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與中央王朝關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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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在我國東北廣袤的疆域內，居住著我國古代邊疆少數民族之一的女真人。女真與明中央王朝的關系如何?始終是我國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略作鉤稽和探索，并求教于諸位史家。

自明朝代元之后，便立即著手加強對女真居住區的統治和經營。明太祖于1375年(洪武八年)設遼東都司，管轄先后設置的定遼中、左、右、前、后及廣寧、東寧等25衛，并自在、安樂二州。其管轄范圍在永樂七年奴爾干都司建立前一直是東到鴨綠江，南到旅順口，西到山海關，北到黑龍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遼東都司名義上隸屬山東布政使司，實際上是一獨立的地方軍政機構。按明制，地方概以布政使司(習慣上仍沿稱行省)、下轄府、州、縣，而遼東因是“三面瀕夷”的重鎮，為“神京左臂、最要害”①，所以明廷不以內地之置治之，而以軍事機構的遼東都司統轄，其本意就是加強對女真人地區的統治和經營。

明成祖于1403年(永樂元年)，派人“招諭奴爾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②。對于歸附的女真各部，明廷因其部族，設置衛所。1403年(永樂元年)“女真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為指揮使，余為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設建州經歷司、置經歷一員”③，這是明廷在女真地區設置的第一個衛分——建州衛。從任命的官吏、賜予的信物，到經歷司衙門的設置，完全與遼東都司的其他衛分一樣。這就是明廷與建州女真結下不解之緣的開始。1412年(永樂十年)又分設建州左衛，以猛哥帖木兒為衛指揮，猛哥帖木兒即清太祖努兒哈赤的六世祖。后猛哥帖木兒被殺，建州左衛的凡察(猛哥帖木兒之弟)與董山(猛哥帖木兒之子)叔侄之間爭奪衛印。于是1442年(正統十年)明廷又分置建州右衛，命董山掌左衛，凡察掌右衛。至此建州三衛先后置定。海西、女真部族眾多，分布地區很廣，明廷亦因其各部設置衛分。野人部居住的黑龍江流域，明廷于1409年設置了奴兒干都司管轄“東瀕海(即日本海)，西接兀良哈，南臨朝鮮，北至努兒干、北?！雹艿膹V大地區。訖止萬歷年間，明廷根據統治的需要以及各部女真首領的請求，陸續在女真地區一共設立了建州、兀者、毛憐等380多個衛。這些都司和衛所的設置，就是明中央政府設在東北地區的帶有軍事性質的地方行政機構，它們“俱系朝廷屬衛、世受爵賞”⑤這就進一步密切了女真各部和明王朝之間的聯系，加強了明廷對女真各部的統治。

明廷在設置衛所的同時，還任命了各部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所鎮撫等職。并賜予敕書、印信、冠帶、襲衣等信物，使其“俾仍舊俗，各統其屬”⑥管理本部族的事務。這樣，由明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官職的部族酋長就成為明中央王朝在女真各部實行統治的人，并從法律形式上肯定了明廷與女真諸部在政治上的隸屬關系。女真各部的衛指揮等職務可以世襲，但必須得到明廷的認可和加封。以建州為例，1426年(宣德元年)明廷“升建州衛指揮使李滿柱為指揮僉事，俱襲父職”⑦；1453年(景泰四年)李滿柱老疾，欲使其子襲職，奏請明廷，于是才有“掌建州衛事都督同知李滿柱子古納哈代職”的任命。這就體現了建州女真與明廷的臣屬關系。

作為明中央政府屬下的女真各衛長官，他們對明廷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善守部屬，以守御邊境”⑧；“按時朝貢”⑨；“有所征調，聞命即從”⑩；“安分守法”（11）“擒捕叛亡”（12）等等。明廷以能否履行職責決定其黜陟，能專其職責者即量其功績予以升遷和嘉獎。毛憐衛指揮使猛哥不花因從明成祖北征，仁宗皇帝“嘉其從征迤北之勞”，授予其右軍都督府僉事的職務。1426年(宣德元年)又因其“咸盡勤誠”，被授予中軍都督同知仍掌毛憐衛，其留居京師的家屬，明廷亦破例“其如京官例給之(俸)”。清太祖努爾哈赤襲祖、父職，任衛指揮以后，“繼祖、父之志，仍學好忠順”（13），并“斬克五十(人名)有功”（14）及“送進人口(指送還擄逃的漢人)、且歸心聽約束”，加升都督職銜。而對于那些玩忽職守，甚至抗拒朝廷的，明廷或予以罷免，或依法懲治。天順年間，女真人木答忽3人被充軍湖、廣等地，成化年間，毛憐衛女真指揮同知苦女等3人被處以極刑，都是因為屢次騷擾邊境，觸犯了朝廷的刑律而受到了懲治的。正統年間，兀者衛女真酋目捧速為盜，依律當死，該衛派人到朝廷請罪，朝廷雖“特屈法伸恩”，免于一死。但明令若再犯，定嚴懲不貸。它表明責罰臧否的大權是掌握在明朝政府手中的。

