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價標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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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往我們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曾被一種“左”的思潮和庸俗社會學思想統治著，突出地表現為把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簡單化、庸俗化，以作家的階級身份和作品的階級內容來評判作品的高低、決定對作品的取舍。作為對這種極“左”思潮和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的反撥，近幾年來，又出現了一種完全排除對作品作社會歷史的評價，僅僅以所謂“人性”為標準和尺度來衡量文學作品的價值，解釋文學的“永恒性”的問題。這種以“人性”為評價標準觀點的提出較早、較系統的見之于章培恒為其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所撰寫的導論之中；近年來，黃修己又把它推廣到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領域，而鄧曉芒則從理論上對之進行提升，并以它來說明文學永恒性的原因。

章培恒提出評價文學作品的人性標準的理論依據，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一般本性”的思想。那么，什么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一般本性”呢？朱光潛最初認為是指人類的“自然本性”，章序中就突出地認同了這種觀點。并從“人的一般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性的思想出發，把“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理解為就是人的“原欲”、“本能的個人欲望”的最大解放，認為“最無愧適合于人類本性”的社會，就在于個人欲望“不受壓抑”，使“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得到了最充分的滿足”。馬克思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的內容、人的自由解放并非像章先生理解的那樣是一種回到“原欲”支配的狀態，而把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規范看作都是對人性的壓抑；相反地，對于“原欲”恰恰是采取批判的態度的。他不僅強調“人的機能”不同于“動物的機能”，批判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使動物的東西變成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而且在談到“具有條頓血統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熱情者”試圖“從史前的原始森林去尋找人們自由的歷史”時還說，“假如我們自由的歷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們的自由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么區別呢？”

所以，我覺得馬克思所談的“人的一般本性”主要是為了批判資本主義異化勞動，吸取了德國古典哲學思辨理性的先驗方法論的合理成分，在理論上的一種預設。我很贊同鄧曉芒所說的：“實際上，當馬克思從人的本質角度對資本主義異化現象進行歷史分析和批判時，他是有一個‘一般人性’作為參照系的，否則他憑借什么來判定人的本質遭到了‘異化’”？但是，這“一般人性”是什么呢？是一個現實的尺度還是理想的尺度？我認為它只是一個供推論用的預設的尺度，不過它同時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之上，被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個目標提出來的，認為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人的本質的現實的生成”。但是鄧先生卻把它誤認作一個現實的尺度，并認為憑著這樣“永恒普遍人性”，“我們就用不著任何故弄玄虛，而能對藝術作品的永恒性問題作一種近乎實證的說明”；從而得出文學藝術的本質就是“將階級關系中所暴露出來的人性的深層結構展示在人們面前，使不同階級的人也能超越本階級的局限性而達到互相溝通”，而把歷史上一切描寫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斗爭的作品都看作是藝術自身本質的“喪失”。有這樣一種作為“永恒普遍人性”而存在的“人性的深層結構”嗎？我是持懷疑態度的。馬克思說：“人并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表明人的一切思想、內心活動本身必然是具有一定社會內容的。所以我們也只有不僅從心理學的角度，而且從社會學的角度，把兩方面統一起來進行研究，才能深入揭示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否則，就等于把人性完全心理學化了。如果我們把人性完全心理學化，把文學藝術的“歸位”最終只是落實到描寫超越現實矛盾和斗爭的人的“普遍人性”或“永恒的共同人性”，那么，這個人就非鄧先生自己所主張的“具體的、歷史的和發展著的人性”，而只能是一種“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之外的東西了”。

