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監督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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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隨著一批批大案、要案曝光于天下，無論是黨內監督、輿論監督、派監督和群眾監督，人們既越來越感到這些監督的重要，也越來越感到這些監督的軟弱，越來越感到這些監督的艱難……

根據筆者的研究，腐敗，監督難、難監督的社會成因主要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監督難、難監督的產生與形而上學的“一點論”的指導思想有關

監督的實質就是對腐敗中最丑惡的東西的批判、揭露和斗爭。而監督難、難監督的實質就是不敢監督，不想監督，不能監督，就是對丑惡的寬恕和軟弱。

而之所以產生這一傾向，就是與在如何處理“真善美”與“假丑惡”的關系上始終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軟”有關。即，在形而上學的一點論的錯誤思想支配下，我們的社會始終有這樣一個“傳統”：過于重視“真善美”的發揚，而忽視了對“假惡丑”的懲治，甚至有意無意地將兩者對立了起來，因而盡管口頭上也承認對懲治包括反腐敗在內的“假惡丑”的重要，但是實際上僅僅是將它作為“內部控制使用的對象”。

我們的社會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理由之一：“反腐”反得多了，監督得徹底了，權力內部的腐敗分子被揭露出來多了，會動搖人們對黨的信任，會動搖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其實，這是天大的笑話。將胡建學、王寶森、陳希同這樣的腐敗分子一個個揪出來示眾，扔到歷史的垃圾堆里去，純潔了黨的隊伍，黨心大快，民心大快，人們只會感到黨的偉大，只會感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光明，怎么會得出那樣荒唐的結論來！

理由之二：“反腐”反得多了，監督得徹底了，會影響人們對大好形勢的看法。其實，這是杞人憂天。為什么？因為現在的群眾已經不是過去的“阿斗”了，生產力的發展、國力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看得見、摸得著、感覺得到的東西，人們不會因腐敗的發展、泛濫去否認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相反地，如果不大張旗鼓地“反腐”，不將它作為社會的“主旋律”去對待，那么，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倒是會被葬送掉的。

理由之三：“反腐”反得多了，監督得徹底了，會削弱黨的領導。這不知道是從哪里冒出來的邏輯?！胺锤痹趺磿c“削弱黨的領導”掛得上鉤？！像陳希同這樣的黨的腐敗分子怎么能代表黨？我想，將這樣的腐敗分子清除出黨只會純潔黨的隊伍，只會加強黨的領導。

理由之四：“反腐”反得多了，監督得多了，是在揭露社會的“陰暗面”。這種人將“腐敗”與“反腐”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了。利用權力進行“腐敗”，的確可惡，的確是社會的“陰暗”現象，但是“反腐”不是原封不動地將腐敗端將出來，而是將腐敗分子、腐敗現象徹底鏟除干凈，是在去除社會的毒瘤，所以，“反腐”是黨和國家堂堂正正的一種責任，是社會和人民的一種認認真真的呼聲，怎能算是屬于“陰暗面”？

理由之五：“反腐”反得多了，監督得徹底了，會不利于社會的穩定。這種觀點也屬荒唐。是“腐敗”多了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呢？還是“反腐”多了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呢？我想，迄今為止，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朝代、沒有一個制度是因為反腐敗而垮臺的，相反地，倒是有許多政權就是因為腐敗發展太嚴重而垮了臺。只有堅決地反，徹底地反，我們的社會才能得到穩定，才能得到發展。

總之，在形而上學的一點論思想支配之下，對放手反腐敗、放手監督總是慎之又慎，總是邁不開步子。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么形而上學仍會如此猖獗？我想，主要的還是認識不到以下這一點：腐敗現象是“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是我們仍是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管理社會的那套方法去解決腐敗問題，其最終結果只能導致對腐敗監督的不徹底、走過場。

二、監督難、難監督的產生與一些單位的“一把手”過于強大有關

這里所說的“一把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一個單位或部門中的真正“一把手”，如陳希同、胡建學之類的；二是雖然不是名義上的“一把手”，但是，卻是很有權勢的真正“實權派”，如王寶森之流的，雖非北京市的“一把手”，但是在其所管的部門中所具有的權力來說，也可以說是“一把手”。

“一把手”出問題，自有他個人的原因。問題是：為什么我們社會的監督體系對這些“一把手”的監督竟是如此的不得力、如此的軟弱、如此的無能？人們有權要問：我們的監督體系究竟怎么啦？！

原因是極其復雜的。這里我只想說一點：那就是凡是出問題的地區（或單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地區（或單位）的“一把手”都是“非常強大”的，而且是強大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了。

