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糧食畝產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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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是全國著名的稻作區之一，清代四川糧食平均畝產約為222．58千克／市畝，平均每個成年農業勞動力一年約可生產原糧140千克，可養活連其自身在內的4口人。18世紀中期，四川一個普通農民全年所得。大約表現為銀13．04兩，或錢10400余文。清代四川農民以“過密化”為代價，使糧食總產大幅度增長，而清末糧食畝產急劇下滑，折射出重大的社會危機。當時四川余糧、糧食消費、農村基本生活情況，與糧食畝產、勞動生產率緊密相關，并為后兩者的合理估測提供佐證。

[關鍵詞]糧食畝產；農業勞動生產率；水稻；余糧；糧食消費；基本生活

ResearchonPerMuGrainYieldandAgriculturalLabourProductivity

inSichuanDuringtheQingDynasty

Abstract:Sichuanisoneofthewell-knownricefarmingareaswherethereisrelativelymuchinformationofpermuriceyieldasafocusofresearch.ThesurveyshowsthatpermugrainyieldinSichuanduringtheQingdynastyistohavebeen222.58kg/shimu,andthatperadultfarmerperyearcanbetohaveproducedabout1423kgofrawricewhichissufficienttosupport4people(includingthefarmeroneself).Duringthemid-18thcentury,anordinarySichuanfarmercouldhaveearnedapproximately13.04liangofsilver,orover10400wenofcoppercoins(qian).DuringtheQingdynasty,Sichuanesefarmersgreatlyincreasedthetotaloutputofgrain.Andattheendofthedynasty,permugrainyielddeclinedsharply,whichwasrefractingasignificantsocialcri-sis.Then,Sichuanesesurplusgrain,grainconsumptionandtheruralsituationsofbasiclivingwerecloselylinkedtopermugrainyieldandlabourproductivity.Andtheformerthreegivesomeevidencetotheinferentialreasonabilityofthelattertwo.

Keywords:permugrainyield;agriculturallabourproductivity;rice;surplusgrain;graincomumption;basicliving

一、清代四川以水稻為主的糧食之畝產

糧食畝產(土地生產率)是經濟史上一個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對此，相當一部分學人(如寧可、吳慧、珀金斯、趙岡、江太新、蘇金玉、史志宏、徐秀麗等)作過出色的研究。其中對清代四川糧食畝產考索較多、影響較大者，主要有(美國)珀金斯、王笛等。

據珀金斯估計，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糧食單產為59～75．5千克／市畝。[1](p20)王笛采納了這里的兩個端點值，分別作為清前期(康雍)、中期(乾嘉)四川的糧食畝產量；再依照宣統年間的統計資料，估算清后期(同光宣)產量為107．5千克／市畝。[2](p109)在學術史上，王笛第一次大體上接通了清代四川糧食畝產的線索，暫時滿足了人們對清代四川糧食產量“不斷增長”的心理期待。

四川是全國重要的稻作經濟區之一。故欲了解糧食畝產情況，須先從水稻著手。趙岡等曾利用若干資料研究過這方面的問題。

表1所用的水稻畝產例子亦嫌少，且皆不甚高，而得出的平均值僅2．21石，尚不到全國水稻平均畝產2．25石之數。[3](P15)鑒于四川(特別是盆地)較好的生產條件和清代移民的勤勞品格，一般不至于如此。

20世紀50年代，李文治曾收集到晚清全國主要省區的水稻畝產數據共12個。現從中選取若干例子，略作比較：

同治十三(1874)年六月下旬，吳燾路經德陽，得知當地稻谷畝產量，并將其與長江下游地區作過對比：是時蘇州、松江、鎮江，上等田畝產稻谷3～4石，不及德陽等地。德陽縣的稻谷畝產高于李文治所收集到的四川省外任何地區之數。而一般來說，整個成都平原(和一些條件較好的丘陵區)的水稻畝產皆可能達到(或接近)德陽縣的水平。

