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來源期刊的知識圖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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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信息技術的持續創新迭代，全球出版業受到了顯著的沖擊。美國版權結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業務發展總監克里斯托弗•肯納利（Christopher Kenneally）認為，到2020年，“四分之三的出版公司業務將完成數字化或處于數字業務轉型過程中”。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努力，開放獲取正逐步發展并成為出版業的重要組成部門。愛思唯爾期刊出版全球總裁菲利普•特赫根(Philippe Terhegge)表示，“目前全球的科研出版大約80%是訂閱模式，20%是開放獲取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開放獲取所占比例會繼續增長，預計3～5年后會達到25%”。數字化轉型、開放獲取等因素使得全球出版行業生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出版領域研究的熱點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為了及時跟蹤國外出版研究領域的進展，準確把握國外出版學術領域關注的主要問題，本研究運用知識圖譜分析的方法，對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來源期刊論文進行了計量分析，以準確把握2019年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的國家分布、機構分布和國際合作網絡情況，提煉全球出版學術研究關注的核心關鍵詞，力求較為系統地總結2019年全球出版研究成果的主要脈絡和重要觀點，從而為國內出版學術研究和出版業的發展提供參考。

一、研究設計

1.數據采集。本研究依托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的Web of Science數據庫，檢索在SSCI來源期刊中發表的出版研究論文，共獲得139篇論文數據，進而運用CiteSpace可視化軟件進行知識圖譜分析，量化描述全球出版研究的現狀，對全球出版研究進行整體性、綜合性的計量分析和可視化呈現，并進一步開展文獻分析，對出版研究的主要議題進行深入挖掘和系統闡述。2.描述性數據?；趯SCI來源期刊數據的分析可知，2019年出版研究論文數量最多的國家為美國（52篇）；其次是英國（21篇）；西班牙、中國（大陸地區）和加拿大位列第三、四、五名，發表數量分別為14、12和8篇（見表1）。統計出版研究論文的各國單獨發表與合作發表情況，可以發現英國的單獨發表比例相對低（見表2）。運用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分析各國合作發表情況，得到國際合作網絡圖（見圖1）。進一步計算各個國家在網絡中的中介中心度，中心度越大表明該國家在國際合作網絡中的重要性越高（見表3）。綜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美國仍占據出版學術陣地的核心位置，發文量、單獨發文量均最高。西班牙和中國（大陸地區）學者的產出形式側重于單獨作者產出與國內合作，而英國和加拿大則以國際合作為主。2019年，出版領域數量在3篇及3篇以上的研究機構僅為6家，分別為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4篇）、馬來亞大學（4篇）、伊利諾伊大學（3篇）、多倫多大學（3篇）、拉里奧哈大學（3篇）和昆士蘭大學（3篇），其余研究機構多以單篇為主。運用CiteSpace軟件對全球出版學術研究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可以發現“open access”“scholarly communication”“publishing industry”“academic publishing”“scholarly publishing”等關鍵詞的中心度較高，成為2019年學術研究的核心關鍵詞。

