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貢貿易管理論文

導語：明代朝貢貿易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永樂元年，明朝復置廣東、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時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為朝貢貿易的實際管理者。正統以后市舶宦官經常兼任或轉遷提督地方軍務、海道、鹽政、珠池等職，權勢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內官，市舶宦官暫時退出海外貿易管理?；鹿僦鲗зQ易管理，不僅構成明前期朝貢貿易管理的特色，而且體現了明朝宦官勢力發展的一般趨勢。

關鍵詞：明前期市舶宦官朝貢貿易

上世紀五十年代，史學大家李劍農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業關系，已呈變態”。具體表現在：以市舶附于貢舶，優于貢直而免市稅；有貢則許市，非貢則否；凡定期入貢，皆預給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憑公據，至明變為貢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盜劇烈，明初嚴禁人民下海販易，市舶司時置時廢，很不正常，等等。[1]以主管機構與官員而言，明前期朝貢貿易管理體制，也與前代大不一樣。永樂元年以后，命內臣提督廣東、浙江、福建三省市舶，在市舶司之上形成新的管理機構，取代了市舶司的職能，朝貢貿易管理體制為之改變?；鹿僦鲗зQ易管理，不僅構成明前期朝貢貿易管理的特色，而且體現了明朝宦官勢力發展的一般趨勢，值得深入研究。

一市舶宦官及提督衙門

明初，鑒于漢唐宦官亂政的教訓，朱元璋制定嚴格制度，限制宦官人數，防止宦官干政。明成祖以藩王身份篡奪政權，宦官起重要作用，因而永樂年間宦官受到重用，勢力不斷增長。陸容《菽園雜記》謂：“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盵2]《明史》稱：“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盵3]

宦官涉足對外關系與對外貿易始于永樂。明人王世貞說，永樂元年遣內官李興等敕勞暹羅國王昭祿群膺哆啰諦剌，并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此內臣奉使外夷之始也”。三年，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忝烈昭平牙為王，“此內臣封夷王之始也”；是年，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此內臣將兵之始也”。鄭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太監。[4]內臣自鄭和、王（振）、（劉）謹后，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盵5]

明前期的朝貢貿易管理，具體由市舶提舉司負責。明朝初年，依照宋元制度，在太倉黃渡設置市舶司，設提舉、副提舉、吏目等官員。洪武三年二月，因地近京師，罷之。洪武七年一月，依“太倉體制”設置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和廣東。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貢使入貢，復罷三市舶司。明成祖上臺后，銳意經營海外，于永樂元年復置廣東、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設官如洪武初制”，同時派遣內臣提督，派往廣東的提督市舶太監為齊喜。[6]

市舶司隸屬于粵、閩、浙三省布政司，屬地方行政系統，“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閑其出入而慎館谷之?！盵7]毫無疑問，市舶司是朝貢貿易的在地方的主管機構。然而，由于永樂朝派遣市舶中官，侵奪了市舶提舉司原有的職權，改變了明初貿易管理的體制。

永樂初派出市舶宦官，是為了加強朝廷對朝貢貿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宦官與三省鎮守、巡撫、三司等官，在市舶司之上構成朝貢貿易的多頭領導。正統十四年（1449），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稱：“廣東番夷往來，既有內使專統其事，又有鎮守、巡撫、三司等官，令其待宴足矣，乞免差京官遠行陪宴之禮?！睆闹?。[8]弘治十六年林玭《福建市舶提舉司記》謂：“永樂元年，始置市舶提舉司于泉，設官掌之，又主以中貴一人?！盵9]杭濟《提督福建市舶題名記》謂：

東南自浙江而閩廣為三省，其外大海多蠻夷，環水而島居者若干國，凌風駕濤，譯言贄貢，歲率以為常，故每省各該市舶司領之，又命中貴臣一人統其事，區劃周悉，蓋欲下通款附之誠，上以布我朝廷柔遠之意也。[10]

