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自由貿易”主義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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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歷史表明：主要發達國家最初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進程中，曾建立起嚴格、完備的關稅壁壘來保護其國內幼稚產業的不間斷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保證了英國、美國在較短時期內高效率地完成了工業化，直至其工業產能足以抵御進口產品競爭時，才逐步實現關稅自由，并在全球推行貿易自由化。鑒于此，我國未來貿易自由化的方向應是正視自由貿易的公平性原則和精神，并與主要貿易伙伴謀求基于公平貿易的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

關鍵詞：公平貿易;自由貿易;貿易摩擦;貿易保護;貿易壁壘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近半個世紀內發生的國際間貿易摩擦歸因于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與各個經濟體所堅持的貿易保護政策之間的博弈。在每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結束前后，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秘書處以及其他一些貿易經濟學者通常都作出非常樂觀的預測：國際間關稅削減后將直接導致世界貿易額擴大數十億美元。同時，人們都普遍認為今天的發達國家能夠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實行了“自由貿易”政策所致。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提出“主張公平貿易，重振美國經濟”。在其執政以后，“公平貿易”更是成為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核心詞，美國此后同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等主要貿易伙伴主動謀求基于“公平貿易”原則的一系列貿易措施。近兩年美國、英國、德國、馬來西亞等國領導人訪華時，也都更多的討論“公平貿易”的概念。雖然從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以援助農業國家小規模、家庭化種植業的“公平貿易”概念，本文中所提到的“公平貿易”則是指國與國層面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則，通過雙邊或多邊貿易機制或協定的貿易自由化形式。本文試圖重新審視“自由貿易”這個術語，從歷史發展觀的角度來分析全球貿易自由化及其公平原則的演變。

1英國、美國——自由貿易的推動者和影響者

在1721年第一任英國總理羅伯特•沃爾波開始實行貿易政策改革與1846年廢除玉米法期間，英國為保護其國內工業而采取了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嚴格的貿易保護政策，包括關稅保護、出口補貼、對用于出口產品的進口原料進行關稅退稅、以及國家政策層面的出口質量控制。在19世紀下半葉，英國開始致力于在歐洲傳播“自由貿易”學說。由于廢除了“玉米法”，英國雖然在自由貿易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未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從1860年的英法貿易條約以及隨后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納入“最惠國待遇”條約開始，歐洲大陸進入了一段“關稅裁軍”時期。正如經濟歷史學家保羅•巴洛克所說，英國的技術領先是其向“自由貿易”制度前進的推動力，而這個技術領先是在其“高聳而持久的關稅壁壘”保護下實現的。因此，被稱為現代“幼稚產業”學說之父的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發展中國家不能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特別是關稅保護）發展幼稚產業，并認為英國倡導“自由貿易”是自私的。因此，這種“關稅裁軍”趨勢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30年間，貿易保護程度的持續恢復是歐洲大陸國家的共同趨勢。法國和德國開始認為“自由貿易”使英國受益而非自身受益，并逐步提高了關稅，同時也是為了應對來自美國和俄羅斯的廉價糧食流入。到1913年，所有大國都采取了保護主義政策來保護其幼稚產業。英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列強在海外的殖民地（即現在的發展中國家）也深受影響，陸續實行經濟自由主義。然后這些殖民地都遭遇了極不平衡的工業化進程，印度更是遭受了工業化進程的倒退——英國先是通過東印度公司，然后在1857年通過英國直接統治，在印度建立了紡織品和其他產品市場，從而徹底摧毀了當地的紡織工業。對于美國而言，盡管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等偉大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不應該保護制造業，而應該集中發展農業，但是許多19世紀的美國政客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由貿易”理論不適合他們的國家。美國內戰的主要聚焦點除了南方奴隸制之外，南北方對關稅的不一致觀點。亞伯拉罕•林肯是一位經濟保護主義者，他所在的輝格黨主張以基礎設施發展和基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體制”，因為該黨派已明確認識到“自由貿易”主張其實是維護了英國的利益。內戰結束后，美國開始全面建立關稅壁壘以發展國內工業化，以抵消來自進口產品的沖擊。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第一個系統論據是由美國思想家發展起來的，特別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經濟學家丹尼爾•雷蒙德。在183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美國是世界上制造業平均進口關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在19世紀70年代前，運往美國的貨物成本很高，因此美國天生具有極高的貿易保護程度?？梢赃@么認為：美國的工業在1945年之前是世界上受保護最嚴格的行業。

