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發展進步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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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7日，我帶領北京、天津五個高校的二十多名大學生志愿者奔赴江蘇北部的豐縣和集鄉，對袁砦為首的幾個村子進行了大約十天的支農和調研活動。我們給村民們放映各種農業技術的盤片，給貧困戶發放我們帶去的衣服等慰問品，給孩子們講課、教歌、講故事，幫助特困孩子上學，對農民進行法律、政策、技術宣傳。期間，特別是圍繞著當地的產業結構的變革、公共事務管理、農村進步推動力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比較詳盡的調研。隨后，又帶領部分學生到廣東河源市澗頭鎮新壩村、湖南耒陽上架鄉、大義鄉的幾個村子進行了繼續調研，對其中的一些問題，諸如農村公共事務管理，尤其是農村進步的推動力問題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

農村的真正的問題——農村公共管理責任的缺失

一路上，無論是在湖南耒陽、廣東河源，還是江蘇豐縣，給我最為深刻的感受就是農村公共管理事務的衰敗。

在耒陽，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庫，多因年久失修，不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當地最大的黃土紳水庫，也只儲一點水，湖底竟然種上了莊稼。村民說，承包水庫的人承包了水庫以后，就養起了魚，但因為擔心水多不利于魚的生長，所以放掉了多余的水。"一旦遇大旱，就麻煩了？quot；老鄉說。沿途的高架引水渠，已經廢棄，有的已經攔腰折斷。我深感可惜，也深感擔心。

耒陽的幾個鄉的主要作物還只是水稻，幾乎沒有其它作物的跡象，更不要談產業結構的調整。雖然，農民明知道這種已經種了幾千年的作物今天再種已經賠本，不能再種了，但卻無力改變現實。農民不是不知道要換換樣（調整結構），不是不知道一畝地一年只有300元的收入，還不及工錢（每天不到一元錢，誰不知道少）。但怎么調整，方向在哪，技術在哪，資金又在哪？卻無人回答。

無論是耒陽還是豐縣，無論是水稻、棉花、養魚還是養長毛兔，農民們最缺的是技術、優良種子、真化肥農藥，還有市場銷路，但卻沒人能夠回答他們。農技站的老爺們雖然也挨戶收了科技咨詢費，但卻從不到地里來，頂多用藥時用廣播喇叭喊一聲就算了。而從農技站買到的種子卻經常是假貨，坑了人不說，打官司也打不贏（農技站有政府背景）。而被壟斷的化肥農藥市場，更是假貨占大半，農民已經習以為常了，通常處理方式就是，不好用就換一家吧。真不知政府壟斷種子化肥農藥市場的目的究竟為了什么，當初不是說為了避免假貨害農么？

豐縣和集鄉的農技站推廣的鐵紅辣椒，承諾畝產400斤干辣椒，幾十戶農民買了種子，結果全是假種子，但農民們卻無法打官司。因為農民們從未打過官司，也不知道如何開始，也沒有法律支持，更重要的是，要與鄉政府支持的農技站打官司，贏的希望微乎其微。袁砦只有一個杜長金想打，他說，他只是想練練。其實，法院受理時已經有干部告訴他肯定打不贏。他是一個人與整個體制對抗。

因此，農村中諸如公共的利益（也可以叫集體的事，大家伙的事），如打官司、維護農民公眾利益，根本無人關心，更不要說鄉村中諸如公民教育、科技法律普及這些集體公共利益了。

如果將公共事務的范圍看的更為寬泛一些，象村民自治、村主任選舉這樣的事情也同樣處于無人管理的境地?！洞迕褡灾谓M織法》事實上是通過縣鄉政權來推行的，但是，我們所到之所卻沒有象想象那樣已經實現了真正的村民自治，最多的仍然是原來的由鄉里提供一個或幾個候選人，然后由村民投票，與原來沒有任何差別。其實，這與我們前一階段所到的山西太行山的左權縣交溝村、沂蒙的平邑縣車廂峪、蒙陰縣的張家樓是所看到的情況是一致的。在一些理論家和政治家看來，本應得到廣泛推廣的農村民主卻遠沒有象想象的那樣得到迅速推行。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農村鄉鎮政府根本無意承擔農村公共政治的供給（創新與推廣）工作，農村真正缺乏公共政治的推進和管理機構，象村民委員會這樣的公共事務管理機構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存在，形同虛設，多數村委會還是淪為縣鄉級基層政權的傳聲筒，不是真正對農民的公共需求負責。