黃修己看問題的角度與章、鄧二位略有不同，他主要不是從人性本身，而是從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的價值觀來看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問題的。認為以往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都從社會價值判斷來評價文學。而社會價值觀在不同國家、民族、人群中有非常大的差異，有的就不能互通”，這樣就制約更多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而“不能適應全球化的歷史趨向”。為了適應這一趨向，他竭盡全力去尋求一種“全人類性”的標準——“中國現代文學全人類性的闡釋體系”。其內容是：一，“以人性論為理論基礎，研究現代文學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反映或表現人類共有的人性”；二，“承認人類共同的價值底線，以此為標準來衡量、評價現代文學的得失，解釋它的歷史”。從而建構一個“超越了民族、國家、階級集團的價值觀，是持不同的社會價值觀的人們都能理解、接受，都能在這個思想層面上溝通的”，“反映了全人類公共利益需求”、“為人類公認為價值原則和行為原則”。但我認為這一理論同樣是不切合實際的，首先是價值觀作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價值體系的選擇和追求的觀念形態，是人們現實需求在意識中的一種反映。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人們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不同，在價值選擇和追求上也必然有著不同的傾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為不同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所共同接受和認同的價值觀，這在社會矛盾激化的歷史年代表現得更為突出。黃先生自己也承認“當今世界上，還存在著價值觀的相互矛盾、沖突”，要形成“全人類性的價值底線”，還“要有非常長的歷史過程”，而中國20世紀又“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作為代表著這個時代、反映時代精神的文學，也必然是與這些現實斗爭息息相關的作品。既然這樣，又怎么能以這種非現實的“全人類的價值底線”為標準去評價反映現實人生的文學作品？再說，藝術接受總是要經過讀者的選擇和改造，盡管不同時代、階級的讀者都在閱讀同一部作品，但著眼點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不能因為文學作品為不同階級所閱讀就認為有人類公認價值原則的存在，更不能認為只有表現了共同人性和人類公認價值原則的作品才能為不同階級讀者所接受，否則都難免會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當然，鄧先生與黃先生對于“人性”的理解與章先生并不完全相同，至少他們沒有像章先生那樣把“人性”看作完全是一種人的本能欲望，與人的自然性直接等同。但是由于割斷了與人的實際生存活動的聯系，在抽取人性的社會內容對“人性”作抽象化的理解上，我覺得與章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二

我們說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只是一個理想的尺度而非現實的尺度，那么，在現實生活中，還有沒有大家所談的“人性”這種東西呢？對此，我覺得可以從這樣兩方面去進行分析：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身上有著一種長期在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動物的一般社會屬性，如情感需求、交往需求等等。反映在人的意識中，也就逐步形成了人類為了維護自身生存所起碼的價值觀和倫理觀，這些觀念在人類的內心深處積淀下來而成為人作為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性，如正義感、同情心等等。但是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人的思想意識總是受他生活中的一定現實關系所制約，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由于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的不同，人類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又必然會出現分化。這就使得從總體的意義上，所謂一般人性成了一種沒有現實內容的抽象設定，一種排除了社會關系的純心理的描述。從歷史上看，人、人性就是在這樣既統一又對立的狀態中演進的。這就要求我們對于人性必須作這樣辯證的分析和對待。從這一認識出發，我們應該承認，在文學作品中，那些不直接涉及到階級利害關系的，如一些抒寫鄉情、親情、友情、愛情的作品，比之于那些描寫社會矛盾的作品來，確實較能引起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讀者的共鳴，為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讀者所接受。反之，在對立階級的讀者那里就會產生抗拒的心理。但也不足以說明共同人性在這些作品中已不再是抽象的東西而化為現實的存在。如《孔雀東南飛》、《鶯鶯傳》、《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傷逝》、《二月》、《小二黑結婚》等，它們所描寫的愛情生活也都是有社會內容的，由于時代的不同，所表現的意義也不完全一樣，實在是很難排除社會內容以抽象的“共同人性”來加以概括和說明的。更何況各個時代反映社會矛盾和現實斗爭的作品畢竟是絕大多數，對于這些作品我們盡可以從藝術表現上的成敗得失（如描寫外部世界與揭示人的內心世界如何更有機地統一等）方面加以總結和評判，但采取否定的態度無論如何是輕率而不負責任的。因此，我認為就目前以人性標準來評價文學作品的實踐來看，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是不好的。這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由于把人性抽象化、自然化而導致對文學社會內容、思想意義的貶損和否定。章先生認為“對自己的愛”就是要求反對一切壓制和束縛而使“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得到最充分的滿足”，并以此來作為衡量人的自由解放的尺度和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這樣一來，本來很有社會內容的作品經由章先生一分析，就成了只不過是個人欲望的渴求。對李白的《將進酒》和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分析，就是典型的兩個例子。如，《將進酒》約作于天寶十一載。寫的是借酒澆愁，不愿“摧眉折腰事權貴”。但到了章先生眼中，這首詩的內容竟成了：“一、對于以喝酒為中心的享樂生活的贊頌和追求；二、對個人才具的自信；三、對人生短促的悲哀。而第一點尤為突出。”這就成了一種出于“對自己的愛”的個人享樂主義的演繹了。

