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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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錢幣匱乏，對外貿易及大宗貿易中主要用金銀器皿和絲綢支付物價，同時也使用金銀錢幣。由于金銀錢幣和器皿及絲綢分割困難，不利于小宗貿易，因此從吐蕃占領敦煌到歸義軍時期結束，敦煌貿易市場一般使用實物支付物價。作為交換計算價格標準的等價物，系以麥為主，輔之以粟。

【關鍵詞】敦煌/市場/等價物/麥粟

【正文】

晚唐五代吐蕃、歸義軍統治下的敦煌市場由于政治和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響，中原地區的貨幣很難流入，唐代的錢幣不再使用，因此敦煌貿易市場錢幣匱乏。從敦煌文書反映的情況看，自吐蕃占領敦煌起直到歸義軍政權末期，不再有任何關于使用錢幣進行交換的記載。其次敦煌市場有白銀黃金流通，文書中有使用銀碗支付物價的記載，銀器成為晚唐五代敦煌市場上流通的一種特殊貨幣。但是銀器有其不可克服的弱點。銀器貴重，一般重六兩以上，按當時比價，一兩銀相當于三石麥（注：張亞萍、láng＠①閣：《唐五代敦煌的計量單位與價格換算》（《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據P.2583號文書推算出銀壹兩價值麥四石八斗。我們據P.2049所載得知銀壹兩價值麥叁碩，參拙稿《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故銀器不利于小宗貿易。而小宗貿易一般來說是市場交換的主體，雖然輔之以碎銀，仍然不能滿足需要，分割還是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為保障貿易順利進行，必須使用一種既方便分割又不損耗其價值的東西來代替錢幣。錢幣取消后敦煌貿易市場是以什么作為等價物進行交換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對敦煌貿易市場就無法深入研究。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這個問題還沒有進行任何研究。本文主要根據敦煌籍帳類文書所載在交換收支中的所用物，來探討晚唐五代敦煌市場中的等價物。

一、黃金白銀在晚唐五代敦煌市場流通

在敦煌貿易市場上，粟特等西域人充斥其中，西域地區的商品多見于敦煌市場。姜伯勤先生指出，粟特人的貿易路線是一條白銀之路（注：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第一節《薩珊波斯通往高昌的"白銀之路"》，第五章第二節《敦煌吐魯番的流通經濟與"白銀之路"上的粟特人》。）。晚唐五代敦煌商業貿易在唐代錢幣奇缺而不得不以實物代替的情況下，金銀等是否作為貨幣進入流通領域并在敦煌使用呢？

吐蕃及歸義軍統治下的敦煌寺院，黃金白銀使用很普遍。黃金白銀用于制作寺院的法器，像寺院的鍍金佛像、金銀泥書幡寫經、金銀器皿等。P.3432《龍興寺卿趙石老腳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養具并經目錄數點檢歷》記載吐蕃時龍興寺有數量眾多的鍍金和金銅佛像、菩薩像、黃金裝飾物品，又有陸兩金花銀盞壹、散金肆錢及"銀盞壹，拂臨樣"等。（注：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2-6頁。）盡管原卷后部殘缺，但這些足以表明龍興寺在吐蕃統治時期黃金、白銀使用普遍。除散金、金花銀盞外，其余都與流通領域無關；散金是否用于流通，亦無資料說明。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當時敦煌市場中有數量較多的黃金白銀流通，寺院才有可能得到數量可觀的黃金白銀。P.2706《年代不明某寺常住庫什物交割點檢歷》記載該寺有生銀、銀末、銀珠子、金餅子等。S.5897《子年領得常住什物歷》記載有銀釵子。銀末可能是做銀泥用的，銀珠當是做法器裝飾用的，銀釵子是施入物。在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寺院普遍收藏金銀，到歸義軍時期黃金白銀在寺院的作用更為普遍。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點檢歷》點檢物品中專門列具了金銀器皿一項，所列的器皿有柒兩拂臨銀盞子壹、弱金肆錢、貳拾肆兩銀香爐并銀師子、銀珠子貳拾陸。（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第9-13頁。以下所引敦煌文書不注明出處者，并見此書第二輯至第四輯。）從拂臨銀盞子看，有很多金銀器皿是從拂臨（東羅馬）等地傳入敦煌的，這顯然是粟特人商業活動的結果，說明歸義軍時期，敦煌的粟特人仍然是對外貿易的主體。這些銀器是以貨幣的性質還是以商品的性質進入敦煌，雖無法肯定，但其入藏寺院一定是商業交換所致在舍施活動中，官員和富商把金銀施入寺院較常見。P.2583《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記正月十五日吐蕃某官施物中有黃金五兩；二月五日尚乞心兒福田施僧拾伍兩金花銀盤子壹、拾兩銀瓶子壹；宰相上乞結羅福田施僧拾伍兩金花銀盤子壹、拾兩銀盤子壹、柒兩銀盤子壹，"三事準得麥陸拾馱"，即上乞結羅所施三件銀器共32兩值麥60馱。這表明銀器有可能作為硬通貨流通。又P.2567《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蓮臺寺諸家散施歷狀》記載散施物中有銀＠②子四、銀一兩三錢、十量金花銀瓶子一、八量銀胡祿帶一、銀火鐵一、又銀一錢半、金八薄、又金一錢、銀鞋帶一量等。這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市場有大量黃金白銀在流通。黃金白銀除作為器皿或裝飾品外還有一部分保持著原始狀態的散金碎銀。