78年農村改革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民個體的積極性，激發其個體的活力和創造力為特征。它曾經極大地發展了農村的生產力。但時至今日，在生產力獲得解放的時候，用什么樣的方式在保證其個體活力的同時也能夠保障集體公共事業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關鍵問題。事實上，今天的中國農村，幾乎一切問題都源于集體的、大家的事情沒有人管，公共事務管理供給力量嚴重缺失。每家每戶都有一臺一樣的農機具，只有那么幾畝地（人工都夠用），簡直在浪費；一戶只有那么一點點活，卻要全家的勞動力全年守在田里；一方面是勞力嚴重過剩，另一方面確是有許多該干的的事情沒人做，比如尋找技術、開辟市場、農業科技投入等。所以，不僅僅面臨公共管理的不足，即使是公共政策供給也缺乏，今天的農村迫切需要對78年以后的經營方式進行新一輪的調整。但我們實在看不到有誰在切實在為農民們改變著這一切。

這些事情該由誰來管？

鄉鎮村政府（我們暫且還可以把村委會村黨支部作為鄉鎮的一級機構）目前無疑仍是最大的公共事務供給源（農民們認為，我們拿錢供養了他們，他們就應該擔負起大家的事情），但是只要我們到農村隨便走走，你就會發現問題所在。村民會異口同聲說，有（這些機構）還不如沒有。事實上，農村的最大問題正是源于鄉鎮村政府，在多數地區（很可能除了東部發達地區和小部分中西部地區）他們不僅本身所起作用非常少，而且農民之所以負擔較重，是因為要交費用的很多的勞動剩余去供養這些遠遠超過需要不勞而獲的群體，他們其實已經成為多余的寄生群。所以農民才會怨聲載道、民怨沸騰，大多數的農村群體事件其實直接針對的目標并不是黨的政策，而是那些剝削了農民的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剩余，但卻不僅不做事，相反卻坑害農民、作威作福的人。

所以，從一般的農業設施、信息技術、農村福利，再到政策法律、公共事務管理，最后到農村發展方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幾乎所有的公共管理責任，都沒有人負責，都已經破敗毀壞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了。

但是，中國農村的問題是，不僅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應不足，另一方面是農民本身的自覺意識又不夠強，使之不能自覺地承擔起管理自己事務的責任。多數人是站在別人的后邊，準備搭別人的便車。更何況，多數情況是，許多事情并非直接影響到每個單個人利益，許多人還可以做旁觀者。事實上，即使真的和每一個人的利益相關，也未必會有多少人站出來承擔責任。

按照正常思路，農民們既然已經對基層政府完全失望，就應該自己站出來，來承擔自我管理的職能，比如，出面選舉自己的村委會，或組建自己的互助組，實行內部自治，或者拋開基層政府，與公司配合，實現"公司+農戶"的模式。但這一切并沒有象期待那樣獲得迅速推廣。即使村民選舉這樣已經有法律保障，為社會廣泛關注的事情，農民們也并沒有真正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做。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足夠外部社會的先進文化的進入，情況也會有所不同，但問題是整個社會并沒有形成對農村問題的有效關注，并沒有多少人跑到農村去，盡心盡力為農民們做事情，甚至于社會對農民問題的關注還遠遠不如對環保問題關注得多。所以，農民受到本身農村外的影響實在還是太小了，還沒有影響到促進農村改變的地步。