至于有關軍國大事，女真各衛指揮或親自或派人隨時奏報朝廷。《明實錄》中有關女真各部官員來京“奏事”的記載比比皆是。甚至部族的遷徙流動，接納新成員，祭祀禮儀的舉行等等，女真酋目也往往——奏報朝廷。如永樂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建州衛指揮李顯忠奏：顏春地面月兒速哥愿率家屬歸附，居建州”⑩。明成祖根據明廷統治的需要，批準了這一奏請。明廷還經常派人去女真人地區宣諭政令，有時一次去女真區的宣諭隊伍就是幾百人；如1412年(永樂十年)明廷派出遼海衛指揮王謹等率166人的隊伍到努爾干都司一帶去宣諭安撫女真人；1433年(宣德八年)，明廷派裴俊率160人，赍敕書到建州女真去宣諭。另外明廷還不斷派出大批軍隊去換防。如1427年(宣德二年)，一次就“差往奴兒干官兵三千人”（16）。因此，努兒哈赤說：“天朝(指明廷)之人，尋常往來，不是異事”（17）。對于明廷派來女真地區宣諭政令的官員，女真各衛首領都親自率人護送。1433年(明宣德八年)明遼東都指揮裴俊到女真時，建州左衛都指揮猛哥帖木兒率其弟凡察、其子權豆親自護送，結果因“七姓野人”的偷襲，猛哥帖木兒及其子權豆被殺，凡察被傷。1463年(明天順七年)“弗提衛指揮使卜當哈，自其地護送朝廷所遣使武忠等還?！钡骄熤螅捎诼猛拘羷?，卜當哈卒，明帝因此“特命賜祭，有司具棺，殮葬之”。女真人部落酋首亦以朝廷屬官自居。他們與朝鮮人打交道時，就穿上明廷賜予的官服，聲言自己是天朝的封官；與朝鮮人來往的文書亦以明廷賜予的衛印鈐之，朝鮮人申忠一親眼看到建州左衛女真人給朝鮮人的“回帖中印跡，篆之以建州左衛之印”（18）；其來往文書亦均用明王朝的年號。凡此種種，都說明女真人是明王朝統轄下少數民族之一，他們不僅有政治上的隸屬關系，而且由于歷史的淵源，女真人始終以一種強烈的內向性維護著中華民族的統一。

另一方面，明廷也得負責辦理女真各部的外交事務，以及賑濟災荒，排解糾紛等等。明廷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象征，負責女真各衛的對外事務。朝鮮與女真近鄰，時常發生糾葛。1460年(天順四年)，朝鮮殺死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即《李朝實錄》之浪孛兒哈)明廷即嚴辭斥責朝鮮國王“王之依法置罪，止可行于王國。今以王國之法，罪鄰境之人，得乎”?“浪孛兒哈為都督僉事，是朝廷所授之職，雖稱謀構邊患，然亦未見形跡，而遽然殺之，是王自啟恤端”（19），維護了女真人的民族尊嚴。1609年(萬歷三十七年)努爾哈赤上奏明廷說“鄰朝鮮境斡兒哈部眾，皆吾所屬，有入朝鮮者，乞傳諭查與”，萬歷皇帝遣使者去朝鮮國，“查千余戶與之”（20）維護了女真人的民族統一?？傊?，明王朝在對外事務中基本上是維護女真人的民族利益的。

