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糧食國際貿易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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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全球化的內涵和定義，國內學術界存在不同看法。為了便于討論，本文采用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文件中常見的說法，因為這是一種寬松而又淺顯的解釋，易于為各方接受。

1996年聯合國貿發會議召開過一次題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討論會，參加者有聯合國直屬機構的官員和專家，如工發組織、開發計劃署、兒童基金、跨國公司中心等，也有來自聯合國體系內各個專門機構的官員和專家，如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教科文組織等，還有來自與聯合國有聯系的獨立機構，如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專家、教授，可見會議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文件中關于全球化的定義反映了國際上的共識。這個定義可概括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國在經濟上跨國界聯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強的過程，運輸、通訊和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有力地促進了這一過程（注：GlobalizationandLiberalization,p.240,UNCTAD/ECDC/PA/4/Revl,N.Y.andGeneva,1996.）。

世貿組織1995年度報告指出：“對全球化的定義和描述，首先應著重‘質’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國家的市場和生產日益變得更加相互依存的過程，這是由于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發展以及資本和技術的流動所造成的?！保ㄗⅲ篧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

聯合國貿發會議1997年度報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貨物和資源日益加強的跨國界流動，也指一套管理不斷擴大的國際經濟活動和交易網絡的組織結構的出現”，“但今天的世界經濟與超國家范式相距還很遠，對現狀較為恰當的描述是全球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市場、生產和金融活動的跨國界聯系已加強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國的經濟都不能不受到國界以外的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保ㄗⅲ篣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p.70～71,N.Y.andGeneva,1997.）報告接著又列述了促進全球化的主要因素：關貿總協定8個回合所推動的貿易自由化；一系列國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術驚人的發展。

根據上述，經濟全球化的內涵至少可歸納為以下三點：這是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歷史過程；其突出表現為商品和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國際流動日益加強；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

經濟全球化表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化了升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各國的擴大再生產過程必須在世界范圍的緊密聯系中才能正常運行，這不僅決定了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優化配置，從而在客觀上為經濟的持續增長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故從生產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個進步的歷史過程，我們應當積極地適應它、促進它。但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這一過程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進行的，少數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起著主導作用，因而必然帶來深刻的階級烙印和扭曲的表現形式，決定了這一過程是跛腳的，即在南北之間是不對稱進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與全球化進程不相適應的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經濟也面臨著這樣的矛盾，必須從戰略上加以重視和調整，才能保證我國經濟在進入21世紀后持續穩定地增長。在對外貿易領域中我國至少在下列四方面存在著不適應。

1.從貨物貿易看：科技進步推動著全球化，科技產品的貿易增長最快，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交換比率日趨不利，削弱了貿易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

2.從服務貿易看：信息革命促進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務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支柱，我國服務貿易的滯后會拖住國民經濟的后腿。

3.從加工貿易看：“產業內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礎，加工貿易便是其表現形式，但我國的加工貿易處于低級階段，難以更多地獲得分工的利益。

4.從貿易政策看：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結伴而行，我國的經濟體制正在轉軌，若不加快改革，貿易政策將難以適應自由化的過程。

一

20世紀50年代，初級產品在世界出口中約占60%多，60年代初級產品與制成品在世界貿易中平分秋色，80年代二者的比重為3:7，即制成品占70%，進入90年代后繼續有所上升。制成品貿易的持續上升是過去半個世紀中世界貿易賴以發展的基礎。前文已經指出，世界貿易的增速高于世界產出，從世貿組織的統計還可看出，制成品貿易的增速更高于世界產出，而且有加速度的趨勢。二者年均增速的比例在1950～1964年為1.3∶1；1964～1974年為1.6∶1；1974～1984年為1.8∶1；1984～1994年為3.2∶1（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與上述趨勢相比是滯后的。據外經貿部公布的數字，1953年我國初級產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高達79.4%，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也僅為45.9%，到1981年才略超過初級產品。不過當時我國的統計口徑與國際標準(UNSITC)并不一致，故與世界缺乏可比性。筆者估算，上述比重的變化是在80年代中期才實現的。

根據《中國經濟年鑒》的資料，90年代后期我國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上升到83%左右，1996年機電產品在出口中占31.9%，首次超過了我國傳統的出口大戶紡織品和服裝，1998年機電品出口高達665.43億美元，在我國出口總額（1837.57億美元）中占36.2%（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年鑒1999》，第341頁。）。

上述的第一個變化發生在80年代中期，第二個變化發生在90年代中期，標志著我國出口產品結構朝著優化的方向發展，但與世界貿易中的主導趨勢相比仍屬滯后，而且差距可能有所擴大。因為正在上述同一時期，也就是全球化加速的時期，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也在迅速調整，從以資本密集和傳統技術為基礎轉向以知識密集和高新技術為基礎，特別是信息產業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其增幅和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而中、低技術部門則明顯下降。高新技術部門成了美國的主導產業，使美國經濟在1991年擺脫衰退后得以進入戰后持續最長的景氣階段。據美國商務部估計，信息產業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超過25%，即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幅中約有1/4是由信息產業的增長所帶來的（注：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http.//www.E-commerce.Gov.1997.）。

由于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故高新技術產品尤其是信息技術產品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世貿組織按聯合國在1988年修訂的國際貿易分類標準，將貿易分為三部分：