據光緒《彭縣志》卷3，該縣上田每畝產米1．2市石，中田1市石，下田0．8～0．9市石，按當地每市斗折官斗2斗計，就是1．6～2．4石。按官定“一米二谷”的比例折算成谷，以倉斗計，則上田可至4．8石，中田4石，下田可至3．2石。遇上豐年，畝產更高一些。上田收2．6～2．7石，下田2石左右；以官斗計，上田5．2～5．4石，下田3．2～3．6石。該縣周姓老農，精于農事，每畝產米達1．5～1．6市石，乃至1．7～1．8市石，折合成稻谷并以倉斗計，是為6～7．2石。[4](p87)該畝產量，已達到并略微超過德陽縣的數據。

再如道光年間，新都縣有一份學田120畝，年租171．3石①，平均畝租1．429石，若以額租一倍計產，當為2．856石。新都與彭縣同屬成都平原，兩縣接壤，習俗相近，皆以市斗計量，故此數若以倉斗計，應為5．712石。且另有資料稱，新都縣引都江堰水以行灌溉的稻田，“其收皆二鐘”②。有學者確認：2鐘已達6石多[5]。這120畝學田，平均畝產5石多，是不難辦到的。

早在康熙年間，四川盆地“小民之家，有種數斗而獲數十石者，有種二三石而獲數百石者”③。雍正十一年(1773)十月，粵督鄂必達在給皇帝的密折中說：“粵東民人人川成家甚眾，”因為“川省膏腴，每田種一石，可收谷百余石”④。這兩條材料所指的，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情況。收、種之比達100，則產量一定很高。但到底畝產多少，卻是疑問，暫設為X。只要找到收、種比例與畝產之間相對應的數量關系，就能夠算出X的值。

何炳棣曾經遺憾地寫到：“四川和湖南、云南、貴州等省份一樣，完全缺少折畝的參考資料，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開發相當晚，土地統計不是以畝為基點，而是以對播種或收獲的面積作粗略的估計為基礎?！盵6](P136)這種現象往往構成學術界研究畝產量的障礙。即使略有蛛絲馬跡，亦未可輕易放棄。在川西地區，萬幸有一點零散的資料，朦朧著畝產與收種比例之間的關系。

關于清代川西高原的土地生產效率，只可參考民國年間的一些調查材料。雖然這些調查進行的時間稍晚，但該地區在清代的生產技術水平不會與民國時期發生大的變化。作物的收獲量與種籽之比，在水橋子為3～4，長春壩平均為5，郭卞為6，大寨為10，暇拉沱為7～15，道孚平均為10，甘孜為10～15。⑤今取中間數9。而嘉慶前后，川西北羌、藏地區，青稞、小麥畝產一般為50千克左右。[7](P226)

這樣，結合上面提出的條件，則有9：50=100：X。解之得：X≈556。清初四川田地失耕，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休養，提高了肥力；加上康雍之時，移民的開創精神轉化成巨大的生產力，他們勤于耕作，善于種田，盆地內個別地方水稻畝產達到或超過500千克，未必完全是夸張其辭。但是，為了審慎起見，姑且將其折半計為278千克／市畝。

象上述德陽、彭縣、新都等地這樣比較清楚的記載，實為鳳毛麟角。不過，差強人意的是，通過租谷與畝產的關系，亦可找到接近稻谷畝產的一條曲折線索。

①道光《新都縣志》卷2。

②民國《新都縣志》第2編。

③民國《遂寧縣志》卷7。

④《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2輯。

⑤鄭象銑《西康高原區之農業與移殖》，見《邊政公論》第2卷第11期。按，水橋子等7個地方，在今甘孜州境內。

以上12個畝產數據可分為兩組：第1～6號為成都平原組，第7～12號為四川盆地一丘陵組。上述彭縣、新都縣的水稻計量。在成都平原是極有代表性的。換言之，該平原區稻谷應當皆以倉斗計，故第1～6號畝產數字加倍。在第二組數據中，第9號達6石多，計量應是倉斗①，第8、10、11號之計量亦極可能與之相同。第7、12號則全在兩可之間，為保守起見，不作折算，權且認其為倉斗。

關于當時收租額與畝產量之間的數量關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慮。以前很長一段時期，學術界習慣于采用對半租來進行有關統計分析。的確，地租額有時達到甚至超過產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階段的正常情況下，對半租是偏高的估計。②

