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歷史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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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改革必須進行批判性審視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改革，都是對舊秩序的一種顛倒和社會利益的重新配置，勢必要遭到各種各樣的反對。為什幺我國在80年代會出現那種以意識形態標準來劃分改革與反改革陣營的情況﹖原因在于人們剛從“”的陰影中走出來，非常擔心左的回潮，擔心走回頭路，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局面﹕誰對改革持有批評意見，誰就會被看作是反改革派。這種劃分過于簡單，改革中出現問題，應該允許有識之士通過各種渠道尤其是公開的傳媒指出來，采取“駝鳥政策”回避問題無且于問題的解決。

筆者認為，對改革的批判應從四個方面進行，一是改革目標的批判，二是對改革過程的批判，三是對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對改革手段的批判?？疾彀l展中國家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發達國家在政策上都贊成更大的平等，它們在計劃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當作一個實際的目標。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宣布政府的目標是通過讓極少數的特權階層更富有來創造更大的不平等，它們都自稱堅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層面上落實這一理想。但實際情況卻表明﹕贊成更大平等的鄭重宣言與明顯的更大不平等的趨勢之間存在著自相矛盾的問題。對于這個矛盾的解釋必須與不發達國家的權力分配聯系起來，比如當代中國正是在改革過程中，嚴重變形的權力之手介入國家資源分配，才導致在短短十多年內，迅速走完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這一點說明，我們必須要對前20年的改革手段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否則就無法解決層層累積的社會問題。

要言之，對改革過程偏差的批判的著力點應該回到改革過程發生的原點來。這個原點就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權力大規模地介入國家資源配置。這里僅舉兩例﹕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我國有兩項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不可不處理，一是國家資源的管理配置，二是龐大的國有資產。我國現在的“仿真市場經濟體制”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最主要的差別，那就是資源配置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承擔，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場功能，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介入國家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猖獗。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嚴重缺陷，又使得國有資產成為各種利益集團尋租的“獵物”。有此兩點，我國在理論上堅決反對私有化的同時，卻有少數權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的權力完成了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從而造成了這樣一種與改革目標相違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擔改革代價，另一部分人卻享受改革成果。而這種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會種種不良事后反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

對改革方略的檢討其實也必須進行。因為一個國家如果僅以經濟發展為最高導向，只以金錢來解釋成功，就會導致全民群情洶洶地追逐金錢，置具有超越性的社會目標于不顧。一個社會如果有50%的人追逐金錢，還有另一部分人卻致力于其它方面的社會建設，這個社會還不能說是病態的。但如果絕大部分人都將追逐金錢懸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標，整個社會充斥著患了金錢迷幻癥的人們，這個社會就只能說是病態的。因為一個國家畢竟不是一個巨型公司，國家領導人的職能也不是董事長，國家的發展需要更高層次的理念導引。

追根溯源，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社會動力﹙金錢至上﹚及社會交易規則﹙權錢交易﹚的形成，完全是制度的產物。本人曾多次談到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一個本質的區別﹕發達國家制定新法規的難度相當大，需要經過反復爭論才能出臺，而一旦出臺，執行起來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則都有這樣一種通病，出臺法規容易，而執行起來卻嚴重走樣。如我國近兩年平均每18天就出臺一項法規，但整個社會卻陷入有法不依﹑執法者違法現象越來越嚴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將反腐敗的重點收縮到反司法腐敗與軍隊腐敗這兩個重點區域。究其根源其實并不復雜，因為在全能政治下的權力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價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場力量所決定，那幺在缺乏有效監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況下，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潛在可能。

要言之，對改革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必須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批評改革未必是反對改革，愛之深才責之苛﹔如果總是超越不了“左派”“右派”“改革”之類的陣營劃分，必將限制我們對改革的反思向縱深拓展。目前有些爭論其實完全是在對改革缺乏常識判斷的情況下展開的，這類爭論再轟轟烈烈也無助于解決問題。所有的現實都向我們發出警告﹕對改革的認同已不應該局限于名義，而應該看其實質內容。批評改革者未必都是“左派”，擁護改革者還得看他擁護的是什幺內容的“改革”。如果我們放棄對改革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和檢驗，只會導致改革過程偏差的加大。

