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革命理論產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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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適應了“一戰”和十月革命后“世界歷史”變遷的形勢，又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具體國情，是“世界歷史”轉折與中國民族命運的雙重理論回響。因此，在“思想概論”的教學中，從“世界歷史”與民族歷史的邏輯互動中去闡明這一理論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可以使學生在一種宏大的歷史視野中去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思想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一、“一戰”前后“世界歷史”的轉折性變遷及對中國的影響

引發近代中國革命有兩個主要因素，內部是中國的封建主義，外部是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近代之初，中國正處于封建社會發展的末期。雖然內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出現，但因封建制度的嚴重阻礙，發展極為微弱，致使社會生產力落后、政治腐敗、制度衰朽、階級矛盾尖銳，人民生活極端貧困。這些都表明，封建統治者已經沒有能力再繼續統治下去，人民也不愿意在民不聊生的處境中生活下去。一場危及封建制度存亡的社會大革命已經勢不可免。當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場新的內部社會危機正在潛伏暗蘊之際，人類歷史的進程因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確立，已經開始了民族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新紀元。所謂“世界歷史”，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版，第88頁）由于大工業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同上，第86頁）；資產階級憑借資本的力量，通過世界市場的擴展和殖民侵略“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使得“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也使“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同上，第276、291頁）。于是，以世界市場為紐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以“殖民”的方式侵入到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侵略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中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中華民族面臨著存亡續絕的嚴重民族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賴以存在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瓦解了，中國迅速變為一種半封建的社會。而且，在帝國主義軍事征服和財政借貸下，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不得不最終臣服，并與其勾結而成為其在華利益的政治代表。于是，在民族史日益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時代，中國近代革命也就具有了雙重內涵。它既需要實現民族史維度上反封建的民主解放，也同時需要實現“世界歷史”維度上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正如所言：“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保ā哆x集》第2卷，第2版，第632頁）

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這樣兩個基本任務，是互相區別，又是互相統一的”（同上，第637頁）。正因如此，中國近代的民族歷史變遷和人類社會的“世界歷史”變遷，就成了考察中國近代革命發展進程的兩個最基本維度。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也就是這兩個維度上的革命問題不斷互動影響的過程。正是由于“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世界革命和民族歷史進程中的中國革命在五四前后都達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并在互動中形成“疊加”性的影響，才推動了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就世界歷史進程而言，此時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月革命，共同影響了20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進程，也對中國革命產生了轉折性的歷史影響。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及其災難性的結果，一方面把近代資本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弊端推演到了極端，出現了世界性的戰爭災難、罪惡與大屠殺，徹底擊碎了資本主義關于“自由、民主、平等、和平、繁榮”的神話。另一方面，它使源起于現代之初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詰難、批判和韃伐，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地、現實性地展開。一戰后的歷史表明，不僅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波瀾壯闊，即便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也出現了尋求改良和修正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模式的新趨勢。

其次，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一戰的背景也遠超出了俄國的民族史層面而直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一方面，這個革命發生和成功的原因并非僅僅在于俄國社會本身，還在于一戰的影響。它直接就是在一戰的廢墟上，通過對資本主義進行制度性革命而實現的。因此，這個革命所指向和否定的不僅僅是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更有通過俄國資本主義“特殊”所表征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它打破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統性，根本性地改變了國際力量格局。另一方面，這個革命的理論指導是馬克思主義。它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出的實踐之果。因而，它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的廣泛傳播。它的“世界歷史性”意義就在于，從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維度上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革命范式。

二、前后中國社會的民族性歷史變遷

就中國的民族歷史進程而言，辛亥革命的勝利，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了“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同上，第667頁）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層面上來。然而，辛亥革命的夭折、封建帝制的復辟，既表明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極其脆弱性和不發達性，又凸現了中國封建社會根基的頑固性，更暴露了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反革命本質和作用。歷史表明：舊式的民主革命，即使否定了封建帝制，也依然未能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任務。在“世界歷史”時代，因“世界歷史”和中國國情的雙重規定，中國問題的最終解決并非能僅僅通過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可以實現。中國革命必須走融“世界歷史”與民族國情為一體的道路。于是，中國出現了孫中山由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轉變；有了等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探索及實踐開拓。

由舊三民主義轉向新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疇內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對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正是通過超越新三民主義，通過實現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歷史性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系統全面地回答了中國革命面臨的基本問題，指導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因其“反帝”的民族主義而“聯俄”，因其“節制資本”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聯共”和“扶助農工”，再加上“直接民權”的政治目標及吸收蘇俄經驗而建黨建軍，也就使其指導下的國民革命明顯地超越了舊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但是，它仍然未能在整體上把中國革命提升到“世界歷史”與民族命運相契合的“世界革命”層面。

第一，新三民主義中以“五權憲法”為核心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追求，依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疇內的政治革命，未能達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水平。因此，它也就缺乏中國革命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背景下應具有的更為普遍性的內涵，也不能闡明在中國革命中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必要性。

第二，在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上，新三民主義“耕者有其田”的社會目標，同其實踐策略上“核定地價”的調和主義手段的不一致，再加上國民黨社會政治基礎的復雜性，也就使其難以真正地實現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社會政治動員。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表明，如何把革命理論與中國最廣大的工農大眾相結合，切實地解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將最終決定一個革命理論在中國的實現程度。

第三，在意識形態的層面，新三民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既表明了孫中山“師俄”、“聯俄”目標的有限性，也表明了新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因此，孫中山也就未能像那樣，始終強調“世界革命”所賦予給中國革命的“世界歷史”性意義。這就導致了新三民主義不能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維度都同時達到“世界歷史”的水平，不能最終完全闡釋清楚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何以成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對象這一問題，從而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理論雖然蘊涵了中國由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的某些時代要求，但其理論和實踐卻始終未能超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疇，僅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國式改良和修補罷了。這正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革命理論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之間的最本質差別。只有超越它，才能建構起具有社會主義前途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

經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化、本土化轉化生成而創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中國共產黨人把中國革命的進程推進到了與“世界歷史”相契合的水平。自革命之初和理論創建伊始，和中國共產黨人就具有著明顯的朝向社會主義前途的歷史選擇和價值取向。他們鮮明地確立了自己“勞農專政”的階級立場，真誠地堅持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毫無保留地認同了俄國革命的經驗和共產主義的目標，堅決地開始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這些，都是和中國共產黨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過程中，明顯地區別于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地方。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通過對中國無產階級一般優點、特殊優點及歷史作用的分析，闡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通過對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闡釋，闡明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復雜性，解決了中國革命中何以反帝、反封建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對象問題；通過對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特殊強調，闡明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特殊國情，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通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之“世界革命”意義的肯定，闡明了中國革命進程中民主革命與“世界歷史”變遷中的世界革命之間的互動性關系，解決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具體步驟和歸宿問題；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同，闡明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時代精神，解決了中國革命中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問題。這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就既深刻地闡明了中國革命中民族性革命的特殊性，又準確把握住了“世界歷史”轉變中世界革命的普遍性。它也就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進程中“世界歷史性”與中國民族性的“視界融合”的問題，實現了中國革命發展理論的歷史性飛躍。既要把握“世界歷史”變遷的宏觀進程，又要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具體國情，把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是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理論的精髓之一。而在當今人類世界交往日益緊密的時代，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如何把世界發展的新形勢與中國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依然是我們面臨的現實課題。因此，在“思想概論”教學中，在講解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時，引導學生重溫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的這一基本精神，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