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構建的瓶頸與辦法

時間:2022-01-23 1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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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構建的瓶頸與辦法

本文作者:陳超劉紅光工作單位: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我國農村發展的約束瓶頸

農村人居環境差,有效需求得不到釋放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弱,一家一戶分散式的生產生活方式不能使廣大的農村地區在城鄉大市場中享有發言權,只能將工業化過程中的打工收入用于購買自用的工業品,而無力改善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狀況,因此一般農村地區的供水、用電、道路、煤氣、住房等基本生活生產設施普遍落后,人居環境較差。這也是我國許多地區農民可以購買得起彩電、摩托、洗衣機等消費品,卻在飲水、洗澡、生火做飯等基本的生活方面仍比較落后的原因,也是部分地區出現個別富余農戶很先進的自建房與泥濘的土路、污染的水溝常年相伴的根本原因。而較為貧困的農村地區,則不僅水、電、路等基礎設施較差,而且居住條件也很差,仍存在大量的危房老房。農民切實的生產生活狀況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以戶為單位的組織方式不能通過深化農業分工提高福利,加之未來生活、醫療、子女教育等沒有相應的保障,所以農民只能將國家的政策性補貼收入連同農業剩余一起用來購買工業產品,而供水、供電、道路等更多真實的需求得不到釋放。因此,改變一家一戶分散的生產生活方式,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的公共支出能力,是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不利于農業分工化當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業經營規模小、效率差,戶均不足10畝的經營規模雖然能夠滿足農民基本生存的需求,但卻使農民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增加了農民改變現狀的惰性。同時也阻礙了農業機械化步伐,因為其經營規模明顯達不到使用機械耕作方式的經濟規模,使現代農業技術的應用和農業分工的深化發展緩慢。小規模的農業經營在一開始可能會取得成功,但是在以有組織的農業生產和大規模商品交易為基礎的大農業市場中將會失去優勢[12]。農村制度性障礙不利于農村市場化長時期城市偏向政策的實施和農村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農村地區成為邊緣地帶,在經濟發展中處于從屬地位,大量農村資源和農業剩余流向城市。學者們曾經對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以各種形式實現的農村資源向城市的無償轉移進行估算,歸納起來大約在6000億~8000億元[13]。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的計算是,與財政的百億級的增加投入相比,農村資金正以千億級的速度,通過金融機構向城市、向沿海地區輸出。農村資源與農業剩余無法用于農村自身的發展,除了加深農村作為城市工業產品市場的犧牲程度外,還從供需兩方面制約著農民對多樣化產品(包括社會化服務產品)的投資和需求,從而制約各類農民組織的良性發展,不利于農村內部市場的擴大。教育水平和生活觀念落后不利于農民技能化目前,農村中學生是城市中學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國家中學生教育經費僅占38%。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農村勞動力、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到城鎮的遷移勞動力,其受教育年限分別是6.69年、9.34年、8.66年,即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僅略高于小學,而中學入學率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巨大的。因此,教育水平的落后是導致農民素質低的關鍵原因。另外,農民安于現狀的生活觀念和封閉式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當前在國家政策的保護傘下形成的農村“高水平均衡陷阱”使原本就比較保守的農民更加不愿意改變現狀,而只是消極地等待接受政府給予的好處。

新興經濟學理論對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新發展起來的各種經濟學思想對我國新農村建設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這些新興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并重新發現了收益遞增,解決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得出的經濟增長將最終停止的尷尬問題。技術進步與分工深化:新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將收益遞增視為長期持續經濟增長的關鍵,從而改寫了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其核心內容主要有兩點:第一,將技術進步看作是經濟活動的產物,強調經濟增長源泉的內生化;第二,重新發現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在總體收益遞增中的重要作用。勞動分工的演進會擴大市場規模,加速人力資本積累,提高貿易依存度和內生比較優勢,從而維持經濟長期增長。根據新增長理論的觀點,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區域內部。因此我國新農村建設應該在發揮外部動力引導作用的同時,充分調動農村自身的內部動力。將有限的力量用到農民素質的提高和農業分工深化上來,改變農民生產供給曲線和生活需求曲線,打破生產生存的低水平均衡狀態。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外部力量必須運用得當,如果只是一味地對農業進行保護,對農民進行補貼,那么無疑只是緩解了農業內部的良性矛盾,延長了農村低質均衡狀態被打破的時間。因為這些補貼會連帶本應用于農業資本積累的農業剩余通過購買城市工業制品的方式一同流向城市,最終反而不利于提升農村內部比較優勢,阻礙農村的發展。交易成本與制度創新: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科斯交易成本范式經濟學基礎上的,交易成本理論認為交易成本是決定分工和市場效率的關鍵因素,城市的出現正是出于對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而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交易成本主要由制度環境所決定,尤其在欠發達地區,其真正的問題是如何開發一種制度環境,充分利用制度安排這一資源,使創新的動力有利于增進社會的經濟效率。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的生產生活方式仍以一家一戶為主體,農民之間缺乏有效分工協作,資源要素不能在農村內部有效流通,農村市場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大市場的腹地和附庸,農村內部缺乏交易。再加上上層管理機構中的城市偏向政策以及農民自身改變其低水平均衡惰性的存在,使農村地區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不能顯現出來。如果政府通過適當的外力作用,建立起鄉村內部要素的自由流動體制及其風險預防機制,同時調動基層管理機構和農民的積極性,鼓勵農村地區改變現有生產組織方式,讓農民清楚認識到制度變遷的預期收益,則新農村建設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對策探析

