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亭學派文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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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本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對文章之道尤為關注?？纪ひ慌稍谖恼聞撟魃弦嗖粺o特色，他們崇尚自然、平易、樸淡的風格，行文質實，不事雕琢，用語但俗，無所潤澤。由于稟賦不同，旨趣有所偏重，考亭學者的文風也難免存在差異。相對而言，黃鞣醇正。陳淳篤實，真德秀繼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風，魏了翁發揮了朱熹的卓犖之氣。

關鍵詞：南宋；朱熹；考亭學派；散文藝術

朱熹重視學術思想的傳授，一生四處建精舍、創書院，講學、刻書、立祠，廣收門徒。朱熹弟子中，蔡元定、蔡沈、黃棘、陳淳等人對其思想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其再傳或私淑弟子如真德秀與魏了翁等，對朱熹思想走向正統化居功至偉。元朝以降，程朱理學意識形態化，即使一些不仕者私奉其學，但其學派意義已基本消失。要對考亭學派的散文風格有所闡發，朱熹之外，當以黃口、陳淳、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為典范?！稇c元黨禁》淪朱熹一派文章為“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所謂“偏枯”，其實就是指他們的行文質實，不事雕琢；所謂“險怪”，亦即用語俚俗，無所潤澤，異于時文。朱熹一派，大多發揮了儒家平正質實的一面，文風之醇實毋庸置疑。不過，同以平淡、質實、醇和、中正為宗，同樣是闡發心性、討論性天，由于作者稟賦不同，旨趣有所偏重，文章的風格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一

黃榦少從朱熹，深受其倚重。后來，朱熹把女兒嫁給他，希望代為講習。朱熹臨終之時，還有以衣缽授之、薪火相傳之意。在朱熹諸弟子中，黃棘最能堅守師說，始終不貳，并把師道的傳承轉化為一種自覺的行動。黃棘之文，也頗為醇正，態度溫和，語氣平直，緩緩道來，毫無焦躁之氣，故紀昀等評論說：“其文章大致質直，不事雕飾，雖筆力未為挺拔，而氣體醇實，要不失為儒者之言?！?/p>

黃榦進一步強化了朱熹內省的傾向，把立德放在首要位置。他在《黃西坡文集序》一文中指出：“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彼鶎懙奈恼?，觸目盡是性理之辨、修身之說，書牘之文如此，序跋之文如此，連歷來頗具文學性的記體文字也無例外。如論《楊恭老敬義堂記》論“敬”、“義”對存養省察的必要性，《鄭次山怡閣記》論兄弟之誼的重要性，《家恭伯重齋記》論為學之要在用力于“《大學》之道”。至于學記、祠堂記、書院記更是教誨之詞連篇累牘。同為寫蓮，周敦頤的《愛蓮說》寫得風神卓越，情致盎然。黃榦之《郭圣予瑞蓮堂記》，直述其事，直陳其理，毫無婉曲，一覽無遺，了無情趣，與《愛蓮說》在藝術上的距離之大，自不可以道里計。其言時事，也少徑遂直陳，為文力求溫厚柔和，往往多方鋪墊，以轉引出所論之事。如其《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述浙西之民困苦之狀，以期待有司有所改正。但書信先顧左右而言它，未敢直陳。其后左轉右轉，牽引到所言之事，又輕輕一筆略過，隨即引經據典加以表白，惟恐直露疏狂。南宋文所受的“平弱”之譏，紀昀等所言“筆力未為挺拔”，都由此可見一斑。但黃榦深知“致知、主敬兩事，相為經緯”。他強調道德修養，也強調踐履，強調務實，在南宋諸儒中，又以政務著稱，并因此屢受排擠。作為實干家，黃榦所論多有的放矢，不為空言。其行文雖平直而不膚濫，雖略嫌板滯而不迂遠，雖多緩和之語，間或亦有憤激之時，如其《與李玨書》，連《宋史》本傳也以為其言激切。黃榦書信、題跋雖多平實，不露聲色，但不乏神采飛揚、豪氣干云之作，如《復李軍使書》稱頌對方“陳義慷慨，詞氣奮厲，如驚湍怒濤，洶涌奔放，不可涯涘”，其信亦仿佛之，顧盼自若，熠熠生輝。

