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我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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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社會的全貌，較為復雜，但就主導趨勢而言，我認為并不是在走下坡路或處于停滯僵化狀態，而是我國封建社會繼續發展的時期。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還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茲臚舉幾項標志性特征，稍加申說。

首先，地主階級繼續更新，品官地主代替了門閥地主。

在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是剝削、統治階級，它的狀況與作用如何，直接影響著這一時期的社會面貌。特別是地主階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階層，作用尤關緊要。因為在中國，皇帝及其家庭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固然是最高等級的地主。不過在皇權以下，還有一個最有勢力，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最能施加影響的地主等級。這一等級，在不同的歷史朝代是不相同的，它們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戰爭的掃蕩以及地主階級內部權力的再分配而有所更迭。所謂地主階級內部的更新，也主要是指這一等級。譬如，秦漢時期是世家地主，魏晉以后是門閥地主。自唐中葉起，新舊門閥勢力又開始削弱，至宋代則有品官地主的完全興起。何謂品官地主？它的特征是什么？白壽彝同志說：“品官，是因為他們的官階有一品至九品的區別而得名。品官地主，宋代又稱官戶。他們占有的土地，因官階的高下，被規定為五十頃至五頃。在限定范圍內的土地占有，可以不承擔田稅和差役?！盵①]雖然，品官地主和門閥地主一樣，也有政治身份和特權，也兼并土地。但二者間存在著重大差別。品官地主沒有門閥地主那種世襲特權，他們的土地來源不是像門閥地主那樣領受永業田或職分田，而主要是靠自己購買而得（當然也不排除侵占）。品官地主的主要來源不是靠世襲而是靠科舉。大凡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不拘門第、鄉里，若科考試中，便可獲得不同品級的官職，參與掌管各級政府的政治、軍事、財政事務。就竭力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而言，這個等級的地主和其他地主完全一致，而且其中不乏衣冠禽獸、虐政害民之徒。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從宋代品官地主中涌現出一批又一批人，他們博學多識，通達干練，對社會現實有較切身的認識，富有變革和創造精神，要求在施政中照顧更多等級人的利益，以從根本上維持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因此，他們往往和只顧私家或地方利益的形勢戶、豪強、富商發生劇烈地沖突，對推動歷史前進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譬如，秉公執法、蔑視權貴的包拯，提倡改革、善于理財的范仲淹、王安石，進行深沉之思、獨樹一幟的朱熹、陳亮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品官地主的出現，無異給地主階級的最高等級注入了新的血液，是地主階級內部進行新陳代謝、仍具有相當生命力的表現。隋唐時期的門閥地主，曾有其產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有某種積極作用，后來才轉為腐巧?，F在，宋代的品官地主又開始了同樣的歷程，它促使社會呈現新的活力而不是停滯或衰落。

其次，農民的身份地位有所變化，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在封建社會里，農民階級是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而這種創造力的大小，往往與他們所受的封建束縛程度成反比。那么，唐宋時期的農民身份是朝著哪種方向變化呢？在門閥制度下，地主階級按等級世襲占田，廣大無地農民做為部曲、徒附，人身受到莊園農奴主的支配，戶籍亦注在主人名下，封建束縛是相當嚴重的。但到了宋代，情況有了較大變化。地主階級主要靠購買占有土地，佃戶做為客戶編入戶籍，比蔭附農民的社會地位有了提高。特別是客戶不再被永遠地束縛在農奴主的土地上，有了退佃的遷移的自由。如今人經常引用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詔云：“舊條：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別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年］收田畢日，商量去處，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欄［？］理欄占，許經縣論詳?！盵②]從中可以看出，宋代佃戶起移，至少在部分地區，早已發生了。原規定是要取得主人發給的憑證方能他往，結果是常常受到刁難?，F在則進一步明確申令，只要每年收獲甫畢，客戶便可起移，毋庸取得主人憑由。如果主人再行攔阻，政府將對其論處。這道詔令非常重要，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農民身份史上劃時代的文獻。當然，它在全國的實施還有一個過程，而且佃農對封建國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還存在，除向地主交租外，還要負擔丁錢和徭役，所受的剝削仍很苛重。但無論如何，與前代相比，農民身上的封建束縛確有削弱，勞動積極性有了提高，這是宋代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繁榮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大大超過了唐代。