歸義軍時期寺院使用的大部分金銀購買于市場，這可以從大量的收支帳中看出。P.2049《后唐長興二年(931)正月沙州凈土寺直歲愿達手下諸色入破歷算會稿》記載："麥叁碩，張兵馬使買銀壹量打wǎn＠③（碗）用。麥陸碩，張兵馬使買金水柒錢，渡（鍍）金剛頭冠用。麥叁碩，李員住買金壹錢付庫。麥兩碩叁斗，徐和員買金半錢，亦付東庫保達。""粟叁碩，張兵馬使買銀一量，打wǎn＠③（碗）用。粟肆碩，李員住買金一錢，付庫。"毋庸置疑，張兵馬使等人是從市場購買的金銀。這些流通于市場的金銀其作用是充當一般等價物，還是作為商品流通？從籍帳記載看，敦煌市場出現的是一逆反現象，即金銀充當商品，而真正的商品反而變為一般意義上的等價物。人們購買金銀不是作為貨幣以備使用，而是制作成各種器皿并加以保存，故本卷記載著敦煌還活躍著一個專門負責金銀器皿制作的行業（金銀行）及其下屬的一批工匠（金銀匠）的一些情況（注：參拙稿《唐五代敦煌手工業研究》，《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1期。晚唐五代敦煌手工業中有金銀匠都料及大批金銀匠，構成了敦煌金銀器皿制作行業。榆林窟第24窟有供養人題記"社長押衙知金銀都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郁遲寶令一心供養"。）。從市場上購買金銀制造器皿還見載于S.645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庫借貸油面物歷》："粟兩碩，于fàn＠④都料邊買銀用……酒壹甕，打銀wǎn＠③（碗）博仕（士）吃用。"P.2776《年代不明（十世紀）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面伍斗，看造銀wǎn＠⑤（碗）博士用。"S.6330《年代不明（十世紀）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記載："粟肆斗，與金銀匠李員住用。"為此敦煌專門設有金銀匠都料，管理該行工匠。從P.2641《丁未年都頭知宴設使宋國清等諸色破歷狀并判憑》記載歸義軍官府一次動用的工匠中就有金銀匠十人。S.1366《年代不明歸義軍衙內面油破歷》記載四月十一日衙內造腰帶金銀匠七人，工作十五日，支面兩碩壹斗。又于四月二十九日動用金銀匠五人造作三日。說明晚唐五代敦煌手工業中金銀器皿制造很興盛。為數甚多的金銀匠在都料的統官下，經?；顒釉诠俑?、寺院和民間制造金銀器皿，表明在當時市場上有很多金銀或者金銀器皿在流通。

敦煌高級僧侶或者出身富家的僧徒大量使用、保存金銀器皿在當時蔚然成風。P.3410《崇恩和尚析產遺囑》記載索崇恩和尚的財產中，就有伍兩金銀間腰帶壹、銀碗壹枚、拾伍兩銀碗壹枚等。上行下效，甚至一般僧徒也使用金銀器皿，佩金戴銀相沿成俗，嚴重影響到佛教教團的清規戒律，佛教教團不得不用明文加以限制。S.2575《后唐天成四年(929)三月六日應管內外都僧統置方等戒壇榜》曰："銀匙銀筋，輒不得將入……銀匙銀筋打碎，莫惜功夫。"榜文中這一限制規定表明在當時的僧徒中使用金銀器皿等奢侈品較普遍，情況十分嚴重。