林文俊《送黃德恭赴廣東市舶提舉序》也說：

閩、浙、東廣近海之處，各立市舶府，領之以中官；而又有市舶司，分蒞其事。每番舶至，則先遣提舉閱實其貨，籍其入貢之數，有余乃聽貿易，而又為之平其物價，治其爭訟，蓋圣朝所以柔遠之意，固甚善也。[11]

市舶宦官以皇帝欽差常駐地方，來歷不凡，口銜天憲，權勢煊赫，特別是正統以后，宦官勢力膨脹，市舶宦官經常兼任或轉遷提督地方軍務、海道、鹽政、珠池等職，插手地方事務，凌駕于地方當局之上，在貿易管理中具有統領全局的權勢。

天順元年（1457），翰林院編修尹直奉旨到廣州祭南海神，兩廣地方長官陪祀，鎮守太監阮能居首，市舶太監杜喬居次，其后依次為副總兵翁信，巡按御史徐瑄，都指揮使胡英，左布政使韓陽等。[12]可見兩廣鎮守太監、廣東市舶太監地位高于兩廣地方長官。

市舶司在市舶中使領導下機構被架空，職權被剝奪，很自然的變成無所事事的清閑機構，這是古代市舶司制度的“變態”。張邦奇《西亭餞別詩序》指出：“其供應之節，控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儀，貢輸之數，主于中官；職提司者，不過檢視而已?！盵13]清人梁廷枏說：“自洪武迄嘉靖，置罷不常；又始置三司，后復罷浙江、福建，而專屬之廣東，大抵歸其權于中官，凌轢官吏，古人互市之法，蕩然盡矣?！盵14]

市舶中使多以太監充任，也有少監、監丞，并無定制。[15]（見附表）明制太監正四品，少監從四品，監丞從五品，[16]可見市舶宦官官位并不高，但能量很大，不容小覦。

市舶中官有獨立的衙門，名目有“市舶府”、“市舶公館”、“市舶中官衙門”、“提督市舶衙門”、“市舶中官公館”等，直屬內府，與地方不相屬。成化中，廣東布政使彭韶奏言：

廣東市舶提舉司衙門，先于永樂元年八月內該內官齊喜欽奉太宗皇帝圣旨設立，彼時僉民殷實戶四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腳夫并跟撥皂隸等項，又名不簿，內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7]

可見市舶中使衙門不僅自成體系，而且支配了貿易管理中的各項資源。下面是粵、閩、浙三省市舶宦官機構的基本情況。

（一）廣東市舶公館

廣東市舶公館，初設于城南江邊，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觀舊址。嘉靖《廣東通志》謂：“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諸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舶，設公館于城南水濱，改建于城西仙湖?！盵18]同書“公署”條謂：“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內宦。其館在郡西武安街宋轉運司舊址?！盵19]嘉靖《廣州志》亦云：“市舶公館，在郡西武安街南，永樂元年建”。[20]

嘉靖初，廣東市舶公館衙門有正廳五間，穿廊三穿，后廳五間，左右廂房二十二間，儀門廳三間，東西耳房二間，大門三間，比廣東市舶司衙門規模大。[21]

萬歷《廣東通志》謂藥洲“南有千秋寺，被有八賢堂。洪武三年劈寺址為按察司，觀址為市舶公館。”[22]此說有誤，洪武三年并無市舶宦官，何來“市舶公館”？不過藥洲倒與海外交通有關系。該地原為南漢宮苑，有文溪流過，潴水成湖。湖中有洲，為劉氏“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建有長春宮、三清殿；藥洲“積石如林”，形成花、石、湖、洲并勝景色；藥洲四周“環以犀橋”，以通宮城，北橋名“寶石橋”，南橋名“仙童橋”，為藥洲勝景。[23]宋代藥洲為轉運司地，后有蓮池，建有奉真觀。紹興六年（1136）十月戊午改奉真觀為來遠驛，以備招徠諸國貢使。

