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視域下新型城鎮化面臨的困境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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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中國建設”是黨和人民對未來中國建設的基本要求。美麗中國建設目標是建設美麗城鎮與建設美麗鄉村，重點是建設美麗城鎮。美麗城鎮建設的基本要求是人與自然和諧，是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發展的城鎮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是協調、發展、綠色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1]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是區別于傳統觀念中土地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是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城鎮化道路；是區別于傳統觀念中土地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是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城鎮化道路；是區別于傳統的“先污染、后治理”“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黑色”城鎮化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綠色經濟與生態經濟發展為主的“綠色”城鎮化道路；是區別與傳統的法律制度傾斜于經濟城鎮化，法律制度與監管制度來保護生態環境的城鎮化道路；是區別于傳統的政府主導下以政績為核心的“攤大餅”式的城鎮化，是政府主導、公民與社會組織協同推進的城鎮化道路。重慶市江津區作為全市城市發展新區，將生態文明理念貫穿于城鎮化發展的始終，積極踐行以質量為導向的城鎮化發展道路。

一、重慶市江津區城鎮化概況

重慶市江津區是全市工業化和城鎮化主戰場、統籌城鄉發展先行區。地處渝西南長江之濱，其在工業、商貿流通、旅游、富硒農業、金融等產業快速發展，成為推動江津城鎮化的重要支撐。江津不僅僅是工業集聚區，同時也是城鎮化的主戰場。按照《江津區城鄉總體規劃（2013年編制）》，到2020年，江津區城鎮化率達到74%，常住人口155萬人，區域城鎮建設用地規模約為135平方公里；工業產值達到2200億，截至2016年1月，江津區就已實現規模工業總產值突破1000億，達到1239.5億元。規劃形成“中心城區－功能組團/鎮”的城鎮體系等級結構。規劃形成由幾江、德感和鼎山街道組成的中心城區；規劃形成雙福、珞璜、支坪三個功能組團，白沙、油溪、石蟆、李市等四個中心鎮，中山、塘河等18個一般鎮。江津區未來的城鎮化建設，按照規劃將主要以產業集群與交通為重要支撐，其中重點構建與主城一體化的綜合交通體系，將規劃成渝、成黔等七條鐵路，繞城高速公路、渝瀘高速公路、重慶三環高速公路、渝習高速公路等八條高速；建成珞璜物流園區、金剛物流園區、雙福物流中心五大物流中心。

二、生態文明視域下江津區新型城鎮化面臨的困境

生態文明城鎮化以新型城鎮化、科學發展觀以及生態文明為理論基礎，核心是以人為本，以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等為經濟發展方式，以提升城市公民文化、公共服務等為內涵，由政府、市場、公民協調推進，通過城鎮化這個手段和工具，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幸?！，F階段，盡管對綠色經濟、生態文明的研究較為深入，但受到現實條件的影響，江津地區在構建生態城鎮的過程中仍存在眾多難題。

（一）落后的生態文明理念，阻礙生態城鎮化建設

“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落后的社會意識阻礙社會存在的發展”。首先，公民較低的生態意識，阻礙生態城鎮化建設。當前，盡管渴望綠水青山，但受到經濟利益的驅動，人們征服自然的意識較之農耕文明時期更加的強烈，保護自然、保護環境的意識反而較弱。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植被破壞、大氣污染、水質變壞等現象無人問津，無人監督，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較低的環保意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態文明建設。其次，政府失衡的城鎮化理念，促使生態城鎮化偏離方向。受政府績效評估的影響，江津區城鎮化在一段時間里，只重視量的增加，并未注重質的提升，忽略了城鎮化的過程應有的公共服務、生態環境建設，促使城鎮化偏離了預期的軌道，轉向土地城鎮化，并非人的城鎮化，嚴重阻礙城鎮化的發展。

