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過程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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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家庭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在形態上的變化和數量上的增減，往往決定著中國社會的總體變化趨勢。就目前而言我國學者的研究多以技術和生產關系為主。但以生態系統的分析方法研究傳統社會的生產結構和社會性質，早在50年代隨著生態學的發展就已被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廣泛地應用了，特別是在人類學和人種學領域內。生態學的應用甚至使一些新的學科得以誕生，如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文化生態學（culturalecology）等等。盡管我國的部分學者在80年代初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真正的利用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我國傳統社會變遷過程的還是美國的黃宗智先生，他在近代中國農村發展史料基礎上，又以前人調查和自己的調查為依據，以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了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近600年來小農經濟的變遷過程，盡管這種社會生態的分析只是他對小農經濟分析的一部分，其歷史階段也僅限于近代，但他的研究畢竟為我們以生態系統的觀點研究傳統中國以小農家庭為核心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開了先河。[1]

一、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

關于小農的定義很多，現代廣泛流行的比較具體的定義是強調其自給自足性或部分地與市場相結合的特點。FrankEllis對小農是這樣定義的：

“小農是農場家庭，從土地中以他們自己的生產方式取得生活資料，其農場生產主要依賴自己家庭勞動力。他們總是為一種較高層次的經濟體制所支配，也總是部分地與市場相結合，具有一種高度的內在完整性”[2]。

從生態的角度上分析，“從土地中取得生產資料”的意義可以理解為從大的生態環境中取得物質流進入小農家庭，土地不但包括農用土地還包括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等。但物質產品流要與其周圍的社會環境在產品和勞動力上發生關系，“小農總是為一種較高層次的社會經濟體制所支配”。從人類進入農業社會以來，支配小農的社會經濟體制不斷地發生變化，主要的幾種形態有鄉村公社、封建領主、地主和國家政權。在幾種政治體制作用的同時，小農經濟還不同程度地與市場發生作用。早期階段與市場的聯系少，而晚期階段與市場的聯系比較多。

我們把小農在自然的或農業的生態系統中的物質交換，稱之為生態交換，在政治體系中或市場體系中的交換稱為社會交換，小農生產具有生態交換和社會交換的兩重性（見圖1）。小農生產總是處于一種與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雙向的交流過程中，在第一種交換中，小農生產（P）獨立于社會組織系統之外與大自然交流物質，形成一種物質循環流。在后一種交換中小農與社會進行交換，從而產生一種小農與社會特別是與市場的產品循環流。小農戶一方面是整個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交流的基礎，又是社會交換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兩種交換在各個不同歷史過程中，由于生態系統和社會組織系統以及人口和技術水平的不同，這種雙向交流的過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生態學分析方法研究農業歷史的過程。[3]

為了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們必須分析確定這兩個系統主要組成部分和物質能量流動的方向和數量。

首先，在生產過程中，小農生產（P）首先是從生態系統中獲取物質或能量，然后將這種物質或能量向社會組織系統進行一定程度的轉移，從人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干預的層次來講，我們可以將外界與小農生產發生關聯的生態系統也分為兩個系統，一種是在人們進行生產活動干預時，未對其結構、層次和內在動力機制產生重大改變的生態系統，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然生態系統，也可稱為自然環境（Thenaturalenvironment），簡稱NET。當然，這種環境主要是小生產范圍所能輻射到的區域內自然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小農所進行的活動主要有狩獵、采集、捕魚等。第二種生態系統是自然生態系統部分地受到人類活動的干預而形成的，我們稱之為被改變了的環境（Thetransfomcdenvironment），從整體上講，人們在馴化動植物的同時，也大大地改變了生態系統，改變了地表面原來的自然狀態下的那種生物組合關系，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人們通過改變特定的生物區域內生態系統的能量、水、氮素營養、礦物營養循環來實現的。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陸地面積的10%已成為栽培地[5]，可見，農業的產生和強化已經使整個地球表面的生態系統內的生物組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另外，也導致了土壤質量的改變，應該指出這種被改變了的生態系統不單純地包括作物種植業，還包括林業、動物飼養業和漁業，是一種大農業，我們也可以稱之為農業生態系統。

那么，這種人為的環境與自然環境的主要區別是什么呢，一般人認為自然生態系統具有自我保持（Self-maintenancc）、自我修復（Self-repair）和自我復制（Self-reproduction）的功能，而被人為改變了的環境，也就是說農業生態環境是一種內在不平衡的系統，需要外在的能量投入才能維持其平衡，這種外在的能量是人或牽引動物的能量或化石能源。

