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率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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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陳支平教授曾在不少場合感嘆：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以農立國的國家，以至于今，“歷史學界居然越來越少有學者對地主——農民這一最基本的問題有興趣！”《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這本小書里說的是擬解租佃關系的核心——“地租剝削率”的問題。

說起租佃關系，不免要連帶引出許許多多的相關問題，使人目眩，我們不妨從一個簡單的角度入手。

農民起義和農民斗爭，過去有一段時間曾經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可惜的是，農民大起義很少觸及地租問題，“”時期有一本小冊子《罪惡累累的孔府》，卻與眾不同，談到了農民的抗租斗爭：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縣佃戶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戶，開會決議“共同一局，搶劫官場”，把被孔府霸占的勞動果實，全部收回，絕不留下一顆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來了爪牙進屯分谷。沒料到，各村一致行動，將谷子全部運回自家場內。爪牙們氣急敗壞、聲嘶力竭地阻擋。佃戶們擺好陣勢，圍住他們，有力地警告說：“絕不分給一柴一粒！”

由于這場大規模的有組織斗爭的勝利，佃戶們認識了自己的力量，此后這里的抗租斗爭更是不斷發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領導過抗租的老將陳榮，又串聯二十多戶佃戶，在一個夜晚把地里的麥子，全部收回農民家里；他們把反對孔府的斗爭傳統，親手傳給了新的一代?！?/p>

文章中的幾個小標題分別叫作“組織起來，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集體齊退佃，餓死寄生蟲”（山東大學歷史系、曲阜師范學院歷史系調查組編寫，《學點歷史》叢書，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這樣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見，語句也十分典型。但問題也出來了，農民的斗爭，既然是這樣成功，他的成效表現在哪里？顯然，農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結果，在這里被割裂了。

如果說反抗的結果，我想，首先就表現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時間里，有不少前輩學者利用各地發現的地主家的收租簿，做了地租“實收率”的研究。他們發現，清代以來，地主實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在下降，總括起來，大約下降了二十多個百分點（其中也包括山東孔府，它在十八世紀下降了一半）。同時，契約上的規定租額也有相應的下調而不是上升（詳見第二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在租佃關系研究中，有幾個問題，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都是研究的重點。有的已獲得了一些進展，有的則成為了“老大難”，其中最難解的就是這個地租率問題了（詳見第一章）。

過去許多學者都曾試圖解開這一問題。他們找到了許多地租契約，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規定的?？墒菂s忽略了，所謂“規定”并不等于它的“實施”，所以，千件萬件地讀下來，在那些幾乎千篇一律的契約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無法突破。

關注到地租“實收率”，是改變研究狀況的一個關鍵。但可惜的是，地租實收率的研究卻沒有與租佃關系聯系起來，而是把它歸結為糧食畝產量的下降。這在一時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并在學術界引起了好一場爭論。如果清代農業生產能力有著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那又如何解釋清代中國人口巨大增加？清代糧食畝產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會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兩可之間。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個略有升降（產量），一個是超過二十個百分點的下滑（地租），這兩條曲線怎么能“合”得起來（詳見第三章）？

如果我們承認，地租量的下降與農業生產能力的升降沒有什么關聯，只是由于地主、佃戶兩者之間的關系，那么，農民是怎樣使地租量下降的？本書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回答這一問題（詳見第四章）。

不過，如果了解到：過去農民給地主交租的“實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別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隨意“增租奪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討不了好去，……面對這些新的素材，對舊社會的租佃關系如何理解？

其實，這些事在過去都不是什么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員衛廷璞奏：“邇來人情驕恣，即豐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忌L粵東，由江南知縣行取到部，所見大率如此?！?/p>

秦蕙田在一篇經筵講義中說：業佃之間“始也患業戶之侵凌，今則憂佃戶之抗欠。蓋業戶中，其田連阡陌者百無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強佃抗欠，有吞聲飲氣無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親見”。