敦煌文學文書中記載晚唐五代敦煌民間使用有大量金銀器皿，市場流通有金錢、銀錢。P.2058《兒郎偉》、P.2569《兒郎偉》、P.3270《兒郎偉》記載敦煌使用的器物有金盞、銀瓶、銀碗和純金作的幄帳，與其他文書記載相符。敦煌市場使用的金銀錢幣主要來源于回鶻和西域等地，與貿易、納貢關系密切。P.2569《兒郎偉》記載"焉祁送納金錢"。P.4011《兒郎偉》稱甘州回鶻"獻納金錢城川"。金銀錢幣在敦煌的使用情況亦有記載，P.3302《兒郎偉》記載長興二年都僧統于宕泉建窟，窟成之后，為慶窟上梁，"盡向空中亂撒，次有金錢銀錢"。P.3909《障車詞》有"金錢萬貫，綾羅數千"。金銀錢等硬通貨不但流通，而且數量不小。P.2612《兒郎偉》記載敦煌街南、街北市場貿易繁榮，商鋪林立，外商眾多。（注：以上所引敦煌文書中的《兒郎偉》，錄文參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岳麓書社1995年版，第943-976頁。）P.3718《梁幸德邈真贊并序》記載他出使西域："西城奉主，金盞親傳。"（注：拙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451頁。）金盞等當由西域傳入。金銀錢的流通使用與當時敦煌對外貿易關系密切，并主要使用于對外貿易中，故敦煌籍帳類文書不見金銀錢使用的記載。歸義軍官府中亦收藏銀器，時常用作賞賜和支付物價。P.3750《歸義軍時期某守官與瓜州家屬書》稱歸義軍恩賜諸物中有銀碗一枚。S.6010《歸義軍時期衙前第六隊轉帖》記載有："押衙王通信銀碗，兵馬使李海滿、宅官馬茍子銀碗。"歸義軍官府和官員收藏銀碗也有來自中原地區，P.3547《沙州上都進奏院上本使狀》記載唐朝賜給沙州賀正專使陰信均等的銀器有押衙三人銀碗各一口、軍將十三人銀屈厄各一枚，尚書答信物中有銀盞一具、銀蓋碗一具、判官三人都衙一人銀碗一口。此外，銀釵等裝飾品和器皿也很常見。

為什么晚唐五代敦煌人要打制保存那么多銀碗、銀盤子等器皿，是單純為了使用還是作為其他用途？從寺院所收藏的金銀器皿看，主要是銀碗（或金花銀碗）、銀盤子等，這使我們聯想到吐蕃時期敦煌富商粟特康秀華向張金炫所在的乾元寺施舍的物品中除胡粉、粟麥外還有銀盤子三枚三十五兩。（注：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入疏》。參拙稿《都教授張金炫和尚生平事跡考》，《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康秀華是經營胡粉生意的富商，胡粉價格昂貴，若換為糧食不便于保存，難以攜帶，我們推測銀盤子是康秀華用胡粉換來的，是流通中使用的硬通貨，故標明重量，便于計算。S.4215《庚子年（940或1000）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點檢歷》亦記載有白銀碗壹枚重捌兩半；P.3579《宋雍熙五年(988)十一月神沙鄉百姓吳保住牒》證實銀碗等是用作支付物價的等價物："牛價銀碗壹枚。"關于白銀用于支付物價充當貨幣還可以由下列文書證明。S.4525《付什物數目抄錄》記載："付白山銀＠⑥（碟）子壹雙、銀鋤壹雙、銀盆子壹、大銀wǎn＠③（碗）壹枚，盤盞壹副……付岳富定銀wǎn＠③（碗）四枚、孔員昌壹枚、米永興壹枚、張章兒壹枚、史殘友壹枚。"文中所載支付銀質器皿，其性質顯然是貨幣，不是作為一般意義上的器皿。表明銀碗是作為貨幣流通于敦煌等地的貿易市場中。金銀器皿用于支付物價，而且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西域，文書所載最小銀器也重六兩，按照時價，當在18石麥左右，相當于一頭牛的價格，故在敦煌籍帳中一般性支付物價，很少使用銀器。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雖然有散金碎銀流通，由P.2049、S.4642等號文書中的記載看，占不到整個支付物價的百分之一。

二、吐蕃統治下敦煌貿易市場支付物價的方式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貿易市場雖無錢幣、金銀等充當等價物的明確記載，但是交換卻表現得十分活躍。關于商品交換的一般原則以及市場貿易支付的方式，可以從敦煌籍帳類文書看出。P.2912《炫和尚貨賣胡粉歷》記載張金炫等出賣康秀華舍施的四十九兩半又一分胡粉時是用麥來計算其價值，但實際支付的不完全是麥，如宋友友妻半兩胡粉準麥兩石五斗，旁注"付粟稻收了"；賀進玉、fàn＠④什德買胡粉準價是麥，實際支付的是青麥；惠興、fàn＠④興國購買胡粉以麥計價，實際折為經價、畫幡價，另外還有折為chèn＠⑦價等。（注：參拙稿《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歷研究》，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208頁。）在殘存的61筆帳中無一例外?？梢哉f明在這次出賣胡粉的貿易活動中，麥是作為等價物的身份出現的，是出賣胡粉的計價標準。