道光年問，忠州書院有9塊田的稻谷總產與租谷額有明確記載。

以上12個畝產數據可分為兩組：第1～6號為成都平原組，第7～12號為四川盆地一丘陵組。上述彭縣、新都縣的水稻計量。在成都平原是極有代表性的。換言之，該平原區稻谷應當皆以倉斗計，故第1～6號畝產數字加倍。在第二組數據中，第9號達6石多，計量應是倉斗①，第8、10、11號之計量亦極可能與之相同。第7、12號則全在兩可之間，為保守起見，不作折算，權且認其為倉斗。

關于當時收租額與畝產量之間的數量關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慮。以前很長一段時期，學術界習慣于采用對半租來進行有關統計分析。的確，地租額有時達到甚至超過產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階段的正常情況下，對半租是偏高的估計。②

道光年問，忠州書院有9塊田的稻谷總產與租谷額有明確記載。

上列30個數據出現的地點，明顯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區。它們可按清前、中、后期，初步劃分為三組。第1～5號為前期，第6～12號為中期，第13～30號為后期。后期資料較多，咸豐朝歷時不長，數據暫缺，但對于粗略分析不會影響很大。前期沒有明確屬于順治朝的數據，好在有第1號可勉強作為代表。最令人遺憾的是，乾隆時期長達60年，四川尚無水稻畝產資料出現也許因為當時四川農業興盛，人們通常不容易想到糧食會成什么問題，也懶于去關心此事，更不用說調查產量了。乾隆緊隨雍正之后，而步嘉慶之前。就糧食產量的一般情形來說，雍正時期與乾隆前期、乾隆后期與嘉慶前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又，第1號數據也可能攜帶著乾隆時期的信息。且嘉、道兩朝在表內未完全分開。出于這些考慮，故略微注意三個時期前后勾連，不作截然的、絕對的劃分。具體而言，前期(順康雍三朝92年)仍為第1～5號，后期(道咸同光宣90年)仍為第1330號。但中期(乾嘉兩朝85年)的前后兩段稍作延伸，即為第5～13號，再加上第1號。各期數據加權平均，得到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丘陵區水稻畝產為：前期4．382石，中期4．656石，后期4．351石。上表30個數據加權平均，得到整個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一丘陵區水稻畝產的平均值為4．379石。

至于雙季稻，只在川南少數地方出產，對全省影響甚微，故略而不計。

(三)糧食畝產

在基本解決水稻畝產問題之后，就應當轉入旱地糧食作物的產量方面，以求得糧食畝產。

四川普通早糧的畝產記載寥寥無幾，萬難據以直接著手考察全省情況，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間接的測算方法。江南地區春花畝產量折合成稻谷，通常為秋季畝產的一半左右[8]。從民國初年全國各省小麥產量來看，四川與蘇、鄂、徽俱名列產量最高的省份之中[9]，相互差別不大；且四川盆地平原與大多數丘陵區的復種程度并不遜于江南，故一般小春作物畝產量折合成稻谷時，基本上可以按照江南的標準。但清代四川盆地的冬水田面積較大，粗略估計為稻田的50％，水旱兩季田亦為50％。故小春糧食平均可折合稻谷1．095石。寧可等認為，可以將全國水田旱作畝產從低估計為1．1石左右[10]。因此，這里的1．095石，誠不為高。

設水稻畝產為a，四川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區糧食畝產為b，則有公式b=a×25％+(a+a×25％)×25％+a×50％×50％=0．8125a。

結合前面的數據，四川盆地之平原丘陵區糧食平均畝產為b=0．8125×4．379≈3．558石／清畝，約合270．03千克／市畝；前期為b1=0．8125×4．382≈3．560石／清畝，約合270．21千克／市畝；中期為b2=0．8125×4．656≈3．783石／清畝，約合287．10千克／市畝；后期為b3=0．8125×4．351≈3．535石／清畝，約合268．29千克／市畝。