——初級產品：下分為農產品和礦產品兩大類，每大類下又分為若干小類。

——制成品：下分為7大類，即鋼鐵、化學品、其它制成品、機械和運輸設備、紡織品、服務、其他消費品，這7大類下又各自分為若干小類。

——其他貨物：未能列入以上各類的貨物，如軍火等。

上述的機械和運輸設備又分為6小類，其中“辦公室機械和電訊設備”一小類最足以代表信息技術產品，其出口的年均增長率在80年代前期較之世界貨物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率并未高出很多，但80年代后期劇升為18%，約高出2倍，到1995年竟達26%，約高出將近3倍（注：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90,Geneva,1996.）。結果其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超過了農產品和礦產品（包括石油），躍居第二位，1995年位居前11位的貨物按其比重大小為序可排列如下（注：同⑦，第15頁。）：(1)機械和運輸設備，不包括下述的(2)和(6)，約占17%強；(2)辦公室機械和電訊設備，約占12.2%；(3)農產品，約占12%；(4)礦產品，約占10.5%；(4)化學品，約占9.5%；(6)汽車和零部件，約占9%強；(7)其他消費品，約占9%弱；(8)其他半成品，約占8%強；(9)服裝，約占3%強；(10)紡織品，約占3%；(11)鋼鐵，約占3%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技術突飛猛進，其產品的成本和價格不斷下降，故其比重的躍升完全是貿易規模急劇擴大而非價格上漲所致。80年代初農產品的比重也在12%左右，而上述(2)的比重不足4%，經過20年二者的比重竟然并駕齊驅，這不僅說明信息產業對世界貿易影響之大，也反映了農產品貿易一直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以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處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不到改善。同時，不得不令人擔憂的是，80年代初紡織品和服裝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約為10%，而今天已降為6%，這說明世界貿易趨勢對我國傳統的大宗出口商品愈來愈不利了。雖然1996年機電產品已取代紡織品和服裝而在我國出口中占了首位，但以要素密集度來衡量，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居多，原材料、能源消耗大而附加價值低，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雙高”產品還不多。目前我國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究竟占多少比重？到1998年科技部和外經貿部聯合頒布《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目錄》時，各種估算數字出入頗大，今列舉幾項如下，以供參考：——較高的估計1996年為21%，較低的估計1997年為6.8%（注：張祥主編：《知識經濟與國際經濟貿易》，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李京文：《迎接知識經濟新時代》，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頁。）。

——《中國經濟年鑒1999》（第341～342頁）稱，1998年不包括外資企業的高技術產品出口為23.48億美元，僅占我國制成品出口的1.4%，其中74.8%是電子信息技術產品，其金額為17.56億美元。該《年鑒》（第400頁）又稱，1998年中國信息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70億美元，其中包括彩電、音響、電話機等。但按照世貿組織在1996年達成的《信息技術產品協議》(ITA)，其范圍包括軟件而不包括家用電子消費品，故嚴格來說，上述270億美元的信息技術產品出口額未免偏大。

——按前文提及的世貿組織關于辦公室機械和電訊設備的分類進行統計，1995年我國的出口額為145億美元，居世界第12位，在我國制成品出口中占11.6%（注：同⑦，第18、90頁。）。據世貿組織的注釋，上述數字中包括聲音、圖像的傳輸、放送設備。

由于目前尚難獲得確切的數字，只能粗略地說我國前10位的出口產品中還沒有高技術產品，頭三位是各類服裝，以下依序為靴鞋、玩具、塑料制品、箱包和旅行用品、錄音機和收音放音組合、各類棉機織物、家具。由此可見，我國出口產品的總體和分體結構都很落后，這種結構使我們在國際交換中處于不利地位。因為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與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交換比率，在全球化過程中對前者變得愈來愈不利了，西方學者的一系列實證研究都揭示了這個趨勢。例如，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在引用了有關的研究成果后指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制成品出口單位價值時間數列進行回歸分析，表明1970～1987年發展中國家制成品的出口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每年平均下降1%，只是由于出口規模迅速擴大，才使其收入交易條件得以上升10%。”（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147,N.Y.andGeneva,1996.）另一項研究證明進入90年代后情況依然如此，其數字可列表如下：

表1發展中國家與歐盟制成品交易條件

（1979～1994年年均增減率%）

ⅠⅡⅢⅣ

所有發展中國家2.04.2-2.25.5

其中：A組-1.34.4-5.7…

B組-0.14.6-4.70.4

C組1.34.9-3.61.0

D組2.14.4-2.34.1

E組2.94.1-1.26.8

資料來源：A.Maizels等人研究成果，轉引自《1996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第148頁。

在上表中，“所有發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大陸；A組為最不發達國家；B組為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島嶼國家；C組為拉美國家；D組為地中海區域的發展中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馬爾他、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和前南聯盟；E組為東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港、澳、臺包括在內。（Ⅰ）和（Ⅱ）分別是對歐盟出口和從歐盟進口的制成品單位價值的增減率(%)，表中數字顯示對歐盟出口的價格水平每年僅上升2.0%，而從歐盟進口的價格水平卻每年上升4.2%，可見價格比率的變化對發展中國家不利。（Ⅲ）是“凈物物交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實際上就是一國進出口價格（絕對額或指數）的比率，但必須注意，由于（Ⅰ）（Ⅱ）都是增減率而非絕對額或指數，故（Ⅰ）（Ⅱ）并不等于（Ⅲ）。上表（Ⅲ）的數字顯示發展中國家制成品的出口價格水平相對于歐盟而言，每年平均下降2.2%，但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地區，其處境相差頗大，A組最不發達國家的處境最為惡化，E組則處境較好。該報告強調說E組中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亞洲四小）又勝于其他國家。例如，韓國制成品的交易條件在整個80年代是較為有利的，而且隨著產業的升級，正在變得更有利。（Ⅳ）是（Ⅲ）與出口量的乘積，稱為“收入交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即其出口的總收入。由于E組的“凈物物交易條件”惡化程度較小，而其出口規模擴大又較快，故“收入交易條件”的數值也就最高。然而必須注意，當“凈物物交易條件”未見改善甚或日趨惡化時，如果單純依靠增加出口數量來實現“收入交易條件”的上升，這并不標志著該國經濟福利的提高，相反，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的流失，故是極不可取的，美籍印度學者巴格瓦蒂(J.Bhagwati)稱之為“出口的貧困化增長?！备鶕陨戏治?，可以推斷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處境勝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雙高產品”的出口比重畢竟還小，故仍難以適應21世紀國際競爭的新態勢，因此，必須認真貫徹黨中央關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產業化的戰略決策，這樣才能使對外貿易在21世紀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