2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崛起

作為主要的工業強國，美國和英國都認為國內的繁榮依賴于廉價原材料的現有供應和其工業制成品的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在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后，兩國政府主張全球范圍內降低關稅，消除貿易壁壘，“平等地進入世界市場和平等地獲得工業原材料”。然而，這兩國的討論側重于要求其他國家“消除”對英美工業制成品的貿易壁壘，對發展中國家可能面臨的經濟問題及其產品出口問題則避而不談。迫于其自治殖民地(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的壓力，英國政府才逐漸開始主張發展中國家在足夠的保障機制下、在有限時間內實施關稅以保護其國內幼稚產業的權利。然而，美國不愿意對其他國家做出這種讓步。聯合國于1948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開的“國際貿易和就業會議”中，美國代表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參與多邊貿易體系和盡可能低的關稅水平來最好地追求經濟發展；而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亞持相反的觀點，要求制定經濟發展的特殊憲章條款，并靈活運用關稅和其他障礙來保護其國內幼稚產業。國際貿易組織(ITO)憲章中關于“經濟發展和重建”的章節是基于對上述談判回合中各國意見的妥協。但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與參議院很快明確表示不會批準此憲章——盡管它基于“自由貿易”概念，但它不符合美國利益。這表明，在使用“經濟發展”這樣的詞匯時，西方發達國家是如何理解并詮釋其含義的?？v觀二戰戰后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體系的發展歷史，有一個重復出現的現象：發展中國家始終能從世界貿易體系中獲得公平的利益份額。由于國際間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抱怨其國家利益被世界貿易體系所忽視，在1950年建立了一個名為“哈貝勒委員會”的專家小組，其在1958年提交的報告中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廣泛產品面臨著高額關稅。然而，這么多年過去了，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這些貿易壁壘依然存在：在哈貝勒報告發表20年后的1979年多邊貿易談判東京回合結束時，僅是在“熱帶產品”大類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提出關稅減讓的請求書中仍有4,400個應課稅項目。從理論上講，在“農業協定”之后發達國家給予的補貼將被取消；但實際上，補貼的總價值實際上已經增加——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24個國家中，其國內對農業補貼支持的價值總和從2760億美元(1986-88基準期的年平均值)上升到1999年的3260億美元。最重要的是，我們一直都認為1947年關貿總協定及其繼承者世貿組織是基于“自由貿易”的理論和貿易實踐。然而現實情況是：世貿組織是在談判規則的基礎上規范國際貿易，而不是基于所謂的“自由貿易”。首先，單個的發展中國家經常缺乏國際間談判的影響力和判定其談判立場的能力，并且不能將與世貿組織各談判機構的溝通結果順利提交至國際組織并堅持貫徹、落實。其次，單個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缺乏政治影響力，而這正是在談判過程中取得積極成果所必需的。這兩個方面都是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談判中面臨的主要缺陷。如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期間，每一個談判議程都是在少數國家之間進行的，這個非常不透明的過程在歷史上被稱為“綠屋談判”，發達國家在這一過程中遭遇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對手，并對他們施加強大壓力。由于相對較少的發展中國家被邀請參加“綠屋談判”，發達國家的參與和影響程度遠高于其在WTO會員國中的份額比例。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如紡織和農業）始終遭遇到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的排斥，并仍然面臨高額關稅。另外，烏拉圭回合知識產權談判組于1991年12月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英文縮寫TRIPs)。盡管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抵制，該協議經過討論修改后，在烏拉圭回合結束之際被各國接受而成為正式協議。知識產權協定是烏拉圭回合一攬子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世界組織成員都受其規則的約束。向知識產權權利人授予壟斷權利有效的制約了國家間的競爭，使知識產權權利人能夠收取更高的價格，而且價格往往過高。TRIPS導致的一些藥物的高價格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抗議，特別是在南非治療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藥物方面?？傊?，WTO體系受規則支配，并反映了采用這些規則的成員國之間的權力平衡。這些規則并不反映對各國產品“自由貿易”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發達國家在農業和紡織等產品領域（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都保持著保護主義的貿易壁壘。因此，發達國家沒有在對發展中國家有重大影響的產品領域內實行具有公平性的“自由貿易”。這種人為的忽視是由WTO的這些規則直接促進的。

3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表明，世貿組織目前的運作表現出許多不平衡，部分原因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能差異以及主要出口貿易條件(消費品和工業制成品)的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多邊貿易體系的談判規則。這些不平衡與不恰當的貿易政策和發展政策相結合，使眾多發展中國家處于無法克服其薄弱的生產和貿易能力的被動地位。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從公平的自由貿易中獲益，同時這種“不平衡的發展”表明貿易自由化主要有利于發達國家。貿易本身不應被視為目的，而是實現均衡、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手段。中國經濟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已經到了自由貿易、公共貿易缺一不可的地步。正視公平貿易的原則和精神，與主要貿易伙伴謀求基于公平貿易的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應是我國未來貿易自由化的方向。我們要對“公平貿易”有自己的深入的科學研究，有自己的視角，根據中國所處的條件，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訴求，有自己的目標。我們更需要把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結合起來，畢竟，“自由”和“公平”也是中國的“核心價值”，中國的貿易政策不能僅是自由貿易政策，而必須是兼顧公平貿易的自由貿易政策。“一帶一路”在維護和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的同時，也要為全球的“公平貿易”做出貢獻，從而為全球經濟解決“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的關系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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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雁飛 單位: 蘇州旅游與財經高等職業技術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