以麥計價還可以由其他文書找到相應的例證。北圖咸字59號《寅年(822)fàn＠④英振承造佛堂契》記載慈燈雇fàn＠④英振于東河莊造佛堂一所斷作麥捌漢碩，"其麥平章日付布一匹，折麥肆碩貳斗，又折先負慈燈麥兩碩壹斗，余欠fàn＠④英振壹碩柒斗，畢功日分付"。議價當天訂的工價是麥，而實際支付的是布，也表明麥是當時支付物價時的主要計價標準。以麥計算工價而不支付麥，是因為當時敦煌用麥計價比較方便，已形成習慣，易于交換雙方接受。北圖鳥字84號《丑年至未年某寺得付麥油布歷》記載："丑年五月十五日杜都督當家書幡四十二□，每一□麥壹碩，準合麥肆拾貳碩。"（注：查原卷圖版，該卷右下角今已殘。錄文中"□每一□麥壹碩，準合"系據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下輯"書幡帳目"條補。）"寅年正月五日使車牛七日折麥叁碩伍斗；三月五日使牛具種兩日折麥一石；又布一匹，折麥肆碩二斗……九月十日wéi＠⑧課折麥壹碩肆斗，又使車牛兩日折麥一石，又wéi＠⑧課折麥一石……寅年三月廿日僧海印書幡十二口，每口麥壹碩二斗……靴一量折麥肆碩貳斗……又＠⑨一具折麥貳碩貳斗……卯年三月十日僧福漸書幡十二口，每口麥壹碩貳斗……索朝宰書行像麥叁拾碩，內領麥柒碩，八宗（綜）布二丈壹，花氈壹領折麥陸碩，又使牛具兩日折打祛（？）子一。""北蘭若杜家書佛堂領麥陸碩，高行真處得。"從以上記載看，吐蕃時期敦煌的工價、物價計算都是以麥為標準進行的，折算成麥子并不說明實際支付的一定是麥，像索朝宰書行像以麥計價而交付的有八綜布、花氈等。故支付的可以是麥，也可以是按麥與其他東西的比價關系而換算成所需要的東西。因此帳中所標示的準麥、折麥數，實際含義是用麥來折算工價或物價。S.2228《辰年巳年（九世紀前期）麥布酒付歷》記載："五月十四日于李日照家邊買小銀釵子一三（枚），其釵子折麥拾碩，并漢斗"，清楚地表明麥是用作支付物價的等價物。吐蕃統治時期，不但麥在支付物價時似乎具有等價物性質，而且粟同麥一樣可用于支付物價。記載最為突出的是S.6829《丙戌年(806)正月十一日已后緣修造破用斛斗布等歷》，帳中記載因修造買木、鐵及支付工價用的主要是麥和粟："（正月）十九日買張奉進木付麥肆碩。廿二日買康家木價付布肆匹；計壹佰柒拾陸尺折麥壹拾碩。又付粟叁碩。"麥在帳中僅作為木材價格折算標準，實際支付的是布和粟。"四月二日，出麥柒斗，付曹曇恩解木七日價。同日出麥貳斗，付索家兒充解木兩日價。又一日價麥壹斗。九日，出粟柒斗，付索鸞子充解木五日價。廿一日出粟柒斗，付彭庭賢雇車載城西木。""五月三日出粟壹碩肆斗，粟壹碩捌斗，付孟家木價。同日，出粟壹碩，與榮國造chuán＠⑩及毗離（篦籬）手功。九日出麥壹碩肆斗，粟叁斗伍勝，買鐵四斤打釘。同日付康太清粟叁碩，充先買材木價。六月二日出粟柒碩，付榮清等充仰泥手功。同日出粟叁碩，麥壹碩伍斗，與王庶子仰泥手功。""（九日）同日出粟貳碩，付康太清買柱子價。十二日出粟陸碩叁斗，還道萼等先修佛殿手功。廿一日出粟肆碩、麥壹碩伍斗，與王庶子仰泥手功。"從這數筆支付帳分析，粟和麥等都用作支付木材、鐵、手功（工）價，唯麥作為計價的等價物。我們從帳上表象看，似乎粟也是一種等價物，實際上從粟與麥比較來看，粟更偏重于以物易物而不是等價物，之所以用粟來支付，背后有麥與粟等其他東西的比價在里邊。