信息革命使我們能用很低的成本大量處理和遠途傳送信息，這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也大大加強了知識的商品屬性。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說，知識是事物運動規律在人類意識中的正確反映，但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說，知識不一定要具備真理性和系統性，它可以只是一點訣竅或經驗，但它必須具有商業價值。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隨著科技革命的深化，知識逐漸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與資本、勞動力、土地并列。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經濟學中興起了以羅默(PaulRomer)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它將知識（包括技術）作為內生變量引入生產函數，全面修正了新古典理論。這反映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大大提高，因而經濟和產業結構日趨軟化即非物質化，這突出地表現為知識／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務業成為少數發達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以美國為例，服務業吸收了75%以上的就業人口，消費者開支總額中有60%以上是購買各種服務的，大制造企業也紛紛進入服務領域，如通用電氣公司(GE)目前的營業收入約有40%來自提供服務。有的西方學者甚至說信息革命使第二與第三產業的界限變得模糊了?！敦敻弧冯s志每年要公布全球500強企業的排名，但從1995年起該雜志也不再將第二與第三產業的公司分列，而是合并起來統一排列了。與此同時，服務業在發達國家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其增速也高于貨物貿易。例如，1998年美國貨物出口額下降了1%，而服務出口額卻上升了1%，故它在美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也從80年代的1/4左右上升到90年代后期的1/3。近年來美國貨物貿易年年赤字累累，而且有增無減，但服務貿易卻年年盈利，順差之大至今已可彌補貨物貿易赤字的40%。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也基本相似，歐盟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在60年代中期已達55%，80年代為60%，90年代繼續上升。其服務出口額從1985年的1708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5901億美元，11年內增長了2倍。

表21985～1998年世界貨物與服務出口額增長率(%)

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世界貨物出口增長率9.517.513.77.911.41.7

世界服務出口增長率17.418.712.89.720.55.6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世界貨物出口增長率7.1-0.31318.94.53.5-2.0

世界服務出口增長率12.80.049.112.66.73.5-2.0

*從價值額看，1995年的增幅最大，從實物量看，則1994年增幅最大，主要原因是1995年美元對歐洲貨幣單位和日元分別貶值9%和8%，故當年以美元統計的出口額明顯增大。

資料來源：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120,p.126;WTOPressRelease,1999,4,16.

上述變化在世界貿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世貿組織沒有用不變價格表示的服務貿易量(Volume)的統計，而只有服務貿易額(Value)的數字，故我們也以二者的價值額來作比較。在80和90年代，除了1988、1994、1995三年外，其余大多數年份服務出口額的增長率都明顯高于貨物貿易（參見表2），這可說是當代世界貿易發展中的一個主要特點和基本趨勢。

1985～1998年世界貨物出口額從1.95萬億增至5.225萬億美元，增長了1.6倍，服務出口額相應地從3809億增至1.29萬億美元，增長了2.38倍（注：同⑦，第120、126頁。），其年均增長率約為11%，高出貨物貿易將近2個百分點。故上述三年的例外，并不能導致基本趨勢逆轉，而且服務貿易的數字實際上是偏低的。因為世貿組織秘書處在公告中也說：貨物貿易數字取自各國海關統計，除走私外，出入關境的貨物必定統計在內，故較全面可靠，而服務貿易數字則取自各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呈報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其中經常帳戶下的“服務”一欄，各國處理方法并不一致，錯誤遺漏在所難免，故其數字往往低估。還須指出，服務貿易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也小于貨物貿易，90年代初西方發生過一次衰退，1993年世界貿易跌至谷底，貨物出口額下降0.3%，而服務出口額仍有微升(+0.04%)。據世貿組織在另一處公布的數字則分別為-0.21%和+0.59%（注：同②，第144頁。）。在1998年前服務貿易從未發生過絕對的下降，一直保持著較為穩定而強勁的增長勢頭，其主要原因就是信息革命。過去服務業產品大多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儲存性”、“不可運送性”，因而往往成了“不可貿易品”(non-tradegoods)。信息技術的進步改變了許多服務的提供方式，突破了上述限制，使服務貿易得以迅猛發展，其中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務貿易增長尤速，成為世界服務貿易得以穩定而強勁增長的主要支柱。世貿組織的統計將服務貿易分為三大類：(1)運輸；(2)旅游；(3)其他：共有8項，即通訊、建筑、保險、金融、電腦信息服務、專利許可和技術轉讓、文體娛樂（包括電視、電影等），其他工商業服務（包括咨詢、會計、法律、廣告等）。從9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來看，上述(3)高出(2)約1個百分點，高出(1)約3個百分點，故結果(1)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重下降，(2)的比重則徘徊不前，唯獨(3)的比重節節上升（注：同⑦，第2卷，第64頁。）。這表明在當代世界服務貿易發展過程中，新型服務業的地位較之傳統服務業大大提高了。面對上述趨勢，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相形之下都顯得嚴重滯后。1998年服務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占16.5%，而世界平均水平約為20%左右；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33%，遠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國約10個百分點（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年鑒1999》，第57頁。）。這種落后狀況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思想和體制障礙所造成的。在思想方面，過去政治經濟學中某些僵化的觀點把我們引入了理論誤區，即認為除了運輸以外，服務貿易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看不到它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對全面提高生產率的意義，因此只重視物質生產，而忽略服務業。在體制方面，傳統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阻礙了服務的商品化，各部門、各企業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力圖自己提供所需的各種服務，以致服務難以實現社會化和市場化，服務業的落后是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的表現，也成了經濟發展的瓶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服務貿易得到了空前迅速的發展，1982年服務出口僅27億美元，到1996年達到279億美元，增長了10倍，在世界服務出口總額中居第22位。不過與“亞洲四小”相比，仍有差距（香港占第10位，新加坡占第12位，韓國占第14位，臺灣占第19位）（注：同②，第14頁。）。從增長的速度看，可說已趕上了世界服務貿易的趨勢，但從服務的出口結構看，與世界的格局和標準存在著巨大的反差。1985～1996年在我國服務出口總額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其比重由27.6%升至36.5%，金融所占比重保持未變，前后都在19%左右，運輸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7.1%降為19%?！捌浞铡卑ㄒ院Ｍ夤こ坛邪鶐拥膭趧蛰敵?，所占的比重由25.5%升至32.6%。可見旅游始終是我國服務貿易的主要支柱，在我國對外收支中，每年都能帶來盈余，這是由我國擁有十分豐富的旅游資源所決定的，今后還將繼續發展。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型服務業卻是弱項，以致出口不振，反之，每年還要大量進口，在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服務”一項包括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務，它在服務進口總額中所占比重1985年僅為22.9%，1996年劇增為52.4%，翻了一番以上，使得我國整個服務貿易逆差近年來日益增大，嚴重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以1998年為例，旅游業有順差34億美元，但“其他服務”等項目大多有赤字，從而整個服務貿易發生49.2億美元的逆差。（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年鑒1999》，第57頁。）因此，1996年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綱要》提出，要“積極發展第三產業”，特別要“積極發展旅游、信息、咨詢、技術、法律和會計服務等新興產業”，“規范和發展金融、保險業”，“健全資產評估、業務、行業協調等中介服務”。必須強調其關鍵是抓好信息產業，因為這是新型服務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也是從根本上改造我國傳統服務業的物質技術基礎，而服務業在21世紀將成為我國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它的振興將大大改善我國經濟的整體素質，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同時也將有效地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和鞏固我國在世界服務市場上的陣地。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電信、金融等服務市場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必須培育競爭力，才能對付外來的沖擊，保證我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在21世紀對經濟增長發揮積極的作用。