宋代疆域不如唐代廣袤，經濟卻保持全面、持續地發展。北宋時最高墾田數為五百二十四萬余頃（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超過了唐代。宋代糧食畝產量一般在二石以上，在唐代這要算高產標準了；兩浙地區，畝產更有高達六、七石的。著名的占城稻在北宋時期傳入我國，南宋時江南各地已普遍種植，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因而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諺。南北谷物品種，實現了空前的大交流。茶、甘蔗種植面積擴大，棉花的種植由閩粵延展到江南廣大地區，棉織品日漸成為普通人的衣被原料。對農業生產至關重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大量興修，“在宋代，至少有496項水利工程收到了效果，而唐代只有91項?！盵③]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大大超過了北方，長江中下游成為了全國最富庶的地區。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繁榮區自五代開始向江南擴展，唐代江南經濟的重要性日益顯著，迄于宋代則完成了經濟重心由北而南的大轉移，這就奠定以后數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格局。除了農業以外，我們不妨再看看幾種主要礦冶產品的最高年課額，它也是極能說明問題的：鐵——唐代為二百零七萬斤，宋為八百二十四萬斤；銅——唐代為六十五萬五千斤，宋為一千六百六十萬斤；銀——唐為一萬五千兩，宋為八十八萬三千兩；錫——唐為五萬斤，宋為二百三十三萬斤；鉛——唐為十一萬四千斤，宋為二百零九萬斤。[④]我們至今所常用的兩種能源：煤——在當時已大量開采，并且已成了北方民間的主要燃料；石油——已經運用到軍事和醫藥上。此外如城市的繁榮和商業的發達，更為人們所熟知。據費維愷等人研究，我國宋代城居人口比例，較清代還要高，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⑤]。在手工業方面，造船、制瓷不用說了，與科學文化有密切關系的造紙與雕版印刷業，在質和量方面都有很大發展，全國形成了許多印書中心，它為文化教育的普及、學術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條件?？傊?，正如漆俠同志所說，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坝捎谵r業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宋代手工業、商業以及城市經濟也就以前代未有的步伐而迅速地和較大幅度地增長起來。隨著社會生產的全面發展，封建租佃關系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重要地位，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地區，出現了以實物和貨幣為形態的定額地租，商品貨幣關系急速地發展起來等等，社會經濟關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所有這些發展，不僅為前代所未有，而且也遠遠超過了歐洲諸國兩三個世紀之久，只是由于女真貴族、蒙古貴族所代表的落后經濟關系的滲透，以及這種關系與漢族大地主階級所代表的農奴制關系相結合，成為我國社會前進的阻力?！睋?，他強調：“那種認為我國封建社會自宋代即開始走向下坡路的論談，更加缺乏事實根據而不符合歷史實際?！盵⑥]