如果我們將社會環境（Thesocialenvironment簡稱SET）也算在內的話，那么小農生產P可以看作是一個在三種環境相互作用下的生產單位。NET和TET可以很容易在空間上進行定位，但SET則不易具體地確定，我們只好將SET總結為小農與外在政治經濟體制的聯系（如賦稅、地租等）和與市場的產品交換聯系[6]。

在確定出P、SET、NET和TET之后，為了分析的必要，應確定出各種不同的內在聯系，在這里我們引入勞動力的概念，以F[0,]表示，主要是指小農家庭的生存者用以從自然中取得生存資料的物質手段和知識手段。由于勞動力是分別流向兩個生態系統的，我們將流向NET的勞動力稱為F[0a,]，流向TET的勞動力稱為F[0b,]。在階級社會里，小農還要向社會系統付出勞動力，我們稱之為F[0c,]。在生產中，P得到自然向農戶轉移的兩個物質流，第一支物質流來自自然生態系統。我們定義為F[1,]，第二支流來自農業生態系統，定義為F[2,]。小農在獲取這兩個支流后，以兩種方式處理，第一種是自我消費其中一部分產品，這是維持小農再生產的基本條件，我們定義為F[a,]，第二種處理是對外與社會發生聯系，我們稱之為F[b,]，F[b,]在各個歷史時期所保持的內容是不一樣的，我們將F[b,]部分流入政府組織或鄉村政權系統的物質流稱之為F[b1,]，流入地主的為F[b2,]，流入市場的為F[b3,]，從市場中得到的回流是F[3,]?？傻玫焦?/p>

F[0a,]和F[0b,]的付出是保證取得F[1,]和F[2,]的基礎。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F[b,]、F[b2,]過高，也就是階級統治壓迫比較強烈時期，F[a,]和F[b,]的值必然減少，從而也會影響到系統的物質平衡。而F[0,]是在F[a,]的基礎上形成的，從營養學上講具有一定比例關系，為了分析方便，我們可以認為F[0,]=F[a,]，從公式中我們可以得到，在一般條件下，F[1,]+FRD13502[2,]是定值，F[b3,]-F[3,]為市場剝削，在傳統社會里，這部分的數量一般不算太大，因為小農與市場的結合程度較松散。如果小農受到比較強的政治和經濟剝削，也就是說F[b1,]+F[b2,]的值較大，而威脅到F[a,]之值時，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就可能受到威脅。所以說，F[a,]與F[0,]相對應的平衡是整個物質流、能量流平衡的關鍵。

[1]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北京，1986；《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北京，1992。

[2]Frankcllis:pcasanteconomics.cambridgcunivcrsityPrcss.1988.

[3]Schmidt,A.Theconceptofnatureinmarx.NLB.1971.London.

[4]VictorM.Tolcdo:TheEconomicalrationalityofpcasantproductioninAgroccologyandSmallFarmDevclopment.cditcdbymiguelA.AlticriandSusannaB.HECHTCRCPress.Inc.U.S.A.1990.

[5]Brown,lestcr.R.Humanfoodproductionasaproccssinthebiosphere.ScicntificAmcrican.SanFrancisco:W.H.Frccman.1970.

[6]VictorM.Toicdo:ThecconomicalrationalityofpeasantproductioninAgroccologyandSmallFarmDcvclopment.cditcdbymiguclA.AlticriandSusannaB.HECHTCRCPress.Inc.U.S.A.1990.

二、物種不平衡與農業起源

在農業馴化之前的狩獵時代里，農業生態系統或者說受到人類強烈干預的生態系統尚未形成，人們的食物來源直接來自自然生態系統，人類的勞動力投入有兩種特點，一是比較少，二是面比較廣。許多人類學家的研究證明在狩獵時代，人們為食物所支付出的勞動量遠較后期農業勞動投入量為少，因為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勞動生產率比較高[1]。人類的狩獵、采集行為只是自然生態系統循環中的一個環節，由于所施加的影響力小，所以不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影響。這時期，社會組織系統尚未形成，部落內的各個以家庭為核心的生產單位，只是與大自然發生簡單的雙向聯系。