應當看到，影響到地租增減的，并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裝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農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遲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義先生將其歸納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借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軟磨”，即拖延償租日期，到時不了了之。佃戶常常不肯繳足，這就是“硬交不讓”之定額租制下的常情，趙岡先生也說，可見地主對佃戶并無絕對優勢，無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開列名冊，并無實力去處分刁佃。

據一些學者看來，在定額租下，農民比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為了保證剝削收入，對佃戶生產活動的各個環節，都要親自監督，直接干預。特別是到開鐮收割之時，地主或人還要親臨現場“臨田監收”，似乎就無法“作弊”了。但在實際上，這一制度是否更為“有效”，恰面臨了如下的一些問題：

首先，臨田監收麻煩多、代價高、矛盾大。它固然可以起到一種保證作用，但同時也增大了與農民面對面直接摩擦的機會。因此分成租中已有許多并不臨田監分，而是由佃農自行收割。特別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租制之下，農民仍有辦法偷割私分（今天的話叫“瞞產私分”）。如莊稼熟后，“先自赴田割稻一擔充饑”，“先把好麥割了一半”，“私將谷子割了幾把”等等，說的都是這種情況。

因此，把歷史上抗租斗爭的發展歸之于實物定額租的普遍推行，或以為在分益租制為主流的時代，抗租欠租的事情很少發生，恐怕未必正確，甚至可能是倒因為果了。轉在這中間，我們還不難發現在農民心里存在著一種“抗欠有理論”，在他們心里，地租似乎就是不應或不必全交的，多少有一些積欠，倒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許多時候（如因災歉收，或青黃不接及農民家庭困難時），田主的“逼討”，往往被視為“為富不仁”。

此外，農民還可以恃強，罷種、逃租、轉佃，交“濕谷”、“癟谷”，或使用“壓產”等方法，來對付田主。

讀者也許會問，對這樣的農民，地主不會把他趕走——“奪佃”么？

但是佃戶的田是否就那么容易退掉？他們又能否輕易就范？退田以后又有何處可去？……這些都是在事實上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因此，業主要求退佃通常須有“正當的”理由（例如“自種”），不許“無故退佃”；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田也不是那么好退的，佃戶也總有他的許多理由和許多的“反措施”。據史書記載，佃戶“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錢，便稱奪佃奪命”，以致“業主雖有田產名，而租戶反有操縱之實，甚至拖欠累累，連年不結”，甚至出現了“久佃成業”的說法。

即使一個田主達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樣呢？“懲戒”前一佃戶的目的也許達到了，但對新來的佃戶來說，其行為很可能一如舊慣，如史書記載，“無論荒歉，總歸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輒”；“曾不數年，而新佃之抗欠視舊佃為更甚”。

還有一種說法：凡佃戶租種田畝，先給田主保租銀子（押租錢）；“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這樣就可以對付佃農的欠租了。但實際上，佃戶“既將攬佃銀兩抵還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沒得扣抵了”。所以趙岡先生說：地主往往沒有辦法強制執行租約，甚至連退佃都辦不到。

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里也講到，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說：逐出佃戶的實際困難在于尋找一個合適的替換者。因此，抱著將來收回租子的希望，寬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難道不能去打官司？”——這是讀者會進一步提出的問題。

研究農民抗租，當然要涉及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問題。遺憾的是，歷史上政府有關主佃關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個薄弱點，并沒有受到適當的重視。

就說打官司吧，與一般認為“官府受理詞訟必然偏袒某方”的認識相反，過去處理主佃間的糾紛，并不是政府的責任。這種狀況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變，當時鑒于“田主苛虐佃戶”，制訂了一個條例，同時考慮到另一方面的情況，加上了“佃戶欺慢田主之例”。其主要內容，是規定佃戶欠租，業主不得擅自責罰；另一方面，佃戶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則官府皆可出面追究。從《清實錄》所載的為數有限的幾個案例來看，它主要是懲治了官紳地主。

