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稻作生態環境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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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粵贛三邊地區位于江西的東南部、福建的西南部、廣東的東北部，是典型的山區，也是北方人民南下進入廣東、福建重要的交通路線。傳統中國歷史的發展，政治社會方面每每出現周期性的危機，呈一治一亂的循環狀態；經濟文化的區域格局方面其重心不斷的東徙南移。閩粵贛三邊地區在縱橫交錯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既是接納北方戰亂難民和中原文化的區域，又是把這些外籍移民和外來文化封閉起來的區域。因此，在明清時期，這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客家社會文化。另外，閩粵贛三邊雖不濱海，但距離并不遠，能感受到海洋文化的氣息。所以，近世中國社會轉型中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與本地區有密切的聯系，如客家人發動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共產黨在這里搞土地革命等。那么，在本地區社會歷史結構內部肯定會有諸多獨特的因素，換句話說，就是歷史發展中會有某種獨特的“深層結構”。本文正是基于這一認識，以清未民國為時段，選擇江西東南、福建西南幾縣為區域，通過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的內在關聯來揭示本地區社會歷史發展中某些深層次的東西。

一、地貌與農田景觀

閩贛邊區南部處于武夷山脈南段的東西二邊，境內群山綿延，丘陵起伏。以瑞金、尋烏、武平、長汀、上杭為例。瑞金縣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縣總面積的20．1％，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縣總面積的75．2％，盆地僅占全縣總面積的4．7％(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07—108頁)。尋烏縣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縣面積的75．62％，200—400米的丘陵占14．32％。山地的相對高度大于200米，丘陵的相對高度在100—200米之間，兩者合計占總面積的89．94％。在山間河谷零星地分布著一些比較平坦的谷地和崗地，分別占總面積的2．38％、7．68％。境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30座，最高峰項山甑海拔為1529．8米。(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尋烏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第30～31頁)。武平縣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縣總面積的53．44％，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縣總面積的33．97％，河谷盆地僅占全縣總面積的12．69％。境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37座，最高峰梁山頂海拔為1538．4米(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89—92頁)。長汀縣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縣總面積的70．96％，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縣總面積的22．45％，河谷盆地僅占全縣總面積的6．69％。境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9座，最高峰白砂嶺海拔為1459米(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63—67頁)。上杭縣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縣總面積的42．75％，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縣總面積的53．94％，盆地僅占全縣總面積的3．3l％。境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13座，最高峰狗子腦海拔為1811米，為閩西南最高峰(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5頁)。

這種地形地貌形態形塑了本地區的農田景觀，主要體現在“山多田少”、“山田”與“塅田”的差別二個方面。

“山多田少”。在一定的地域內，平整土地，形成一定面積田丘，蓄水保肥，方便耕作，才能形成水稻田。但是閩贛邊區南部地區，山地占絕大多數。這種地理形勢只能造成“山多田少”的局面。清代前期人們對此就有了深切的體會，康熙年間，有人指出：“蓋江右為澤國，而贛獨為山國，山異于澤，而險僻之山又異于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乾隆《贛州府志》卷2《地理志·物產》)。這類記載俯拾即是，如瑞金縣：“瑞邑山陬僻壤，山多田少”(光緒《瑞金縣志》卷16《諭附》)?！叭鸾鹕蕉嗵锷佟?光緒《瑞金縣志》卷11《藝文志》)。安遠縣：“萬山線田，腴田無多”(乾隆《安遠縣志》卷1《輿地志·物產》)，乾隆《長寧縣志》載尋烏的情況是：“邑處萬山，山無生息，所恃以謀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從事南畝者，披星戴月，無地不墾，無山不種，無待勸也。地之所出，僅足敷食”(乾隆《長寧縣志》卷3《志政·風俗》)。

清末民國接前清余緒，無大的變化。諺云：瑞金是“八山半水一分田”(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頁)。上杭縣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在此領導中國革命，經過調查研究和卓越的革命實踐，得出了合符實際的結論?！吨泄哺＝ㄊ∥P于西閩西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后工作方針的決定》(1929年3月8日)云：“閩西幾縣都是僻處山隅，崇山峻嶺，綿延全境。因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給，農民除種田外須附作手工業以作生活的補助”(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頁)?！吨泄查}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7月27日)也說：本地區“山多田少”(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0頁)。