由于否定了人的社會性，把文學看作為不過是個人欲望的宣泄，在對文學作品的思想評價中，“意義”這個為我們所追問的終極目標也就被章先生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本能的追求”和“欲的熾烈”。不但羅惜惜的“貪婪地享受愛的快樂”是“欲的熾烈”，牛嶠《菩薩蠻》中的女子所表白的：“須作一生拼，盡君今日頌”的決心是“欲的熾烈”，甚至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所給人的震撼力也源于純粹對個人欲望“追求之強烈”，……而杜麗娘之所以不如羅惜惜她們，在章先生看來就在于她“對自己的要求做過理性的思考”，“不能像羅惜惜似的僅僅靠本能行事”。這樣，人性豈不就完全成了動物性？！我們并不一概反對對欲望的描寫，但正是由于人是社會的存在物，所以對于人的一切活動，我們只有把它放到一定社會關系中去進行考察，才能理解和揭示它的意義。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對于杜麗娘的愛情追求，以及《牡丹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的確立，就不是什么少女“本能欲望”的肯定，而恰恰是通過對杜麗娘“自我意識的初步覺醒”的描寫表達了對封建禮教的批判，是與羅惜惜身上所表現的那種僅僅為追求原始欲望的滿足是有區別的，這也是《迎閨闥堅心燈火，鬧囹圄捷報旗菸》與《牡丹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到了章先生眼中，這兩者不僅沒有地位的高低之分，而且還因杜麗娘身上還“曾對自己的要求作過理性的思考”而不能完全“憑本能行事”，給人的感受沒有像羅惜惜的行為那樣“令人戰栗的悲壯”而加以貶低，這還算得上是一種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嗎？二、由于把“人性”與社會性相分離，必然導致文學評價標準的迷亂和思想導向的失誤。黃修己先生在談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如魯迅等人的創作主張時認為：“從最低的人權要求出發，魯迅提出‘一要生存，二要發展，三要溫飽’”，“魯迅自己說他寫小說意在提出一些問題來，揭示‘病態社會’和‘不幸人們’，目的也在于讓人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又如在談到“信奉‘有了愛就有了一切’的冰心”的“問題小說”時，說她寫小說“歸根到底是要探究怎樣才能有幸福、合理生活的人”等之后，得出“把人的問題、人自身的完善、作為重大的主題，這是新文學的一大鮮明特點”。我認為這毫無疑問都是正確的。但至少在他們之間許多人并沒有否定反抗和斗爭，如同黃先生轉引的陳獨秀推崇列夫·托爾斯泰的話時所說的，都是“尊人道、惡強權”的，也如黃先生后來自己所發揮的：“凡是真正的藝術家沒有不關心社會的問題，沒有不痛恨丑惡的社會組織而深表同情于善良人類的不平境遇的”，這表明“尊人道”與“惡強權”這兩種傾向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身上大多是統一的。20世紀前50年黃先生也承認“是中國階級斗爭十分尖銳的時期”，在20世紀中國的土地上提出“幸福度日、合理做人”，離開了對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揭示和描寫豈不完全是一種空談？這就決定了在20世紀前50年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以現實主義文學為主導的中國新文學也自然不可能回避對這些社會矛盾的揭示和描寫，這既是文學作為現實人生的反映性質所決定的，也是中國現代新文學對于社會歷史所應該承擔的一種職責和所作出的一種承諾。但是黃先生為了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尋求“為不同階級所認同的”所謂的“全人類性的價值底線”，并證明這種“價值底線”的實際存在，把目光投注到像王統照的《微笑》、許地山的《綴網勞蛛》、葉圣陶的《潛隱的愛》等“頌揚寬廣的人間愛”等作品中來尋找自己的例證。這些作品不僅不能代表中國新文學的成就和業績，也說不上是作家本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五四”時期那些熱衷于宣揚以愛來改造社會人生的作家隨著社會和他們創作思想與創作實踐的發展，這種創作傾向也逐漸為他們自己所否定和拋棄。對此黃先生不僅沒有予以認真思考和回答，反而搜索枯腸地找出這些中國新文學運動早期不算成功，甚至還比較稚嫩的作品來作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來證明“全人類性道德底線”的存在，并試圖以此為標準來“衡量、評價現代文學的得失、解釋它的歷史”。這樣一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方向只能是徹底地予以否定，或者由黃先生所說的以另一條線索，即“從胡適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尤其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論開始，后來有梁實秋的‘人性論’、‘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文學自由論’等一直延續到如今”的線索取而代之了。