據史書所說，業戶之中，“其田連阡陌者百無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強佃抗欠，有忍氣吞聲無可如何者”；“情極送官，未嘗不追，然皆有名無實。況田主一經涉訟，未免有守候之盤費與往返之耽延，計所欠之租，即使如數追還，尚然得不償失，況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還乎？”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業富佃貧，量追了事，究之應得之租十無一二”。地方官府的傳統職責，一向不過是“征糧”、“聽訟”，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規定無異給地方官員平白增添了許多負擔，而與他們應負的主要職責沒有多大關系，以故“告追每置不問”，仍如舊慣；若遇佃戶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顧，曰：吾但能催賦，豈能復催租”，仍被置于一個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實行的效果如何，畢竟還要看各級政府對待增租、奪佃以及一般租欠等問題的具體態度。它正是政府處理主佃關系時會遇到的主要問題。

增租，在這一問題上，清政府的態度通常并不準許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隸總督孫嘉淦說：若業戶添租，“租銀既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對加重租息。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雜租及大斗苛求。對于田主向佃戶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準的。

政府的這種態度，在對旗地的有關處理中表述得最為清楚。為此曾幾次議定“禁止增租奪佃”。

清代還屢次蠲免田賦，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數免征佃戶田租。到乾隆年間，竟超出了蠲免的范圍，而提倡一般性的減收田租（議者的批評也多集中于指責清政府沒能強迫地主減租）。

清政府為何不許隨意加租？在昭梿一案中，有一條上諭明確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賦”之則，一般地主業戶豈可隨意增收地租？！這也許是一條很有分量的說明吧（詳見第五章）。

還有學者提出，從租佃契約內容來看，無非是規定佃戶交租必須如額交足，“而沒有任何限制地主保護佃戶佃耕權的規定”；是“容許地主單方面恣意妄為的‘契約’”；“完全體現了地主的旨意”，——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農民的抗欠行為，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歷史上，大量的現象是，田主（以及債主）一方的這種“權益”很難（完全）保障，它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事實，所以需要在契約中反復強調（反復申述也表明了其議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從現代契約的簽訂中了解這一類租約的當與不當（如你自己把成千上萬元錢付給對方后，在合約上應寫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說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為回答這一問題，還有許多事情應該交代。就拿通常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來說，其實它是指土地的“主產物”（或“正產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產出的。也就是說，過去和現在計算畝產量的方法很不一樣。如果算入后者（最明顯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過去都不計租的），則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實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樣子，這樣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結果：40％×75％＝30％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會有百分之五十呢！

這個結論，是不是會與以下說法——如人口增加導致競爭激烈、剝削強化說，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說——發生矛盾呢？

張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農理論》里說：隨著某一地主土地由個別佃戶向著更多的佃戶出租，地租率將會下降，而總產出卻可能上升。如果在這句話前邊加上“隨著人口的逐漸增加”，后邊所發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國的歷史事實嗎？這也許就可以回答那些勞動過密，以及過密只會使佃農更為不利的觀點了。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現象的達成，究竟是由于農民的“斗爭”，還是地主的“讓”（情讓、忍讓），即中國傳統儒家理念作用的結果？為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與會學者（農村所、經濟所、社會學所、北大、清華等）曾為此發生了有趣的爭論。

我在調查中也遇到過訪談者（業主）說，無論豐歉，租子是絕不會收足，總歸是要減的。為什么呢？是因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戶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絕。費孝通先生也曾寫道：佃戶可能很窮，一開口就要求免租或減租，地主則會因人道主義教育的影響，而不愿意勒索佃戶。

那么，究竟是應把它稱為“階級斗爭”呢，還是某種“情讓”（或所謂“道義經濟”）的結果？抑或是市場上“交易雙方的一種日常性調試”？——對此人們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也很難給出一個斷然的回答（詳見第六章，全書共六章）。我則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關心這一問題，和參加到討論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