賑濟救災是明廷利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力量，扶助境內各民族的一個重要方面。明時，中原漢族地區的封建經濟文化已高度發達，而女真人還處在落后狀態。女真作為祖國大家庭的成員，逢災遇荒，能及時得到漢區的物質援助，對于女真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女真民族的繁榮是十分重要的。當然，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間的互相救助，但統治階級從維護其大一統的統治出發，實行賑濟救災對鞏固它們的統治也是有利的。永樂十年(1412年)六月“遼東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明成祖對戶部官員說：“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發粟賑之，毋令失所”（21）；1444年(正統九年)，建州衛都督僉事李滿柱奏其衛從它地遷回的220余口人“甚是饑窘，乞加賑恤”。明英宗當即令戶部大臣“速令遼東都司量撥糧米接濟”；1412年(永樂十年)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衛居住，歲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1440年(正統五年)建州左衛凡察等遷來蘇子河流域“家口糧食艱難”，明廷除令總兵官安插其與李滿柱居住外，又令遼東鎮守總兵官“給糧接濟”；甚至到了努兒哈赤另立旗號的1613年(明萬歷45年，后金2年)，因“上年水災，胡地尤甚，饑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覓食……群胡逐日出來”，明廷仍及時給予賑濟，據朝鮮人估計當時明廷“借給之物，想必浩大”（22）。

對于各民族、部族之間的糾紛，明廷當然不可能予以真正解決。但有時排解糾紛，能夠調整民族關系，有利于安定統治秩序。所以稍有見地的明邊疆大吏歷來都認為“夷漢洶洶，大非國家之?！?，因而采取一些措施排解民族之間的糾紛。1435年(宣德十年)忽刺溫境內的女真人那列禿等率眾至建州、毛憐衛的那顏寨劫掠人畜財物，明廷得知此事后，命人敕諭那列禿：“爾與毛憐、建州，俱屬朝廷統治，宜各安分守法……敕至，爾等即將擄去人馬財產，如數發還”；同年，“遣使敕諭阿速江等衛野人頭目弗答哈等，責還原擄建州左衛人馬財產”；正統年間，建州女真凡察和董山之間為爭奪衛印引起糾紛，明廷分建州左衛，設建州右衛，為避免分屬頭目人口時發生矛盾，特“敕遼東鎮守總兵官，遣人公同審問，各從其愿，分別管屬”。1579年(萬歷七年)，寬奠參將徐國輔弟徐國臣等人壓價收購女真人的人參，致起糾紛，徐國臣等仗勢毆打女真人。事情發生后，明廷責成地方官吏“按國輔如法”（23）予以懲治，以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上述史料說明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總是有利于民族聚合的。

同時，隨著明廷官員人等的瀕繁來往，以及奴爾干都司駐軍來往轉輸物資，明廷設置了大量的驛站，使邊遠的女真地區到遼東的交通得以溝通。1412年(永樂十年)明廷置遼東境外滿涇等四十五站”，奴爾干都司并所屬各衛“凡有使命往來，所經之地，舊有站赤者，復設各衛頭目”，并總設提領一人。經過一番整治，保證了努爾干都司和明中央政府能及時互通聲息。當時自遼東開原有六條主要驛傳路線直達東北各邊遠地區。明廷的政令能及時傳送到女真各衛，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女真各衛之間的聯系。

上述史實說明，整個有明一代女真人與明中央王朝始終保持了政治上的隸屬關系，女真各衛是中央王朝下轄的地方統治機構，彼此有著密切的臣屬關系。

明代女真人與中央王朝除了政治上的隸屬關系外，經濟上的密切聯系是另一重要方面。

由于女真居住區地處偏僻，與遼東漢區生產發展水平相比還處于落后狀態，因此經濟上的互相交往顯得十分重要，女真的許多生活必需品依賴漢區供給，而女真地區的土特產又源源不斷地運往漢區，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因此，互通有無的經濟交往是有利于繁榮民族經濟的。

迫于溝通民族經濟的需要，明廷在遼東邊關地帶紛紛設立關市(馬市)，這是當時女真與漢區經濟交往的主要通道。當然，明統治者設立關市的本意，只是攫取所需要的女真地區的土特產，盤剝女真廣大人民。但是關市的設置確實起到了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作用。