另外，吐蕃時期布絹等紡織品支付物價時似乎也具有等價物的性質。前引S.6829號文書中記載："二月十一日，付翟朝木價布壹匹肆拾伍尺。"七月八日"出布叁丈貳尺與法日赤白□。"八月二日"同日出布陸拾柒尺，付靈圖金光明充杜邕木價。"單從這些記載看，似乎布也是等價物。但是帳中最后一段文字無疑是對其作為等價物性質的否定："又布一丈一尺出賣，每尺伍升"。表明這11尺布以每尺0.5斗的價格出賣。北圖鳥字84號文書記載"張山海書幡價領得物七綜布壹匹，麥壹碩，油壹升"。書幡價實際支付的實物是麥、油、布三樣，只表明布與麥、油一樣都用于支付物價，至于是否具有等價物性質，還無法肯定。S.2228《辰年巳年（九世紀前期）麥布酒付歷》記載："布九匹，并付興胡胡充懸欠用。斷麥伍碩伍斗，至春還，其布納官用。又張老于尼邊買布一匹四十二尺，至折麥壹碩五斗兩家合買，其布納官用，各半……又于寺家取布兩匹，辰年十月折麥納官用。"取布而折麥，說明布的價格是以麥來折算。P.T.1261《吐蕃占領敦煌時期齋chèn＠⑦歷》記載幾筆帳亦表明布以麥計價："都計八十三人，絹布五十八尺，八十三人人支麥七升一寸。"58尺絹布折合麥平均每人得麥七升，其中每人余一寸未折算。"其道真齋chèn＠⑦布壹匹四十二尺，布二丈一，二石一斗，海凈，計麥四石六斗。"亦以布折算為麥。郝春文教授認為，作為等價物麥比布有更多的優點，就是分割為最小的單位也不會損失它自身的價值，而布則不然。（注：參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四）--為他人舉行法事活動之所得》，《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面在吐蕃時期也用于支付物價。S.3074《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某寺白面破歷》記載白面充修wéi＠⑧輪、博（？）羊皮等價。但未見有關以白面計算物價的記載。

由此可見：第一、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市場貿易支付方式普遍采取實物支付，表現為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在支付物價的實物中，以麥為主，還有粟、面、油、布、絹等。第二、在物價的折算方面，主要用麥為標準來計算各種物品的實際價格，不論當時支付物價種類多么豐富，但計算物價的標準基本劃一，說明麥是當時貿易市場中的等價物。第三、麥子用作等價物除了當時實際情況需要外，還有其自身的優點，即便于分割，適于小宗貿易。絹布和金銀雖有物輕價重便于攜帶的優點，但分割困難，不能適應小宗貿易。小宗貿易是市場貿易的主體，故吐蕃時期麥作為貿易市場的等價物在當時具有歷史必然性。轉三、歸義軍時期敦煌貿易市場中的等價物

歸義軍時期，敦煌貿易市場除仍流通著金銀之外，交換時所用的等價物與吐蕃時期一樣，以麥為主，輔之粟、布等物。歸義軍時期留下來的籍帳最多，一般來說，倉儲支出多為平常用度。若支出不用在市場交換，不應當是等價物。只有當麥、粟用在市場交換中并且用以支付物價折算價格時，才具備這一等價物性質。

歸義軍時期敦煌市場交換在支付物價時，粟麥并用。敦煌籍帳文書記載當時市場貿易用麥粟支付各種物價：S.4373《癸酉年（913或973）六月一日wéi＠⑧戶董流達園wéi＠⑧所用抄錄》記載用麥支付閘頭賽神買羊價；S.4899《戊寅年（918或978）諸色斛斗破歷》記載用粟買草柴檉等；P.4674《乙酉年（925或985）十月麥粟破用歷》記載用麥粟買燈心布、胡餅等。P.4907《庚寅年(930)九月十一日--辛卯年七月九日諸色斛斗支付歷》記載有還閻骨子舍價粟拾碩、fàn＠④都頭舍價粟壹車、曹達坦樹木價粟兩碩伍斗、丑撻都頭地價粟叁拾碩、買bì＠(11)籬粟拾壹碩等，故粟多用于市場交換中支付物價。S.5800《唐光化三年(900)正月一日已后講下破除數》亦記載用麥粟買紙、買絹、買墨等，是知粟與麥一樣，都用于支付物價。S.5927《戌年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記載："麥伍碩肆斗，看園人善奴價值用。""粟陸斗，買鹽用。"可知粟用于買鹽比麥用于支付工價，是更為直接的交換。P.2838《唐中和四年(884)正月上座比丘尼體圓等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記載支麥壹碩肆斗買wéi＠⑧老搗木、油壹斗打幡桿索價、麥叁斗粟肆斗劉再晟出糞價、麥兩碩粟捌斗煙火價三筆、麥貳拾肆碩粟陸碩肆斗修wéi＠⑧堰買枝刺、粟麥各肆碩陸斗買枝五車白刺二車，又用麥粟支付檉、大木等物價，是知歸義軍時期麥與粟同時用于支付工價、物價。同卷《唐光啟二年(886)安國寺上座勝凈等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記載用粟陸斗買飛橋木、麥五斗支出糞人工價。S.5050《年代不明（十世紀）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稿》記載用粟買金青、買紙、買油、買膠等，表明粟也用于支付各種物價。