三

這里要說明一點：我之所以不贊同文學評價中以與社會性相對立的“人性”為標準，絕不是意在鼓吹階級斗爭，要求通過作品來煽起階級仇恨。文學確實是一種美好的東西，許多作家也確實都是抱著美好的理想，為實現人類建立和諧社會的愿望來進行創作的。以致人們常把作家看作是“人類的良心”、“民眾的喉舌”；但是他們對社會不平的憎惡和揭露卻又是最深切和深刻不過的。這是否與他們的主張相矛盾？我覺得并不矛盾，理由就在于我們前面所說的所謂“一般人性”只不過是一個理想的尺度而非現實的尺度。文學畢竟不只是生活的反映，它還體現著作家對人生理想的一種追求，因此，它在揭示人間的不平、不公、丑陋和罪惡的時候，并不排除具有喚起人性的覺醒、以自己的作品來促進人性同化的愿望。我們不妨說這是一種“普世情懷”。

普世價值與普世情懷都關涉到一個普遍適用性的問題，但兩者又有根本的區別：普世價值是一個客觀觀念，表明這種價值在實際生活中是客觀存在著的，是以視一般人性為現實的存在為思想依據的；而普世情懷是一個主觀的概念，它只是把一般人性看作是一種理想的尺度，只是表明對于普世價值的一種主觀的意向和追求。所以在我看來，只要社會上還存在著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現象，還存在著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對立，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礎上的普世價值、全人類價值是不存在的。

而我們之所以不贊同普世價值而提倡普世情懷，是因為它作為對美好人性、實現人間的正義、公平、親善、友愛的一種理想和愿望，對于一個從事“美的藝術”創造的作家來說是不可缺少的。這是由于美的這種普遍可傳達性的功能使得它在性質上非常接近道德意識中的“善”。因此凡是從事美的藝術創造的作家，往往總是比一般人更能超越自身社會地位的限制，從普世的觀點來思考和評判社會人生。這是文學史上許多出身剝削階級的作家之所以能超越本階級政治立場和思想偏見而站到廣大人民大眾一邊，作為“人類的良心”、“民眾的喉舌”為他們的悲慘和不幸的遭遇進行呼吁和請命的原因。“千百萬人民群眾都借他的口說了話。”這是歷史上許多偉大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所共同的特性，——當我們在閱讀屈原、杜甫、白居易、陸游、曹雪芹、魯迅、雨果、列夫·托爾斯泰、涅克拉索夫、契訶夫等人的作品時，無不都深深地為他們在作品中通過對現實的抗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普世情懷所感動。它可以喚醒讀者的良知，激勵人們為創造這種美好的人生去奮斗；這也是一切人類偉大思想和偉大學說的共同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一個作家若是具有了這樣一種普世情懷，那么，他在作品中描寫社會的矛盾、社會的罪惡、不公、人民群眾的反抗和斗爭，與追求人間的大愛是不矛盾的。所以康德認為：“甚至戰爭，假使它用秩序和尊重公民權利的神圣性進行著，它在自身也就具有崇高性”，特別是“當它冒的危險愈多而在這里面愈益勇敢地維護著自己時”，那么“使用這種方式進行戰爭的人的思想風度愈益崇高”。