（二）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阻礙生態城鎮化建設

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不同的經濟形態。首先，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雙料”破壞了生態環境。江津區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三大園區工業支撐，三大園區工業主要是傳統制造業。盡管近些年在著力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但受到經濟條件的影響，并未完全實現工業現代化。因此，江津區依舊沿襲重工業輕服務業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以資源的開發利用為支撐；同時，在資源管理上重開發輕保護、重建設輕管護，導致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其次，傳統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難，阻礙生態產業結構的形成。江津區三大工業園區主要設計低端的制造業，它以消耗資源大，環境污染多為基本特征。目前，盡管江津區提出經濟結構轉型的策略,但機械制造業由于技術、能力以及資金等問題，實現產業轉型依舊困難重重，生態產業結構很難形成。

（三）滯后的法律法規管理制度，阻礙生態城鎮化建設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用制度來保護生態環境。制度，包括生態城鎮化的規劃制度，法律保護環境制度，以及管理制度。江津區是位于西南地區，是城鎮化的后起之秀，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出現法律法規管理制度滯后與城鎮化過快的矛盾。首先，城鎮規劃制度不完善，缺乏科學考量與規劃。江津區城鎮規劃中，不少規劃是粗線體式的規劃，缺乏個性與特色，城鎮規劃建設水平標準低，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高，重復建設多，城鎮綜合開發水平與管理水平較低的現象，片面的追求城鎮化率，出現規劃缺乏長遠性、整體性以及具體性。其次，監管機制存在嚴重缺陷，制約生態文明型城鎮化建設。受到政府績效管理制度的影響，面對經濟利益和保護生態環境之間的抉擇，江津區政府類似于大多數地方政府，選擇了經濟利益，因此在地方政府監管環境治理情況過程中，環境保護指標和生態效益常常被忽略，基本沒有納入官員政績考核范圍之內，因而這種考核機制減弱了政府對環境的監督監理，阻礙了生態城鎮化建設。

（四）政府一元主導下的城鎮化，阻礙生態城鎮化建設

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其重點是建設“節地”“節水”“節能”的三型社會，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現代農業的協調發展，因而生態城鎮化建設應有多元主體協同推進，包括江津周邊的農民。首先，政府直接主導城鎮化的進程，導致城鎮化的目的出現偏差。江津區的城鎮化主要是農民的城鎮化，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是提高這些農民的幸福感。當前，政府是城鎮化的總設計師，規劃城鎮的布局，控制城鎮化的速率，調控城鎮的實業經濟。在以經濟GDP為中心的傳統政績考核制度下，城鎮化逐步成為官員追求政績的籌碼，由政府一元主導，公眾集體失聲。例如，江津區“新樓”怎么造，“新城”何如開發，如何招商引資，招商引資的側重于哪個方面，基本由政府總體掌控，即使召開聽證會，也流于形式。其次，公民缺乏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參與渠道不暢通。勒龐認為：“群體不但英勇無畏而且容易犯罪”。在江津區，城鎮化的對象是農民，農民首先具有小農意識，在部分問題上側重于眼前利益，對生態環境保護缺乏統一的共識，因此很難形成生態環境自覺，阻礙生態城鎮化建設。

三、生態文明視域下江津區新型城鎮化的路徑選擇

生態文明是繼工業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它是建立在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的基礎之上，視生態環境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其思想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辯證綜合[2]。生態城鎮化建設是以工業城鎮化為基礎，并創新與發展，其中心理念是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發展生態經濟是路徑選擇，完善環境保護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建立綠色GDP核算方法，在政府的主導下，發揮市場、社會和公民的主體作用，協同推進生態城鎮化建設。