盡管這種人對自然的依賴關系并不影響大的生態環境的變化，隨著人口增長，生態系統中人類所取食的那部分物種的數量就開始逐漸地發生變化，如果人與人所依賴寄生的物種關系發生變化的話，那么人口的增長肯定會導致寄生物種消失，而寄生物種的減少和消失，反過來便會影響人口的數量，所以說在農業發生以前仍存在著人口壓力，人與其寄生的物種存在著周期性的交替消長關系。人也經常受到饑餓的威脅[2]。盡管大的生態系統受到較小的影響，但人與生物所形成的系統是經常處于不平衡狀態的，F[0,]與F[1,]都呈周期性變化，這種周期性不穩定的作用，將農業以前的人口穩定在一個相對稀少的水平上，人類對這種周期性不平衡的適應和進化，便是改變這種人與取食物的簡單的寄生關系，改寄生為一定程度上的共生，這也是農業馴化的產生和推廣的進程[3]。

[1]Bosc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c.1965.

[2]Cohen,M.N.ThcfoodcrisisinPrchistory.YaleunivcrsityPress.NewHaven.Corn.1977.

[3]Rindos,D.Sysbiosis,InstabilityandtheOri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al:AnewModel.CurrcntAnthropology21.

三、農業系統在初期發展過程中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對統一性

農業生態系統產生以后，定居也逐漸地形成了，這說明人開始在一定固定的區域進行生產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家庭生產者對環境進行定期的、經常性的修飾活動增加了，這種被人們改變了的生態系統也就逐漸對整個生態環境開始施加影響。這個過程是隨著人口壓力的加強和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快的。

在農業剛開始產生時，農業生態系統在人們的生產活動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狩獵和采集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農業生產所取得的食物只是一種補充，馴化動植物種類在某個地區內物種數量也只能占很少一部分[1]。如從半坡出土的生產工具來看，可能用之于農業生產的石斧、石刀、石鋤、石鏟等生產工具占633件，狩獵工具的數量達644件，說明漁獵經濟在人們的生產活動中仍占很大的比重。[2]尚民杰從青海地區原始農業的三個歷史時期的對比中發現，從半山類型到馬廠類型再到齊家文化時期，農業生產工具依次增多而狩獵工具依次減少[3]。農業比重的提高也說明農業生態系統的范圍在逐漸擴大，并使人們所接觸的村莊周圍的屬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區域逐漸減少。從圖3b中，我們應該認識到TET在逐漸擴大，NET在逐漸縮小，F[1,]逐漸減少，F[2,]逐漸增加，與此同時F[0,]的數量也增多，這是由于農業生產所引起的人口增加而產生的。這時期的農業形態是原始農業生產，小農生產單位相對獨立地進行生產，土地歸部落公有，除了進行一定的公共義務外，小農不向外界社會政治系統、市場系統或經濟剝削系統提供產品。所以，我們可以假定這時期小農不受社會系統的支配。

農業在一開始時期處于定向采集和刀耕火種階段，這時期的農業生態環境與其他地塊的生態環境尚顯示不出很大的差別，以長休耕期的刀耕火種農業為例，除了在1—2年內種植區域內的植被受人們支配控制以外，在其余的長達10—20年的休耕期內，基本上處于自然演化更替狀態，也就是說恢復成自然生態系統。南方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在種植后20年，基本上可以恢復成森林植被，黃土高原氣候半干旱，在春秋戰國以前，黃土的植被屬于森林草原植被，20年左右的休耕期可以對灌木林和草原植被進行恢復，但恢復比較高大的森林植被往往就比較困難了。在刀耕火種農業期間，南方地區的原始農業基本上不影響生態環境，北方地區的影響程度大一些，但也遠比后期要小得多。

由于黃土的易耕性，所以在人口壓力的推動下，集約化農業首先在這一區域開展，持續的農業開發以及休耕期的縮短，越來越對這個地區的農業生態系統產生影響，但即使在短期休耕的條件下，雜草植被仍可以定期地對黃土產生覆蓋保護作用，相對地延緩黃土的沖蝕。戰國以前，黃土高原地區的一些黃河水系是清澈的，即使是到了唐朝，渭水仍然清澈。[4]

[1]Rindos,D.TheoriginsofAgricultural:AnpresspcctiveEvolutionaryAcadcmicPress.Orland,Fla.1984.