當時女真與漢區交往主要是通過官方的馬市和民間交易的私市。官方的馬市在有明一代屢有變化。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當民族關系緊張時，明廷往往就以關閉馬市相威脅；而民族關系緩解時，關市貿易又得以恢復。明初永樂年間在遼東最先開設馬市三處，即開原兩處，廣寧一處，主要是由明廷收購女真、蒙古的馬匹。后來適應建州女真的要求，又先后于撫順、清河、靉陽、寬奠設立關市，由明廷派邊關官吏進行管理，任憑民間互相貿易。萬歷四十三年又于“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24）主要從事木材交易。除官府允許的關市而外，沿邊居住和耕種的滿漢人民私相交易隨時隨地都在進行。

當時女真人通過關市從遼東漢區輸入的主要是鐵器，包括鏵子、鋤、鏟、斧、鐮等生產資料，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帛、粟、米、鹽、鍋、針、剪等。明初，女真人“以放飛打圍為事，不喜羈系一處”（25），后來又處于不斷遷徙和動亂中。所以，當時女真人對于耕牛、鐵器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而隨著女真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日益成為定居下來的女真人的主要經濟生活時，耕牛和鐵器農具就成為女真社會十分奇缺、又十分必需的生產資料。正統年間，女真人“歸自京師，道過邊境，輒以所得彩幣或駑馬市耕牛及銅鐵器皿還，（26）。明廷在給建州左衛的敕令中亦云：“所缺耕牛、農器，準令如舊更易應用”（27）。因女真人入貢道途中，“軍民人等輒以弓材、箭鏃與凡鐵器私相貿易”，因此，明廷曾于正統、成化兩朝厲行鐵禁。但始終是“所禁鐵器、非農器”（28）。即一般農耕器具并不在所禁之列。由于自漢區大量貿進鐵器，所以到了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時，曾到過建州女真人地區的朝鮮人說：“往時野人屈木為鐙，削麂角為鏃，今聞鐙鏃皆用鐵?！保?9）顯然，這些鐙鏃都是用從漢區貿進的鐵器改鑄而成的。以建州地區的女真人松古老家為例，與其同居的人中，就有不少人是從事鑄鐵的“冶匠”、“弓人”。

此外，耕牛在女真地區也是十分缺乏的，并且往往因為“牛只鮮少”，“不能墾新田、而為熟田”，影響了更大規模地開拓荒野，發展農業生產。天順年間，建州等衛女真酋目入貢時“乞于沿途買牛，帶回耕種”（30），得到了明英宗的特許。努爾哈赤興起后的建州女真耕牛仍是十分寶貴的，朝鮮人說“胡人以牛只換馬，他物則雖銀鐵、青布皆不以為貴”（31）。

據遼寧檔案館藏明代遼東殘檔中保存的明萬歷十一二年開原馬市兩個季度的抽分、撫賞、支銷殘冊中可以看出，當時由漢區輸往女真的貨物中，耕牛和鐵制農具占首位。其中鐵鏵子一次少則幾頭，多則上百頭。據明檔一O七號，萬歷十二年《廣順、鎮北、新安等關易換貨物抽分銀兩表冊》中統計，光輸入海西女真地區的鐵鏵子一項就有4292件，耕牛216頭（32）。

除鐵器農具、耕牛而外，舉凡布、帛、鹽、米、鍋、針、剪等日常生活用品，女真人亦主要靠從漢區買進。一旦斷絕關市，馬上就會影響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以食鹽為例，食鹽是人類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而由于地理環境的關系“建夷地方本不產鹽，取販遼海等處”（33）成化年間“建州衛居人等剽掠中原，故不得貿鹽于遼東地面”，結果造成女真人生活十分窘困的局面（34）。成化年間，厲行鐵禁時，女真人描繪其困境說“禁制我市買，使男無鏵鏟，女無針剪”。正德年間，由于邊事突起，“朝貢、交易又各絕望”，據撫順千戶所指揮劉尚德轉送明廷的女真人文書中申訴說“眾人(指女真人)邊外過不得……，鹽不得吃，布帛不得穿，緞子、襖子我們地方不出，眾怎么過”（35）。上述情況說明，女真人日常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依賴漢區供給。朝鮮《李朝實錄》描寫正統年間建州女真李滿柱及其管下在移居到接近遼東漢區的蘇子河、渾河流域之后，“其管下人或持土物，往來開原買賣覓糧；或往遼東取保寄住，或買糧米、鹽醬。如此者絡繹不絕”（36）的情景。其“絡繹不絕”往來漢區貿易的情況，反映了女真人和漢族人民在經濟生活上互相依存的密切關系。