二、開放獲取與數字化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開放獲?。∣pen Access，OA）運動于20世紀90年代末在國際學術界、出版界、信息傳播界和圖書情報界大規模興起，其初衷是解決當前的“學術期刊出版危機”，推動科研成果利用網絡自由傳播，促進學術信息的交流與出版，提升科學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保障科學信息的長期保存。這一理念迅速得到學者、讀者和出版界的響應，越來越多的期刊支持開放獲取。截至2010年，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開放獲取期刊目錄）共收錄OA期刊4 953種。開放獲取作為出版領域的熱點之一，吸引了眾多學者圍繞這一主題進行研究，包括開放獲取的現狀、態度和優劣勢等。Bo-Christera對部分北歐國家(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開放獲取的現狀進行了梳理。由于當前開放獲取期刊的索引來源于DOAJ，其并沒有對非英文出版的期刊進行統計，因此他使用替代數據源進行識別和人工驗證，結果顯示有437本OA期刊被識別，約占北歐學術期刊的1/3，其中絕大多數期刊是由學術團體或大學出版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占主導地位，且很少有期刊向作者收費。Papillon等b總結了CJPS(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類似期刊在推行開放獲取過程中面臨的一些挑戰。因為這些期刊不僅為專業讀者呈現高質量、經過同行評議的文章，還通過學術協會產生的收入來支持其工作，文章的開放獲取對這些期刊造成了非?，F實的壓力。Vlokhovenc分析了開放獲取對期刊質量的影響，他認為雖然開放獲取有降低成本、增加知識傳播的好處，但是有可能使高質量期刊變得寬松而開始接受低質量文章。如果期刊不再提供為讀者挑選高質量文章的服務，反而會導致知識傳播的減少，這與推行開放獲取的初衷是不一致的。Joung等d通過調查韓國醫學和衛生保健領域的學術研究人員，探討醫學和衛生科學界對學術期刊開放獲取的態度，包括對開放獲取的使用意圖、對開放獲取優劣勢的看法等。結果顯示研究人員對開放獲取的好處持積極態度，而對其缺點持消極態度，不同性別與出版經驗的學者的態度也略有差異。Sergioe聚焦于開放獲取的引文優勢研究，認為Google Scholar等開放索引數據庫提升了開放索引論文的引文優勢，而傳統Web of Science等選擇性索引的高被引論文并未顯著受益于開放索引數據庫。實證結果顯示該假設是正確的，但由于開放獲取和付費文章之間的界限不明確，對上述假設的關系仍然存在爭議。隨著信息技術的創新發展，數字化出版成為2019年全球出版研究的重點之一。Marta等f針對出版社的數字化轉型，探究數字化對西班牙出版業的影響，他們選取三家出版社進行案例研究，結果發現：首先，數字化產品的制作還沒有達到紙質作品的水平；其次，增值稅的存在不利于提供具有競爭力價格的數字作品；最后，不確定性影響了西班牙出版商數字化的方式，其大多都采取了一種保守而非變革的立場。Chen Hailiang等g利用實驗分析電子書是否會影響紙質書的銷售，實驗組中推遲出版商的Kindle電子書發行時間，對照組則同時發行電子書和紙質書，結果表明延遲電子書供應會導致電子書銷量下降43.8%，但紙質書的銷量并沒有因此上升，沒有證據表明紙質書和電子書之間存在強烈的相食現象。Li Fan等h采用程式化的兩階段模型，研究了壟斷性出版商的三種出版策略—延遲電子書發行、延遲紙質書發行、同時發行，結果發現紙質書的發行市場潛力明顯較小，且電子書的邊際成本更小，這使得推遲紙質書發行的策略更受歡迎。以圖書館為基礎的數字出版的興起為滿足學者們不斷發展的出版需求創造了新的機遇。Fenlon等i對所在國人文學者對數字出版的態度、對學術產品多樣化的態度、對作者身份看法的改變、對接觸新讀者的愿望等展開調查，并基于調查結果提出了圖書館出版商應為學術出版系統做出貢獻的建議，包括適應更多樣化的數字學術產品、支持新的原創模式和幫助學者通過跨學科和開放獲取接觸到更廣泛的讀者等。Chrisj以科學電子在線圖書館(SciELO)為例介紹了開放獲取期刊的出版模式，在巴西和其他15個國家和地區，社科期刊等出版物依賴SciELO來進行在線，SciELO已經成為一個面向全球讀者的開放平臺。Pamelak指出當前護理領域出現了更多新的出版選擇，包括開放獲取、傳統期刊、電子出版等，并針對年輕學者在出版形式選擇中的困惑，探討了其中可能的影響因素，包括期刊質量、發表成本、退稿率和審查時間等。除文字外，視頻也可以促進研究成果的交流，從而增強人們對它的理解。基于這個原因，近年來媒體學者通過視頻傳播自己研究成果的數量有所增加，并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趨勢。Canetl回顧了從書面論文到視聽形式的傳播模式演變，探討了視訊作為一種新的學術傳播形式，能否達到學術標準，并取代傳統書面論文而成為交流研究成果的新方式的問題。Allenm指出近年來學術出版有向社會營銷活動轉向的趨勢，很多學術出版商將媒體作為學術社區的一部分，吸引作者充分發揮社交媒體的信息共享功能來推銷自己的作品。