其實，如果能夠形成農民互助組織，局面就會改觀。但因為沒人來推動它，目前連低級的互助組都很難形成。因為考慮到農民的合作意識問題，我曾給一位青年農民提供了一個可行的互助方案。我說你們家可以建立一個家庭互助組。他有兄弟四個，一個種田比較有經驗，可以種四家的所有的地，保證四家的吃飯；另一個可以負責養殖，比如養長毛兔或山羊；老三比較精明，有經商經驗，可以跑出去經商，為家里跑跑市場等；老四學習先進技術去，為家里、以至村里提供技術咨詢。這樣，四家一套農具，也有足夠的地種，避免閑著打牌，四家不僅餓不死，又有可能富起來。同時，都是自家兄弟，合作起來又很容易，少猜疑。他也很贊同，但到現在為止，并沒有真的行動起來，還和一千年前一樣在生活著。所以，連傳統的家族觀念甚至都不能作為可靠的基礎，還有什么能推動農村向更先進的生產經營管理方式推進呢？

這樣，由于農村公共管理事務的缺位，最終形成了農村社會進步推動力不足，使農村的經濟政治形勢徘徊不前。

基層政權不能承擔這樣的責任，農民又無法主動站出來，外部社會還沒有有效的關注，讓我們到哪里尋找農村進步的推動力呢？

希望還是有的，經過多次的農村考察，也是參照理論界的討論，我們發現農村的實踐已經提供了答案：這個希望就在于農民中產生的具有新思維的農民精英們，而且非常有可能是過去那些有影響力的"農民領袖"（其實只是農村公共事務的帶頭人），這些人才是農村的真正希望所在。

農村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個案——豐縣李慶龍調查

豐縣位于江蘇省北部徐州市內，是漢劉邦的出生地，即為"豐生沛羊"，豐縣人也以此為驕傲，我們到的時候，正趕上豐縣在為劉邦修建大型的紀念設施，包括劉邦的雕象和眾多的樓閣，其實是想以此起點發展旅游業。

從豐縣花三元錢坐車一個多小時就到了和集鄉袁砦村。沿途的路比較好，兩邊所種的植物多是麥子、棉花、玉米，沒有見到太大的變化，也就是說產業結構改變不大。

袁砦是和集村的另一個自然村，屬中原地帶，沒有山，都是平原。該村有村民400多人，農戶一百多戶，人均有地2畝，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是一個過去主要作物是玉米、小麥、棉花、蔬菜等，該地氣候還好，但作物生長季節也要澆水才行。這幾年引進了大量的旱稻，改變了不種稻子的歷史。

李慶龍是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看起來也比較誠實厚道，還有幾分帥氣。94年高中畢業返回農村，開始務農。干幾年農活，也出外打過工，感到長期下去沒有出路，當時就有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創造財富的想法。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行動。

92、93年農民負擔較重，減輕農民負擔呼聲高漲。95年鄉里征收農戶養豬、養羊稅，李感到非常氣憤，就主動研究了一些國家的政策法規，并依據中央政策，拒絕交納豬頭稅。鄉里收稅，李就聯絡了幾戶農民，鎖上了大門。鄉里出動公安司法，撬開李家大門，搶走糧食家具、農用機械。于是，沖突由此產生。

李慶龍后來到豐縣信訪局上訪，信訪局讓找財政局，財政局又讓找稅務局，稅務局不加理睬，后又跑到徐州市政府、人大，雖然態度較好，但卻不解決問題；后來又給中央紀委發電報，內容大致為鄉政府非法收繳稅費，并且鎮壓農戶。沒有回音，一怒之下，到縣里起訴鄉政府，縣政府認為計劃生育、農民負擔這兩類案子太多，不能立案。李要求縣法院下不立案裁定書；裁定書下達后，李就持裁定書到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及給江蘇省主管農業的于興德市長去信。后來中紀委給江蘇省委來函，要求對害農事件嚴肅處理，這樣于興德就讓徐州市委紀委負責處理。經過九天調查，達成協議，但未按協議執行。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李協商后，下裁定認為心須立案處理，但仍未公開開庭。迫于影響，賠償9000余元，保證不再出現此類情況，但未賠禮道歉。在此期間的96年12月份，縣里要抓帶頭鬧事的李慶龍，李就跑到了北京，找到《農民日報》社，又找到農業部，日報社的一位負責同志打電話給豐縣縣委書記，對他進行了嚴厲批評，那位書記當時否認曾經迫害李慶龍?；貋砗?，再沒事了。