第四，科學文化取得輝煌成就，形成為中國科技史上的“主焦點”。

現在，每個小學生都知道，三大發明是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偉大貢獻。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進一步強調了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對推動整個人類由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巨大意義，我們不能說已經認識清楚了。特別是這三大發明何以會奇跡般地集中在宋代改進、完成、運用，尚待深入地探討。另外，宋代還有許多其他科學成就，長期以來沒得到我們的足夠估價，其實，它們的歷史價值，并不比三大發明遜色多少。譬如，馬克思所強調的機器工業的物質基礎問題，便是一例。馬克思說：歐洲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在工場手工業內部為機器工業做好準備的有兩種物質基礎，即鐘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從古代繼承下來的?！姳硎堑谝粋€應用于實際目的自動機；勻速運動生產的全部理論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磨從一開始，從水磨發明的時候起，就具有機器結構的重要特征?！谀サ幕A上建立了關于磨擦的理論，并從而進行了關于輪盤聯動裝置、齒輪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測量動力強度的理論和最好地使用動力的理論等等，最初也是從這里建立起來的”[⑦]。這段話很清楚：在鐘表的基礎上產生了勻速運動理論，在磨的基礎上產生了磨擦運動的理論，故云鐘表與磨是為機器工業做好準備的“兩種物質基礎”。那么我國有宋一代情況是怎樣的呢？當時，不僅水磨已廣泛使用，還有了水轉連磨，巧妙地采用了齒輪傳動結構。更有蘇頌、韓公廉發明的“水運儀象臺”，其中擒縱裝置是世界上首創的勻速運動機械裝置，這是目前世界各國已公認的、當之無愧的鐘表的祖先。請注意：歐洲關于鐘表問題的著述，直到十六世紀才問世?？梢?，我國宋代就已把鐘表和磨這“兩種物質基礎”，默默地貢獻給了人類社會。如果再加上三大發明等，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人類進入現代文明所需要的主要科學技術前提，在宋代就已奠定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科學文化的輝煌時代，我們應深深地引以為自豪！在這里，我認為很有必要引述一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的精確見解，他認為，中國宋代的文化和科學，大大超過了唐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當人們在中國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鄙蚶ㄊ恰爸袊靠茖W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國的代數學在宋代達到最高峰”[⑧]。這些話，當然不是溢美之詞。除此而外，宋代在文化方面，如史學、文學等，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成就極為可觀，這里不用多說了。需要提一句的是，我國學術是在研究理學產生的淵源與特點時，往往強調它是糅儒、佛、道于一家，這固然是對的。但是絕少強調和闡述繁榮的宋代科學文化對理學產生的影響，應該說是個很大的不足之處。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對理學存在片面認識的原因之一。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我們不難看出：宋代不是中國封建社會已走下坡路，而是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如果說，秦漢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童年，唐宋時代則是它的壯年，是它的成熟期。白壽彝同志近年來也很強調這樣一種看法：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時期，明清才是衰老時期。他說：“宋元時代，有人把它劃成封建后期，我看是不對的?！盵⑨]迄于宋代，中國封建社會還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若沒有其它因素的干擾、阻礙，誰能斷言中國不會率先踏入近代文明的門檻？

二

但是，歷史沒有筆直地前進，宋代社會出現了一些復雜的情況。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現象？它們能說明封建社會已處于下坡路了么？

首先，北方牧獵民族的擄掠、侵犯、阻礙和打斷了當時社會的正常發展。

在我國今日疆域范圍內，歷史上曾生息、活躍著眾多的民族，他們或者相安無事、和睦往來，為祖國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或則干戈相見、吞并侵犯，帶來巨大破壞和種種其他后果。民族關系的總趨勢是既有斗爭，又有融合，在斗爭中融合。這種融合促進了各族社會歷史的普遍進步，但各族人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在我國西北、東北地區，自古生活著眾多的游牧和農獵部落，他們由于人口不斷繁衍，消費增多，單一的游牧經濟和較原始的農獵經濟日漸不能滿足生活的需要。自然環境又不斷的惡化，如戈壁沙漠南北與廣大草原地區出現可怕的周期性干旱，威脅著游牧部落的生存。而且，隨著長年的征戰與吞并，各部落先后統一并壯大起來，陸續進入奴隸制時代。在奴隸主掠奪本性的驅使下，愈發垂涎中原地區富饒的物質生活，大規模地向南擄掠與侵犯是必然的。如漢有匈奴人，唐有突厥人，宋有黨項、契丹、女真、蒙古人，一次甚于一次，一次較一次嚴重。這種進犯，和中原地區封建社會處于何種階段并無關系。我們也不應把這種意外的沖突與戰爭所造成的影響，做為判斷當時社會是上升還是下降的標準。