貿易需要都是雙方的?！拔抑疾伩诘任?，皆彼夷日用所需”（37）而女真地區的馬匹及生產的各種皮毛、人參、木材等物亦是漢區缺少而又需要的物品。1441年(正統六年)鎮守遼東太監亦失哈奏“海西等處野人女真，每來市易，愿以馬易牛，今官軍少馬，乞從其貿易。”（38）足見馬匹對于明廷是十分需要的。馬匹主要是由明政府收購，永樂十五年以前，據《明實錄》記載與兀良哈及女真各部交易時，馬價“上馬一匹，米十五石，絹一匹；下者米八石，絹一匹”；后來明廷調整了馬價“上上馬，米五石，絹、布各四匹；中馬米三石，絹、布各三匹；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匹”。馬價的調整一方面反映了當時明廷對女真人的剝削，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女真人輸入漢區的馬匹很多，使得明廷可以壓價收購。由于女真人居處深山密林，并不像牧區那樣飼養大宗馬匹，所以除了狩獵用馬外，用于交易的馬匹數量很少。到了萬歷年間，努爾哈赤干脆下令女真人“他物俱許賣，而馬則一切勿許放賣”（39）。此外，女真人的狩獵經濟發達，所以遼東關市上有各種毛皮如：貂皮、鹿皮、狍皮、豹皮、狼皮、水獺皮、狐皮等等。有時在開原的關市上一天竟能出換上千張貂皮。毛皮之外女真地區盛產的人參、蘑菇、木耳、蜂蜜、松子等各種山貨，也是遼東關市上出售的主要物品。這樣，既滿足了漢區人民的需要，又促進了女真經濟的發展，是兩方都受益的事。所以萬歷初年任遼東巡撫的張學顏說“蓋彼(指建州女真)以貢利于內者十之三四，遼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40），這一估價反映了當時貿易中雙方受益的情況。

遼東的關市貿易，由明廷派員管理，征收市稅，并一再明令貿易雙方“各夷將馬匹物資，赴官驗放，入市交易。不許通事人等，將各夷侮弄、虧少馬價、及偷盜貨物。亦不許撥置夷人，以失物為由詐騙財產”（41）。以此來維持當時邊關的正當貿易。明廷于永樂、宣德年間，令工部及山東布政司，造運青、紅、藍、綠布，以及絹、紵絲于廣寧等庫收藏(貯)，作為“市易馬駝及賞賜野人”。到正統十年，因“年以支用不盡，至有浥爛損壞者”于是只好“就于彼易米上倉，以足軍用”。據1447年(正統十二年)統計“倉庫貯金、帛貨物不下九百余萬”（42）陽這說明明廷對于開設關市維護正當的民族間的貿易是十分重視的。

從整個有明一代情況來看，關市貿易是基本正常的。其間亦有時停時開的情況，但隨著民族關系的發展，關市貿易日益成為雙方所必不可少的東西，它促進了民族經濟的發展，豐富了漢族和女真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到了萬歷年間，女真各部前來貿易的人數有時多達數千。據明檔一○七號，萬歷十二年《廣順、鎮北、新安等關易換貨物抽分銀兩表冊》統計，當時海西女真自廣順關入市，一次竟達1100人。至于建州女真更是“從撫順、清河、靉陽等處隨便互市”（43）。女真人攜帶貂皮、人參等各種特產“結轂連騎，炫熿于道”（44）。

除邊關貿易而外，“朝貢”也是有明一代女真人與明廷政治聯系和經濟交往的一種形式。

“朝貢”本來是明廷和女真人之間政治上隸屬關系的一種表現，即以“朝貢”形式向明廷繳納貢賦，以盡賦稅義務。由于明廷對于來朝貢的女真人賞賜十分優厚，往往超過貢品價值的數倍，甚至十數倍。此外，還允許朝貢者攜帶部分土特產在京師出售。這樣一來，女真人就以此當作獲取利益的機會。因此，除特殊情況而外，女真人均能“以時朝貢”，而且入貢人數往往大大超過明廷規定的限額。萬歷年間工科給事中王元斡說“是時建州、海西諸夷一闖關，至于千五百人”。清太祖努爾哈赤本人就曾先后七次去北京朝貢。有時一個衛分派出去的朝貢使臣尚未返回，第二批又啟程出發，更“有回至中途復來者”，所以遼東各接待女真朝貢者的驛站、會館，常常人滿為患，只好寄宿漢人家中。

