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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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范式問題，是因為從建國以來在史學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用進步與反動、唯物與唯心的兩分法界定歷史人物；只言歷史規律、必然性，諱言突發事件、偶然性對歷史的作用；只重視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的影響等等。其中尤以階級斗爭的絕對化為最，它幾乎貫穿歷史研究的一切領域，從課題的選擇，經費的投入，資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運用，無不以宣揚、演示階級斗爭為至上的綱領，從而把許多重要領域，如生態環境、資源配置、民族心理等等，摒棄在視野以外，留下許多薄弱環節無人問津。

這種現象早就引起人們的不滿。還在上個世紀60年代，周揚就曾呼吁說，階級斗爭是紅線，不是紅布。但在當時，階級斗爭豈止是紅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紅彤彤，農民戰爭和儒法斗爭就是一切。課題愈來愈窄，老調重彈，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厭。改革開放刷新了現實，也刷新了史學界的風貌。觀念的改變，文物資料的重新發掘，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復興，西方史學的傳播，使得研究視野不斷擴大，史學領域煥然一新。重寫古代史、重寫思想史、重寫文學史的呼聲不絕于耳，有些領域的成績已很可觀。相比而言，近代史研究領域的變化顯得有些遲緩。直到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書中闡明以現代化為主線的話，還很有可能遭到非議。到20世紀90年代末，胡繩先生認同以現代化作為考察近代史的主線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這問題才算是開了禁。然而，某些問題仍然陳陳相因，不敢超越雷池。比如，去年我們研究室編輯了一本題為《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的論文集，其中有一篇因為批評了義和團的落后愚昧，終審時不得不刪除。

這種既定的框架對近代史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復雜的歷史時期。輝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國人民從沉睡中奮起，為救亡圖存，求富自強，前赴后繼，成就了數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從鴉片戰爭以來，一切為振興中華而興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義舉，以及政治、經濟、文化運動，都為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留下寶貴的經驗。100多年的歷程，充滿了反復和陣痛，失望和希望，機遇和挫折，最終探索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迎來了國民經濟建設的新高潮。階級斗爭是這百年行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起步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動力和核心內容。然而，現代化又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最深刻的歷史巨變。殖民和反殖民的對立和沖突，新舊生產方式的并存和代謝，社會機制的解體和重構，兩大文明的撞擊和融匯等等，多種線索相悖相引，縱橫交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歷史條件，在各地區存在著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區域現代化。毫無疑問，現代化是涵蓋各種矛盾和各類地區的主要線索。這不僅是革命先烈振興中華的理想，也是當代中國人奮力追求的目標。推進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騰飛這一宏偉目標，已超越不同社會制度的屏障和經濟水平的差異，在同文同種和同一民族命運的炎黃子孫中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

從現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遠比以階級斗爭為綱來解釋歷史要復雜得多。眾所周知，中國人的覺醒是從自強意識啟蒙的，這是在經受列強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使中國割地求和，蒙受恥辱。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從廣州北上，封鎖了渤海灣才用了25000人，打到北京才6000人。清王朝為什么就那樣不堪一擊？兵臨城下，皇帝臨陣逃跑，連家都被人燒了，天朝的面子丟盡了，可清政府寧可喪權辱國，還要在怎樣面見外國公使的禮節上爭論不休，以保持天朝的“體面”。如此昏庸無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敗涂地？天朝上國的體統被打亂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喪失了，懷疑也就發生了。其中很值得重視的，是統治階層中出現的懷疑和分化，以及由此出現的要求自強的社會力量。農民起義可以打翻一個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個封建王朝。太平天國被譽為舊式農民戰爭發展的最高階段，但它的迅速腐敗和內訌再一次表明，它未必能夠建立一種更高明的統治體制，開辟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階級斗爭可以改變統治的現狀，但卻不一定能夠改變尊卑貴賤的封建統治序列，其結果依然是王朝的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興。由此可見，階級斗爭和現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時也可能成為悖論。義和團在反帝斗爭中英勇無畏，令人贊嘆，然而他們挖電線桿、扒鐵路，甚至要燒京師大學堂，這些抵制現代文明的行為，使他們不自覺地成為抵制社會進步的勢力。在19世紀的中國，真正有助于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是當時出現的向西方學習的自強意識，而不是盲目排外的情緒宣泄。道德評價與歷史評價兩律背反是歷史發展中的悖論，史學研究不是道德評判，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途程中，符合這一歷史潮流的就應該得到肯定。

自強的首要步驟，是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技術，培養新型人才，開始了現代化的思考，這是統治階層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會產生新的階層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張學習外國技術、要求自強的倡導者中，就有第二次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者，如奕訢、文祥等，用傳統的階級斗爭眼光看，他們無疑是賣國者，然而正是由于他們親歷了民族的奇恥大辱，才喚起自強意識的覺醒。從妄自尊大，講究華夷之辨，到要求自強，提倡向外國學習，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了不起的變化，僅從階級斗爭一個視角去觀察，是很難闡明這一歷史進程的。如果說，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就出現了一批人，這一批人的出現，說明統治階層中要求變革現狀的社會力量已經成長、壯大。雖然在初期引進的技術中，主要是洋槍洋炮，但也說明，這首先是來自戰爭失敗的教訓而激發的富國強兵的要求，從軍事工業的啟動，促進了中國第一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反映了中國是從深重的民族危機中被驚醒的，雖然這是被動的、艱難的，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終于趕上世界發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業化的道路。這是19世紀中葉以來，最先進的中國人推動社會變革的曲折道路。然而，這一簡單的認識卻遲遲得不到史學界的廣泛理解。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著名經濟史家嚴中平曾憤憤不平地指出：“說洋務派辦軍隊是鎮壓農民起義，農民從沒有海軍，那北洋水師難道是打農民的？”為什么一個淺顯的道理卻不能得到認可？就是因為階級斗爭壓過一切，以致對一些起碼的事實也視而不見。

所以，確立以現代化為主線的視角，這是對既有研究范式的一大突破，對史學工作者來說，無疑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動了近代史研究推陳出新，與時俱進。誠然，史學研究的是過去的社會世態和人情，內容上有其繼承性，不能簡單地用“推陳”方法加以處理，但在某些方面確實需要重新思考和改寫，已是不爭的事實。

史學研究的變革，重要的是觀念和方法的納新。秦王朝只存在了14年，但對秦王朝歷史的研究歷兩千年而不衰。這是因為不同時代的人們，會從不同的時代精神出發，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和視角，對那段歷史作出自己的新解釋。史實有終而意義無窮，這才是史學吸引后人的真正魅力。時下諸多方法的引進，如計量統計、模式分析、結構功能、田野調查、口述歷史，以及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化學等多學科方法的運用，都有助于推動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例如，把社會心理確認為社會存在的一種反映方式，可以啟迪史學研究工作者通過社會風尚的演變，考察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識，以便更準確地描述歷史的場景和國民性。而用社會學、心理學的概念、范疇分析歷史事件和人物，也可能另辟蹊徑，豐富和補充階級觀念不能深入的領域。再如，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偶然性在歷史上的作用，歷史上的突發事件、偶然性又屢見不鮮，但是沿用規律性和必然性的范式來論證偶然性，實際上又取消了偶然性，從而又把復雜的現象簡單化，所以理論的更新也是范式的更新，范式的更新又給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史學研究方法已經從單一化而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們更應該不拘一格求真知，創生自己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