那么，這樣的“一把手”究竟有哪些特點呢？

這樣的“一把手”在領導作風上往往都有一個“怪癖”：黨政大權一把抓，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什么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什么都要請示他，而所有的規章制度對于他來說，都是形同虛設，他的話就是圣旨，必須照辦。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單位“離開”了這個“一把手”時，就變成一盤散沙，誰都不敢做主，單位的運轉機制立即失靈?？傊敗耙话咽帧弊兊眠@樣“強大”時，一般人是不敢去監督的。

這樣的“一把手”，一定是將一些“要害部門”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的。什么紀律檢查部，什么人事組織部，什么生產營銷部等等部門領導人都一概由他來統管，由他來任命，由他來提拔，他人一概不能插足，聽話的就可以得到升遷，不聽話的就隨便找一個“以黨的工作需要”為理由將其趕出這些部門，而且這類“調動”頻繁，經常是“殺雞給猴看”，經過這樣“純而又純”的“選拔”，這些“要害部門”就很快變成“清一色”的了，這些部門也就會絕對地與“一把手”“保持一致”。

這樣的“一把手”往往是“根深葉茂”的。他們精于構筑“關系網”，他們非常清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錢的作用，因而經常慷慨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去打通上邊的“頭頭腦腦”（經常是買通），因而有很硬的后臺，消息靈通極了，上頭一有什么精神就馬上緊跟，往往要比他人搶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風聲緊”的預兆，就會暫時“收斂”一下，“收斂”的目的不是改邪歸正，而是為了以后的東山再起；因為壞事都是自己親自所干，所以他們非常清楚漏洞在何處，所以往往在事發東窗之前會采取“補救措施”，將它搞得“天衣無縫”。正因為這類的“一把手”有這樣的“能耐”，一般人若是沒有過硬的證據和比他有更硬的后臺，一般是不敢也不會去監督的。

這樣的“一把手”的腦子實在是精明極了。他們深懂輿論的力量，深懂如何利用輿論工具給自己發跡創造條件。在這類人的頭上，官帽越戴越多，頭上耀眼的光環越來越眼花繚亂，他也就越來越不可一世……人到了這樣的程度，再想去監督他，也就更難了。

總之，當一個單位的“一把手”“強大”到了真的是“領導一切”——即將“黨的一元化領導”變為將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集自己一身時，就真的像如今流傳的一種說法那樣：“一把手是絕對真理，二把手是相對真理，三把手沒有真理”，發展到那樣的程度，那么，無論是黨內系統的監督（如本單位的紀監系統），或是黨外系統的監督（如派監督、社會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等），一般都是不敢去監督的了。

三、監督難、難監督的產生與官德的滑坡密切相關

對腐敗的監督主要靠誰？有的人說：主要是靠群眾，靠群眾監督干部，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說，這是誰都明白的官話、套話，主要應該靠干部，靠權力者對權力者的監督，領導對領導的監督。為何？道理很簡單：腐敗是權力者的腐敗，是權力者之間的腐敗，是權力圈內的腐敗，所以對腐敗的“最最知情者”應該不是群眾，而是同級的領導或下級的干部。我想，只要廣大的領導或干部都能起來監督、敢于監督，腐敗肯定不至于蔓延、泛濫成風。

但是，這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和人們的一種美好的愿望，而現實呢？恰恰相反。

從某種程度來說，腐敗的發生就是由于缺乏當官者對當官者的監督。

一些同級的或下級的當官者為何“不愿”監督那些腐敗了的當官者？大致有以下這些原因。

(1)不敢監督。畏懼腐敗了的當官者權勢太大，怕斗不過，怕打擊報復，怕被莫名其妙地穿上各種小鞋，怕丟掉了“烏紗帽”，在這個問題上顧慮太重，公心斗不過私心，也就不敢去監督了。

(2)不好監督。自己平時手腳也有點不太干凈，喜歡貪點占點便宜，有的甚至很羨慕那種“上午坐著車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下午守著骰子轉，晚上摟著裙子轉”的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只恨自己沒有這種機會，哪有心思去監督他人，此外，自己亦有一點小小腐敗之處，“把柄”在他人手里，“硬”不起來，也就不好監督了。

(3)不能監督。自己意志薄弱，被腐敗了的當官者施以各種物質上的或精神上的“好處”同流合污了，也就不能監督了。

(4)不想監督。盡管是個“明白人”，但自己的處世哲學是“事不關已高高掛起”，什么都是“明哲保身”，壓根兒想當好人，怕出亂子，怕負責任，怕丟烏紗帽，或是從內心想當個“太平官”，只是上級的“收發室”、“錄音機”，甘心于當一名“面團官”，思想懶惰，不思進取，從不想去惹什么“是非”，也就不想監督了。