盆地周圍山區的水稻畝產，記載極為罕見。民國時期的廣元縣，“大抵類占谷每畝可刈凈谷一石三四斗，白谷止一石二斗許”①。參考這一條資料，將清代盆周山區水稻畝產估算為1．3石。至于小春作物畝產折合成稻谷，以秋季產量的50％計；估計該區水田占耕地的30％，其中50％為冬水田，則該區糧食畝產為1．3×30％×50％+(1．3+1．3×30％×50％)×30％×50％+1．3×50％×70％≈0．87石／清畝，約合66．03千克／市畝。

川西高原多處高寒地帶，農耕區一年多種一季旱作物(青稞、小麥等)。僅據前文所述，以畝產50千克肺畝，作為清代該區糧食畝產的參考數字。

四川耕地面積的分布情況大致是：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區約占75％，盆地周圍山區約占17％，川西高原約占8％。[11](P16)盆周山區與川西高原的有關資料太少，故而權且認為這些地方在清代的糧食畝產變化不大。

至此，將以上三個地區合計，初步得到清代四川糧食平均畝產為270．03×75％+66．03×17％+50×8％≈217．75千克／市畝。同樣可以算出，清前、中、后期的糧食畝產大致分別為217．88、220．55、216．44千克／市畝。

這里還要考慮玉米、番薯這兩種高產作物對糧食畝產的影響，對上面的數據略加修正。清前期，玉米、番薯在四川種植稀少，故可忽略不計。清中、后期(特別是乾嘉拓殖期間)，人們進一步開發高丘陵和山地，推廣玉米、番薯。趙岡等認為，玉米、番薯占糧地比例與其對糧食畝產的貢獻有正相關關系。清代全國種植玉米、番薯，約占糧食用地的4．72％，使糧食畝產增加18．76市斤／市畝，[3](p64)合9．38千克／市畝。四川農民對玉米、番薯的栽培范圍，從而對糧食畝產的推進力度，比全國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如宣統二年(1910)，全川共種番薯605萬清畝、玉米687萬清畝，共計1292萬清畝，占糧食用地9545萬清畝的13．54％[12](第16～18表)。清末以前當不至有如此比例，姑且減半，以6．77％計之，則玉米、番薯使四川糧食畝產增加9．38×6．77％÷4．72％≈13．45千克／市畝?，F在對

①民國《廣元縣志稿》卷11。

半計之(6．73千克／市畝)，分添到清代四川中、后期；①并以其1／3(即4．48千克／市畝)加到清代四川糧食平均畝產之上。

經修正，清代四川糧食平均畝產約為222．23千克肺畝，而前、中、后期的糧食平均畝產分別約為217．88、227．23、223．17千克／市畝。②

①清后期，四川玉米、番薯的種植面積應大于中期，但中期新開發的邊際土地，其自然肥力較高。故此處將兩者拉平，對半分添。

②按，若將這三個數據加權平均，得222．77千克／市畝，與222．23千克／市畝誤差不大，可以忽略。

二、清代四川農業勞動生產率

(一)以糧食產量為表征的勞動生產率

在得知畝產量的基礎上，算得糧食總產，再除以農業勞動力的總數，即得農業勞動生產率。雖然嚴格地說，這只是以糧食產量計算的勞動生產率，但在傳統農業時代，這是最重要的生產率指標，并且基本上就是小農的農業勞動生產率。[12](P132)

嘉慶十七年(1812)，四川糧食用地6674．2萬市畝，[2](P109)共產原糧可達14855434360千克。當年，四川人口約2070．9萬[13](《附錄》)；而民國五年(1916)，四川16～60歲的成年人約占總人口的63％③，估計農民占總人口的80％，則嘉慶十七年四川的成年農業勞動力④約為1044萬個。清代，全川每個成年農業勞動力可生產原糧1423千克；若以每人每年消費原糧351千克計(據包世臣說，參后文)，則一個成年農業勞動力大約可養活連其自身在內的4口人。如法炮制，則可以算出清代不同時期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詳見表6)。

③據施居父《四川人口數字研究之新資料》第3536頁有關數據算出，成都民間意識社，1936年。

④本文不擬采用“完全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業勞動力”這一概念，因為此種理想化的勞動力事實上絕難存在，僅僅具有算術上的意義。