李后來同新任縣委書記談到，農民負擔重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例如：一農戶收入800元，另一農戶收入20000元，如負擔增加50%，則低收入者肯定感到負擔重，但收入20000元者則不認為收10000萬元重。關鍵問題是農民收入太低。所以正確的出路是加大力氣幫助農民想法增加收入。書記很贊同他的看法。就很支持他，讓他為縣里做點事，于是，從那時起，李就開始了為村民進行科技服務的工作，開始在縣團委成立了科技推廣協會，李專門負責種植業。

96年考慮怎樣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想到了大專院校的科技優勢，曾到南方院校，但南北方自然環境很不相同。后就聯系到中國農大。到中國農科院、專利與科協。與鄉里打的官司勝訴后，訴訟費9000元一部分給大家作為賠償，剩余的作為發展基金。

96年12月又去北京引進農大的旱稻推廣20多萬畝?，F在旱稻已經發展到了第三期。隨后，又引進了玉米新品種"玉-22"，棉花新品種，受到農民們的廣泛好評。農民們也真心相信自己的帶頭人，說即使價格比其它地方貴一些，也會買李慶龍的，因為可靠。同時也對李慶龍在引進良種失敗的事情給以理解，沒有人要打他的官司。

我們進行了大量的村戶調研，農戶對李慶龍的感激溢于言表，甚至包括那些過去曾經與他對立的人。而且，一個李慶龍所帶來的好處不僅僅局限在袁砦，周圍幾乎全縣的農戶都在用他的種子，受到他的影響。所以，他的影響簡直太大了。如今的李慶龍已經是徐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帶頭人。

2001年元月市團委接受李的建議，將原來的科技協會分為種植業協會和養殖業協會，流通、加工部，市場預測等四部分，協會獨立運作。李獨立負責種植業協會，因為種植業協會自發的自發性，市團委不與干預。

就在2001年7月31日，李又成立了"豐縣農業高科技推廣中心"，由縣團委組織計劃，為各高校與農戶的聯系起橋梁作用。由李慶龍、李國峰主持運作。

李慶龍很注意和外界的聯系，經常跑到中國農大等單位去，也經常邀請外邊過來，中國農大每年都有老師同學來，并建立了旱稻基地、科技基地。我就是在北京認識他的。

李也很注意進行科技宣傳，經常到鄉鎮集市上舉辦科技大集，在集市上宣傳科技知識。李也認為，以書本的形式進行科技傳播收效不很明顯，要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必須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接受，所以應該探求新途徑。

李也正在考慮建立"農民法律援助中心"，保護農民合法權益。但考慮到侵犯農民合法權益最多的是政府，而協會保護農民權益是否有跟政府作對的嫌疑。所以，他一直在猶豫這件事。

農村進步的原動力——農民精英的作用

那么究竟這種農民精英會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

按照老的種植方式農村不僅僅破產，異常辛苦富裕無望，同時也使資源大量閑置浪費。這種生產方式是必須要改進的。農民們也知道這一點，但問題是因為農民先天的思維保守，信息閉塞，又極少有來自政府、外部社會的強力支持，所以，才一直沒有多大變化。

本來，在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的努力下，以及在中央政策的推動下，已經產生出許多好的農村工作的新思路。如"公司+農戶"、建立農村自助合作社等。但問題是，所有這些想法目前都還停留在紙上，或頂多剛剛開始。其實本質原因是缺乏推動因素，是將農村自己當作植物生長一樣讓其慢慢地演變，加速的推動力很小，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廣大的中西部以及那些東部落后地區基本呈現這種狀況。調查的時候，我們和農民提出幾戶組建經濟合作社，一戶集中種田、一戶打工、一戶負責技術市場、一戶養殖，幾戶合作，大家得利，共同富裕，他們說好，這樣大家都可以富起來，可以做。但我們走了，他們也就算了，一個好想法也完了，沒人幫助他們去一步一步走下去。自己不行、政府不行、我們不行，靠誰呢？這樣一項史無前例的公共事業如果沒有一股強有力的推動的話，想完成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推動力問題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樣，尋找推動力問題也就成為農村發展進步的社會實踐中最為重要的問題。