加強農村人居環境建設,改善農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農村人居環境是農民生產生活各項活動的重要載體,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由于農村地區人口多、村莊分布散、農村經濟實力薄弱,加上長期公共財政對農村投入不足,導致農村道路、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建設長期空白并嚴重滯后于城市地區。農村人居環境落后的現狀已經嚴重制約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影響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借助農村地區制度創新與生產生活組織方式變遷的時機,進一步增強農村經濟公共服務支出能力,加大農村經濟對自身人居環境建設的投入,強化農村集體觀念和規劃意識,重點加大對涉及農民生產生活的供水、排水、農房改造、道路、生活垃圾等設施的改造與升級,是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加快制度創新與改革,促進農村市場化1978年我國農村地區自發引起的制度變革是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曲折過程,而在目前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制度創新應該致力于促進農業生產向“大分散、小集中”的市場化農業過渡。“大分散”是指將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分離開,而“小集中”則是指將每個環節的資源向單個人手中集聚。目前我國農村制度導致的基層政府依賴性和農民自身的被動性是阻礙上述農業生產過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農村制度改革與創新應該著重于調動基層管理機構和農民兩方面的積極性。首先,在全部取消農業稅和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后,逐步建立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在建立高效的行政反饋與監督機制的基礎上,賦予基層管理部門充分的自主權,上級政府應承擔部分農村義務教育支出,減小縣鄉級政府的財政壓力,使其能夠將更多的財政用于農村其他公用事業的建設。其次,從農民自身角度考慮,建立保護農民權益的長效機制,如建立農民土地流轉機制、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有助于解決農民創業的后顧之憂,有利于促進各類農民組織和為農服務的各類事業良性發展。第三,建立有利于農民的農村商品市場組織機構,如農產品協會、市場信息中心等。以保證農民在市場中的主體地位和話語權,有利于農產品市場的穩定發展。加大教育投入與技術推廣力度,提高農民素質政府通過全部取消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逐步發展職業高中義務教育,是調動農民提高自身科學文化素質與從業技能積極性的良好途徑。除了通過教育提高農民素質,建立政府加科技人員加農戶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深化農業分工的關鍵內容,即根據農民對技術的需求,將科研人員攻關形成的技術通過政府設立的農業技術服務中心向農民免費培訓和推廣??傊ㄟ^素質教育與技術推廣兩方面的努力,培養各種行家里手,提高農業技術含量,是深化農業分工,加快農村發展的重點任務。鼓勵農民多元化經營,促進農業分工從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經驗來看,通過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將農戶生產過程中產前、產后的環節分化出來,將農戶無法承擔或勉強承擔卻不經濟的一些生產和經營職能,由社會化服務體系承擔,有利于形成專業化的適度規模經營。我國新農村建設應在宣傳、解放農民思想、提高農民素質和建立農民權益保障機制及其創業風險補償機制的基礎上,以市場為導向,鼓勵部分農民從農業耕種中分離出來,投入到為農業耕種勞動者提供生產生活的服務行業中去。這些服務不僅包括為農業生產提供種子、化肥等產前服務和統購統銷等產后服務,更重要的是還包括為農民吃菜、飲水、洗澡、生火做飯等提供生活服務的消費性服務。這樣不僅能夠解決農村大量隱性失業勞動力的問題,還可以大大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帶來農村地區的革命性變化。

在新興經濟學理論視角下,本文認為通過發達國家傳統的農業工業化和我國東南地區在政策機遇下的農村工業化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實現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迅速發展是不現實的。目前我國農村的發展已經到了轉型時期,農業生產面臨著組織方式變革的迫切需要。通過制度改革、素質教育及技術推廣促進農業技術進步與農業生產分工深化,同時加大農村經濟對自身人居環境的建設投入對農村地區的發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總之,鼓勵農村制度改革和加大農村教育投入,促進農村內部生產生活的分工,增強農村經濟公共服務支出能力是我國新農村建設很好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