二

陳淳是朱熹晚年的高足。朱熹晚年講學，多次寫信招致。陳淳一生致力于訓童與講學，偏居一隅，生活一直極為平淡，其主要精力都用于讀書思辨?！端问贰繁緜鞣Q他“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遍L期的訓蒙生涯和讀書生活。讓陳淳訓練出了極強的概括能力，他對“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頗為熟諳，既“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托圣門以自標榜”，所以亦“堅守師傅，不失尺寸”，在朱門中維護師道最為用心。其所著文章，大旨都在辨明儒釋之別，以針砭金華一派?！捌叫姆ㄖ疁Y源，字字究性學之蘊?！奔匆杂?、序而論，所作均為《貫齋記》、《仁智堂記》、《韶州州學師道堂記》之類，闡發圣教，從無旁逸斜出。

在文學思想上，陳淳也最為堅守理學家立場。他曾總結出讀書之法，其《北溪大全集·敘述》即認為“須字字句句曉其文義，然后通全章以會其旨歸文義。旨歸既通，然后吟哦諷誦以玩其底蘊。固不可只皮膚上淺淺獵涉，亦不可就字旁生枝節支離。但虛心玩味，浹洽日久，自然有得。”讀書要求循序漸進，作文也注重條貫通達，意思清楚明了。他以傳朱子之道、授儒家之業己任，為求隨事辨詰，毫發不遺，出語極其直白。如其《佛老》條分縷析，娓娓道來，不褊不躁，平白質實，使人讀之一目了然?！坝柾钡男牡?，使他認識到經書“字艱而文澀，非幼學之便”，他由此成功地編纂了兩部兒童讀物《啟蒙初誦》與《訓童雅言》。他也把這種淺顯直露的寫作習慣帶進書、序、記等諸文體當中。所以王環翁序其《北溪大全集》，認為陳淳所作，不僅是對孟子、程朱之道的承接，而且還是對其“矢口成言，下筆成書”寫作方式的發揚。王環翁反復強調：“讀先生之文，當如菽粟布帛，可以濟乎人之饑寒。茍律以古文馳驟，連篇累牘風形月狀。能切日用乎否?！奔o昀等^也說：“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詩其文皆如語錄。然淳于朱門弟子之中，最為篤實，故發為文章，亦多質樸真摯，無所眙怖?！请m矯枉過直之詞，要之儒家實有此一派，不能廢也?！?/p>

三

真德秀與魏了翁為朱熹之后南宋最為重要的理學大師。在學術思想上，二人“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不獨舉也”。在文學方面，兩人也對朱熹的文學觀念各有所承又相互補充。朱熹論文，既以平正為宗，又標舉奇偉；雖重道，亦不完全忽視古文藝術。故其文章，從容自適之中，不乏豪宕之氣。相對而言，真德秀更強調文章之用，更多地繼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風；魏了翁則更具原刨性，更多地發揮了朱熹的卓犖之氣。

真德秀自稱于朱學“私淑而有得”，主張“德行天與”、“窮理持敬”，鼓吹朱學，頗孚人望。他認為文章當“發揮義理，有補世教”。以此標準衡文，前代作家也只有董仲舒與韓愈能人其彀中，宋代歐、王、曾、蘇等人，也差可與董、韓相仿佛，卻不能與二程之文相提并論。因為他所欣賞的是嗚道之文而非文人之文。為此他編選《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并自述其選錄宗旨：“夫士之于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后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蔽恼卤痉莾H限于“窮理而致用”，“窮理而致用”也不妨為文章的重要功能。但真德秀強調文章之用，趨于極至，走向復古與保守，一切以古圣賢之作為標式。這無疑走向了重道輕文的極端，所以紀昀等也不得不委婉地批評他說：“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于天下歟?！?/p>

真德秀主張文章切于世用，自然還與他有能力將文章施于世教有關。宋史載“(真德秀)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彼馁Y歷、聲望與政績，使他能于時政多有所建言，所以在其諸文體中，影響最大、成就最為突出的，就是奏疏。據《宋史·儒林傳》說，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闭娴滦阒嗍瑁卜抢说锰撁?。如《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札一》，雖套用漢儒以災異刺時政的形式，但無漢儒之迂執，急言竭論，鋒芒所至，無所避諱。其《對越甲乙稿》中，確實有不少正心誠意等“高遠之論”，不過一旦涉及時事，無論言事變倚伏，言人心向背，言疆埸安危，言鄰寇動靜等，往往能指出問題結癥之所在，沉實穩健，論斷確鑿，頗具遠見卓識。所以魏了翁說：“大抵公前后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于敵情之真偽、強場之虛實，蓋出于素講夙定，非剽襲流聞之比。故自嘉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端平后，炳知蓍蔡之先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p>