除麥粟之外，其他糧食及糧食加工品也可在交換活動中用來支付手工價、物價。像麩就用于支付物價。S.5048《庚子年(940)麩破歷》記載二月九日以麩五碩還索僧政白刺價、三月十日麩兩碩伍斗還慕容使君檉價，似乎連麩也具有了貨幣的支付功能。以麩支付物價，雖然有兩筆帳記載，其他文書亦有零星記載，但這畢竟不是普遍現象，而屬于市場交換中的特例。值得注意的是，未見在任何情況下用麩來作為計價標準的記載。因此，單單以麩使用于交換支付物價，還不能確定它是否作為等價物，這種零星的交換只能看作是以物易物的交換。此外，麻、糜、豆、油、酒等都可用于支付物價。

歸義軍時期敦煌貿易市場交換活動中用于支付物價的除糧食及糧食加工品外，還有紡織品類如布、褐、絹等。S.4120《壬戌年-甲子年(962-964)布褐等破歷》記載："斜褐壹拾捌段于胡□衣買樓綾一匹，""斜褐兩段、細褐貳仗（丈）肆尺于甘州使面上買＠⑨用。土布壹匹于索盈達面上買檉壹車用。土布壹匹安憨兒舍價用。又土布壹匹亦安憨兒舍價用。昌褐壹疋與張宅官wéi＠⑧價用?！毑仲E仗（丈）陸尺，付安憨兒舍價用。""布壹匹于高押牙（衙）面［上］買檉用。布壹匹于畫師面上買銅lù＠(12)（？）。"褐與布一樣，在交換中被用于支付物價。P.3156《庚寅年（930或990）十月一日已后破xiè＠(13)數》記載xiè＠(13)布也用于支付物價："官家駱駝價粗xiè＠(13)一匹；東河北頭剝（？）價與孔目細xiè＠(13)一匹，粗xiè＠(13)一匹；帖綾價細xiè＠(13)三匹，粗xiè＠(13)六匹；肅州去（？）細xiè＠(13)六匹，粗xiè＠(13)十一匹。"這批xiè＠(13)布是住兒從西州販來，除用于支付物價外，又販往肅州。我們由P.2250、P.3156號文書所載支付情況得知，布一般用于大宗貿易支付物價，以整匹支付為主，這可能由于布的不可分割性所決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中用布、xiè＠(13)、絹等支付物價，亦見載于P.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沙州chèn＠⑦司教授福集等狀》，狀文記載chèn＠⑦司唱賣陰和尚、曹大王、梁馬步等衣物得布58502尺，用樓機贖鞍，用生絹付鞍價。P.3579《宋雍熙五年(988)十一月神沙鄉百姓吳保住牒》記載除糧食外亦用官布、斜褐支付物價。敦煌文書中保存了相當多的出使借貸絹、褐等契約，歸義軍時期使團帶有很強的商人色彩，所以借的生絹等物顯然是為貿易用的，每篇借貸文書都無一例外，所借數目為一整匹，出使回來后還本利。這都毫無疑問地說明，生絹在敦煌或其余各地充當等價物。由于生絹質輕價重，便于攜帶，有利于大宗貿易等特點，故一般使用于對外貿易中。S.4445《庚寅年(930)二月三日寺家漢不勿等貸褐歷》記載有："畫定興買油褐壹段，蘇家永富白鞋壹兩斷麥壹碩貳斗……索茍兒買油白褐壹段。"說明褐與麥一樣，也用于支付物價，并且褐的支付以段為單位，反映了褐在交換支付活動中的局限性。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敦煌貿易市場以麥、粟、豆及布、褐、絹、xiè＠(13)等支付物價的情況，在敦煌文書中有很多反映，有時單一支付，更多的時候是合并支付，合并支付具體表現有兩點：一是在一卷文書中以多種東西支付物價；二是在一筆帳中以兩種以上東西聯合支付物價。P.2032《后晉時代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己亥年西倉破"條下記載有支康都料造西倉檐手工價粟拾貳碩、支造鐘樓博士手工粟叁拾碩及蘇定子青價、院生手工、郭文進柴價等七項合計51.2碩。麥粟合并支付物價有三項：麥一石、粟兩碩五斗支王再盈梁子價，麥貳斗、粟貳斗付都師買炭用，麥肆碩柒斗、粟四石陸斗支陳留信鐵價；麥單純支付有福子珠價、都師炭價兩項2.4碩。布破中僅有一項用于支付物價："布壹匹，王博士邊買榆木用。"