[2]黃克映：《從半坡遺址考古材料探討原姑農業的幾個問題》?！掇r業考古》1986年第2期。

[3]尚民杰：《青海原始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7年2月。

[4]劉清泉：《森林樹木與生態環境》，山西科學教育出版社，1985。

四、農業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及其與社會系統的相互影響

休耕期縮短是人類干預生態系統強度特別是農業生態系統強度的標志，隨著人口的增長，對有限的土地持續開發的區域也越來越多，農業生態系統在休耕期縮短和勞動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況下，系統本身也越來越與自然生態系統相區別開來。

農業生態系統的發展和集約化的提高，不但改變了生態系統，并且人類自身也越來越依附于農業生態系統，由于農業生態系統的自平衡遠遠低于自然生態系統，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這種不穩定性在各方面的體現。所以農業生態系統的穩定也要高度依賴于人的調控，這種相互的依賴性和共生性決定了相互之間的同化，農業系統的不穩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來，也就是社會系統上來，農村公社時期那種穩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輪歇制在人口增加、生產強化和內部貧富分化等不穩定因素的影響下而逐漸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連作的方向發展[2]。在小農生產者之上的農村公社制也逐漸在掠奪土地的戰爭逐步升級的情況下被破壞掉，村莊從此成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小農戶要向政權系統納稅。不但如此，在村莊內部貧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條件下小農戶可能還要付出高昂的地租來租種地主的土地。從整體上看，隨著農業生態系統在人口壓力下的擴展和不穩定性的增加，一種新的系統SET又在農業生態系統基礎上建立起來了。SET嚴密地控制著TET的調控者──人，也就是小農生產者，正象小農生產者嚴密地調控著TET一樣。人類社會的自身的管理系統正是這樣被農業生產管理系統所同化。

如果將小農戶納入社會系統中，并用各種資源表達農業生態系統的話，我們可以象圖4那樣表達社會系統和農業生態系統的關系。如果圖3易于描述一個村莊一定時期內各個系統之間的關系的話，圖4則更容易歷史地描述一個地區農業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作用。從圖4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口、技術、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階層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響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過調整社會的結構來影響人口與技術，而人口和技術則直接影響投入的水平。而意識形態往往可以直接影響到社會結構、人口和技術，總之，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投入的數量和性質，也決定著所能從農業生態系統所得產出的數量和性質。

在中國長達二千年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專制社會體系中，SET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對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央集權政府的作用。正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農業生產依賴于政治，正象歐洲依賴于天氣一樣”。

從歷史上看，能夠對TET進行正確的、穩定的政治操作應該是這樣的：

（1）減少壓迫程度，削減F[b1,]和F[b2,]的值，削減F[b1,]的措施關鍵在于削減寄生在官僚系統中的寄生人口，這樣才能減少賦稅壓力；減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實行耕者有其田?！拔木爸巍钡某晒φ谟谙鳒pF[b1,]，而“貞觀之治”則在于削減F[b2,]，也就是以強有力的政治手段貫徹“均田制”，打擊地主豪強。

（2）在開國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減F[b1,]的措施也很明顯，到王朝經歷一段時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確的政治措施不但在于削減F[b2,]，還在于組織水利建設，推廣農業技術，如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這種措施在于推動小農戶增加了對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水平和技術改造水平，當農業集約化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水利和新技術時，這種TET對SET的依賴性也就越大。漢武帝時期長安和關中地區的人口對西北水利高度依賴，現代日本、臺灣農村地區的小農生產對政府在技術提供方面的依賴也說明這種情況。

封建統治者在政治的操縱過程中往往做不到這兩點，特別是當人口增長到一個地區負載量極限時，國家政權不但不能夠組織水利建設、推廣和鼓勵新的農業技術的應用，而且由于官僚體系的龐大、腐敗，豪強地主的崛起，剝削格外嚴重。這一切都會使各種形式的農業投入品減少，使本來就不穩定的農業生態系統更難提供穩定的產品供給，當產品供給滿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時，整個SET系統便會發生大動亂，人口出現大削減，而動亂時期的TET系統則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證而向NET系統復歸。動亂時期大量的荒蕪土地便是這種回歸的反映。

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業生態系統的范圍和穩定性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由于我國地域的廣闊性，自然生態系統多種多樣。農業生態系統在泛化過程中也在與各地區的生態環境相結合的過程顯示出不同的特點，形成許多種不同的農業形態，盡管這些農業形態都是集約化農業經營的泛化。