清前期，由于土壤的自然肥力較高，耕作即使不怎么精細，糧食畝產亦能達到相當水平；加之人口很少，勞動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揮的土地空間，故勞動者的生產率很高。在中期，四川農民通過辛勤勞動，使糧食單產量有所提高，但人口增長速度(約253％)遠遠大于糧食用地和糧食畝產的增長速度(分別約為125％、4．31％)，因而生產率出現下降的趨勢。清后期，糧食單產較中期略有降低，糧食用地進一步擴展，使原糧總數達到中期的2倍多，但人口接近中期的4倍，故勞動生產率不可避免地繼續走著下坡路。是為“過密化(involution)”①現象之一。

“過密化”是農民為爭取生存而作出的犧牲。照鄉土觀念，人們將總的收獲量看得比短期的生產效率更重要。農民把生命消磨在土地里，只要力氣不白費，他們都愿意投入勞動。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這些勞動力閑著也是閑著，只要用起來，多少會有所得。他們考慮最多的是家人的長遠生計，不會那么斤斤計較短期內的效益；或者說，他們根本不是從單一的經濟學科立場出發的。這就和后來的人們非常強調效益有很大的不同。

上文主要著眼于全省性的宏觀考察，下面根據資料情況，作一些微觀分析。

嘉道之際，江南有一位注重實政、關心民生的大學者包世臣。他非常熟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也曾經到過川東地區。對于口糧，他的說法是：將男女老幼合并“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②。稻米3石可折稻谷6石，合351千克。筆者認為，包世臣的觀察、計算，比珀金斯的估計更切近實際。川中鄉土諺語云：每人每年“不飽不饑三石谷，”約合倉斗6石，與包氏所言正相吻合。王笛稱，乾隆中期，川省生產糧食約30億千克，按人均消費400千克算，全川每年消耗約28．529億千克，則每年約可剩余1～1．5億千克，合200多萬石。[2](P207)王笛對人均糧食年消耗量的把握，比珀金斯要準確些．同包世臣和川中民諺的說法差別不很大。道光時期，蓬溪縣令奚大壯說，“蜀中為產稻之區，一歲所出之谷，足備數歲之用”③。溫江縣“歲產米，可食三年”④。此三條記載平均，1年所收稻谷可供16／3年食用，1個全勞力1年至少可產稻谷1872千克，生產率高于前面匡算所得的清代平均水平。

在清代夔州府云陽縣，“大抵良農一人，足耕出谷二十石之田”⑤。不知云陽縣的計量單位是倉石還是市石。四川“斗斛之大，倍于他省，”而“市斗比倉斗大，有加倍者，有倍半者，有兩倍者，各處不同”⑥。一般來說，1市石≈2倉石。云陽縣這一條資料先假設為倉石，20倉石約合1117千克，尚未達到清代四川農民的平均勞動生產率1423千克之數，絕不能構成一個良農的基本標準。因此，清代云陽縣計量單位“石”應指市石。一個優秀的農民，一年生產2234千克糧食，超過清代四川平均勞動生產率，接近清前期的平均值2630千克是比較合乎情理。

成都平原附近的安縣，“同治光緒間，農業最發達。雖佃耕之家，種田二三十畝，或十余畝，皆足以贍家口，而自耕自業者可知”⑦，清代云陽縣佃農多“輸租自百石以下，少亦五十石，”即使按地租率“獲十輸五”⑧，估計每個農戶耕田大概為20～50畝。方行認為，清代四川中等農戶的耕地規模，一般可以20畝計[11]。如以平均畝產222．23千克／市畝⑨計算，則一個中等農戶可收獲原糧4098千克。設若1家5人，勞動力為2．52人，則其勞動生產率為1626千克。有的家庭更大一些，種田更多，可以較為充分地利用那些“邊際成本”甚低的勞動力進行生產⑩，則生產率可能會更高。

如此看來，關于清代四川糧食畝產與農業勞動生產率，本文的推算結果不算過頭。

①按，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等人的“過密化”理論，強調的是單位工作日的勞動報酬遞減趨勢。本文借用這一概念，具體指的是以糧食為表征的農業年勞動生產率降低現象。