（一）樹立生態文明理念，形成綠色消費方式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銀山”。首先，建立生態文明的教育機制，加強生態文明理念宣傳。將生態、綠色、低碳等理念貫穿于國民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全過程，從娃娃抓起，從小培養環保意識、低碳意識、綠色發展意識，并通過實踐活動得到更深層次的體會；同時，加強區委、村委會、新媒體平臺廣泛宣傳生態文明理念，例如社區可以組織環保知識競賽、村委會可以組織整修樹林活動，培養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并使其深入人心。其次，倡導綠色生活的生活理念，引導綠色消費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國已經進入消費引領生產的發展階段，城鎮居民的生活方式直接影響生態環境和生產方式[3]。因此，江津區委、區政府可以通過倡導綠色生活方式，反對鋪張浪費，引導人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樹立簡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節儉的理念，鼓勵人們購買和使用可循環、低碳以及綠色的社會產品，使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綠色出行、綠色居住成為人們的行為自覺，引導人們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良好的生態江津。最后，樹立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改變經濟為主的發展方式。政府主導城鎮化的發展，在傳統政績觀的指導下，政府側重于政績工程，側重于城鎮經濟的發展，忽略了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要樹立科學發展的理念，“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

（二）依靠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結構轉型

類似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經濟是工業經濟，生態文明時代的經濟必然是綠色經濟，綠色經濟是“可持續經濟的實現形態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質是以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4]，首先，轉變經濟發展理念，實現綠色生態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是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經濟的新發展，是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此，要轉變城鎮化就是經濟城鎮化、土地城鎮化以及人口城鎮化的觀念，改變經濟發展需要高污染、高投入以及高消耗的觀念，從意識深處形成保護生態環境與發展經濟同等重要的觀念，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形成綠色生產意識與綠色消費意識，改變達到綠色生產與綠色生活，實現城鎮化過程是綠色、生態、可持續的發展過程。其次，依靠綠色技術創新，轉變經濟結構轉型。要改變傳統的以高污染、高投入以及高消耗的粗放型生產方式，實現“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為特點的集約高效性生產方式，實現經濟結構轉型，主要依靠技術創新，通過增強環保意識以及綠色需求意識，鼓勵高校、科研機構以及企業等參與技術開發，以電子信息為手段推動綠色技術的開發，在政府的主導下，激發社會組織、市場以及公民的作用，實現綠色技術觀念、制度、手段、管理的創新，共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實現生態城鎮化建設。

（三）構建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完善生態建設制度體系

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建立健全資源有嘗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首先，進一步實現綠色制度創新，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制度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健全的生態制度不僅僅是生態文明的重要標志，而且還是生態保護的最后屏障。因此，擴大綠色制度創新的范圍，確保綠色制度從生產領域擴大到產業政策指標、財稅政策指標等領域；同時，可根據“誰破壞誰補償”，“誰保護誰受益”的原則，根據供求關系以及資源的稀缺程度，建立反映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制度，從法律層面界定生態補償的主體、客體及其義務、責任和補償范圍、補償標準，使生態補償有法可依。其次，完善綠色GDP核算方法，實施綠色考核制度。政府是在城鎮化建設中居于主導地位，因此，唯有轉變經濟GDP考核方式，加入綠色元素，以綠色經濟的增長率為政績考核的依據，促進生態城鎮建設成為政府的一項責任。

（四）暢通公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渠道，打破政府一元主導的規劃格局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進一步凸顯了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作用，而生態文明建設也是公民參與的一個系統。首先，暢通公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渠道，完善公眾參與的反饋制度。公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最重要的制約因素就是信息不對稱，渠道不暢通，使得公民對環境保護更多表現出消極性和盲目性。因此，政府要暢通公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渠道，確保公民有渠道去參與，比如重大建設之前，通過聽證會或者公示的方式，讓群眾理解，并鼓勵群眾參與建言獻策。其次，培養公民生態意識，提升公民參與能力。沒有明確的生態意識和生態環境文明素質就很難實現高效的公民參與。生態意識是公民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公民不僅僅要有環境保護意識，同時實現意識對行為的指導，形成健康的生活意識和行為習慣；同時，通過政府的引導，公民在實踐中學習如何參與環境管理、如何提升對環境知識的認識能力以及對環境問題形成自己的觀點，切實提高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作者:宋紅妹 王亞林 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校 電子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EB/OL．[2]方時嬌,綠色經濟思想的歷史和現實縱深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6).

[3]黃娟,生態文明時代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戰略思考[J].城市美學論壇,2015,(6).

[4]張春霞,綠色經濟: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J].福建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