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革命家團體形成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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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都是一定時代的人。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也是時代的產物。馬克思曾經說過:“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盵1]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正是這樣一群響應歷史召喚,從而使自己成為歷史所需要的偉大人物群體。

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新紀元的開辟是其形成的國際條件

1917年11月7日(俄歷十月),俄國人民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開辟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新時代。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中國革命以及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首先,它鼓舞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斗志。十月革命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俄國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立即了《和平法令》,宣布廢除沙皇政府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之后,又兩次發表對華宣言,表示放棄沙皇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非法特權,并援助中華民族的獨立運動。這一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全國各界輿論的歡呼,正如所說:“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斗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就不再感覺孤立了?！盵2]蔡和森甚至預言,中國三五年必定有個俄國的二月革命出現,并提醒要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3]。其次,它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登上政治舞臺提供了歷史機遇。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形成了1918~1923年的革命高潮。世界革命蓬勃發展的形勢,為中國革命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而且,十月革命改變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航向,此后,中國革命就不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正如后來所指出的:“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4]再次,它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成長壯大提供了有力支持。蘇俄(后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譬如,幫助中國建黨,加速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步伐;幫助培養了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干部,僅中山大學就為中國培養了上千名留學生,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中的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許光達等都曾在那里學習過。此外,還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展革命活動提供了技術指導和經費支持。

二、救亡圖存的時代潮流是其形成的時代背景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便成為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這兩大矛盾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都沒有得到解決。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將中華民族逼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因此,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拯救民族危亡,一直是時代的主要潮流。湖南雖地處內陸,但物產豐富,因而也是帝國主義重點侵略的省份之一。帝國主義對湖南的侵略是全方位、多領域的,主要是經濟侵略。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政府分別于1899年和1904年先后將岳陽、長沙開為商埠,接著,又將常德、湘潭辟為“寄港地”。隨后,帝國主義便組成了以長沙為據點,岳陽、常德、湘潭為支點的經濟侵略網,進一步加深了對湖南的經濟掠奪。一是傾銷商品,霸占市場。自長沙、岳陽開埠以后,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源源不斷地涌入湖南。連湖南最具優勢的稻谷、水產都受到外國剩余農產品的嚴重威脅。二是操縱湖南的財政金融。他們在湖南開設銀行、掌管湖南海關、控制借貸,進一步控制了湖南的經濟命脈。三是掠奪湖南的資源。湖南是有色金屬之鄉,其品種多樣,含藏豐富,是帝國主義重點掠奪的對象。四是控制湖南的工業和交通。帝國主義從資金、技術、市場幾個方面控制了湖南的工業。同時,操縱著湖南的交通運輸業。1919年長沙、岳陽兩關進出的帝國主義船只共4000余艘37•3萬噸,而湘省輪船噸數僅為外商的十分之一。[5]五是直接掠奪。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對湖南淪陷區的經濟侵略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直接掠奪。此外,還有政治侵略、文化侵略和軍事侵略。在政治上,帝國主義干預和控制湖南行政和司法。在文化上,帝國主義通過傳教等活動奴役湖南人民。在軍事上,1938年11月,日軍侵入湖南,隨后全省有56%的縣市淪陷,另有十多個縣部分淪陷。這種亡國滅種的危險深深地刺激著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湖南人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便成為了救亡的先鋒。

三、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十分嚴整而徹底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理論,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形成的必要條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需要適宜的氣候環境。湖南當時處在兩種文化的交匯和沖突點上。19世紀的中國廣東,曾是西方思想與中華古老文明激烈碰撞之地。進入20世紀之后,廣東、上海等處的殖民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日占優勢,地處廣州、武漢之間的湖南則在新舊文化、東西思想的沖突中成為主要交匯點。這一地理環境有利于新思想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經歷了一個由譯介到向往、研究、傳播,由先進知識分子到工農群眾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真正傳播開來,是在“五四”運動之后。這時,載有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文章的《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晨報》等陸續輸入湖南。同時,湖南的《大公報》等報刊也登載過介紹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及其觀點的文章。1920年8月,俄羅斯研究會和文化書社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迅速擴大。俄羅斯研究會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提供了咨詢和指導。文化書社則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提供了基本讀物。書社通過長沙本部及在平江、瀏陽、寶慶、衡陽、寧鄉、武岡、溆浦等地設立的分社,將《馬格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國之研究》、《勞動界》、《新青年》和《晨報》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全省各地。除了從本土了解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外,湖南人還到外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北京、上海是湖南革命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場所。在國外,湖南青年主要通過赴法勤工儉學和到俄羅斯學習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廣泛傳播,奠定了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思想理論基礎。指出:“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6]

