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金融企業稅收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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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上半年，國務院決定將金融企業8％的營業稅稅率分三年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降至5％，這標志著我國開始對金融企業稅收負擔進行下調。但是，目前調整后的稅收政策和制度仍與國際上一些通行作法存在較大差異。從我國即將加入WTO、實行金融開放的大趨勢來看，上述稅收政策調整是否到位，如何考慮國際通行作法，并結合中國國情，從有利于中國金融業發展、提高國內金融企業競爭力、防范金融風險出發，重新審視和研究恰當的金融企業稅收政策和制度，還十分必要。

一、OECD國家金融企業稅收政策和制度特點

OECD的大多數國家對金融企業以征收直接稅為主。在所得稅（即直接稅）上基本采取與其他行業一致的稅制政策（個別規定上略有區別），在間接稅制（即我國的流轉稅）上，采取的是與其他行業不相同“從輕不從重”的特殊政策。這些國家的做法基本上可以看作國際通行做法。

總的來講，OECD國家對金融企業總營業收入不征收間接稅（大致相當于我國的營業稅），而是將金融服務項目細分為貨幣結算、存款業務、貸款、金融擔保、票據和股票交易、期貨、期權、人壽保險等27大類，針對不同的金融服務確定不同的征稅制度。

OECD的多數國家實行增值稅（VAT）和商品勞務稅（GST）制度（美國除外），對金融企業的不同業務，征稅辦法分為四種情況：①征稅；②免稅，但是不能抵扣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增值稅；③實行零稅率，即在免稅的同時，允許抵扣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的全部進項增值稅；④金融服務不作為增值稅的征稅對象，即不在增值稅范圍之內。各國針對不同的金融服務項目實行的稅收政策是不相同的，但是各國的做法也有許多共同點。

比較一致的做法是，大多數國家對貨幣結算、存貸款業務等多數金融服務實行不可抵扣的免稅政策，即不征收增值稅，同時對金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也不能抵扣其所含的增值稅款。實行這種政策的主要理由是，金融企業的服務具有特殊性，難以確定它們的增值稅稅基，實行不能抵扣的免稅政策，其不能抵扣的購進品的進項稅接近對金融服務的“正確”征稅，所以可視同對金融企業的征稅。如果對金融業同樣實行發票抵免型增值稅的話，一方面難以操作，另一方面可能會重于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征稅。

另一個比較一致的做法是，對金融服務中的保管、咨詢服務、基金管理等收費業務都要征稅。

美國比較特殊，目前國內的間接稅主要是消費稅和零售稅?？偟膩碚f，對金融服務是免稅的。但有資料反映，美國對外國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服務，以保險費收入為稅基征收消費稅。

日本對金融服務業征稅的項目要明顯多于大多數國家，銀行業務收取的手續費都要征收消費稅，但對利息收入、保費收入是不征收消費稅的。

韓國對商品和勞務征收增值稅，但對金融服務也實行大多數國家的免稅做法。有特色的是從1982年開始至今，對金融保險企業的總收入征收0.5％的教育稅。

二、我國金融企業稅收政策與制度特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金融體制的改革，政府由原來與國有銀行、保險公司的利潤上繳、政府撥付信貸基金的關系，逐漸轉變為金融機構繳納稅收、政府作為所有者向國有銀行和保險公司投資補充資本金的關系。對金融企業，尤其是對國有金融機構的稅收基本上采取與其他行業企業“區別對待”的特殊政策。這種特殊政策的主要特點是：①金融業的營業稅稅率比其他服務業偏高。1994年稅制改革，對國有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實行5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比非國有金融企業和國內其他行業企業33％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高出22個百分點。1997年在將國有金融機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調至33％的同時，將全部金融企業營業稅稅率由5％提高到8％。今年5月1日起分三年將金融企業的營業稅稅率降到5％，仍高于國內交通運輸、郵電通信和建筑安裝業3％的營業稅率，在服務業中處于較高水平。②國內金融企業比外資金融企業的稅負重，因為外資金融機構在企業所得稅上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在流轉稅上免征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之所以對國內金融業采取這樣的稅收政策，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第一，到目前為止，國有金融機構在金融業中仍然占主體地位，金融資產的60％集中在國有金融機構中。政府與國有金融機構的產權關系，使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把國有金融機構尤其是國有銀行當作“二財政”、國家的“錢匣子”對待，而沒有將其作為市場經濟中的風險產業看待。第二，金融業的稅收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幾次財稅體制的重大調整，事實上都是從短期財政利益考慮，為保持金融業總體稅收規模不變來設計金融業稅制。第三，與其他行業比較，國有金融企業改制相對滯后，這也是對金融業稅收政策沒有做重大調整的重要前提因素。第四，與我國目前的利率管理體制相關聯，在存貸款利差較大時，政府可以利用稅收杠桿對金融企業利潤進行控制和調節。上述因素中前兩個因素是最主要的。

三、現行稅制下我國金融企業的稅負偏重

我國是實行增值稅的國家，由于各種原因，金融、交通、建筑等服務業目前還沒有實行增值稅制度，而另外實行營業稅制度。由于征收營業稅時，不允許金融企業抵扣購入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所以金融企業事實上承擔了增值稅和營業稅兩種稅收負擔。