【文獻號】1-1486

【原文出處】《國際貿易問題》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011

【原刊頁號】20～23

【分類號】F52

【分類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103

【標題】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外貿易（二）

【作者】王林生

【作者簡介】王林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世貿組織研究中心

【正文】

三

當代經濟全球化的生產基礎是產業內分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經濟生活國際化作過十分精辟的論述，闡明了這個歷史趨勢是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發展的。產業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紀的國際分工，即英國作為工業的太陽與廣大農業和原料附庸之間的分工，從而就像《共產黨宣言》所說，生產和消費都變成世界性的了。隨著資本主義向壟斷階段過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導致了工業國之間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國的優勢在鋼鐵、造船、采煤等工業，德國則擅長電氣、化學等工業。二次戰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國際分工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導地位，這就是產業內分工。過去的國際分工主要是要素稟賦所制約，現在科技優勢足以減輕甚至擺脫對自然資源的依賴，以至同一行業內的各個部門或同一企業內的各個分廠、車間和工藝流程，都可分散到全球部署定位，實現最優配置。產業內貿易便是上述這種分工的表現形式，這種貿易60年代以來發展十分迅速，從而在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中也得到了反映。1975年格魯伯爾和勞埃德(H.G.GrubelandP.J.Leoyd)的論著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們提出的定義和測量方法為學術界廣泛接受。產業內貿易就是一國同時既出口又進口某一同類產品，所謂同類產品則按聯合國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的三位數來劃分。SITC將國際貿易中的商品分為10大類(Section)，大類以下分63個部(Division)，部以下又分為233個組(Group)，組以下再分為786個小組(Subgroup)，小組以下分為2000個基本項目(Item)。這就是說屬于同一“組”的產品就是同類產品，但也有人采用較為寬松的劃分標準，即以同一“部”的產品作同類產品。他們提出的計算公式如下：

(Z[,i]+M[,i])-｜Z[,i]-M[,i]｜

B[,i]=─────────────────×100

(Z[,i]+M[,i])

上式也可寫作

｜Z[,i]-M[,i]｜

B[,i]=(1-────────────)×100

(Z[,i]+M[,i])