“山田”與“塅田”。根據不同的地形地貌條件，閩贛邊區南部的水稻田分為塅田和坑田二種。塅田多由河谷地和崗地辟成，相對來說，地勢比較平坦、開闊，陽光充足；在完全平坦的地方辟成井字狀的農田，略有坡度的辟成平緩的梯狀田；土地生產率較高，離村落也比較近?？犹?，又稱山坑田，顧名思義，就是把二山間的溝谷開辟為水稻田，隨著山溝層層而上，田與田之間的高差比塅田要大。但坡度特大，象云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樣的梯田，比較少見；山坑田日照時間較短，影響農作物的生長；這些水稻田處于離農家較遠的山林之間，舊時常遭野豬、老鼠、鳥雀之害，生產率較低，管理也不方便。關于塅田和坑田各地叫法不盡一致，大致說來，塅田與洋田相當；坑田的名目較多，有山排田、梯田、山垅田等。塅田是中高產田，占耕地總面積一般在30％以下?？犹锸侵械彤a田，占耕地總面積一般在70％以上。1930年5月，的《尋烏調查》記載：尋烏坑田地價每石租17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到40元。普通坑田20元，塅田30元。從地價差別中反映了田地優劣。1930年7月《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日刊》則從閩西龍巖、上杭、永定、連城、長汀各縣耕種土地所費人工、耕種田額二方面比較了山田和洋田的區別，其數據如下：

(注)本表所指“擔數”是以官秤百斤計算。本表所指人工系采肥、灌水等工夫都在內。資料來源：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頁)。

事實上，閩贛邊南部地區水稻田的格局在明清時期己基本定型，通過現代人科學調查的資料，對清末民國時期的農田景觀能看得更真切。如瑞金縣，江河兩岸及村莊附近是高產田；地勢較高的丘崗地帶之緩坡、垅地等處為黃泥田等，低洼地段為青泥田：山間蔽蔭和丘陵垅地低洼處冷毒田(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23頁)。如長汀縣，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原或山間盆地，地勢平坦，灌溉條件好的有烏泥田、灰泥田、潮沙田，中高產，占水稻田29％。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山坡，緩坡地和平洋高地，不受地下水浸渣的影響，土壤水分主要由灌溉和降雨補給的坡地梯田或山排田，為中低產，占水稻田的59％。主要分布于山坑垅或平洋低洼地，地下水位高，土層深，水土溫低，通氣性能差，具有冷、酸、銹、毒等障礙因素的低產田，包括冷爛田和青泥田，低產田，占水稻田的11％(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80—8l頁)。上杭縣，河谷盆地區，海拔250米以下，大部分分布著潴育型和滲育型水稻土，土壤類型呈規律性分布，按潮沙田一灰沙田一灰泥田排列。丘陵區，海拔在500米以下，上中部多為荒山，下部多為荒地或梯田，其水田從高到低分布：黃泥沙田一灰黃泥田一灰泥田或黃泥骨田一灰黃泥田一灰泥田，山垅底部則為冷浸田或爛泥田。低田丘陵區，海拔在350—700米，多分布浸冬田，部分山排田分布著黃泥田、黃泥沙田，壟底為爛泥田(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頁)。山壟田和梯田分別占耕地面積的36．9％和37．4％(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頁)。武平縣，平洋田占耕地面積的28．37％，山垅田占26．56％，梯田占27．09％，溪邊田占10．26％，緩坡田3．46％，其它4．16％(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40頁)。

進一步與當地的人文社會背景結合起來考察，我們又可看到另一個社會生態景觀。清末民國時期，閩贛邊南部地區的地主富農憑借他們的財勢，不但占有了大部分土地，還把持著肥沃的良田。所以，在當時，不但財勢與農田面積對等；而且也跟田地的優劣對等。貧苦農民只好耕種山坑田、冷毒田、爛泥田、山排田，甚至許多農民連這一點土地也沒有。筆者出生于尋烏農村，分產到戶時，我家分得的一塊貧瘠山坑田，據說解放前就是某貧民所有的。這是一個畸形的社會生態景觀。在土地革命期間，共產黨先提出“抽多補少”，但富農把肥沃的土地留下，后來不得不再加上“抽肥補瘦”?！陡晦r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稱：“平分土地若單只按‘抽多補少’執行，如閩西去年的經驗，并在文件上寫著‘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農得了肥田把瘦田讓人，自己把持肥田，貧農就大不滿意，不但閩西，各地亦大都肆生這種現象。這是土地斗爭中一種實際的重要斗爭，我們不應忽略。應該于‘抽多補少’之外還加上‘抽肥補瘦’一個原則，并在文件上將“不得妄想平均”改為“不得把持肥田”(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0頁)。《紅一方面軍前委會、江西省行動委員會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稱：“在那富農把持肥田的區域，要迅速的再來一質量上的平分土地，實行抽肥補瘦，這是揭開農村階級的陣線，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根本鎮壓富農階級反革命陰謀的最實際的政策”(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頁)?！短K維埃土地法》(1930年)稱：“不準地主富農瞞田不報及把持肥田”(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6頁)。這些都反映了這一情況。故曰，社會革命也是一個生態革命過程。但是，隨著土地革命的失敗，國民黨卷土重來，又恢復了以前的社會生態結構，直到后才得到徹底改變。