四、湖南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是其形成的階級基礎

任何一個政治群體的出現都有其階級基礎,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湖南由于地處內陸,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時期,湖南近代產業工人還不足萬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帝國主義無暇東顧,客觀上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同時,湖南具有特有的、可充作軍火原料的銻、鉛、鋅等礦,戰爭使得這些礦砂價格猛漲,從而刺激了這些礦業的迅速發展。如當時新化錫礦山一帶采礦公司林立,工廠人驟增至10萬人。全省采礦的廠家,截至1916年已高達8000家以上。伴隨著湖南近代工業的發展,湖南工階級的隊伍迅速成長。至時期,湖南產業工人已接近22萬人。湖南工階級除具有無產階級的一般屬性外,還有四個特點:第一,工資低,受剝削深重。以礦工為例,20世紀初,湖南著名的鉛鋅、銻礦,采煉成本之低為世界之冠。據水口山的調查,礦工工資僅占每噸礦砂價值的0•75%,洋行所得是礦工勞動所得的82倍,礦局對工人的剝削率達119•64%。因此,工人們渴望翻身解放,渴望革命斗爭。第二,隊伍不穩定,失業人數多。湖南工業受世界市場的影響巨大,因而工人時聚時散,工作毫無保障。以新化錫礦山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人曾多達10萬之眾,可是,戰爭一結束,急劇下降至2萬人。第三,工人人數雖少,但非常集中。從行業來看,湖南產業工人集中于礦業,占了全省產業工人的九成;而在礦山工人中,錫礦山工人又占了一半左右。第四,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由于湖南近代產業工人處于近代社會矛盾的交匯點,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比其他民眾有更深的感受,從而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識。上述特點表明,湖南工人階級一旦覺悟起來,并得到有效的組織,就能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這是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形成并不斷發展壯大的階級基礎。

五、湖南經濟社會的深刻危機是其形成的現實

根據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進入最黑暗也最混亂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同時,各地軍閥蜂起,雙方長期進行爭奪和混戰。湖南地處南北交通要沖,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湖南成了南北軍閥長期拉鋸的戰場。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建立的湖南政權,依然是一種反革命軍閥統治。新舊軍閥對湖南的反動統治,造成湖南的全面危機。

首先是經濟危機。湖南軍閥推行的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嚴重阻礙湖南近代工業的發展。譬如,張敬堯統治時期,濫發紙幣,盜賣公產,濫征厘金,制約了湖南工業的發展。何鍵統治時期,將大量的資金用于“剿匪”,工業發展資金嚴重不足,1932年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僅占全年財政總支山的1•3%。同時造成湖南農村經濟的倒退。所有統治湖南的軍閥都不關心農業,而且不斷地搜刮農民,從而造成農村經濟敗壞。譬如,趙恒惕統治時期,軍閥、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湖南農村75%的耕地掌握在地主手中。

其次是政治黑暗。軍閥對湖南的統治,導致湖南的政治黑暗和社會腐敗。張敬堯對湖南實行極為暴虐的統治,湖南人民稱之為“張毒”。趙恒惕上臺不久,就丟棄“省憲法”的外衣,在湖南實行白色恐怖,通緝愛國人士,鎮壓工農運動,殺害工人領袖,逮捕學生代表。國民黨叛變革命后,為了圍剿工農紅軍和鎮壓革命群眾,在全省各地組織清鄉隊,舉辦團防,實行“清鄉鏟共”。同時推行保甲制度,強化反動統治。人民連生命財產的起碼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

