兼理,已非專職專用。船政大臣在初期還享有“專奏請旨”的權力,不受地方官的牽制,但隨著船政事務的停滯和衰落,繼任者的權限不斷被削減,其資歷和威望也大不如前。頻繁的人事變動使企業的發展失去政策的延續性,不利于企業的良性發展。而組織者權限的逐漸削弱也使軍工企業的發言權越來越小。尤其在福州船政局后期,大部分船政主事者對洋務一知半解,既不能高瞻遠矚,也不具備專業素養,在經營上敷衍了事,加劇了船政的衰落。

由于近代軍工業的官營性質,企業的機構設置與封建政府屬于同一體系。兩者在人事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企業的領導者往往脫身于舊官僚,技術人員在人事安排上很少獲得合理晉升,導致外行領導內行。即便是采用技術人員,也不得其所,不盡其才,被囫圇吞棗地納入官僚體系。如在軍工業興盛時期,為了掌握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清廷先后選派了八批官費留學生趕赴歐美,累計人數為209人,但在專業比例上,專攻工業技術的留學生只有23個,散落在礦冶、機器、工藝技術等領域。即便是這23個留學生,在歸國后被硬性指派到軍政機構中充任各種差使的有14名,只有9名回到企業從事技術性工作[9]。

清廷對軍工企業的管理始終未擺脫舊衙門形式,不但無意識在管理和技術層積蓄人力資本,反而使人才不盡其用,大量流失。難怪李鴻章抱怨偌大的清朝,不管是有“貝”之財,還是無“貝”之才,不但遠不如西洋,甚至還不如后來居上的東洋,對洋務事業的前途憂心忡忡。由此可見,近代軍工業是一代政治家的心血之作,可當他們退出歷史的舞臺時卻后繼無人,篳路藍縷之功逐漸坍毀。正如美國史學家芮瑪麗所說:“同光時期是一幕悲劇,在勝利的時刻已經預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終失敗,該時代的偉大人物在長長的陰影中目睹了勝利,而這便是他們所謂的中興。”[10](P4)如果真的有所謂的“中興”,那也不過是一代人的中興罷了。

清末軍工業的現代化開近代工業化之先河,其成敗對近代歷史的重大意義毋庸贅言。平心而論,破除近代軍工業發展的障礙并非朝夕可至,其最終命運也難以擺脫深刻的社會根源。政府在主觀上缺乏動力和誠意,加速了近代軍工業的破產。

在落后國家邁向近代化的過程中,政府必須起到主導作用,扮演“火車頭”的角色。這時候,政府的政權性質、人力和財力就成了決定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條件。清廷在這些方面的條件尚不成熟,軍工企業的發展沒有得到可靠的制度保證,導致中國近代軍工業在發展過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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