在上式中，B[,i]便是反映產業內貿易的指標，稱之G-L指數，在0-100間變動，愈趨向于100，表示產業內貿易水平愈高。i指產業，Z指出口額，M指進口額。他們和其他西方學者的研究都表明：(1)產業內貿易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據經合組織的材料，1991年6個西歐國家的制造業中有60%以上是產業內貿易，另外6個西歐國家這一比重為50%～60%。(2)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遠高于初級產品，最高的當推機械和運輸設備以及化學工業，科技密集度愈高的部門，其產業內貿易的傾向也愈大。(3)一國的經濟增長與產業內貿易水平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根據上述，我們可將世界G-L指數當作反映全球化的生產指標，因為G-L指數愈大，說明各國在生產專業化方面的相互依存度愈高。產業內分工的主要形式有同一產品不同檔次、品質或僅僅是型號、規模不同的專業化，例如大量出口若干品牌的汽車，同時又大量進口另一些品牌的汽車。還有零部件或工藝流程的專業化，由各有關企業參加協作來完成最終產品。我國的加工貿易可說屬于后一種形式，它是通過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裝配而又出口來完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加工貿易發展迅速，80年代中期加工貿易出口額還只有56億美元，在我國全部出口中也僅占18%，而一般貿易的比重則高達82%，但到1995年其金額增至740億美元，10年內增長了12倍之多，比重也上升為50%，開始超過一般貿易；到1996年加工貿易金額增至1044.7億美元，比80年代中期增長了將近18倍，比重約占57%。加工貿易在外資企業出口中的比重更高，而外資企業目前在我國全部出口中已占45%，其增長勢頭之強勁遠勝于國有企業。因此可以說近十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之所以能夠持續地迅速增長，加工貿易是主要的支撐力量，它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工貿易擴大了我國的就業規模，據廣東省公布，1997年全省加工貿易在全國加工貿易總額中約占55%，吸收了約1000萬人就業，估計全國借此解決就業的人數約近2000萬。加工貿易還帶動了我國加工技術水平的提高，促進了某些制造業部門的成長，有的可說是從零開始的，例如，家用電器就是從組裝起步，后來成長為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競爭優勢的產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得以在較短時間內超過初級產品，這是與加工貿易的發展分不開的。由此可見，加工貿易確實為我們參與并利用產業內分工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但加工貿易也給我們帶來了困擾和矛盾，這主要與對外貿易中的雙重機制有關。為了扶持加工貿易，對其所需的中間品免征進口稅，同時各地區還有自己的優惠措施，于是就在一般貿易的促進機制以外，又形成了一套與之相平行的加工貿易的促進機制，從而引發了以下矛盾：

1.一般貿易的促進機制主要在于出口退稅，實現零稅出口，而加工貿易的出口只有在國內創造價值部分才給予退稅，從原則上說，二者都是合理的，可以并行不悖。但當一般貿易的出口退稅不能全部到位時，有的企業就會由一般貿易轉向加工貿易，特別是那些需用高關稅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的企業，將改做加工貿易，減少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這樣就影響了國家的關稅收入。2.如果加工過程集中在出口加工區或保稅區進行，海關就便于實施有效的監管。但我國的加工貿易并無地域限制，從沿海到內陸，可謂星羅棋布，確實不易監管。再加外貿企業有經營權而缺乏加工能力，生產企業有加工能力而沒有經營權，工貿脫節，漏洞不少，以致不法之徒有隙可乘，將保稅進口的原材料和中間品在國內倒賣以謀取厚利。例如，1997年海關查獲的走私大案中約有一半左右的金額是利用加工貿易渠道進行的。

必須指出，以上的矛盾不是由加工貿易這個利用國際分工的形式本身所產生的，對于兩種平行機制只要不斷協調，統籌兼顧，使之保持恰當的平衡，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對于走私，中央已下定決心，全面進行打擊，同時1997年銀行建立了加工貿易臺帳制度，海關和外匯管理局也進一步加強了加工貿易進出口的核銷措施。因此，利用加工貿易進行走私的非法活動正在受到遏制。

當前加工貿易的主要問題在于本身還處于低級階段，其特點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即原材料和零部件依靠客戶供應或自行從海外進口，加工裝配后的成品又通過客戶所掌握的銷售渠道進入海外市場，我國企業只是發揮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勢，收取有限的工繳費，而要創收更多的外匯，就只有大進大出。為了進一步利用產業內分工的潛力，分享更大的利益，必須加快加工貿易的升級，其關鍵是抓好中間品的進口替代，即以更多的國產成份取代外來的中間品，使產品的國際價值鏈中有更多的環節轉移到國內，這不僅能提高產品的國內附加值，增加創匯，也能擴大與國內上下游相關產業的聯系，從而使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發生更大的拉動作用。

回顧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兩次能源危機，迫使西方發達國家加速調整產業結構，一系列產業向外進行梯度轉移，東亞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大陸移植。我國的加工貿易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中興起的，其中較成功的便是家用電器，從加工組裝發展為成熟的產業，并開始走向世界市場。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進行著新一輪的產業升級，產業內分工不斷向縱深發展，客觀上出現了新的機遇，只要政策對頭，措施得當，我國的加工貿易就能登上一個更高的臺階。

四

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是相伴而行的。生產力的飛躍要求各國從生產關系到上層建筑都作出相應的調整，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協調，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便是這樣的產物，它的8輪回合降低了關稅水平和傳統形式的非關稅壁壘，促進了全球化的趨勢。

世貿組織已有137個成員，由于政治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成員之間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交織著錯綜復雜的矛盾。少數發達國家對全球化起著主導作用，故它們在世貿組織內也力圖保持最大的影響，謀取最多的利益，特別是在“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中，美國假自由化之名，在世界經貿領域推行霸權主義。例如，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赫爾姆斯—伯頓法”（官方名稱為《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要求古巴賠償1959年革命勝利后所沒收的美籍古巴人（實際上是在美國的古巴流亡者）的資產，規定任何外國公司不得收購或租借這些資產，否則美國今后將拒發其赴美簽證，并禁止全球的美國企業向這些公司提供信貸，美籍古巴人有權起訴這些公司。古巴政府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廣大發展中國家也紛紛聲援，一致譴責這是侵犯他國主權的強權政治，甚至歐盟、日本和加拿大也都批評美國把國內立法凌駕于世貿組織的準則之上，妨礙成員正常的投資和貿易活動，是濫用治外法權的惡劣典型。由此可見，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繼續強調尊重國家主權這一國際法準則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不僅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也十分注意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又如，1997年韓國大宇集團要收購法國湯姆遜集團的電子部門，頓時在法國國民議會引起軒然大波，收購談判旋告中止，因為該部門是國防訂貨的主要承包商，涉及國家安全，議會不得不進行干預。以上事實告訴我們：捍衛國家獨立和主權，必須具有抵抗外敵入侵，應付重大自然災害和突發事變的物質基礎，這種物質基礎除了國土、自然資源等以外，還包括構成經濟命脈和綜合國力主體的產業，扶植和保護這些產業是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我國在對外開放中也面臨上述同樣的問題，入世后有可能遇到更大的沖擊。因此如何解決貿易自由化與國家經濟安全、入世與保護民族產業這兩對矛盾，是21世紀我國對外經貿政策中的首要課題。只要處理得當，這兩對矛盾是可以統一起來的，從而做到既在開放中實施保護，又在保護中擴大開放，關鍵在于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這可以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來加以說明。