（二）福建提督市舶公署

據弘治《八閩通志》記述，福建提督市舶公署在布政司東南光澤坊內，舊織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東。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監太監韋查與織染局互易創建。[24]同書“織染局”條謂：“在府治西南地平寺東，舊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東南光澤坊內。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為織染局?！盵25]這里的地平寺，也就是法光寺。

光澤坊，一般認為在福州東街福建省立醫院內，因為道光時林楓《榕城考古略》提到：“鎮閩將軍署，舊染織局也。明成化間為市舶府，后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陳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屢增拓，規制益宏。國初為總督署，康熙十九年改為鎮閩將軍署”。民國《福建通志》亦從此說。該地為通往東城門的必經之地，故名東街。民國時鎮閩將軍署改為省立醫院。1966年以前，醫院內假山尚有督舶太監吟風弄月的詩刻一首，惜后來失落。不過，王鐵藩先生通過細致深入的研究，認為光澤坊不在福建省立醫院，而在今仙塔街街東，光澤坊宋為潤澤坊地。宋《三山志》所載之潤澤坊，五代為橫沖營地，內有義井，明改為光澤坊，明后期坊廢。[26]

此說還可以《閩都記》的記載為證。該書“光澤坊”條云：“閩橫沖營在焉，巷有二井，義井也；建坊潤澤，后更名光澤，井存，坊廢?！蓖瑫安煸骸睏l曰：“其地舊織染局也。國朝成化間改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陳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屢增拓，規制益宏?！盵27]

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又謂：“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監府于柏衙，市舶提舉司于澳橋，進貢廠、柔遠驛于河口?！边@里的“柏衙”，在光澤坊之南?！堕}都記》“柏衙前”條曰：“在察院之南。元行省郎中柏帖木爾居此，柏一門死事，宅廢已久，坊名尤存。國朝成化間侍郎黃堯存、尚書黃鎬二人故宅在焉，今俱易主?！笨梢姼＝ㄊ胁疤O府原與市舶提舉司相連。成化十六年市舶府與織染局交換衙署，司府才分開。

（三）浙江市舶府

浙江市舶府，在杭州城內，原為宋德壽宮后苑。宋德壽宮，在大內之北，史稱“氣象華勝”，內鑿大池，引西湖之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以擬飛來峰，建有聚遠樓，“凡禁籞周四”；分四地，東為香遠清深（梅臺竹堂），月臺、梅坡、松竹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樨）、芙蓉崗；南則載忻（大堂乃御宴處）、忻欣（古柏、湖石）、射廳、臨賦（荷花山子）、燦錦（金林檎）、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樨）、瀉碧（養金魚處）；西則冷泉（右梅）、丈杏館、靜藥（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澤華（羅亭）、旱舡俯翠（茅亭）、春桃、盤松。真是“亭榭之盛，御舟之華，則非民間可擬”。[28]明市舶太監以舊宮苑為官署，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5年度）、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04036092）。

[1]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7年，第160-173頁。

[2]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第41頁。

[3]《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傳》序。

[4]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一《中官考一》，萬歷四十二年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

[5]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二《中官考二》，萬歷四十二年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

[6]《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

[7]《明史》卷九十五《職官志》。

[8]《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五，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乙酉。

[9]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藝文”條，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10]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藝文”條，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11]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四，四庫全書本。

[12]尹直《御祭南海神文》，李福泰修、史澄纂：《番禺縣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同治十年刻本。

[13]張邦奇：《張文定甬川集》，《明經世文編》卷一百四十七。

[14]梁廷枏總纂，袁鐘仁校著：《粵海關志》卷七《設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頁。

[15]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16]《明史》卷七十四《職官志》。

[17]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議》，四庫全書本。

[18]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9]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0]黃佐：《廣州志》卷二十二《公署》，嘉靖殘本。

[21]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2]郭棐：《廣東通志》卷十四《郡縣志·廣州府》，萬歷三十年刊本。

[23]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四，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1977年。