二、地形、水文與水利工程

閩贛邊區南部是贛江、韓江、東江的源頭，地形地貌狀態已如上述。境內河網稠密，但多是山澗小河小溪。如瑞金縣：境內河流252條，總流程1850．6公里，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o．76，但較大河流僅有綿江、九堡河、萬田河、梅江(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11—114頁)。武平縣：境內河網密布，而流域面積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僅為18條(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00—107頁)。尋烏縣：全縣大小河流547條，但集雨面積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僅有5條，50—200平方公里的也只有7條(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尋烏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第33—34頁)?？梢?，本地區是典型的山地一小河小溪結合型山地水文系統。一般而言，山丘區地勢起伏劇烈，地面高差大，坡度陡；一遇暴雨，匯流迅速，往往山洪成災，并造成嚴重的土壤流失，無雨期間溝溪常常干涸，因水源不足而出現旱象。但是，山丘區的自然條件，也存在有利的方面：地形起伏，峽谷眾多，有利于筑壩筑塘建陂以蓄水抗旱、滯洪；地形坡度大，易于修渠引水灌溉。清末民國時期，閩贛邊南部地區人們利用有利條件興修水利工程，并依生態、社會條件形成了數量多、結構簡單、小型化等特點。

清末民國時期，雖然戰亂連綿，但閩贛邊南部各地政府仍注意興修水利，按統計資料顯示，數量不在少數。如中央蘇區曾大興水利事業，據載：“在福建僅長、寧、汀三縣就修好陂圳2366座，而且新開了幾十條陂圳。在粵贛全省，修好陂圳4105座，并且新建筑了20多座?！薄敖鲀H興國一縣，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紅色中華》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陂圳、堰壩，自古為瑞金縣主要引水工程，也是農田灌溉的主要水利設施，山區塅區，比比皆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全縣有陂圳、堰壩工程49座，其中灌溉千畝以上的9座。1934年，縣蘇維埃政府領導全縣人民興修陂圳1404條。(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17頁)。到1949年，瑞金全縣有水塘7477口，灌田3．27萬畝，占總灌溉面積的44％(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獄出版社1993年，第412頁)。長汀縣：在建國前蓄水抗旱主要靠山塘。至建國初全縣有山塘2411口(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86頁)。據民國《武平縣志》載，明清時期武乎只有九龍陂，城南義陂等5座水陂。民國時期大為增加，當時城廂區有陂15座，萬安區有陂9座，永平區有陂7座，武所區有陂9座，十方區有陂2座，六甲區有陂2座，高梧區有陂2座，巖前區有陂3座，象洞區有陂l座，中堡區有陂7座(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87頁)。上杭縣：據民國38年統計，全縣有引水工程2601處(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頁)。尋烏縣：清末全縣有灌溉用水塘27口、水陂54座，民國時期水利設施524座(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尋烏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第88頁)。