1.世貿組織有一套規范經貿領域內政府行為的法律框架，它并不直接面對企業，而是通過政府來影響企業的活動。不過這套框架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制定的，要求各國有關的立法和政策與世貿組織的規范相協調，政府的宏觀調控要與市場經濟的原則相適應。這意味著我國過去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所習用的方法和手段，許多都不能再用，其中明顯不符合世貿組織所倡導的國際通行規則的部分，必須廢除，有的則應加以清理改造。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規則與世貿組織的要求基本一致，宏觀調控也正在轉向以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為主，這就為我國利用世貿組織的保障機制創造了條件，使我們有可能合法地根據世貿組織各項協議中的有關條款來對我國的經濟安全和民族產業進行有效的保護。近年來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頒布了《對外貿易法》等一系列有關市場準入和外國投資的法律，還制定了有關的行政法規和實施細則，如反傾銷、反補貼條例等。但要形成完善嚴密的體系，特別是內部指令性的文件不符合世貿組織關于透明度的要求，地方法規的內容參差各異也不符合世貿組織關于立法統一性的要求，這些都有待于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充實。

2.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政府并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世貿組織各項義務的履行和權利的實施，最終都將落實到企業行為中。只有培育企業的競爭力，才是最有效的保護方法，因為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只有企業提高了素質，增強了活力，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才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通過深化改革，我國的企業在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上都已有了較大的變化，根據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使國有經濟得以在關鍵領域集中力量建立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集團，而非國有經濟則可在競爭性產業中獲得進一步發展，從而涌現出一批機制靈活、應變迅速的民營企業，并在入世的沖擊下繼續成長壯大?？傊?，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能力必將不斷得到提高。為了培育企業的競爭力，除了政府必要的扶植外，必須建設和健全社會中介組織，如商會、行業協會、同業公會、咨詢中心、法律會計服務機構等，使之脫離官辦的軌道，真正成為社會法人團體，在政府職能轉變后，充分發揮其服務、協調和溝通的職能，在入世后維護企業的利益。

最后還應指出，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必須與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結合起來，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改善全球化和自由化過程中不對稱的南北關系，以便在進入21世紀時，爭取出現一個更有利的國際環境，使我國經濟能夠繼續迅速和穩定地增長。一布朗的挑戰

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雜志（1994年第9—10期）上發表了題目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性報刊和新聞機構都在顯要位置上作了轉載和報道，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也迅速作出了強烈反應。隨后，布朗又在幾個重要的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宣揚他的觀點，并不斷補充新的證據。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統全面地論述他的觀點的專著——《誰來養活中國？》。

1布朗問題的內涵

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國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假設是中國在1990年至2030年期間將實現持續的快速的工業化。他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的共同經歷中發現：在工業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國家和地區，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國家和地區，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糧食的大量進口。他把這一發現當做一條規律確定下來。布朗根據中國和國際上某些機構的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未來30年至40年期間的人口、人均消費水平、耕地、復種指數、水資源、化肥投入、單產和生態環境的動態趨勢，他也分析了未來世界上主要糧食出口國和進口國的供給與需求情況。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他得出了五條重要的結論：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間，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中國的谷物總需求量將達到4.79億噸至6.41億噸，而中國的谷物總產量卻將減少1／5，只有2.72億噸，從而中國將出現2.07億噸至3.69億噸的谷物缺口，相當于目前全世界谷物總出口量（2億噸）的1至2倍。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進口國。

二、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工業化的中國將有足夠的外匯進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現價計算），但是國際市場上不會有這么多的谷物供中國進口，因此以1990年為分界線，世界糧食市場將由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中國的經濟繁榮將使世界進入糧食短缺時代。

三、由于中國的大量進口，世界市場上的糧價將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人口無力購買必需的口糧，因此中國的糧食進口將剝奪這些國家和人口的食品權利，加劇世界的貧困問題。糧價上漲還將引起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崩潰，并在低收入國家引起政治動亂。糧食短缺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沖擊將超過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

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時代，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將通過國際貿易產生全球性影響，中國的人口對中國的土地的壓力將轉變為對全球生態系統的壓力，所以中國的糧食危機也就是全球的生態危機。

五、中國的糧食危機不僅將剝奪窮人的生存權利，引起世界性的經濟崩潰和政治動亂，還將摧毀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系統從而危及全人類以及我們的后代的生存權利，因此中國的糧食短缺對世界的危害比軍事入侵還要嚴重，全人類和各國的政治家應當從糧食短缺而不是軍事沖突的角度重新定義人類“安全”的概念。實際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僅是“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