我們具體來考察一下宋代的情況。

在有宋三百二十年間政治舞臺上，充滿了恩格斯所說的“比較野蠻的民族”的刀光劍影。戰爭除給社會經濟造成巨大破壞、阻滯了歷史的正常發展外，對于國家政權的形式與職能，對于社會意識形態都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不妨看看以下史實：在與西夏、遼、金的鏖戰中，宋軍多有失利，因而土地被割讓，財富像水一樣流入這些牧獵民族統治者的帳幄。自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始，至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嘉定和議”止，宋政府前后九次被迫簽訂或修改割地、稱臣、輸納銀絹的長期協議。從北宋中葉起，輸遼歲幣年最高額為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給西夏的年最高額為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輸金歲幣年最高額為銀三十萬兩、錢百萬貫、絹三十萬匹。南宋時，向金納銀、絹年額為五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那些臨時的、一次性索討，次數與數額亦相當可觀。如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又索京城騾馬，括得七千余匹，悉歸之?！盵⑩]還有表示“懷柔”而賜發的幣帛，真宗時一次就賜給西夏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11]。至于遭到強行擄掠所失的財富，更難以勝計，僅靖難之變，就使京城“府庫蓄積，為之一空”[12]。這些巨額的歲幣負擔，必然轉嫁到廣大農民頭上，從而激化了當時的階級矛盾。方臘起義時有段大家所熟悉的話：“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盵13]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代農民起義雖多，但包涵著特殊的原因。這些起義固然和統治者的奢靡及土地兼并有關，但主要還是牧獵民族的擄掠侵犯，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造成的。宋代農民起義都是區域性的、小規模的，沒有發生以推翻舊皇權為主旨的全國性農民大起義，這說明當時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還沒有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事情到此還未止，宋王朝統治者為了抗御牧獵民族統治者的進犯和撲滅農民反抗的怒火，必然增加軍隊數目和軍費開支。宋太祖時，兵力不滿二十萬，仁宗慶歷年間，已超過一百二十五萬。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后，民兵數額激增，徽宗大觀、政和年間，保甲兵達六七十萬。故仁宗皇祐年間宰相韓琦云：“今二邊雖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盵14]南宋時，“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靡厚祿。”[15]養兵之費要占國用十之七、八。至于戰爭直接造成的焚毀蹂躪、生靈涂炭，以及金統治下北方地區生產關系的倒退，屯田軍造成的田園荒蕪，更是無法勝數。

上述局面的造成，自然也和宋王朝統治者政策上的失誤與政治上的腐敗有一定關系，但無可置疑，主要原因在金統治者方面。對于這個問題，范文瀾同志曾有過如下論斷：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初、中、后三個時期，宋代處于中期封建社會后段，它成功地鞏固了統一，“政治統一給予手工業、商業以巨大影響，……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很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墒?，由于落后的女真族統治者乘北宋政府極度腐敗，武力侵占黃河流域，建立起破壞作用很大的金國?！盵16]這種分析，是允當的。

我們知道，在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落后民族侵襲先進文明地區的事實，經典作家和中外著名史學家對這些戰爭的性質及后果都有精辟的論述。如恩格斯就指出：“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生產力?！盵17]在我國歷史上，漢族統治者也曾多次侵犯周邊的少數民族，對他們實行民族壓迫；但西、北方游牧、農獵民族奴隸主貴族發動的擄掠及其造成的后果，也是毋庸隱諱的。目前我國史學界對這些戰爭都不采用“侵略”、“反侵略”等措詞，是有道理的。因為侵略云云，是近代國與國之間發生武裝干涉與占領時所采用的術語。但是，這種戰爭的非正義性及其對歷史的嚴重影響，卻是我們不能粉飾和修改，不能隨意“處理”的。有的論者認為，無論哪個民族的統治階級，都有資格建立君臨全國的統治，因此，各民族統治者發動的戰爭，我們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視同仁”，無可厚非。更有的認為，宋朝政府已“腐朽透頂”，代表了走向沒落、衰亡的地主階級，而游牧民族統治者是“新興的地主階級”，其進犯乃至武力征服全國是“歷史的進步現象”。我覺得，如此判斷宋代的地主階級與宋代社會，如此看待當時的戰爭，是大可商確的。針對這種見解傾向，著名史學家翦伯贊曾提醒過一句重要的話，迄今值得深思。他說：“用這樣一種簡單翻案方式處理極其復雜的民族戰爭，是很危險的?！盵18]