真德秀其他文體，也大多能“辭平而理暢”。但序記、書跋之類，語辭平直則乏文采，言理過多則文氣弱。就選題而言，多為祠堂記、書院記、學田記、廳壁記之類，即使贈序，主旨也不離修養心性；就表述而言，其序、記之作，多敘述，多轉引，無所頓挫，而說理亦無所新人耳目，故不足于激發人心。真德秀之文，平直有余而無渾浩之氣，無雄奇之勢，無頓挫跌宕之美，故不為后人所賞識。有人將其與魏了翁同納入道學辭章派，似乎未為的論。比較而言，他的題跋文字，隨手寫來，不乏清新之作。其可愛之處，在于他未全力為之，不無游戲心態，故將他通常寫作一篇、一部的感受，寥寥數語引發，就嘎然而止，言有盡而意無窮。這便與他奏疏中言必意盡而后止、不敢自放于繩墨規矩之外的行文風格迥異，效果也自然不同。

四

魏了翁自稱與真德秀出處相似，志同氣合，海內寡二。不過魏了翁似乎更具有英豪之氣，這也就是《宋史·儒林傳》所說的“英悟絕出”。他也講“敷求碩儒”、“開闡正學”、“正心養心”等，但并不墨守朱學，認為“朱氏諸儒之學，縱某言之，亦不過巢說，未敢容易言之”。他還對程朱之學的庸俗化、功利化趨勢不無憂慮。他主張“參酌諸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這使魏了翁的思想相對更為開放，如全祖望所言：“兩家學術雖同出于考亨，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群書者；西山則依傍目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而已?！?/p>

鶴山的文學思想相應也更為通達。他也把文學的本質歸結為性、命、氣、道，把作家的道德涵養放在首位。同時，他又不將文辭與道德涵養判然分開，并不視文辭為無物，肯定優秀的文學家大都具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其作品都是他們情性的自然流溢。這就與作文害道論區別開來了。他稱贊韓愈“為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頌揚陶淵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疏。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余，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等，都可見出其基本的文學觀念。事實上，這也是南宋后期開始出現的義理與辭章相融合的思潮的反映。

魏了翁以古文家章法傳述道學家觀念的作品，主要為序記、題跋之類的作品。這些作品承接歐、蘇遺風，紆徐寬平，瀾翻不窮，反復以致其意，無毫發之遺，明白曉暢。如《雅州振文堂記》述雅安興學以得人文之正；《彭節齋記》敘彭君守節抗叛，誓死不渝；《眉州新開環湖記》贊臨邛政通人和、景美人怡；《眉州戴英堂記》頌眉州群英流芳后世等，無不究悉物情，優柔平易，曲折暢達，或清新俊逸有余味，或紆徐含蓄可深思。此外，他的不少奏議陳風俗之弊，論救世之術，明而不晦，達而不滯，醇厚雍容。四庫館臣所謂“其根柢極為深厚。故自中年后，篤志經術，造詣精粹，所作醇正有法，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絕無講學者空口板腐之病”，即針對這些作品而言。

但魏了翁散文的特色并不在于醇正有法。吳淵曾經說過：“公(魏了翁)文視西山而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蔽毫宋躺⑽呐c真德秀等諸多道學家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它的慷慨豪邁之氣。其序記、題跋之類，雖多平正，但亦有跌宕激昂者。李慈銘曾列舉《鶴山集》題跋四十五篇，認為它們“皆足以考證宋事，深裨史學。其文亦多慷慨激昂，往往引《詩》以詠嘆之，有周秦之遺風”。所謂“周秦遺風”，便是指行文有個性，有自家在內，而外溢為奇氣。這種豪氣并非完全由后天訓練而成，在某種程度上，與其稟賦不無關聯。四庫館臣早就指出：“了翁年十五時，為《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后來魏了翁對韓愈的尊崇，包括發揮韓愈韓愈“氣盛言宜”之說，宣揚如“辭雖末枝，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等，或多或少受到他早年稟賦的影響。魏了翁最有個性的文章，也多是滲透了其豪邁慷慨之氣的奏疏等。這些作品，雄肆博辯，奔放浩蕩，氣勢縱橫，不可羈勒。其早年對策，奇氣有所發泄，即被有司視為狂妄。嗣后他“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口，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故上書建言，無所回避，直述事情，言人所難，溢氣坌涌，又被劾為欺世盜名，朋邪謗國。他所遭受的種種打擊，實是其文發辭偏宕、義氣鼓蕩所致。如其《論士大夫風俗》針砭世態，淋漓盡致。至于論救國之術以講學固本為重，或不失道學家之迂闊，行文也是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動輒數千言，能將窮經之旨發于遒勁之辭，故紀昀等人目其為文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