(5)不會監督。本身是個“糊涂蟲”，“社會性智商”極低，看問題極其遲鈍，覺察不出任何問題來，也根本不關心什么監督不監督的，這樣的人自然也就不會監督了。

總之，由于領導干部中廣泛存在上述的“不敢監督、不好監督、不能監督、不想監督、不會監督”的心態，鄧小平所要求的那種“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也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了，一些黨內監督、領導干部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制度也就形同虛設，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場自然就會盛行“官官相護”的惡風，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于監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術不正的當官者，使他們從小腐敗發展到大腐敗，灰色腐敗發展到黑色腐敗，微小腐敗發展到嚴重腐敗。所以，當務之急是必須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黨內監督制度。

那么，為什么有那么多的當領導的、當干部的對腐敗不敢監督呢？

問題就在于如今的官場風氣不正，不少領導干部不是按照黨性原則去辦事，而是按照社會流行的“趨勢、趨利、趨和”的三原則去行事：一是所謂的“權勢原則”：誰的權力大，誰的勢力強，就聽誰的，哪怕他違犯黨紀國法也都跟之、從之；二是“利害原則”：什么都從與自己的利害關系來考慮，無害于自己發展的，則多做，有礙于自己“進步”的，則少做、不做，盡量不得罪人，更不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人；三是“不得罪人的原則”：永遠做一個“老好人”，只表揚好人好事，不批評壞人壞事，對那些群體中的“刺頭”、“攪屎棍”，甚至對那些壞人壞事、惡人惡事，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如此這般，在一個群體中“公理”撲滅不了“強權”，正的壓不倒邪的，腐敗安能得到抑制？監督安能順利進行？

四、監督難、難監督的產生與社會中流行的不良社會風氣相關

對腐敗的監督是人的一種政治行為，而人們對這種政治行為的積極參與程度及其表現則與整個社會流行什么樣的風氣相關。

為什么一些腐敗分子能在一些地區、單位得手？為什么人們對腐敗的監督會感到異常之艱難？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種正在盛行著的不良社會風氣——猖獗流行的“四張關系網”（家族關系網、權力關系網、金錢關系網和人情關系網），在削弱、腐蝕、摧垮整個社會監督這種政治行為的發生。因而可以這樣說；權力的腐敗憑借這“四張關系網”而發展、泛濫，“四張關系網”在腐敗的發展中也越來越堅固。家族關系網。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家族勢力一直是統治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近幾年中，它又有死灰復燃的傾向。一般說來，凡是腐敗泛濫、猖獗的單位，終會或多或少地、或隱或現地烙上家族關系網的痕跡。家族關系網在社會腐敗的發展中有以下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敗發展的“突破口”，許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從有權勢領導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開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說，被譽為“中國煙王”的褚時健的失敗就是敗在他的“娘家人”——“馬家軍”（其夫人馬靜芬、其小姨子馬靜芳和其小舅子馬建華）姐弟身上的，他們太貪了，只要能來錢，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賄者屬于“下九流”、“低檔次”的，褚時健根本看不上眼），但是他的老婆一律是“來者不拒”。二是出現了許多家族腐敗集團和人們最為痛恨的“衙內現象”（如北京陳希同的兒子陳小同、首鋼的周北方）。這些人仗著父輩的權勢，仗著自己年輕、“懂的多、識得廣”，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膽大妄為、無惡不作，對社會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這種帶有濃厚宗法性的家族關系網，那么，再要對它進行監督，就會比登天還難。

權力關系網。誰都知道，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是很有“權威性的監督部門”，根據記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訪”，往往是前方采訪的記者還沒有回京，這些“被采訪”的權力者通過權力關系網的運作，竟能使能“管”《焦點訪談》的權力部門來“問問情況”了……許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變異了權力網是腐敗的保護傘。越是大的腐敗分子，在其相應的權力部門中都有它的“代言人”，使監督變得蒼白無力。

人情關系網。過去，社會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別講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則、比政策、比法律還重要。如今，每當一個腐敗案件發生以后，來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學、親愛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說情者不講原則、不講是非、不講政治、不講正氣，不管他是不是觸犯了黨紀國法，就是一個勁兒地寫條子、打電話、通關節、走路子。由于此風的盛行，不僅造成一些嚴重的腐敗問題不能被及時、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問題不能被及時、認真地查處，而且還助長了一些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使他們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視法紀，膽大妄為，頂風作案，從而誘發更多的腐敗問題?？傊捎谡f情風的盛行，使“監督者”稍不留心，就掉進人情的泥坑中去。