再次是文化倒退。湯薌銘一到湖南,就把學校視為“亂黨策源之地”,對各地學校濫行封閉搜查,省城長沙被封閉或搜查的中小學就不下百所。張敬堯進入長沙,即強占學校作兵營,將教育經費提作軍費。趙恒惕以“所倡學說不止”羅織罪名,查封湖南自修大學。何鍵一上臺,就提倡尊孔讀經,大肆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實行愚民政策。并設立新聞檢查所,壓制社會輿論,取締進步報刊。正是這種難以生存的環境,為湖南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興起創造了機遇。

六、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是其形成的歷史基礎

大凡個人也好,群體也好,其世界觀的形成,總離不開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這是其生長的根基。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形成,與湖湘文化的熏陶關系密切。湖湘文化的要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經世致用,不尚空談。重篤實踐履,不尚性理空談;提倡通經致用,以其所學服務于社會。二是憂國憂民,自強不息。這種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傳統,使得一大批湖南人前赴后繼,百折不撓,并鑄就了湖湘人士卓厲敢死、英勇無畏的品格。三是批判繼承,兼容并包。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多源的、包容的,它不偏一說,合眾家之長,博采群秀,揚長避短,具有時代的適應性和開放性,“合東西洋文明一爐而冶之”。[7]四是關注政治,勇承使命。湖湘人士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關心政治與改造社會的責任感。近代以來,特別是從曾國藩組織湘軍開始,湖南人就認定“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更自豪地宣稱:“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五是重視教育,培養人才。在歷史上,湖南的經濟雖不甚出色,但教育卻絲毫不比經濟發達的省份遜色。創建于公元976年的岳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它在社會造就了一種重教精神。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形成,也與湖南教育的興盛不無關系。湘鄉東山小學堂就走出了、蕭子升、陳賡、譚政、毛澤覃等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

湖湘文化的這些特性,使得湖湘子弟在近代中國革命的每個歷史關頭都能挺身而出,成為各個時期的革命中堅。等組織革命團體時,就充分利用了湖南的這一優勢,在給新民學會會員羅章龍的信中強調:“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極有為”。[8]七、蓬勃發展的革命事業是其形成和發展的實踐基礎一個群體的存在和發展需要活動作支撐,沒有活動就沒有吸引力,因而也難以持久。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是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也是在革命斗爭中發展壯大的。蓬勃發展的革命事業是其形成和發展的實踐基礎。

首先,工人運動培養了一批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湖南工人階級由于所受壓迫特別深重,因此,他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特別堅決和徹底。湖南工人運動的開展及其勝利,鍛煉和培養了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李立三、郭亮、蔣先云、任樹德、夏曦、陳子博、李六如、羅學瓚、謝懷德、毛澤民、譚震林、王震等就是突出代表。除湖南本土外,全國其他地方的工運舞臺上,也鍛煉和培養了一批湘籍革命者。李啟漢、鄧中夏、羅亦農就是代表。李立三、劉少奇則是從湖南走向全國的工運領袖。

其次,農民運動鍛煉了一批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湖南黨組織即開始關注農民問題。1923年上半年,中共湘區委員會派水口山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家鄉衡山岳北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2月,在韶山秘密組織農民協會,并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北伐軍進入湖南后,湖南農民運動迅猛發展起來,并成為北伐戰爭時期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也鍛煉和培養了一批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夏曦、郭亮、彭公達、周以栗、王則鳴、柳直荀就是在農民運動中培養起來的。

再次,革命戰爭培養了大批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爭與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時代主題。為了實現革命目標,中國共產黨先后發動和領導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些革命戰爭寫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也造就了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輝煌。通過革命戰爭走進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隊伍的人數最多,、、3位元帥,粟裕、黃克誠、陳賡等6位大將,以及王震等十幾位上將、張震等四十幾位中將,都是在革命戰爭中鍛煉和培養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其他如學生運動、婦女運動也培養了一批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前者如周小舟,后者如向警予、繆伯英、蔡暢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盵9]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的形成和發展正是那個歷史時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