[24]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5]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6]王鐵藩：《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70-75頁。

[27]王應山：《閩都記》卷三《郡城東南隅》，求放心齋道光辛卯年重刻。

[28]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南北內》，四庫全書本市舶宦官權勢膨脹

正統以后，宦官“干與外事”，在朝架空內閣，把持國柄，操縱廠衛，提督京營，如邊方鎮守、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宦官權力體系。武宗繼位，劉瑾擅權，打擊異己，朝政敗壞，史載：“瑾逐去不附己者，矯旨許進、馬文升、劉大夏、趙事賢、張津奸邪朋黨，為民?！盵1]宦官還控制廠衛，開張皇店，監督征稅等。

市舶宦官在這一時期權勢大為擴張。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鎮守太監，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職，權勢更加顯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監董讓遷江西鎮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監尚春升御馬監太監、福建鎮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監趙誠升福建鎮守，都是很有勢力的人物。

成化間，浙江市舶太監林槐獲得提督海道的權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監賴恩，“比例乞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盵2]雖然兵部和都給事中鄭自璧皆上言反對，但有旨許之。

成化十一年，韋眷為廣東市舶太監，兼“采造進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監；[3]二十三年（1487），韋眷插手鹽政，奏請征廣州東莞西湖等村各埠場魚鹽之稅，“以備入貢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韋眷以內官監太監兼任兩廣鎮守太監，[5]成為集多種權力于一身的兩廣頭號實權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韋眷操控對外貿易二十年，胡作非為，臭名昭著，是成弘間權勢最大、為禍最烈的市舶太監。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還形成總鎮太監管帶市舶太監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廣東巡撫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歸并總鎮太監帶管，似亦相應，但兩廣事情與他省不同，總鎮太監駐扎梧州，若番舶到時，前詣廣東省城，或久妨機務，所過地方，且多煩擾，引惹番商，因而轍至軍門，不無有失大體。故臣愚以為不如令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6]

這段史料說明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宦官兼職情況有所不同。浙、閩市舶宦官往往由總鎮太監管帶，廣東則委派專官，原因是兩廣總鎮太監與兩廣總督駐梧州，市舶太監則駐廣州，兩地距離太遠，不能相兼。

正統以后，貢舶貿易日趨蕭條，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監無事可管，正如廣東巡撫林富疏言：“先年番舶雖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貢，則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監徒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7]相反，屬于非法的商舶貿易日趨興旺。兩廣當局面對緊迫的財政形勢，默許商舶貿易發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開始確立“收稅則例”，開征市舶之稅。正德四年，都御史陳金等提請對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戶部同意，“將貴細解京，粗重變賣，留備軍餉?！闭率杲禐槭种?。抽分制公開確立，成為“廣中事例”的核心內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圖，引起市舶太監的垂涎，廣東當局與市舶宦官的權利之爭隨之展開。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監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諸國商舶抽分，結果為禮部所劾，斥其“妄攬事權”，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監畢真援引所謂“熊宣舊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務要求：

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書所載，例不當預。奏入，詔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太監也，常以不預滿剌加等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謬以為例云。[10]

這次爭議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點在于商舶貿易稅收?；鹿俜矫嬲J為商舶抽分不宜由鎮巡三司兼管，而應由市舶太監專理；禮部以貢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貢舶屬太監，商舶歸地方，對商舶抽分市舶太監“例不當預”。當時劉瑾掌權，在他活動與支持下，武宗批準了畢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勝利。

[1]郭棐：《廣東通志》卷三十八《郡縣志·惠州府》，萬歷三十年刊本。

[2]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五《中官考》，萬歷四十二年刻本，四庫禁毀書叢刊。

[3]《明憲宗實錄》卷一百九十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阮元：《廣東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方向傳》，道光二年刊本。

[4]《明憲宗實錄》卷二百八十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亥。

[5]應槚輯、劉堯誨重修：《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一《歷官·總鎮》，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七《秩官上》，嘉靖十四年刊本。