②包世臣《安吳四種》卷26。

③光緒《應城縣志》卷2。

④民國《溫江縣志》卷3。

⑤民國《云陽縣志》卷13。

⑥民國《南溪縣志》卷2。

⑦民國《安縣志》卷56。

⑧民國《云陽縣志》卷13。

⑨204．90千克／清畝。

⑩特別縣在涪前期。

(二)貨幣形態的勞動生產率

以上是以糧食為表征的勞動生產率。那么，以貨幣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清代四川農民勞動生產率又如何呢?全省范圍的系統資料是否存在，恐怕有疑問，不過，小范圍內的零星記載倒是有的。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云貴總督張允隨奏稱：“天下沃野，首稱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價極賤。雍正八九年間，每石尚止四五錢。今則動至一兩外，最賤亦八九錢”①。此應為當時成都市區的市場銷售價，農村市場價應低于這個水平。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新繁等五縣谷價，較省城每石賤二三分，加以運費，每倉斗谷一石，總共不過三錢七八分。以二谷一米計算，每米一石，亦不過七錢五六分”②。此五縣當為成都府屬縣?？h級物價貼近普通農民經濟生活，參考價值較大。每石稻谷如按三錢六分計，農戶年產谷一百石，約值銀36兩。四川“歷來銀價，乾隆以上，每兩合制錢八百文”③；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時銀一兩，值錢八百枚”④。則農戶稻谷年產值折成錢，約為28800文。稻麥(或豆、油菜、雜糧)兩熟的普及，主要實現于清代。小春一項，為農戶增加收入5760文，即年產值增加1／4[8]。

若按18世紀中期每石稻谷(60．5千克)0．36兩銀折算，四川農民每年平均糧食生產率1423千克稻谷，可換銀0．36×1423÷60．5≈8．47兩。不過，糧食生產只是農業生產的一部分，一般農民還有其它方面的收入。民國年間，布朗對峨眉山25個田區農戶各種收入及其所占比例作過比較細致的調查統計。平均言之，糧食收入占總收入的64．97％。[14](P416)以此為參考，將清代四川糧食生產占總收入的比例估計為65％。則18世紀中期，四川一個普通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大約表現為銀13．04兩，或錢10400余文。

清末種植糧食作物的收益，可以綿竹縣為例。該縣人口218581，耕地573186畝，人均耕地2．6畝。上田1畝年產糧食約值錢10千文，中下田年產糧食值錢6千文，全縣合計4105500千文?！俺в媒饪?、衙門公費、吸煙消耗”外，余3852500千文。以全縣人口平均，“一人一歲得錢17千文零，僅給衣食。若遇冠婚喪祭、水旱偏災，則負債失業，流離轉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貧，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見矣”⑤。王朝末世，亂象紛呈，糧食生產亦會受到嚴重影響。五花八門的苛派勒索，使這種生產不能正常運轉。

①《乾隆實錄》卷311。

②《乾隆實錄》卷289。

③民國《樂至縣志·食貨》。

④民國《榮縣志·食貨志》。

⑤光緒《綿竹縣鄉士志·戶口》。

三、清代四川余糧、糧食消費與農村基本生活情況

與糧食畝產、農業勞動生產率緊密聯系的是余糧、糧食消費、農村基本生活情況?？疾爝@三個方面，可為前者的合理性推測提供佐證。

(一)余糧

清代四川有多少余糧?對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不難給出基本的參考數據：

總的看來，清代四川一般會有余糧：每年所獲，可供1．20～3．31年之食。

上文提到王笛的估計：乾隆中期，四川每年剩余糧食11．5億千克，取中間數1．25億千克，合125000噸。若以700萬人口①計，每人每年剩余糧食不足18千克，稍微大方一點就報銷了。這就很難與彼時的盛世局面相吻合。

本文所測算的糧食余額(從而糧食畝產與勞動生產率)較為持中?？梢哉f，只要是正常年景，清代四川就會有大批余糧(約260500萬噸)。其中有大部分貯于各種倉廩。官方的常平倉、監倉、社倉儲谷總數，雍正十一年(1733)約60243噸，嘉慶十七年(1812)為262582噸，咸豐七年(1857)為75913噸[15]。地方上還設有大量的義倉、積谷倉等，民間尚有無數私倉，但積谷缺乏統計資料。另有一小部分糧食運出省外。