但象李慶龍這樣的農民精英則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扮演著農村的拯救者的角色，他們比較傾向于對現實加以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僅是對農村內部的，如提出新的經營方式、技術改進、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是對外的，如信息交流、引進技術、關注市場等等；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比如減負增收，同時也包含了農村政治上的訴求，比如，促進村務公開，推動村民自治等；甚至可以說如果引導的好，在目前農村形勢很不穩定的條件下，他們是農村穩定的最可靠保障，比如，他們可以將一些群體盲目、沖動的行動合法化（上訪、打官司、談判協商）。

首先，從純粹的經濟運行的角度考慮，這樣的帶頭人在內部將會努力引進先進技術、品種、幫助拓展市場、促進信息交流、有效地進行技術扶助，從而推動當地的農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我所到過的地區，如山西太行山左權地區、沂蒙山區、蘇北地區、耒陽地區，在推動農業技術、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只有豐縣袁砦做的最好，李慶龍不僅引進了新的作物品種旱稻，而且在改進原來的棉花、玉米、蔬菜品種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績。另一個高李莊則成為養長毛兔專業村，他是在袁慶森兄弟的帶領下，經過近二十年才發展起來的，他是以經濟為動力，逐漸傳播興起的。如今他們二人憑著自己的本事和"寧死不坑一個人"的脾氣成為了當地的農民英雄。

在產業結構調整、技術改進方面，基層政府本應起到主體作用，但其所做甚少，甚而起了反作用。鎮鄉村政府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讓農民們聞而生畏，因為他們無論是為了政績還是心存些須善良，都是以"逼民治富"為手段的，最后結果經常是讓農民深受其害，而毫無辦法。推廣時信誓旦旦，不種也得種，否則拔你的秧苗；秋后一旦出現問題，合同無效，損失自負；打官司連案子都立不了，更別說勝了。所以農民們寧可相信外來公司（公司也經常使農民深受其害），也不與政府合作。

在除此之外，幾乎找不到加速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

在政治方面，這些農民精英們也是最有可能承擔起農村集體公共事務管理，推動農村各項事業不斷前進的人。農村各項事業不興，恐怕主要原因還是來源于農村各級基層政權的衰落，這樣就使本來應該由它來承擔的事務交給了民間，交給了農民自己。

其實，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從1988年起就開始了村民自治，期望能夠先從村級開始解決這一問題，近幾年又加大了這一工作的力度。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村委會選舉已經如同雨后春筍，綠便全國。事實上，農村的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情況很不一樣，有的地方已經海選，成效顯著；但更多的地方還是很有限的，有的地方還是延續過去的假選舉，甚至還有很多地方根本不知選舉為何物。從我們所到之處看，無論是太行山左權地區、還是沂蒙山區、還是豐縣地區、河源地區、耒陽地區，都不很樂觀?？磥硪緛砭筒辉赋袚彩聞展芾砺毮艹袚熑问呛茈y的，更何況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而農民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這件事，可能是習慣了，或是麻木了。

但這其中卻有幾個特例值得我們探討。一個是太行山區左權縣上麻田村，本來1999年的選舉也非常有可能象過去一樣流于形式，但當年出現了一個因為受到舊村委會迫害的付海江，是他改變了選舉的即定程序。他帶領村民嚴格依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組織選舉，公開競選，公開投票，最后選出了村民真正擁戴的村民委員會。另一個是豐縣的袁砦村，也是因為出現了李慶龍這件事，才使選舉變成了真正的選舉。除了這幾個特例，其它地區沒有很大的起色。

影響農村的政治氛圍，不僅僅局限于村委會選舉。在農民自身的權利維護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以往農民受到各種侵害，往往忍氣吞聲，得過且過。但有了農民精英的地方就不同了。湖南耒陽地區有個普法英雄周宇飛，農民們每當利益受到侵害都找他，如今他已成為農民們的核心。象耒陽的上架和豐縣袁砦，都是因為有了農民自己的帶頭人的存在，所以鄉鎮政府才答應不再找農民的麻煩，農民的利益得到了維護。