由以上記載得知，在市場交換中支付物價表現得非常繁雜，總的來說主要有兩類東西最為常用：一是糧食，以麥為主，輔之粟、豆等，甚至糧食加工品面、麩、油、酒在特定情況下也用于支付物價；二是紡織品，以布為主，對外貿易以絹及貴重絲織品為主，輔之以xiè＠(13)、褐等。支付方式有單純支付，也有合并支付，貴于實用而輕于形式是其突出特點。

麥同粟、豆、油、酒、麩、布、褐、絹、xiè＠(13)相比較，用于支付物價更為普遍。P.6002《辰年某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牒》有用麥支付布、羅底、木條、柴、檉價的十余筆帳，而粟用于支付物價僅見一處。P.2049號記載用于支付物價的各種物品中以麥為主，其次是粟和布，與P.6002的記載基本相符。從這些記載看出，在晚唐五代商業交換支付活動中，麥比粟、布使用更為廣泛，更易為人接受。P.2040《后晉時期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記載支付物價共用麥39.7石，在粟破中用于市場交換的有買紙、買鐵、買瓜、買楂木、支手工價五項共用粟4.4碩。在油破中有史生買鐵支油五升一項。從以上P.2040號記載看，麥、粟、油、豆等糧油面都可以用于交換支付物價，其中用麥支付物價較其他糧食更為普遍。

無論支付形式多么雜，麥在支付中充當等價物的中心地位始終不變。P.3763《年代不明（十世紀中期）凈土寺入破歷算會稿》記載："麥五石二斗，欠在凈勝，折絹價用"，用麥折算絹價足見麥在敦煌當地貿易中地位之高。其次又以麥支付有程早回木價，王昌閏、張萬達、曹虞候生鐵價，龍家生鐵價，fàn＠④再勝梁子價，唐清奴、程富子、安谷穗、王骨兒bì＠(11)籬價等用麥共23.4石。粟破有買銅、買銅錄兩項6斗，又有"粟叁石欠在凈勝折絹價用"。凈勝可能是從事絹生意的商僧。從支付量來說，粟遠不及麥。P.4642《年代不明（十世紀）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用麥支付地價、買銀、買色、褐價、酒價；用粟買紙、稷價、褐價、色價；用麩買丹、買胡粉、買柴，用油買蔥、簇博士工值價等。雖然寺院支付物價時形式各異，但麥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對整個帳目進行綜合分析，雖然個別情況下豆、麩、粟在部分帳中支付物價量大于麥，但總體上麥仍然是支付的主體，特別是折算價格時以麥為主。S.286《年代不明（十世紀）某寺麥粟油黃麻入歷》記載："＠(14)（橛）一束wéi＠⑧戶石盈昌折債入，準麥粟七石。"是證麥為交換中的等價物。S.5039《年代不明（十世紀）諸色斛斗破用歷》記載："麥叁碩，于寺主教真褐袋一口折麥入□用。"表明麥是折算物價的等價物。粟不但支付物價，有時還用以折算物價。S.4649+S.4657《庚子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歷》記載："又粟壹碩伍斗，折氈價用。"粟用于計算物價，就具有了等價物的性質，但是文書中見載以粟計價非常少，說明它不是計價的主體。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以糧食計算物價的方式，在各種契約文書中亦有反映。P.3331《丙辰歲宋欺忠賣宅舍契》斷作舍價計斛斗陸拾捌碩肆斗，內麥粟各半。S.3877《乾寧四年張義全賣宅舍地基契》其舍"都斷作價值伍拾碩"。同卷《唐天復二年壬戌歲曹大行回換屋舍地基契》折價"斛斗玖石"，從罰麥兩馱看，折價斛斗亦應是麥。從歸義軍時期的地契記載看，用麥粟等計算價格并支付地價非常普遍。唐代敦煌郡（沙州）有公廨本錢出貸生利，到晚唐五代由于錢幣匱乏，市場貿易一般不用錢幣而改用糧食作為等價物，這個時期的公廨本錢改為公廨麥粟出便與人生利。P.3370《戊子年(928)六月五日某寺公廨麥粟出便與人抄錄》便物人有沙州赤心、洪潤、莫高、玉關、龍勒、平康等鄉百姓及當寺僧眾，麥粟生利為至秋百分之五十。這從側面說明晚唐五代敦煌不使用錢幣，貿易交換主要以糧食等實物作為等價物。