(二)糧食消費與農村基本生活

前文提到，包世臣所說的只是基本的正常糧食消費。民間在糧食消費方面，絕不會按照包世臣的低調估計進行操作。實際上，食用之外的消耗渠道和數量更為多樣化。如道光二年(1822)，平武縣唐開蘭稱：“川省地方，西及平陽，民間種蕎麥為小春，谷子名為大春。向種小春，收后始種大春。合計小春足補兩月之糧，米價甚賤。至今人好吃煙，凡平陽膏腴之田，盡行栽煙，不種小春，?？看蟠?，一年已少兩月之糧，米價甚貴。每逢新糧上市，又遭京果鋪、糖房、染房、燒房爭囤，致窮民不少。川省每州縣城內京果鋪、糖房多二十家，鄉場市鎮亦十余家。每鋪約費錢三四百釧，通省約費錢千萬余釧，則妄費米面不止兩月之糧。川省各州縣場鎮染房染布，刷糨糊米，每家數十余擔，徒飾一時之偽；百姓穿衣，一水洗去，有損無益。通省妄費之米，亦不止兩月之糧。更有燒房一條，除綿竹縣大曲燒房、中江小曲燒房耗費糧食極甚外，每州縣有名場鎮數十余處，通省約萬余處。每處燒房十余家不等，每家每日烤一桶，約費糧食市斗一石余、倉斗二石余。每日一桶謂之單烤單煮，每日兩桶謂之雙烤雙煮。每日合省共計，約耗糧食數百萬石，每年約耗糧食數億石，又不止兩月之糧?！盋16)物以多為賤。如果沒有較高的糧食畝產及其所帶來的大批糧食剩余，民間亦不會這般大手大腳，乃至于有意減少糧食生產。至于道光以前的消耗，可能更為驚人。既然如此，則四川在實際上的剩余糧食，有時可能要比表7中的數字少一大截。

清代四川農村基本生活，每每得到民國時人的嘆羨。如渠縣志書作者云：“回想滿清盛世，錢銀兩貨皆極充盈，百物低廉，生計饒足，實有豫大豐亨之象”②。清代出現這樣的盛世，首先必須有大量的糧食盈余作為基礎。渠縣不過是川東平平常常的地方，尚有此等局面；而四川盆地象這樣的地方，或農業條件更好的地方，則比比皆是。

①據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第72表28修正數估測。

②民國《渠縣志·錢幣》。

清末，四川糧食問題比較突出，因而導致農村基本生活緊張。如宣統元年(1909)，四川糧食畝產為107．5千克／市畝，總產量合9445321噸①；當年人口約4563．3萬，[17](P704)原糧基本消費量需16017183噸，缺口高達6571852噸。如果此前幾乎沒有糧食貯備，又要維持“不飽不饑三石谷”的基本生活水平，該年度全省就會有40％以上的人口(即1872萬多人，相當于19世紀初全川人口、或20世紀末整個澳洲人口)處于完全斷糧的危險境地。王笛等人受珀金斯的局限，以該年度(應為災歉年)的畝產作為整個清代的最高值，去迎合珀金斯的推斷，勉強建立起清代四川糧食畝產的變動序列，過低地估計了農民的生產水平。換一個角度看，清末四川糧食生產急劇下降，正是鄉土社會危機的重大物質根源。清王朝“日之將夕”，亦從四川糧食產量這個側面透露出來。

綜上所述，本文對清代四川糧食畝產與勞動生產率的探討，主要是基于原始資料基礎之上的匡算與佐證。由于資料本身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具體的數據不可能達到板上釘釘的效果。但是，上述研究，相對于前人已有的成果而言，應是進一步縮短了與彼時歷史實際的距離。此等研究課題欲繼續向前推進，尚須發掘更多的資料，做出更大的努力。切望有心、有力者幫助與指教。

①據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第109頁有關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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