2馬爾薩斯的幽靈

“布朗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西方思想淵源。在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探討人類社會發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種思潮：一曰樂觀派，一曰悲觀派。悲觀派的思想也被稱為馬爾薩斯主義。布朗的主要觀點可以歸入現代馬爾薩斯主義，他的分析路數也與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如出一轍。從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間馬爾薩斯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是本世紀70年代初期羅馬俱樂部發表的轟動全球的《增長的極限》。盡管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馬爾薩斯主義流派其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卻是相同。它們共同的宗旨有五條：一、他們都認為人口數量不會持續增加，人類的生活水準也不會持續提高，人口和人類消費水準的無節制增長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結局就是人類的貧困化、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同歸于盡。二、人類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能脫離自然界而獨立進行，而自然界存在著固有的供給生活資料的極限。對于馬爾薩斯本人和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來說，這種極限來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對于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來說，這種限制來自不可更新資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資源最大可持續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類生命支持系統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們都堅信人類的生產技術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不會出現能夠突破自然極限的技術進步。盡管他們的這種信仰被歷史一次次地擊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仍然執迷不悟地堅守他們的這一古老信仰。四、他們都主張通過限制或減少人口解決人與自然的沖突，消除或減輕社會問題?，F代馬爾薩斯主義者還強調不僅要限制人口，還要限制工業化或經濟增長?！傲阍鲩L”方案就是他們的杰作。五、他們談論的對象都是全人類的命運和問題，但他們幾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國的立場上談論這些問題，他們都從窮人自身的行為中尋找窮人貧窮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們中很少有人主張通過社會改革和科技革命來消除或緩解人類的貧困。

從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歷史中，馬爾薩斯主義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審判式的預言，但所有已到期的從而可以用事實檢驗的預言全部破產了，無一例外。那些尚未破產的都是預言期限尚未到來的，因而既不能被證明是遠見卓識，也不能被證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憂天，但可以懷疑是別有用心的聳人聽聞。布朗也認為人口和經濟發展會把人類推入新時代，即短缺時代，不但人類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態系統也要被破壞。他也認為土地、水資源、自然的同化能力會對人類的食物生產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礙。他也認為農業生產技術不會出現重大突破。他也主張限制人口的無節制增長。他也談論人類共同的命運，也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立場上談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和工業化與食物供給之間的沖突。因此，我認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但是他與其他的馬爾薩斯主義者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整個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創造的現代工業技術體系、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而布朗卻把整個現代文明與自然的沖突歸結為中國的發展與自然的沖突，把全人類對自然的壓力全算在中國頭上。他認為遲到者是罪魁禍首必須承擔全部責任，而先行者盡管造成的問題更大卻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認為布朗不但是一位馬爾薩斯主義者，還是一位與眾不同的馬爾薩斯主義者，與其他馬爾薩斯主義者相比，他的論述更不科學，也更不公正。

3中國威脅論的發展

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調整，美國最大的爭霸對手消失了；而中國做為獨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不但沒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來一直保持了令全球為之震驚的經濟增長勢頭，綜合國力空前壯大。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國的一些戰略分析家們經過幾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國身上，把中國看成它們未來最大的也是最危險的“假想敵”。他們認為日益崛起的中國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將對整個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脅，將向美國的霸主地位提出嚴峻的挑戰；他們提出要像冷戰時代遏制蘇聯那樣對中國實行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遏制。這種“中國威脅論”的興起和泛濫，既有對東西方之間文化隔閡的憂慮，也有出于意識形態差異的忌恨，但是更為關鍵的卻是從政治現實主義出發對世界霸權興替的關切。

“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們比中國的大多數學者更早也更為清醒地意識到：占人類總數1／5的中國向現代文明的邁進將把現代工業文明所內涵的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和現代市場體系所內涵的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來的國際政治和軍事對抗推向極端。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的“中國威脅論”，即“中國糧食威脅論”和“中國環境威脅論”。它豐富了“中國威脅論”的內涵，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它能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的根本原因。繼布朗之后，美國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馬丁·沃克提出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不應是冷戰時期那種典型的軍事和外交遏制，而應當是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多種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飲食遏制”、“貿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洞髧呐d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在他的新作《為21世紀做準備》一書中也引用布朗的資料和觀點對中國的“威脅”進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國威脅論”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國際政治領域活動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學者，他們都是從本國的利益出發來談論中國對它們的“威脅”，而毫不隱藏自己的利己動機?！爸毖圆恢M”，這是他們的可愛之處。

而布朗卻與眾不同，他從窮人的利益、窮國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來的利益出發談論中國的“威脅”。巧妙地隱藏起自己的真實動機，而且幾乎達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國威脅論”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角度談論中國對他們的國家利益的“威脅”。而布朗卻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談論中國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的“威脅”，而且他認為這種“威脅”要比軍事上的“威脅”更為可怕，他要求各國領導人把這種“威脅”放在第一位來考慮?？梢哉f，他的《誰來養活中國？》代表了“中國威脅論”研究領域中的一種“新思維”，那就是把中國塑造成全人類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敵人，讓全人類聯合起來共同“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

二工業化進程與糧食進出口演變的基礎理論

1國際貿易的基礎

決定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力量主要有兩種：一是經濟力量，即由該國的資源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該國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決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國在實際貿易活動中進口什么、進口多少、如何進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這兩種力量決定的。

比較優勢理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指出，各國都應當生產自己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然后通過國際貿易用自己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換回機會成本較高的產品，這樣可以同時提高參與貿易活動的各國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國的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愈高，它們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謂“機會成本”是指為多生產一單位的某種產品而必須放棄生產其他產品的數量。

李嘉圖雖然提出了比較優勢的概念，但卻未能恰當地說明比較優勢的來源。對這一概念做出了正統解釋的是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他們認為，在國際貿易中各國比較優勢的產生是由于它們的生產資源結構或儲備比例各不相同；國際貿易的發生源于各國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各國都應當集中生產并出口那些能夠充分使用本國充裕要素的產品，以換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