其次，有宋一代出現的另一社會問題是土地買賣的機會增加，地權轉移頻繁，造成了雙重的社會效果。

前面說過，迄于唐代，土地買賣還不是到處可見的，門閥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購買而得。至宋則不然，隨著世族勢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興起，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的流動和新陳代謝加快，做為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很難長期穩定在一定人員的手中，地權轉移加快。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日漸使土地卷入商品交換領域，進行買賣成了公開合法之事。顧炎武對此觀察的很深刻，他說：漢代稱兼并土地的人為“豪民”，唐稱為“兼并之徒”，而宋以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盵19]由被指稱“兼并之徒”到公然譽為“田主”，變化可謂昭然。地權轉移加速，帶來兩種社會效果：一方面，是產生了新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時，“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盵20]南宋時，情況更有發展，大將張浚，至少有田六十萬畝。陸九淵說：“然在一邑中，……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即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盵21]土地兼并的結果，必然導致大量自耕農喪失土地，引起農民的反抗。宋代有些農民起義，即因此而發。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消除以往的莊園農奴制，使地主與農民的關系朝著以租佃關系為主的方向發展。誠如漆俠同志所說：“由土地買賣而引起的土地轉移的加劇，使一些老牌地主受到重大打擊，一些握有雄厚貨幣力量的商人轉化為地主，這對于破壞世世代代的主奴關系、發展封建租佃制是有利的?！盵22]前面說過，宋代農民所受的封建束縛有所削弱，有了轉佃的自由，就和這種土地商品化的趨勢有直接關系。

關于農民起義提出的“均貧富”口號，我們也應作兩面觀。一方面，它說明宋代農民和整個封建社會的農民一樣，受著相當沉重的奴役和剝削，他們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條件，因而提出如此大膽而響亮的口號。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想見，這個口號在唐代是不可能提出的。那時，廣大無地農民是門閥地主的部曲、徒附，全部人身都由莊園主支配，世世代代處于農奴地位，談不上經濟上有什么平等、獨立的要求。迄于宋代，農民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日漸松馳，他們在反抗地主剝削和壓迫的斗爭中進一步在經濟領域提出要求，完全是合乎規律的事情。

總之，對于宋代社會出現的土地兼并及農民起義提出的新口號，應該看作是封建社會在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現象，它是封建社會基本矛盾在新歷史階段的表現，表明了宋代仍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存在著階級的對抗。不過，我們沒有理由把這些視為封建社會已“江河日下”的標志和征兆。

三

宋代產生了理學，它究竟說明了當時社會的什么問題？應該如何對其進行評價？在這方面，恐怕更難取得一致意見。目前我國多數研究者認為，理學的形成最明顯不過地說明宋代社會已處于僵化、腐朽的狀態，迫切需要從思想上維護行將衰亡的封建統治秩序。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是以“天理”為最高范疇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它從哲學高度論證了地主階級統治的合理性，強化了封建的綱常倫理，妄圖挽狂瀾于既倒。因此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成了宋以后統治者的御用工具。