閩贛邊南部地區地理單元破碎，土地分散，加上社會動蕩，農家經濟狹小、財力不足，水利工程多是規模小、結構簡單。瑞金縣：民國后期所筑的陂圳、堰壩，多為柴柞阪，石堆堰，結構簡單，易筑易毀(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17頁)。該縣在民國時期水塘有較大的發展，但亦是投資小、花工少，且多分布在縣境中南部。根據1949年的統計數字，平均每口水塘只能灌田4．37畝(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12頁)。長汀縣歷代所建水陂多為亂石堆砌而成。如，民國時蘆竹壩下游曾建壩灌河田上街千余畝，次年水毀。后又于蘆竹口堆砌木石壩，年壞年修。濯田千工破，位于灌田河安仁河段。清道光年間建，后水毀。(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84—185頁)。至建國初全縣有山塘二干多口，但容量皆小(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86頁)。建國前該縣的提水設施，多用龍骨車、水桶、竹編斗人力戽水，只有新橋、大同等地沿江裝有水車，利用水力自動沖轉戽水上高陂田(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89頁)。武平縣：因農村經濟貧困，官府資助又少，這些水陂都是簡陋的臨時性工程，多為松木樁、草木土石壩，石砌壩極少，堅固性差，容易被洪水沖毀；水圳也多為小土圳，容易淤塞(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87頁)。上杭縣：引水工程多屬小陂小圳，且維修不力，效益差，平均每項引水工程僅能灌溉田地47．1畝(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頁)。我們知道明清時期我國水利工程的發展出現了小型化的特點，這應該跟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平原推向山區有頗大的關聯。

三、社會生態結構與農具系統

有研究生產力的學者指出，生產力是一個系統。其實生產工具也應視為一個系統，它不僅與一定的生產對象相聯系，而且也與一定的生態、社會條件相聯系。

首先，從社會經濟結構來看，清末民國閩贛邊南部地區仍然是一家一戶為單位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小農經濟，生產規模狹小，經濟實力也十分有限，加之當時社會動蕩，鄉村殘破，無力引進西方先進的新式農具。誠如《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日刊》(1930年7月)所說：“閩西的農村經濟，還是小農經濟，種田不是用機器，而是用手，肥料不是用化學制造，而是用豬糞、人糞、狗糞來代替，灌溉方面，也沒有機器抽水機，因此，每個農民只能耕二三十擔，不象西洋一人可耕幾千萬畝的大農場經濟”(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7頁)。這樣，清末民國閩贛邊南部地區仍然沿用傳統農具。計有：耕作用的木犁、鐵耙、木轆軸、鋤頭、鐵砸、田刨、釘齒軋、田刀、秧盆、畚箕、耘田耙；植保用的木板夾打稻苞蟲、竹竿梳開稻卷蟲苞；收獲用的禾鐮、禾鋸子、禾桶、谷圍、谷籮、谷箕、谷篩、禾笠、谷笠；加工農副產品用的土礱(谷礱)、水碓、旱碓、石磨、水碾、水磨、風車、米篩、糠篩、簸箕；排灌用的龍骨車、筒車、戽斗；運輸用的獨輪手推車等。這些傳統農具主要由人力操作，少數用畜力或水力帶動(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53頁；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

其次，清末民國閩贛邊南部地區的農具系統是當地人們利用工具與當地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中，反復磨合而形成的，受制于當地的生態結構。如果簡單地從農具的種類來看，閩贛邊南部地區的農具與全國其他地區并無多大差別。但仔細的分析研究，會發現他的諸多特色。如有一種長把鐮刀，專門用于清除梯田田坎上的雜草雜木。梯田田坎高，充分發揮其長把的優點，用起來十分方便。又如運輸用的獨輪車，適宜在山區崎嶇小路上使用，被廣泛應用。再如耕牛有水牛、黃牛等種，雖然南方水鄉適宜水牛生活，但在崎嶇山路上，黃牛就更能適應，所以廣大山區還是使用黃牛為多。

復次，解放后在閩贛邊南部地區推行機械農具受挫的情況頗能說明生產工具與社會生態結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瑞金縣：1957年開始推行雙鏵機耕犁，至1978年機耕面積達到15．2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41．5％。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田塊變小，且插花地多，機耕面積縮小，1985年下降到4．28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12％。1959年試用木制人力插秧機，因質量差而未推廣。1961年又開始引進，至1978年全縣擁有人力插秧機1472臺，機動插秧機4臺，機插面積1．19萬畝。在使用人力和機動插秧機過程中，因機具質量差，機手技術不高，傷苗多、浮兜多，農民不歡迎，1981年后，停止使用。(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53頁)。長汀縣：1956年開始農具改革，推廣水田深耕犁和引進試用鐵制雙輪雙鏵犁，因笨重，不適宜推廣。1963年擁有大中型拖拉機5臺，但僅適宜部分交通方便的較大田丘。1970年引進小型手扶拖拉機88臺，隨后逐年增加，至于1982年機耕面積18．9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60．9％。在發展農機過程中，其他農機具如水稻插秧機、收割機、球肥深施機、水田中耕器等亦引進模型試制、試用，但未獲成效(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19頁)。武平縣：1955年推廣水田深耕犁，1956年試用雙輪雙鏵犁，因笨重不適于水田使用，未能推廣。1980年后推廣小型拖拉機耕種發展迅速(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通過上述情況來分析，一是本地適宜推廣小型的、靈活的農具，只有加緊這方面的科研方能解決問題；二是可適當地作些平整土地的工作，同時加緊農田道路的建設。