單純的“經濟改革”能否通向成功

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現在最使他們困惑的一個問題是﹕社會進步是否可以只通過單純的“經濟改革”達到﹖近20年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一些經濟學家們開始系統性地研究經濟力量與社會制度﹑政治安排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一般來說，社會發展其實就是人類擴張選擇的一個過程，經濟增長的基本目標也是擴張人類選擇。經濟增長往往通過三種途徑達到，一是擴大資源基礎和積累資本﹔二是通過教育﹑提高人的素質等方法來改善人力資本﹔第三則是通過改善制度結構。制度對人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通過塑造動力，以及通過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而實現社會進步。成功的制度創新往往能對個人和社會選擇權利起到很好的影響，并通過為社會提供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而對發展作出貢獻，最后通常導致經濟基礎性的調整。

中國的問題其實也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一樣，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如果僅從經濟學意義上考察已失去了意義，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學的發源地是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用純粹的“經濟術語”──總量概念的就業與失業﹑儲蓄﹑投資與產業，以有效市場為先決條件的需求﹑供給及價格──進行的分析可能有意義并得出合理的推論，那是因為這些概念﹑模型和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的理論相當符合發達國家的現實。但在不發達國家不能用這些方法，除非是想讓分析離題和嚴重錯誤為代價。當市場不存在或高度不完全競爭時，不能運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許多其它的﹚經濟術語。為什幺﹖道理很簡單，經濟學是門經驗科學，實踐變了，理論就得跟著變。運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這種方法的缺陷在于脫離了觀念和制度。在發達國家，觀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達到了給予經濟發展以動力的程度，或是進行快而穩的調整，這個假設在不發達國家并不成立。我們是亞洲國家之一，在這里可以先考察一下其它亞洲國家的歷史及現狀，有助于我們認清自己的問題。

所有亞洲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社會的不平等原則。在19世紀以前，不平等原則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們因出生而簡單地處于不同的社會等級中。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來，導致了一個新的階級──小企業家組成的中產階級以及受過教育的新貴們──的形成，為原來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內容。這些受過教育的統治精英們在亞洲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對亞洲社會權力結構進行破壞的社會革命中，少數精英成了號召者與組織者，而亞洲的群眾既沒有愿望也沒有必需的能力參與現代的政治活動。以前的社會不平等原則依舊沿襲下來，階級等級觀念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這些國家的人民絕大部分仍然將自己視為傳統政體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國家中的“公民”。那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儀式如選舉等，只能變成使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一些對亞洲各國選舉制進行過深刻研究的西方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被看作民主統治必不可少的公眾選舉，在實際上也常常意味著以向參加者行賄的方式來對政治過程進行操縱。亞洲的人民在選舉儀式上僅僅是一些觀賞節目的旁觀者。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將選舉時期當作可以通過出賣選票的交易而為個人爭得一些小額收入的時期。選舉過程沒有真實的選擇，這樣的選舉也不會導致較大的社會或政治的變化。在形成獨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間結社活動，也通常處于國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種社團﹙包括學術團體﹚在成立以前都必須通過政府有關機構審批，而且任何社團都不準參加政治活動。普通人民都將政府看作是行動指南，習慣于社會條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級制，因此如果新的軍事或政府精英們獲得比其它人更多的“自由”或“特權”，這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一般而言，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們總是強調自己國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權等只是西方文明和歷史經驗的特殊產物，而放棄政治民主制，只是堅持以物質文明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和工業化，認為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高于一切──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的核心內容──這種類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對這些國家的生存來說確實是基礎性的，但卻導致了更大的集權和更嚴重的不平等，所有經濟發展的成果都通過權力市場化而流入了少數特權者的口袋里，發展中國家元首的財產不斷增加，中小腐敗者搜刮財產比比皆是。而廣大人民卻被排斥在分配財富的過程之外。在資源的有限性與條件的不平等性狀況下進行的現代化與工業化，不僅沒有解決原有的社會問題，反而使饑餓、貧困、暴力和下層人民生活悲慘的問題更為突出。人口大量過剩、城市和農村二元結構的對立與沖突、源于制度結構的社會性腐敗、社會不公正、技術轉移和發展的高成本問題，技術官僚的出現及政府機構的膨脹等，構成了這些發展中國家進一步發展受到嚴酷制約的「命運環境」。以腐敗聞名于世界的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曾根據切身體會對自己的國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來存在著個人的而不是全民的進步。每一個人為了個人的生存擁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1)由于現代化社會的民眾都很清楚他們的貧困是一種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東西，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不僅削弱了社會的的內聚力，而且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不發達國家雖然經多年經濟發展，許多國家甚至連起碼的政治穩定的目標也未能實現，一直處于動蕩混亂之中，單純的物質上的現代化與工業化使得經濟發展缺乏起碼的政治基礎，最終威脅了政治精英們自己，馬科斯與蘇哈托的下臺只是其中兩例而已。從去年以來亞洲社會不斷發生的動亂表明：純潔「亞洲價值觀」的時候到了，必須改變放棄政治及社會改革的現代化思路。