農村也經常會有一些群體事件發生，在事件中起到穩定作用，不使之成為騷亂的往往是這些農民精英的存在。而缺乏農民核心的地方則經常會演變為一場暴力沖突。這里比較明顯的是湖南耒陽上架鄉，96年就因為農民負擔問題發生了一場規模很大的涉及幾個鄉，若干個村的抗議運動。農民們組織了自己的抗議隊伍，四處張貼反對負擔的標語，散發印有黨的政策的傳單，并進行了游行。最后，農民們包圍了鄉政府，要求歸還被搶去的糧食、家具、電視。由于當地上架中學老師曹博后來的參入，使本來帶有暴力性質的運動變得比較溫和，后來曹博又組織人與鄉政府協商，自己又帶人去長沙找省政府，所以就最終以平等對話的方式解決了這場沖突。后來鄉政府也因此改變了工作態度，避免激起反抗。

這種情況不僅上架鄉一個鄉是這樣，在湖南耒陽、郴州、漣源等許多地方都驚人的相似。但也有可能正是由于這些農民精英的存在才會有這樣大的反抗活動，有些地方還演化成暴力沖突這里存在著一個引導轉化的問題。但總的來說，他們的作用都是積極的。有農民精英領袖的地方農民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維護，基層政府的工作也比較積極注意方式，農村進步也可能比較快。

從農村現實的角度考慮，農村穩定與否，與這些精英的存在有很大關系。過去地方政府一向將這些農民領袖視為制造麻煩的人，所以不僅用各種方法打擊他們。事實上，這種思路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沒有這些人，農村問題會更加惡化，不僅僅是基層政權會更加肆無忌憚，而且農民的反抗也會更加暴力、無組織和沖動，農村形勢會日顯危險。但如果現有的農民精英們得不到應有的承認，他們也將逐漸走向與當地政府的對立，最后自發形成農民自己的社會中心，農村政權也將進一步邊緣化，失去政權基礎，逐漸喪失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們認為，這些農民精英是農村進步的原動力。

所以，政府應該象豐縣那樣，大度地承認這些農民精英，扶植這些農民精英，引導農民精英為鄉村建設多做正面的建設性的工作。使之轉化為農村發展的原動力，這才是目前農村最大的工作。

真正的英雄——何謂農民精英

在農村中成為農民精英的人一般具有如下特點：1、他本身必須熱愛公益事業，能夠對大家負責。這是農村公益事業最起碼的要求，沒有這一點，在農村現有體制法律制度都很不健全的今天，是不會取得好的結果的?，F在的城市都無法實現法治，更何況農村？所以，今天的農村在更多的情況下還是要依靠人來推動法治，最后達到二著相得益彰，實現法治。其實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2、在農村中要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本身應該具有相當的優秀品格和威信；道德品質有問題的人在農村是絕不會成為核心的，這是由農村的特殊環境決定的；為什么有些科技戶沒能承擔起這個責任？關鍵在于農村中對一個人的評價，不管誰，主要還是看其道德水準。如果是好人，他賣的東西才會得到承認；否則，東西再好，也沒人買帳。

3、本人一般具有一定的知識背景，或具有某個專業方面的經驗背景。這樣才會使其成為帶動農村實質性進步的中心人物。

4、他本人應該能夠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并主動與外界和新事物保持聯系。否則也不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的需要。這是決定一個農村帶頭人能否成為一個進步的精英的很重要的一點。

這幾點缺一不可，任何一點的缺乏都有可能使之成為農村的落后保守因素。

一個希望的結尾——原動力的普及

我一路上一直在思考著這個問題。所以，也就一路上同所見到的搞農村工作的人談下去。得到了他們的廣泛贊同。尤其是，我在耒陽的農村同老鄉們談到應該做農民精英的問題時，這些在過去為農民做過一些事情的關心農民的人，都一直表示李慶龍是個很好的榜樣，適應形勢，再一次肩負起領導農民開拓經濟發展、政治進步的責任，促進農村的公益事業的發展做農民精英是個好的出路。

但是，這不僅僅要我們，尤其是那些慣于地方保護主義的人認識到農民精英的原動力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使那些還沒有精英存在的地方也產生精英來，可能這個工作路途會更遙遠。誰來做這個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