我個人認為，這樣分析理學產生的社會原因和評價其歷史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說過，宋代曾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社會生產力有長足的進步，階級關系方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整個社會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充滿活力地繼續向前發展。只是由于金兵南下、土地兼并及下面還要談及的社會倫理關系混亂等問題，給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阻礙和困難，迫切地需要加以解決。因此，有宋一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一派活躍景象。雕版印刷業的發達，又為這種繁榮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梢赃@樣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又一次“百家爭鳴”的時代。它的昌盛興旺，除了人們交口稱贊的“三大發明”而外，還表現為當時政治、思想、科學、文學方面都出現了新潮流，我認為，不妨稱之為“四大運動”。這四大運動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政治改革運動、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運動、以沈括為代表的科學技術運動和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古文運動！毋庸置疑，這四個方面的運動都是為鞏固和改進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其成員都是為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而殫思竭慮。理學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故揭露其階級實質，至屬必要。不過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運動又有它產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它們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過不同程度的進步作用。倘若我們對于王安石、沈括、歐陽修的學說與成就給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的贊揚，而將朱熹的新儒學擯斥入另冊，認為它只是謬誤與反動的思潮，恐怕是有失允當的。

在一篇短短的文字里，我們無法對博大精深的理學做出全面的分析與評價。這里只想結合宋代社會的具體歷史條件，說明它為何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一面。

首先，新儒學的社會基礎是品官地主。

前面說過，品官地主取代門閥地主的支配地位，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新陳代謝，是歷史的進步。過去許多論者認為朱熹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或者說他代表的是中小地主，看來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事實上，有宋一代的一大批頗有作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界人物，包括范仲淹、包拯、歐陽修、王安石、沈括等人，都是品官地主的成員。他們原來的出身，有的顯赫，有的低微，在躋身品官地主行列后，對宋王朝的政治文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也往往與最高當權者和官僚集團中的腐敗勢力形成尖銳矛盾，發生斗爭。新儒學可以說是在品官地主內醞釀形成的一種思潮，是品官地主的思想理論體系。它經歷了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等人，至朱熹時最后完成。朱熹以一布衣，于十九歲登進士第，二十二歲除泉州同安主簿，后知南康、漳州、潭州等地，長期的地方仕宦生涯使他較為了解社會的實際情況，體察民間疾苦，提出過許多匡世濟時的政治、經濟主張。為實行這些主張，他并不顧及個人安危，始終不渝。譬如，紹熙五年（1194年）寧宗繼位，熹被拜命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按規定是進講《大學》，朱熹便利用這個機會敦請皇上：“反復訪問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寧宗聽后，十分惱怒，斥道：“初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對他的諫進，全然否定：“朱某所言多不可用；”[23]結果將朱熹逐出宮廷。后來，韓侂胄攬權，進一步打擊朱熹，稱道學為“偽學”，這時他的處境非常危險，自稱“頭常如粘在頸上”[24]但他仍不甘沉默，“草封事數萬言”，欲再進諫，因弟子紛紛勸阻，方“取奏稿焚之”[25]。朱熹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與地方官只有十二年，生活經歷十分坎坷，主要是許多政見與當權者不合，或者觸犯了某些集團的利益。從政不得志后，朱熹輒全力從事授業與著述，其學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其次，理學的產生，直接受到了當時發達的科學技術的影響。從人類認識史角度說，這是個巨大的進步。