黃土高原地區的農業生態系統在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已經達到了高度的勞動力集約化。鐵器時代以后，這個地區的農業生態系統在強化開發的條件下，已顯示出高度的不穩定性，因為這個地區的干旱條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條件難以使農業生態系統在連續的耕作條件下保持穩定。當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棄之后，這個地區的農業就顯得對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賴性，西漢時期水利建設搞得好，農業和人口密度也達到高峰；當水利建設衰退時，農業和人口就呈明顯的下降狀態，以陜西為例，西漢末年的高峰人口數為327萬人，東漢時期由于水利事業荒廢，人口不足100萬人，在以后的幾百年動亂時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間人口才恢復到300—400萬人之間，以后長期在這個水平上波動，到17世紀新作物引進以后，才又開始上升?？梢哉f傳統的以栗麥為主體的旱地農業形態，其人口負載力在傳統時代里已經在西漢時達到了高峰，并且隨著持續時間的加長而顯示出愈來愈不穩定的特性。對依賴于北方農業的封建政府來說，也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隋代以前，黃土高原和次生高原地區有一半時間處于動亂狀態。以后，政府系統不得不加強對另一個生態系統的依賴，大運河的開鑿正是實現了這種依賴作用。

黃土高原農業生態系統的不穩定性主要表現在旱災頻率加大，長期的開發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壞，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樣的降雨條件、同樣的人口壓力條件下，人們對旱災的感受明顯地增強。西漢末年陜西地區旱災的頻率是100年發生15次，到8世紀也就是盛唐時期，從氣候條件上看，盡管降雨量比漢代增加，但旱災的頻率已經增長到100年發生43次[4]。由于這兩個時期人口壓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斷定黃土高的地區的農業生態系統的不穩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開展潛力，是遠大于北方旱作農業生態系統的。水田稻作業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產量，稻田的水面覆蓋還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對地穩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機質的含量，現在太湖地區土壤有機質含量高達28.2g/kg，而黃土高原和黃淮海平原地區旱田的土壤有機質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區水田的土壤含氮量達1.47g/kg，而黃土高原和黃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5]。從社會系統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區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并在這個基礎上保持政治系統的相對穩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數量的減少，封建地租在后期達到很高的水平，剝削程度遠超過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發生大規模動亂，充分體現了南方地區穩定的農業生態系統對社會系統的支持作用。封建統治者只要維護社會穩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獲得長期的穩定統治，與封建社會前1000年的那種政治動亂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盡管沒有“均田制”的推廣，也沒有漢武帝那樣大規模地興修水利，但宋、明、清三個王朝統治時間各長達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區在人口壓力進一步加強的條件下，才發生象太平天國這樣的動亂[6]。

[1]Robcrt,G:ComparativcNutricntCyclesofNaturalandAgriculturalEcosystcms:AStcptowardPrinciplesinAgricnltualEcosystcms.cditcdbyRichardlowrance.

[2]Bose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to.Aldine1965.

[3]Gerald.G.Martcn.ThcHumanElologyPrespectiveinTraditionalAgricultureinSoutheastAsia.westvicwPrcssInc.1986.

[4]錢林清：《黃土高原氣候》，氣象出版社，1991。

[5]朱兆良：《中國土壤氮素》，江蘇科技出版社，1992。

[6]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葛劍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五、小農在農業生態系統不穩定和社會系統壓力下的反應

盡管農業生態系統的物種的多樣性遠遠少于自然生態系統，但在傳統農業條件下，由于小農與市場的聯系相對少，所以，家庭的非食物消費往往也要靠家庭勞動者的直接生產才能滿足自身需要，而這些日常用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也必來自NET或TET。所以，種植的多樣性從農業一開始就存在著，熱帶亞熱帶刀耕火種區內的農業種植就具有很大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一般是隨著小農消費水平的發展而發展的。這種生產行為在傳統社會階段是一種被廣泛采用的“多用途策略”（multiusestrategy），這是由小農生產的自給自足性和實用性最大追求原則所決定的。但這種多用途策略的采用隨著歷史的發展階段不同往往出現在不同的水平上，《豳風·七月》所描述的多種種植，可能是在農村公社基礎水平上的多樣化生產，這可能與歐洲中世紀的莊園制有類似之處。戰國以后，生產多樣化資源配置方式則完全由小農家庭自己負擔?！稘h書·食貨志》中記載的多樣化種植是“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于疆場”，同時，還大搞庭院經濟“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女修蠶織”，為的是達到“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費水平。