這里，在對待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以及這種反抗斗爭的最高形式戰爭的問題上，我們也就找到了我們所說的普世情懷與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分歧所在。歷史上很多偉大的作家都非常同情人民大眾的苦難、憎惡社會的不公和不平，并以他們博大的情懷為實現他們心目中的人世間的大愛而熱情呼喚；但是，他們沒認識到這種人間的大愛不可能靠上帝恩賜，而只有喚醒人民群眾自己去爭取，更不理解反抗、斗爭與實現人間的大愛之間的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但從另一方面也啟示我們：對于一部美的藝術作品來說，描寫戰爭，不應該只成為對暴力的展示，更不應該變成對暴力的歌頌，激發人們去欣賞暴力。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黃修己以《一個人的遭遇》和《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為例證，所提出的評價戰爭題材作品的原則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描寫戰爭，“肯定的是保衛人類共同的獨立、自由的價值觀的勇敢和犧牲的精神，是以人類性為標準，而不僅僅以民族性、階級性（按：我理解的是狹隘的民族復仇和階級復仇主義）為標準，更不是去肯定戰爭本身”。

上述三位先生在提出關于文學評價的“人性”標準時，都直接間接關涉到對文學“永恒性”的理解，其中鄧曉芒更是直接由此切入，章培恒、黃修己雖沒有直接提出，但實際上也都涉及到了。文學的永恒性是一個很復雜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以前，我們主要從認識論的觀點來進行解釋：認為歷史是不可重復的，而文學由于是以感性的形式來反映生活的，它為我們展示的是一個未經知性分解的現實生活的整體形象，像是把一個時代重新展現在我們面前，從而因其細節的豐富性、生動性和鮮活性，提供給我們以歷史記載所不能取代的認識價值。這確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似乎只適合于解釋敘事類文學，而對于抒情類文學，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小詩，就顯得無能為力?，F在章、鄧、黃三位先生轉而從“人性”的觀點，從讀者對作品價值內涵的感覺認同的觀點來看是否就達到圓滿解釋了呢？我覺得似乎同樣困難重重。比如章先生在把陸游的《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二首》與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進行比較；褒后者、貶前者的理由就是：由于后者抒寫“為了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做一番事業，可以不擇手段”，合乎“對自己的愛”的“人的一般本性”；而前者抒寫對于國土淪喪的痛切只不過是特定時代的情感，從而使得后者直到今天也能“與讀者的情感相通”，而前者的感染力隨時代的變遷也就日趨淡化。這種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解釋文學永恒性的理由我認為是大可商討的。

所以，我覺得人性標準在文學批評中之所以陷入困境就在于它把理想尺度當作為一個現實的尺度，來評價以現實人生為對象的文學作品。我十分贊同鄧曉芒的觀點：“文學藝術本質上是在一個異化社會中趨向和滿足人性同化因素”，而文學之所以會有這種功能，是由于美的藝術所表現的那種普世情懷，使人們在閱讀中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從日常意識和個人意識的思維方式中，即僅僅從個人的、階級的利益關系出發思考問題的方式中擺脫出來，置身于作品中人物的地位上，去感受和體驗他們所遭遇的一切，與他們在情感上獲得溝通。那種以階級出身和階級身份為依據來評判一個人的道德人格的做法已證明了庸俗社會學的淺薄和荒唐；但若是因個人的人格可以超越階級局限的個例，來試圖在還存在著階級的尖銳對立和階層的巨大差別的社會里，否定不同階級和階層之間利害的沖突這一基本的事實，以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分析問題的基本原則，而妄想以“一般人性”和“普遍價值”為尺度來評價作品，也是徒勞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