我們知道，漢武帝時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定儒家思想于一尊，使儒學權威化。但是，這時的儒家思想也就被粗俗化，即只是用神學迷信的色彩加以涂飾。因此到了魏晉時期，儒家的地位便大大動搖。唐代統治階級希圖用提倡佛、道的辦法，以代替或輔翼儒學的統治，但未取得成功。這時一些思想家開始醒悟到只有儒家一套經世濟民思想，才是治國安邦之本。因此自韓愈始，便積極致力于恢復儒學正統地位的運動，而完成此項事業的，則是宋代思想家。由于宋代科學文化發展高潮的推動，一批思想家才有可能擺脫“天人感應”及“讖緯之學”的神道說教，力求更科學地從宇宙本體上考察世界、說明世界，提出了理、氣及其演變規律的學說，使整個儒家學說建立在哲學理性的基礎之上。因此，就人類認識史而言，這應說是個巨大的進步。對此，或有論者頗持異議。這里，我們不妨再看看李約瑟博士對理學的產生與自然科學關系的見解。他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說，漢代以前“迷信習俗大行于中國，一如所有其他古代文化。占卜、星命學、風水學、相術、吉兇日之選擇，火及鬼神之說，皆為中國古代與中古思想家之一般思想背景?！钡?，“中國富批評精神之人文主義，到宋代（西元十世紀到十三世紀）而極盛，此時各類自然科學與技術活動力達于頂點，對宇宙探科學觀之偉大哲學成就（即理學），亦肇端于此時，此殊富意義。人文主義運動與哲學運動幾乎同時開始于十世紀末葉——此時歐洲遠不能望中國之項背也?！彼€說，宋代確系中國科學最絢爛的時期，“大體說來，西元一○○○年到一一○○年間，是理學先驅相繼崛起的期間，其后百年適符朱熹的一生，而該運動的機勢則歷久不衰，一直延續到宋朝覆亡，約于西元一二七五年?！彼M一步認為：“理學家的世界觀顯然是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極為一致?！薄案惶N科學物質的理學，此后便與理論、實用科學的各項活動齊頭并進，大放異彩?！盵26]把上述一番話說得再簡明些，就是：宋代自然科學與技術活力達到了頂點，因而出現了對宇宙采取科學見解的偉大成就，即理學。這是當時歐洲所遠不能及的。理學家的世界觀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極為一致。這里還要說明一下，深入探討理學與自然科學關系的，非止李約瑟博士一人。日本學者山田慶兒便著有《朱子的自然學》一書[27]，對朱熹的自然科學見解及其哲學思想進行了詳密的考述，他稱朱熹是“被人們遺忘了的科學家”。李約瑟、山田慶兒等的研究，當然不是海外淡瀛。朱熹自幼年起即愛思索天體的奧秘，成年后注釋過丹經之祖的參同契，其著作中頗多天體與氣象等的論述，近年在福建還發現了朱熹研究自然科學的遺址和墨跡[28]。凡此種種都表明了理學的產生與當時自然科學的關系。

第三，理學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倫理學說，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兩重性。

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把朱熹做為哲學家來看待，主要是研究他的理、氣觀的方法論。這無疑是必要的。平心而論，中國古代真正的哲學運動，是從唐宋理學開始的，理學開創了中國認識史上的新階段。但是有兩點我們也是應該承認的：一、不能用唯物還是唯心做為衡量哲學流派歷史作用的唯一尺度，過去那種認為唯心主義一定代表沒落階段利益、一定起反動作用見解，已被無數哲學史事實所否定。關鍵是要具體分析。二、儒家傳統的、基本的精神是務實濟世，宋代又面臨著許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理學的主體與軸心，是其政治——倫理學說。朱熹講理、講氣，是為了體認綱常倫理的境界，并為之進行論證。朱熹的主要言論，是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提出種種主張，并為實現這些主張而奔走不息。后來因不得志，方轉向著述及教育，重點仍是闡述其政治學說。