金錢關系網。它是腐敗勢力形成腐敗集團的“黏結劑”，是裹著糖衣的炮彈，它可以在名正言順的“利益共享”原則的幌子下，轟開“監督者”的靈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關系網；它是“黏結劑”，可以將不同類型的、不同層次的人“黏”在一起，使他們心甘情愿地為腐敗勢力效勞；它又是“潤滑劑”，可以使“關系網”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協調、潤和。

決不要低估這“四張關系網”的“功能”。它的“流行”，一方面使腐敗分子的腐敗欲望惡性膨脹起來，使腐敗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增加了社會對腐敗監督的難度。

總之，不良社會風氣不除，“四張關系網”不破，對腐敗的監督就難以實施！

五、監督難、難監督的和生就在于當今的腐敗者會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報復、鎮壓那些想對他們進行監督的“監督者”

當今社會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腐敗者對“監督者”的打擊報復現象非常嚴重，在一些地區甚至于可以說是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為何？

這是因為如今的權力腐敗者都是一些絕頂聰明的人，尤其是善于“弄權”，會將打擊報復的事做得很絕，做到“滴水不漏”，做到讓那些“監督者”即便是受了打擊報復之后也會感到“有苦說不出來”，做到無處伸冤，做到讓上級即使是想干預也無法干預。

這是因為如今的權力腐敗者已經大大地發展了“黑道意識”，他們會利用貪污腐敗得來的不義之財，在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收買、豢養一部分幫兇，形成一股看不見、摸不著但能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得到的“惡勢力”、“黑勢力”。所以，經常發生的情況是：用不著權力腐敗分子親自動手，這股“惡勢力”（“黑勢力”）就將“監督者”處理掉了。

這是因為如今的權力腐敗分子一般都有強大的“關系網”、“保護傘”，往往是“監督者”的監督行為剛剛發生，權力腐敗者就已經掌握了監督者的動向，就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采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去對付那些敢于監督的“監督者”，而且往往還很有效。

在腐敗者肆虐的單位中，那些正直的、想起來監督的“監督者”總是處于“少數”，總是處于“劣勢”的狀態，他們所過的日子一般比較“艱難”。一些權力腐敗分子變著法兒要將“知情者”變成“不知情者”，變著法兒使那些想監督的“監督者”在還未有效地監督之前，就將他們統統打下去。

最后的思考：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要跟上

必須看到，與“”之前相比，我們政治體制改革是邁進了一大步，但是，與整個社會改革的需要相比，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很不相適應的。所以鄧小平同志在1986年11月9日指出“我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同時，又深有體會地指出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不足：“但現在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從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中清楚表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

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腐敗一直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為什么對腐敗的監督難、難監督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老大難？也許前面說到的因素是產生上述問題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但是，依筆者之愚見，比這些原因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一些落后的觀念和做法不僅沒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反而在改革的旗幟下借尸還魂。譬如，農村實行的“承包責任制”之所以獲得成功，那是因為它適應了我國農村的小生產力的特點，但是，我們的一些同志，卻被它的成功沖昏了頭腦，將它無條件地“嫁接”到現代城市、現代企業的管理之中，變成了“承包萬能論”的鼓吹者和推廣者。因為“承包制”本是源于20世紀初期的“泰勒制”，它無法適應現代城市和現代企業的發展，因而必然產生一系列的嚴重后果。于是，在我們這個封建思想極其濃厚的國度里，一些單位領導的“家長制”變本加厲地發展起來了，大大地強化了“老板意識”、“雇主意識”，大大地淡化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大大地淡化了公仆意識，強化了個人行使權力的隨意性、專權性，這也是當今腐敗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因”。所以必須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以適應現代社會、現代企業的發展。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因而我們仍然繼續延用維系舊的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的觀念去管理不完善的、處于發展中的市場經濟體制。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我們的社會只是滿足于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度弊端的種種口頭譴責，至于如何下大力去革除這些弊端，如何去建設符合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的制度，卻做得很少。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因而我們的社會在如何完善民主監督制度上所走的步伐就不夠大、不夠快。腐敗，是權力者濫用權力、權力失去監督、監督失控的結果。那么，為何會失去監督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這個習慣于集權的社會喜歡的、拿手的是“從上而下”的監督，對“由下而上”的社會監督（如群眾監督、輿論監督、黨外監督）則是“一百個不放心”，不僅不能放手監督，而且有意無意地設置某些看不見的障礙，因而使群眾監督、輿論監督、黨外監督處于軟弱無力的狀態，于是，“從上而下”的黨內監督也就失去了有力的支持。所以當務之急，是要找出民主監督制度的新路子：即用法律的形式（而不是靠幾個人的腦袋）去保障公民監督權利實施，將監督的權利真正地、放手地還給社會，還給人民，還給輿論。

總之，要從根本上解決對腐敗監督難、難監督的問題，歸根到底是要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