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以麥作為等價物，表現最為明顯的是P.3631《辛亥年(951)正月二十九日善恩愿通等柒人將物色折債抄錄》：

辛亥年正月廿九日，先把物團善因、愿通等柒人，欠常住斛斗，見將物色折倩（債）抄錄謹具如后：善因入褐布柒拾捌尺，準麥粟柒碩捌斗，折黃麻叁碩玖斗。愿通入褐布柒拾五尺，準麥粟捌碩，折黃麻肆碩。愿威入榆木兩根，準麥粟陸碩；入昌褐肆拾尺，準麥粟肆碩；木及褐價折黃麻伍碩。保瑞入昌褐叁丈貳尺，準麥粟叁碩貳斗，折黃麻壹碩陸斗。保端替老宿入白方氈壹領，準麥粟肆碩，折黃麻兩碩。又入人上典物銅鍋子壹口。上件物色等對眾僧分付，領入庫內。領褐布人王上座，后要破數。又六月九日，保遂入斜褐壹段，準麥粟（注：此行及此后四行下部有還物人名及畫押。不錄。）肆碩伍斗，折黃麻兩碩貳斗伍升。又紫綿綾衫表（？）壹領，準麥粟玖碩，折黃麻肆碩伍斗。又白羊毛氈壹領，折麥粟兩碩伍斗。故僧愿住入昌褐肆拾尺，折麥粟肆碩。又愿通入布叁丈捌尺，折麥粟叁碩捌斗，其布僧政貸還。善因入褐袋壹口，折麥粟肆碩。保端替故張老宿入布壹丈伍尺，折麥粟壹碩伍斗；又昌褐貳丈肆尺，折麥粟兩碩肆斗。其文書內物于李法律算時總入破了，更無理詞。其文書內黃麻及麥粟并入愿通交歷及李法律交歷。

善因、愿通欠常住物色主要是黃麻和麥、粟，還物有布、榆木、昌褐、毛、斜褐、衣物等。所還物與欠負物間的價格換算是以麥粟為標準進行的，先把所還物換算成麥粟，然后根據麥粟與所欠物黃麻的價格關系，再折合成黃麻數。由還物-麥粟-欠負物，麥粟起著所還物與黃麻間的等價物的作用。表明麥粟是交換中的等價物，起著計算物價的作用。

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使用黃金白銀比較普遍，有金錢、銀錢等硬通貨，更多的是各種金銀器皿，其中部分器皿都注明重量，顯然是為了交換計價方便，這些金銀器皿毫無疑問也作為硬通貨。在敦煌市場還有大量散金生銀、弱金碎銀出售，部分亦用作交換。金銀用作硬通貨有物輕價重、便于攜帶等優點，有利于大宗貿易和對外交換長途販賣，但是分割困難，不適宜小宗貿易。故敦煌籍帳類文書在記載一般性貿易時很少用金銀，只有在大宗貿易時偶爾用銀器支付物價。表明晚唐五代金銀作為硬通貨雖然流通于敦煌市場，并不處于整個市場交換的主導地位。

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貿易市場的交換方式與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一脈相承。從吐蕃統治敦煌開始，銅錢不再流通，支付物價方式復雜多樣，通過對吐蕃統治時期各種市場貿易文書進行綜合分析，支付物價雖然不一致，，有麥、粟、布、絹等，但計價折算時基本都用麥。這樣一來，就使原來非常復雜的市場貿易變得簡單明了、運轉暢通。歸義軍建立之后，雖然名義上成為唐朝的地方政權，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歸義軍政權孤懸在外，實際上是一個半獨立的政權，故唐朝及以后的中原政權的錢幣無法流通于敦煌。所以，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市場繼吐蕃之成規，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或采用以實物支付物價的交換形式。同吐蕃時期相比較，支付種類五花八門，凡屬糧食或糧食加工品都可以支付物價，其次紡織品如布、xiè＠(13)、褐等亦用作支付物價。雜亂無章，幾乎沒有什么成規。布帛分割困難，不利于交換，其缺點在河西地區早有認識。（注：《晉書·張軌傳》載："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我們通過對支付情況全面分析，可以看出，麥是支付物價的重點，部分文書還記載到麥是市場貿易時的計價標準。通過研究我們認為，歸義軍時期的等價物與吐蕃時期一樣，以麥為主，輔之以粟、布等。麥作為市場貿易的等價物雖然有便于分割等特點，但是質重價輕，不利于大宗貿易，故當時對外貿易多用絲織品、金銀錢幣和金銀器皿等。它們之間互相補充，共同促進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