問題是新儒學的政治——倫理思想是否只起了有些論者所說的“消極、反動的作用”？是否只能一抹到底？我認為不可如此簡單化。事實上，朱熹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兩重性，瑕瑜互見。它既有保守落后、荼毒人心的一面，也有合乎事理、啟人心智的一面。限于本文篇幅，此處僅舉兩例以明之。一、在對金的態度上，朱熹堅決主張抗金，這可說是當時最大的是非問題。朱熹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應詔封事》中說：“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也。夫金虜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29]他的門生憶稱：“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額慘然，太息久之?！盵30]不過，在抗金雪恥的具體方略上，朱熹認為應根據形勢采取對策。如他說，北宋時國力強盛，求和是錯誤的。但隨著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南宋的虛弱，他轉而認為不可貿然出兵，應是先自強后北伐。這不是對金態度的變化，他的許多政治主張，都是為恢復失土做準備的。朱熹和當時的陳亮、陸游一樣，都是堅定的愛國者。二、在正君心、振綱紀、化風俗等綱常說教上，是最難令人首肯的。其實，這個問題也應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去理解。我們知道，唐末藩鎮割據，干戈不息，長達六十余年；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又有五十余裁。這除了給社會生產造成巨大破壞外，給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帶來的混亂也異常嚴重。誠如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所云：“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為故事，到宋祖已第四帝矣?！薄吧w自唐中葉以后，河朔諸鎮各自分據。每一節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軍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節。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廢立之權?！偧扔杀繐砹?，其勢遂及于帝王?！彼运f：“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陵上替，禍亂相導。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盵31]又如顧炎武云：“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盵32]因此，如何避免再度出現政治混亂，維持統一局面，大力提倡廉恥名節，便成了宋代社會面臨的嚴峻課題。宋代許多政治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聲疾呼予以整肅。如歐陽修云：“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于道德哉！”[33]朱熹的綱常倫理思想，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他認為，抗金雪恥、理政恤民都是國之大事，但最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不正。因此，必須端正人心，首先要正君心、正朝廷。他說：“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盵34]他極推崇董仲舒所說的一句話：“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綱記、化風俗，他認為綱紀不振于上，風俗必頹弊于下。朱熹提出的倫理規范不全是用來束縛和麻痹勞動人民的，他自己屢屢申言：國之首務是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只有這些人率先誠意、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對治理封建國家所作的基本總結之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相當正確的。

關于如何認識朱熹的政治——倫理學說，筆者另有一拙文[35]，此不多贅。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元、明、清時期，理學被封建統治者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了官方哲學。其保守、落后的方面日益突出；進步、合理的因素日益淹沒。特別是理學末流，劣跡昭彰，受到進步人士的評擊。這說明理學和人類其他政治學說一樣，經歷了一個發展變遷的過程。我們不可將后學的特征與作用，“反串”到宋學上面去。

[①]《中國通史綱要》第28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四。

[③]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文版第一卷，第287頁，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

[④]《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四；《文獻通考》卷十八，《征榷》五；《宋史》卷一八五《食貨》下七。

[⑤]〔美〕費維愷：《宋代以來的中國政府與中國經濟》，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⑥]《關于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階段問題》，載《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出版。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8、319頁。

[⑧]《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文版第一卷第六章。

[⑨]見《中國通史綱要》第一章?！吨袊饨ㄉ鐣l展的階段性問題》，載《歷史知識》1981年第6期。

[⑩]《續資治通鑒》卷九七《宋紀·欽宗》。

[11]《宋史》卷四八五《夏國》上。

[12]《宋史》卷二三《欽宗本紀》。

[13]方勺：《青溪寇軌》。

[14]《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15]葉適：《水心別集》卷十一《兵總論》二。

[16]《中國通史簡編》緒言。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頁。

[18]《翦伯贊歷史論文集》第124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日知錄》“宋世風俗”。

[20]《日知錄集釋》“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21]《象山先生全集》卷八《與陳教授書》。

[22]《關于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階段問題》。

[23]王懋竑：《朱子年譜》卷四。

[24]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七。

[25]王懋竑：《朱子年譜》卷四。

[26]《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三冊，第1、74、231、232、235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

[27]東京巖波書店1978年出版。

[28]高令?。骸秾χ祆涫论E資料考察的新收獲》，《哲學研究》1984年第3期。

[29]《朱文公集》卷十一，四部叢刊本。

[30]《朱子語類》卷一○七。

[31]《二十二札記》“五代諸帝多于軍士擁立”。

[32]《日知錄》“宋世風俗”。

[33]《新五代史》卷六十，《職方考》第三。

[34]《朱子語類》卷一○八。

[35]《朱熹再評價》，《中州學刊》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