在我國以流轉稅（即國際上所稱的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框架下，金融企業的稅負中流轉稅負擔大大高于企業所得稅負擔。目前金融企業交納的流轉稅500多億元，企業所得稅不過百十億，前者是后者的5倍。交納營業稅及附加稅后的金融企業利潤就很少了，這是造成金融企業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客觀原因之一。

按照OECD多數國家做法和美國研究中國經濟的著名專家尼古拉斯。R.拉迪的計算方法，分析金融企業的納稅占其總收益的比重，目前我國金融企業的總體稅負（流轉稅加所得稅，不包括金融企業購入固定資產中所含的增值稅）在65％－75％左右。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為例，1999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平均的總體稅負為74.68％（詳見表1），中國人保和中國人壽平均的總體稅負為68.37％（詳見表2）。

與OECD國家比較，我國金融企業的稅負明顯偏重。如果按照OECD多數國家對金融業采取的稅收政策和做法，對金融企業取消征收營業稅及其附加的話，我國金融企業的稅收負擔將降低一半以上。以四大國有獨資銀行為例，不征收營業稅及附加，這部分稅款（304.84億元）轉化為稅前利潤（參見表1），并對其征收33％的企業所得稅，稅款為100.60億元，實際總體稅負降為30.24％。在稅負降低的同時，金融企業稅后利潤將由116.38億元（154.78億－38.40億）增加到320.62億元（116.38億＋204.24億），利潤增大1.5倍以上。這種計算只是建立在理論推算上，不是精確計算。按照三年后營業稅降為5％測算，營業稅及附加的減稅幅度為37.5％，所得稅增加，稅收合計為266.65億元，總體稅負為58.02％。

四、幾點建議

面對我國金融即將開放的形勢，必須抓緊解決我國金融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問題。除了金融企業的產權制度、法人治理結構等企業內部問題外，我國長期形成的帶有計劃經濟體制痕跡的金融業稅收政策和制度，也是影響我國金融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外部因素。過重的稅收負擔使金融企業的稅后利潤很低，難以持續地依靠企業自身積累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我們曾采取一次性撥付2700億元增加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辦法，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率。但這只是權益之計，如果長期使用此種“輸血”性辦法，既不利于提高國有銀行自身的資本積累能力，又會給國家財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只有立足于解決金融企業的體制問題，同時調整對其的稅收政策和制度，建立起我國金融企業良好的“造血”機能，才能既有利于金融發展，又有利于財政收入的增加。

另外，考慮到我國加入WTO以后，將逐步開放金融服務業，即便我們采取內外資金融企業完全相同的稅收政策和制度，但是由于外資金融企業的總部在國外，國外的金融業稅收負擔遠低于我國金融企業，他們的分支機構可以得到總部資金支持，我國金融企業仍會處于十分不利的競爭地位。加上金融業本身的風險特點，隨著金融業開放后的市場化進程加快，我國金融企業必須加強自身抗拒風險的能力。所以，建議參照國際通行做法，考慮中國國情，逐步調整和改變目前我國金融企業的稅收政策和制度。具體建議如下。

（一）將金融企業的總體稅負目標確定在40％左右。其中企業所得稅按照國際通行及我國的改革思路，與其他行業的稅制相同，總體不做特殊規定，主要調整流轉稅制。

從根本的制度建設上，應將金融業和其他服務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按照OECD多數國家的做法，對金融企業大部分業務實行不可抵扣的免征增值稅辦法，對手續費、咨詢費等金融業務征收增值稅。值得說明的是，目前國際上對金融業這種征收增值稅的辦法，也存在一些討論和異議，認為需要尋求更好的征稅制度，如已經有人提出對金融企業征收“現金流量稅”的辦法。

如果我國在未來3－5年不能將服務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話，也可以在目前的稅制下，為達到金融業總體稅負40％左右的目標，逐步將營業稅稅率降到1.5％－2％。按照1999年四大國有獨資銀行總稅負測算，營業稅降為2％，營業稅及附加的減稅幅度為75％，所得稅增加75.45億元，總稅收減少近45％，總稅負降到41.35％（如果加上不可抵扣的增值稅，總稅負還會更高一些）。

（二）金融企業稅收政策調整必須以國有金融企業改制和改革為前提。

在沒有對我國國有獨資金融企業實行改制和改革以前，“單兵獨進”的稅制調整存在很大的風險。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教訓表明，在沒有進行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之前，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雖然可以起到調動企業經營積極性的作用，但也造成利潤和財務分配失控，國有資產流失，以及“富了和尚窮了廟”的負面效應。因此，為了防止在目前國有獨資金融企業體制下，調整稅制后金融企業收益分配的“預算軟約束”，應該在調整稅制之前，先推進國有獨資企業的改制。

（三）金融企業稅收政策調整需要妥善處理好的兩個相關問題。

一是金融企業稅收政策的調整，必然暫時減少財政收入。大體上看，政策一次性調整到位，按照現在金融企業營業稅規模，財政可能一次性減少收入350－400億元左右；如果分幾年調整逐步到位，每年的數量可大大減少。

二是金融企業的營業稅（5％部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之一，對其進行調整勢必涉及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體制的調整問題，因此在對金融企業稅收政策調整前必須做好中央與地方分稅制調整的預案。建議地方稅要開辟新的財源，根據土地流轉、轉讓的商品化、個人住房的商品化，應適時開征相關的不動產稅，作為地方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