那么在人口壓力下農業集約化的加強和農業生態系統日益不穩定的情況下，小農的種植行為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呢？我們可以認為小農盡管在作物種植行為上采用那種“雜五種，以備災害”的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方式，并大面積地種植養地作物。但從總體上的那種農桑并舉、農牧結合、多種經營、多樣化消費的生產消費結構是要發生變化的。首先是畜牧業的比重下降，因為由人口增長引起的草荒地的開墾減少了用以放牧的區域，特別是在休耕期縮短導致連作耕作時猶為如此，漢代北方旱作區的人均耕地只有4—5畝，盡管古人描述出一幅多樣化種植、多種經營的圖畫，但“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費水平就足可以說明多樣化種植和多樣化消費在生產和消費中所占的比重。歐洲的小農則不同了，由于長期存在的休耕地使大量地飼養大牲畜成為可能，代表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水平的Norfolk四程輪作是在休耕地上種三葉草（Clover）和蕪青（Turnips）為基礎代替以前的二田制或三田制休耕，在四年輪作過程中，作物種植時間和牧草種植時間各占一半，這樣不但載畜量提高了，農業產量也由于土壤肥力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說，四程輪作比西周時期的井田制更有生態穩定效益，何況黃土高原是干旱區，而英國是雨量偏多的地區。

盡管如此，小農戶在人口壓力所造成的生產多樣化緊縮的情況下，仍然以最艱辛的勞動投入和低水平的消費要求以達到相對穩定的農產品收獲量。如大豆的種植在漢代黃河中下游一帶的推廣面積已達到40%[1]。這種作物一方面用來養地，增加土壤含氮量，另一方面用以抗旱，是一種相對具有穩定產量的作物，從營養學上講也可以補充人在常年素食情況下的蛋白質需求。小麥種植對水利的依賴程度比較大，西北水利衰退之后，小麥種植也相對減少，一般是谷子、高粱與大豆進行輪作、復種。下游地區雨量偏多，生態的相對穩定性往往使種植多樣化得以形成，特別是在人口壓力較低時期。如《齊民要術》所反映的作物種植種類與蔬菜種類多達14種。但隨著后期人口壓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進，種植業結構中也越來越趨向于向少數高產、粗糧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等的種植面積可能越來越少，作物只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麥這幾類，桑、麻的種植已被棉花所取代，這其中大豆的播種面積在一般的村莊內只有10%左右，高用地作物如玉米在許多村莊則高達30—40%左右，高粱和栗各占20%，小麥也在10—20%之間。[2]在北方旱作區域內，如果前期的變化趨勢是畜牧業減少的話，那么后期的變化則是種植結構內的調整，向粗糧化、單一化的種植業結構轉變，豆科作物的大面積種植和多樣化種植業結構，已經完全為高人口壓力所改變。由于人口壓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下游地區水旱災害頻率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區從16世紀到19世紀平均每100年發生旱災67.5次，澇災約80次；而從9世紀到15世紀平均每100年發生旱災36.3次，澇災33.4次。

在北方農業生態系統愈加不穩定的條件下，小農的選擇一般是在小塊土地上混合采用幾種輪作種植方式，以獲得相對穩定的收入和糧食，表2所列的是一種比較普遍采用的種植模式。在這種生產配置中，每年能收獲棉花、小麥、大豆各一荏，以此來應付水災、旱災的頻繁所帶來的收入的不穩定。某塊地上災害嚴重，可以從另一塊地上得到補償；糧食作物的欠收可從賣棉花的現金收入上得到補償；旱災嚴重時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穩，水災嚴重時有小麥應付。這是北方小農對高度的生態壓力和社會壓力的一種穩定性選擇。

與北方小農不同，長江三角洲和華南一帶的農民在人口壓力、經濟剝削加重的條件下，則通過向土地追求最大的生產量的方式來滿足消費的需求，這是由于水田農業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所決定的，唐宋以后稻麥輪作的推廣和以后雙季稻和一年三熟制的產生，說明小農生產強化手段主要集中于通過一種高產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產量。這與北方小農在糧食作物種植過程中所持的那種謹慎的搭配形式形成明顯的對照。到晚期，珠江三角洲甚至發展出一種高投入、高產出、多樣化生產的“?；~塘”式的農業經營模式。[4]這說明農業生態系統在社會人口壓力增加條件下已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協調和循環機制，這當然是由珠江三角洲豐富的水、光熱資源所決定的。只有在這種豐富資源的條件下，人口壓力才能推動出這種具有良性循環的高產、高效益農業生產技術。總觀全國各地區的情況來看，小農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多種經營的程度以及生活消費水平，主要是由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產潛力和穩定性決定的。

[1]許悼云：HanAgricultur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css.1980.

[2]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P321—325。

[3]Buck,JohuLossingLandUtilizationinChina:Stutistics.Sharghai:UnivcrsityofNauking.

[4]郭文韜：《中國古代保護野生資源和合理利用野生資源的歷史經驗》載《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