四、氣候條件與耕作制度

閩贛邊南部地區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類型。境內四季分明，日照充足，熱量豐富，雨量充沛，無霜期長。本地區因為多山，氣候垂直分布明顯。以瑞金縣為例，年平均氣溫為18．9℃，通過5℃保證率80％的年積溫在5100℃一6650℃；之間，年日照時數平均為1838．2℃，多年平均降雨量1710毫米，無霜期年平均在280天左右。平原與山地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11—132頁)。又以武平縣為例，年平均氣溫為17—19．6℃，大于或等于O℃的年積溫在6300℃—7200℃之間，年日照時數平均為1758．℃，年平均降雨量1500—1900毫米，無霜期年平均在250—280天左右。由于境內地形復雜，海拔高度相差很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區域氣候差別很大，各地四季的開始和持續的時間也有差異。一般海拔每升高100米，春季要推遲3—5天，秋季要縮短2—3天(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93—113頁)。其他各縣大致亦是如此。贛閩邊區的這種環境狀況正是當地人們安排耕作的自然生態基礎。

首先，本地氣候條件總體上是日照充足，熱量豐富，雨量充沛，無霜期長。普遍發展了單季稻作、稻與其他作物的二熟制，少數地方還發展了二季稻。長汀縣：種植單季稻(包括早稻和中稻)面積一般占全縣水田面積的95％，栽培早稻一秋紅薯、早稻一秋大豆二熟制面積占水田面積的50％以下，尚有50％以上水田一年種植一季水稻后休閑。據考察古城鄉的中都、古城、井頭、元坑等自然村從光緒年間開始引種雙季稻俗稱翻稿禾、慘子禾，有百年歷史，但未推廣(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36頁)。上杭縣：1949年全縣單季稻種植面積達19萬畝，雙季稻12．76萬畝(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頁)。武平縣：建國前，大部分耕地一年只種一季水稻，但有少數地區種植連作晚稻或間作晚稻(參見福建省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156頁)。

其次，本地區因為多山，氣候垂直分布明顯，耕作制度也帶有較明顯的垂直分布特征。據載50年代以前，瑞金縣山地與塅區的耕作制度有較大的差別：山區多種一季水稻，為水稻一冬閑一年一熟制，個別山區有旱稻一大豆(或紅薯)一年二熟或雙季稻間作制，塅區多是早稻一大豆(或紅薯)，冬閑一年二熟制，少數地方有旱稻一大豆(紅薯)一冬種(綠肥或油菜)一年三種二熟，三熟或雙季稻連作制。建國后，旱地改水田，單季改雙季，間作改連作，提高了復種指數(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46頁)。

五、稻作農耕與水土

稻作農耕與水土之間也存在著種種復雜的互動關系。下面我們通過稻作農耕與土壤的改良、農業墾殖與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防治三個方面來闡述閩贛邊南部地區稻作農耕與水土之間的關系。

稻作農耕與土壤。閩贛邊南部地區在自然狀態下，廣泛分布著紅壤，其他類型的土壤只占一小部分。但經過千百年耕作，形成了比例不小的水稻土。眾所周知，水稻田的土壤改良與保持，主要是通過施肥來實現的。清末民國時期，本地區仍舊施用傳統的農家肥。牛豬欄糞(采用圈畜墊草聚積而成)、人糞尿歷來廣泛為使用，多作基肥，后者也作追肥?；馃?，草木灰，為蓋種肥，但容易引起火燒山和水土流失。餅肥，多作基肥使用。土雜肥，常用的有塘泥、溝泥、河泥、垃圾土等，混合堆漚而成，一般作基肥。綠肥主要作基肥，山區農民歷史上有采施水蓼、山蕨、野艾、楓香、布荊、胡枝子、烏柏葉等野生青草及樹枝嫩葉作肥料習慣。農家肥具有養份齊全，肥效高而穩，有機質含量多等特點，不僅能滿足各種作物所需養分，而且有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之功能。(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頁、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37—138頁)。另有記載，清乾隆年間，瑞金縣就開始種植紫云英(紅花草)的記載。民國期間，以種植肥田蘿卜為主，少量種植蠶豌豆(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49頁)。