組織行為理論：

盡管經濟學已經從理論上證明了國際貿易會給參與國帶來廣泛的利益，然而它卻會給參與貿易的國家內的不同人群帶來不同的影響，有些人會得到好處，而另一些人卻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處的人就會支持相關的貿易活動，而那些受到損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動反對這種貿易活動。當今世界上貿易保護之所以會存在于所有的國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國際貿易對各個社會群體的福利影響不同。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發現，如果由于某個個人的行動而使整個集團的處境有所改善，那么個人付出的代價換來了集團的收益，但是集團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價的個人壟斷，而是由集團中的所有成員共同分享，付出代價的個人只能獲得其行動收益的一個極小的份額。也就是說，在集團的范圍內，集團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個成員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為之付出了代價。集團收益的這種性質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經濟人”都想“白搭車”，自己不出力但卻能白白地占有別人付出代價換來的好處。因此，集體行動是很難成功的。奧爾森進一步指出，相對于小集團來說大集團的集體行動更難以成功，一是因為在大集團內個別成員的代價和收益之間的不對稱性更高，二是因為組織成本隨集團規模的擴大而急劇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成功地組織集體行動。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如果貿易帶來的好處由少數人分享，而代價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數人身上，那么貿易自由化的主張往往會占上風，少數的利益得到體現。如果貿易帶來的好處分散到大多數人身上，而代價和痛苦卻由少數人承擔時，這些人就會組織有力的集體行動迫使政府采取貿易保護政策。這就是市民比例較低的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中實行貿易自由化政策，而農民比例較低的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中實行保護主義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業化與農產品貿易結構轉變

工業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變一國的資源結構。在工業化過程中，相對于土地和人口、資本和技術存量不斷地快速增加，于是該國的資源結構由土地和勞動豐裕型向資本和技術豐裕型轉變。資源結構的改變引起比較優勢的改變，它的比較優勢由生產工地和勞動密集的產品轉變為生產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品。比較優勢的改變又引起貿易結構的改變，該國由主要出口初級產品轉變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這一過程中，絕大多數國家都從農產品出口國變成了農產品進口國。

工業化另一個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徹底地改變了一國的國內政治格局。工業化使得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日益減少，而且在減少他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的同時卻使他們的組織化程度和政治談判能力大為提高，以至于他們可以迫使社會和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利用各種手段阻礙農產品進口。工業化還使社會財富空前增加，使得社會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轉移換來農業人口的巨大滿足?，F代化過程中政府財政收入的日益擴大也使這種轉移支付成為可能。

因此，工業化一方面使一國的土地和勞動密集的農產品生產喪失比較優勢，由出口農產品變成進口農產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對農產品進口的政治力量變得日益強大，甚至有可能使該國再次成為農產品的出口國。這就是工業化過程中農產品貿易結構轉變的政治和經濟邏輯。

對于糧食這種土地高度密集的產品來說，除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類土地極為豐裕的“新大陸”國家之外，其他發達國家在它們的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都是凈進口國。實際上，只要讓市場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只要不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在工業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凈進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歐之所以能在本世紀80年代再次成為凈出口地區，那是農業利益集團活動的結果，而且此時這種違背比較優勢的貿易行為帶來的損失對它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陸”國家之外，一般的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其糧食貿易結構的演變規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業化初期，農業人口和農業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農業具有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農產品出口是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剩余是工業投資的主要來源，國內工業受到保護，處于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時期，城市利益集團主導對外貿易決策。在工業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轉向工業，工業進入出口導向時期，農業比較優勢下降或喪失，農產品開始進口。貿易自由化加強。國內市場上工業和農業處于平等競爭狀態。在工業化后期，農業人口和農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很小，國內具有了保護農業的經濟條件，同時農業利益集團的組織化程度和談判能力大為提高，農業受到保護。這一階段，或是農產品由進口轉為出口，如西歐國家；或是農產品繼續進口同時國內農業結構升級，如日本和韓國。

三中國糧食需求、產出與進口的長期趨勢

1中國糧食需求的長期趨勢

國際經驗：對世界上100個國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與人均谷物使用量進行分析發現：一、64％的國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當人均谷物使用量超過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對人均GNP的變化不敏感；隨著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極為緩慢。三、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前社會主義國家與人均GNP相當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它們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遠遠地高于后者。我利用這100個國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與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經驗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建立了人均GNP與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經驗公式。1990年中國的人均谷物使用量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對應的人均GNP為3900美元，是1990年實際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得出三條重要的推論：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遠高于非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國，其未來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將遠低于不進行這種轉軌的情況，即市場化改革將降低中國未來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快速而且徹底，歷史的慣性不大，再考慮到中國目前相對于現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經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測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會有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受阻，或者歷史的慣性過大，那么中國未來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將會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國的糧食消費：1950—1952年是中國的戰后恢復時期，到1952年中國的人均糧食使用量達到了283公斤。從1953年到1960年人均糧食使用量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峰值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為1960年的213公斤。從1961年到1977年人均糧食使用量在波動中緩慢上升，1977年達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國的人均糧食使用量急劇增長時期，從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從1985年到1994年，人均糧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穩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國人均糧食使用量急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國農村進行了全面的社會經濟改革。二、國家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的收購價格。三、但是國家并沒有提高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銷售價格，而是用越來越大的財政補貼支持食品的低價消費政策。四、這一時期糧食進口達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國政府減少了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同時提高了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銷售價格，1991年實行了食品消費的全面市場化。糧食生產和食品消費的市場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糧食高消費水平，使得中國的人均糧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沒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這一水平上徘徊。市場化不僅阻止了人均糧食使用量的增長，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糧食使用量相對于人均GNP的增長彈性，使這一數值從市場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國1985—1994年的經驗證實了我根據國際比較提出的猜測：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市場化改革會大大減緩它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的增長速度。

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能夠降低其人均糧食消費水平增長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場化改革改變了此前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的低價消費政策，使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銷售價格合理地反映出較真實的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而價格的上升自然減少了需求。二、市場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費多樣化，而且非食品貨物和服務的價格上漲以及補貼的減少也相應地壓低了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三、市場化改革擴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糧食消費有所下降。四、市場化改革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動物性產品的飼料轉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動物性產品的生產結構向減少使用稀缺資源（如糧食）的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