[6]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7]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拙作：《明中期海外貿易的轉型與“廣中事例”的誕生》，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0年，第189-199頁。

[9]《明武宗實錄》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

[10]《明憲宗實錄》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

[11]《明武宗實錄》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三裁撤市舶宦官

宦官勢力的高漲引起朝野的抗爭，統治集團從王朝統治、維護集團利益出發，在力量制衡上做了一些補救，壓制宦官勢力過度膨脹。如仁宗時內官馬騏矯旨諭翰林院書敕，付騏復往交阯閘辦金銀珠香。本院官復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為言再往當有利于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蹦酥?。[1]

宣德年間，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往廣東等處公干，以采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宣宗命凌遲琦，斬巨隊等十人，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官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升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為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寘極刑?！盵2]

一些正直不阿的地方官員，也懲辦了一些不法宦官。成化、弘治間，廣東市舶宦官韋眷等，先后受到廣東布政使陳選、彭韶、番禺縣知縣高瑤等抵制，威勢少殺。成化間，姜昂知寧波府，“中官以市舶至，怙勢張甚，公與之抗，其人反愧服焉?！盵3]正德六年，張津知寧波府事，時市舶太監“怙勢不檢，公以法繩之。”[4]

世宗即位后，鑒于正德間宦官擅權干政之禍，“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5]宦官囂張氣焰大為收斂。嘉靖八年（1529），用輔臣張孚敬及兵部胡世寧言，革各邊各省鎮守中官。[6]同年，廣東巡撫都御史林富疏請裁撤廣東市舶、珠池內官，理由可以歸納為四條：

（一）市舶太監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各50名，徭役供應之費不少。

（二）多年來貢舶罕至，市舶太監無所事事。

（三）當時浙江、福建貢舶事務俱委總鎮太監兼領，廣東因省情不同，總鎮、市舶太監互不相兼；總鎮太監駐廣西梧州，市舶太監駐廣東廣州；梧州離海遠，如果總鎮太監兼管市舶，往來不便，且易興釁端，故粵省不宜仿照浙閩，應將市舶事務委巡視海道副使兼管。

（四）裁撤廣東市舶內官還有一大好處，即省內臣之費，“不啻齊民數十家之產，而地方受惠，邊檄獲安矣?！盵7]

嘉靖九年以后，陸續裁撤派往各地的宦官，包括市舶宦官。該年以云南巡撫毛鳳韶言革鎮守太監。[8]十年，正式革去廣東市舶太監，巡按御史吳麟采納布政司參議王洙的建議，將市舶中官公館改為嶺南道公署。[9]十一年，保定巡撫林有孚疏方鎮守內臣之害，兵部尚書李承勛覆議，大學士張孚敬力持之，“遂革鎮守，并市舶、守珠池內官，皆革之”，一時皆稱快。[10]

此后，“終四十余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11]中官既罷，市舶管理權盡歸地方，形成以海道副使為主導，市舶司、府縣分權管理、互相監督的新體制。萬歷中礦監稅使復出，市舶制度又為之一變，此是后話。[12]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1]余繼登撰、顧思點校：《典故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第143頁。

[2]余繼登撰、顧思點校：《典故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第176-177頁。

[3]徐兆昺著、桂心儀等點注：《四明談助》卷十《北城諸跡二下·明賢牧》，寧波出版社，2003年。

[4]徐兆昺著、桂心儀等點注：《四明談助》卷十《北城諸跡二下·明賢牧》，寧波出版社，2003年。

[5]《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傳》。

[6]朱東觀輯：《奏疏》卷三，四庫禁毀書叢刊。

[7]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余繼登撰、顧思點校：《典故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第308頁。

[9]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0]《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張二果、曾起莘：《東莞縣志》卷二《事記》（崇禎刊本）作嘉靖十年五月。

[11]《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傳》。

[12]參見拙作：《明中期海外貿易的轉型與“廣中事例”的誕生》，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0年，第189-1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