中國的問題與亞洲的問題有類似之處。在中國，脫離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來侈談經濟問題，就有點象編織皇帝的新衣一樣，在制作偽理論，從而永遠使經濟問題得不到真正的解決。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從來就只有問題，而沒有所謂“純粹的經濟問題”。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這些問題往往相當復雜，經濟理論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這些不發達國家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西方的經濟分析方法，其理論和模型是把非經濟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將其用之于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便導致對現實概念的嚴重扭曲。

由五個三中全會文件賦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繼續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線的中國經濟改革，從其起源來看，就是政治行為，而不是經濟行為。在改革中牽動國家每一根神經的資源分配，其實完全是市場前權力分配的結果，它根本不是產生于經濟行為，而產生于政府行為。僅這兩點，就可以說明，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要考察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環境，否則得出來的結論可以說對中國的公眾，尤其是弱者來說，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嘲諷。但我們卻將它看作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但其實觀諸世界各國，所謂現代化道路，又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僅僅只是通過“經濟改革”而成功到達目的地﹖現代化道路其實就是個制度創新過程，而制度創新包含著三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創新，二是財產所有權的變革，三是政府行為的改革。這三個層面之間其實就是一種互動關系，某一方面的滯后，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失衡。中國經濟改革所暴露出來的深層次問題，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經濟領域。近年來呈日益蔓延之勢的貪污腐敗行為一方面表明，現存制度確實存在嚴重缺陷。另一方面還向我們發出警示﹕配置資源﹑動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須加以根本性的轉變﹔沒有這些變化，經濟活動將日益喪失效率和生產力，收益將歸屬于各類尋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業家。這種舍棄中國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只談經濟改革的改革，說穿了就是一種“夾生飯改革”。這種“夾生飯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時，但它所積累下來的問題，最后必將以一種更為復雜的形式使社會承擔改革代價，拉美國家與東南亞諸國的金融危機，其深層根源其實就是社會發展失衡。而我們中國的經濟改革，自上而下地進行了20年，其實也就是將財產所有權的變革完成了一半。說是一半，是因為現在的私有財產還不受憲法保護，還有個為市場經濟立憲的大問題，在意識形態的創新與政府行為的改革這兩方面，可以說任重而道遠。

然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比較樂于接受有關經濟改革的建議，而不太喜歡聽取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將制度原因歸咎于官員個人素質更是普遍的遁辭。在我國還存在一種慣常的作法，即將次要問題升級為根本問題，并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如自從十五大以來，部分人認為可以通過擴展私人部門﹙即私有化﹚來達到社會發展的目標。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員在此種認識的誤導下進入了另一個誤區﹕認為只要將國有企業盡快出售，就可以改變其低效率狀態。持這種看法的人忽視了另一個事實﹕產權重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變了企業的激勵機制，卻并沒有給企業從根本上創造出一條生路。也就是說，在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為改變財產權利與財產責任相分離而進行的產權重組只是為企業生存提供了基本條件，而通過改變企業的社會制度環境，促使企業改變自身的治理機制更是關鍵因素。這一點有事實為證，自1998年開始，虧損﹑倒閉的不再是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的天然之物──民營經濟特別是私營經濟也開始大量虧損。大量民營經濟的滑坡，對整個民族經濟將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其影響可能超過國有企業改革所造成的波動?；谶@種現實，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私人企業制度運行成功有其特有的制度基礎，而中國目前的制度環境顯然缺乏幫助私人企業制度發展的因素。部分敏感的經濟理論家已發現，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很快就不再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而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而經濟結構是否能調整成功，卻必須有賴于企業生存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