明廷還專門在京師組織一些商號與女真人進行交易?！睹鲗嶄洝份d：1448年(正統十三年)明廷規定“今后來朝貢者，賞賜后方令于街市買賣五日，永為定制”。女真多達數千人的龐大的朝貢隊伍到京師以后，京師也就成為兄弟民族的一個交易場所。除了賞賜物品外，女真人購買了大批的漢區物資。1612年(萬歷四十年)禮部主事高繼元說，女真人“借貢興販，顯以規利”，返回時“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數百”。并且往往“恣買違禁貨物(指鐵制兵器等物)，遷延旬月不回”，致使明廷每每“宴賞、程廩、車馬之數，費以數萬?！保?5）明人沈德符說：“余于京師見北館伴(當)、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余，皆韃靼女真諸虜，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46），足見女真人返回時從漢區購買物品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

總之，朝貢是女真人獲取漢區物資的一條重要渠道，也是民族經濟互相交流的一條重要途徑。

綜上所述，直到努爾哈赤居遼東，統一女真各部之前，女真一直是明中央王朝統治下的一個少數民族，女真各衛也一直是明中央王朝統轄下的地方一級軍政機構。政治上的隸屬和經濟上的交往使女真和明中央王朝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漢族和女真各部人民在祖國統一的大家庭中共同為開發祖國的邊疆而流血流汗，建立了卓著的功績。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所以整個有明一代，以漢族地主階級為首的明王朝殘酷地壓迫和剝削女真各衛人民。女真人民稍有反抗，動輒加以圍剿和屠戳，而女真貴族也不斷抄掠遼東各地并擄掠大批漢人為奴，給漢族人民帶來數不清的苦難。努爾哈赤居遼東以后直至清關以前，女真一躍而成為遼東的統治民族，女真貴族一樣推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一言以蔽之，不管是漢族地主階級的朱明王朝還是女真(后稱滿族)的愛新覺羅氏，他們都不可能跳出歷史給他們圈定的局限，也決不可能把階級差別這一歷史的溝壑填平，民族壓迫、階級壓迫總是伴隨其始終的。無論女真、漢族統治者在他們干戈相見、或妥協媾和的時候，被壓迫的漢滿勞動人民總是息息相通的。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中，民族矛盾總是通過階級矛盾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在研究女真與明王朝關系時，應該看到勞動人民之間的血肉關系總是歷史的主流。正是女真和漢族人民之間的密切關系，才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

注釋：

①《明神宗實錄》卷三八。

②彭孫貽：《山中聞見錄》卷九。

③《明太宗實錄》卷二四。

④陳循：《寰宇通志》卷一一六。

⑤《明憲宗實錄》卷四一。

⑥《大明一統志》卷八九。

⑦《明宣宗實錄》卷一五。

⑧（27）《明英宗實錄》卷八九。

⑨陳仁錫：《潛確類書》卷一四。

⑩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四。

（11）《明英宗實錄》卷二。

（12）《明太宗實錄》卷一○九。

（13）《籌遼碩畫》卷首。

（14）《山中聞見錄》卷一。

（15）《明太宗實錄》卷三九。

（16）《明宣宗實錄》卷九○。

（17）《李朝宣祖實錄》卷六九。

（18）申忠一：《建州紀程圖》之7。

（19）《李朝世宗實錄》卷二○。

（20）《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

（21）《明太宗實錄》卷八三。

（22）《光海君日記》卷一一二。

（23）（28）苕上愚公：《東夷考略》。

（24）（37）（43）張鼐：《遼夷略》。

（25）（36）《李朝世宗實錄》卷八二。

（26）《明英宗實錄》卷五四。

（29）《李朝成宗實錄》卷五二。

（30）《明英宗實錄》卷三○○。

（31）（39）《李朝宣祖實錄》卷八二。

（32）遼寧檔案館藏：《明代遼東殘檔》。

（33）《明熹宗實錄》卷八。

（34）《李朝世祖實錄》卷三七。

（35）《明經世文編》卷一○一。

（36）《明英宗實錄》卷八三。

（40）《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三。

（41）《遼東志》卷三。

（42）《明英宗實錄》卷一五八。

（43）《萬歷武功錄》卷一一。

（44）《明神宗實錄》卷四九四。

（46）《萬歷野獲篇》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