農業墾殖與水土流失。19世紀前，閩贛邊南部地區叢林茂密，山青水秀，較少水土流失。20世紀后，由于農業墾殖的進一步發展，戰爭、火災及其它人為因素，大片森林被毀，植被率下降，土地涵養受到破損、侵蝕、溝蝕、崩崗日趨增多。水土流失面積逐年擴大，危害程度不斷加劇。長汀縣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嚴重的災害。民國36年(1947)5月27日，太拔鄉雙康保劉坑村發生嚴重山崩，村民丘開華等2座房屋計20余間為山崩埋沒，居民被壓在泥下者13人，經奮力搶救，掘出輕傷2人、重傷2人，死亡9人(參見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頁)。1964年瑞金縣水土流失面積90．76萬畝，占山地總面積的30％，列為全省23個水土流失重點縣之一(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26頁)。

水土流失的防治。為了防止水土流失，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作出了《對于植樹運動決議案》，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1934年“在瑞金植了六十萬三千七百多株，興國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多株。福建種了二十一萬三干八百多株，并且還種了木梓種一千六百九十九斤(《紅色中華》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瑞金縣的一些鄉民自發采取禁山、挖避洪溝、筑攔沙埂、作崩坡等辦法，對治理水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參見瑞金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瑞金縣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26頁)。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12月)，福建省研究院在長汀縣河田建立“土壤保肥試驗區”設有水文站、氣象站、化驗室、資料室，配有專家、勤雜20余人。在三湖溪、大溪、朱溪等地開展砂、水控制。被覆植物恢復、增進土壤肥土及建立“荒山利用示范場”。開展河田土壤的保肥試驗工作。先后筑土壩4000余座、柴排400余座，石壩50余座。在天馬山、五星崗等處，開辟條帶式的水田畦地40余畝。引種鄉土植物黃桅子、胡枝子、杜鵑、灰木等30余種，栽培4—5萬株。在天馬山種植馬尾松、黃植等4萬余株。在松樹源一帶切溝中及三湖溪、大溪堤岸種植烏臼、楓楊、檬檸草、柳樹，進行植物學、生物化學、材料力學等方面的研究試驗。開墾荒地300畝。種植芙蓉、夾竹桃、大花黃枝子、苜莉，毒魚藤、除蟲菊、薄荷，桃、梅、梨，木薯、花生、喬麥、綠豆、雞瓜粟等。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后，大部分工作人員撤走。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試驗區由農林部接管，易名“農林部東江水土保持試驗區”，但治理成效不大，水土流失面積仍在擴大(參見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長汀縣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448頁)。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探討了閩贛邊南部地區地形地貌與農田景觀、地形水文與水利工程、社會生態結構與農具系統、氣候條件與耕作制度、稻作農耕與水土五個問題?？梢缘贸鲆韵聨讉€方面的認識：

一是本地區清末民國的稻作農業受制于本地區地形地貌、水文、氣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本地區稻作農業發展的歷史也是生態的歷史。稻作、生態、社會之間是一個復雜的互動關系。它們之間經過反復磨合，己構成了具有一定結構與功能的稻作一生態一社會系統。．

二是稻作農業是本地區的主要生業，經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它是與本地區的生態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那么，發生在本地區的其他事件勢必也與生態環境有密切之關系。我們知道本地區是著名的客家發源地和聚居地，明清以來發生了一系列與本地區有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如農民抗租佃的斗爭、客家人發動太乎天國革命、辛亥革命、共產黨在這里搞土地革命等。我們要深入理解浮在表層轉瞬即逝的事件時，必須深入到本地區社會歷史“深層結構”內部。

三是通過本文的研究可更深一層地思考誰創造閩贛邊南部歷史的問題。過去，學術界談及歷史發展的動力或誰創造歷史的問題時，一般都從人類社會內部去尋找，事實上這是漠視生態環境的表現。我們認為，如果從稻作農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分析，生態環境也參與了閩贛邊南部歷史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