三、從語言、性別到掠奪行為：“不平等”的出版

2019年，全球出版研究主要從寫作語種的選擇和論文語句的表述形式等方面討論學術出版的語言“不平等”問題。Gradim等n收集了1960年至2015年期間每年發表在WoS、SCI和SSCI上的所有文獻，形成了一個含有5 100萬條目的數據庫，通過分析作者，發現英語仍是占主導地位的出版語言，排名第二的則是伊比利亞語。他們還分析了伊比利亞語在學術出版領域中的地位、對語言政策和平衡英語語言霸權的潛在影響。Stockemer等o通過對在《自然》期刊上的800多名作者進行調查，發現在非英語國家的研究人員中，平均有60%使用英文進行寫作，這一比例會因學科、地區和年齡而變化，年輕的學者、歐洲人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更偏愛英語寫作；同時作者認為，研究人員選擇英文寫作的主要動機是英文出版會增加作品的聲譽。Lei Junp以318名中國大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他們選擇學術出版語言的因素。他利用混合方差分析法(ANOVAs)研究語言、學科和海外經驗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結果發現學科背景、海外經歷和英文寫作能力對研究人員選擇出版語言有顯著影響。Hanauer等q通過對148名墨西哥研究人員和236名中國臺灣研究人員進行調查發現，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者，相比于英語母語學者，在寫作中會承擔額外的負擔，包括24%的難度、10%的不滿和22%的焦慮，進而導致英語對科學寫作的障礙。Zheng Yongyan等r對中國多語種學者在學術出版中的語言實踐進行定性研究，采訪了來自五個非英文門類的15位多語種學者，發現隱性的英語出版政策使國際和國內學術出版市場上的結構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基于研究結果，作者建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研究評估政策時，應考慮到不同語言專業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措施來支持多語種學者平等參與知識建設。Na Luo等s著眼于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學者在出版過程中的語言障礙問題，提出手稿翻譯這一解決方案，并利用案例分析手稿翻譯作為文本中介的重要性。Bajwa等t通過對出版過程中編輯和審稿人的內隱期望進行研究，來探討學者寫作語言的選擇。他們選擇來自心理學和管理學的96位審稿人來審閱兩個版本的文章，文章區別在于研究結果的引入語不同(“the results show”vs“the results might show”)。研究結果表明，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語會影響審稿人的推薦。Julia等u對心理學領域期刊進行梳理，對期刊的國家、分區和學科領域的分布情況進行研究，來確定每個國家的期刊總數和排名。結果顯示，美國和英國的期刊數量最多，其次是荷蘭、德國、法國和西班牙，但僅有11個國家的心理學期刊處于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一區，14個國家的期刊處于SJR(SCImago Journal Rank)的一區。Colin等v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期刊出版和傳播現狀進行分析，發現近年來紙質期刊的數量開始減少，而數字出版物、數據庫和搜索引擎成為人們獲取數據的新途徑，但無論是印刷形式還是數字形式的期刊，都是公共衛生領域重要的傳播工具。普遍觀念下，性別歧視和文化傳統限制了女性從事學術職業的機會，因此需要了解有關學科內性別不平等的全面信息，發現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補救措施。Cassandra等w利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分析了2004至2015年間，教育技術領域內六種知名期刊中女性和男性作者的發表率。數據分析結果表明，雖然總體樣本中女性發表的期刊文章數量占比不到一半，但有兩本側重于中小學教育(P-12)的期刊，女性作者的發表率一直高于男性作者。這一分析結果對研究女性學者在教育技術領域的可見度具有現實意義。Mike Thelwall等x學者評估了2017年印度186個研究領域的期刊文章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發現在26個廣泛領域中男性第一作者與女性第一作者的比例約為1.5∶1，而在所有領域中這個比例達到2.8∶1。與美國相比，印度的女性第一作者比例要低得多，且各領域之間的性別比例差異不大。在研究領域上，印度的女性學者更傾向于研究經濟學、數學和牙科學。作者呼吁學界應采取更多措施來促進科學領域的性別平等，以解決總體的不平衡問題。Jamie Lundine等y對健康科學領域的期刊編輯進行探索性的深度訪談，分析期刊編輯對“性別是否影響、如何影響同行評議和編輯實踐”的理解。研究結果顯示，一些編輯沒有考慮到作者性別對其編輯工作的影響，未能認識到社會結構是如何產生系統性不平等的，這些發現表明編輯和出版商在解決學術出版的結構性不平等問題上有發揮更積極作用的空間，以確保期刊能反映出知識和思想的多樣性。掠奪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指的是未經真正的同行評審，不管文章質量好壞，繳納高額版面費就能發表的行為。掠奪性出版違背了出版規范和出版道德，給出版業帶來了惡劣影響。近年來掠奪性期刊的數量迅速增加，剽竊、偽造等行為層出不窮，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Jeffrey Bean了掠奪性OA期刊和出版商的黑名單；Murphy等z學者探討了學術界成員，包括出版商、開放獲取倡導者和研究人員選擇解決欺詐性出版問題的不同方法；Constance等27針對護理學領域的掠奪性出版提出了一些建議，旨在向現在和將來的護理學者介紹出版領域的發展現狀。Simon等28 回顧和總結了近年來學術期刊中的掠奪性出版實例，將掠奪性出版定義為：對研究材料的出版收取費用或提供發表保證，但不提供作者期望的出版服務，如同行評議和編輯修改等的出版活動。由于國家、機構和出版商的強制要求，開放獲取出版變得越來越流行，他們認為很可能有更多的作者會被誘使做出錯誤的決定，即在掠奪性期刊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文章，導致基金資源的浪費并損害他們的研究聲譽?？紤]到這些影響，研究人員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舉措。Matumba等29認為掠奪性出版尤其是學術造假，威脅著全球科學文獻的質量。參與掠奪性出版的作者在發表研究時很少或者沒有受到同行評議，他們的投稿動機是低退稿率、快速出版而不是學術進步。研究人員通過對掠奪性期刊的文章來源進行分析，發現它們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因此作者提出將合法期刊列入白名單和將掠奪性期刊列入黑名單兩種威懾手段，并詳細解釋了兩種手段的工作方式并比較其優缺點，以決定哪種方法更具威懾力。Silva等30認為，人們在閱讀大量掠奪性期刊的文獻后，會出現一種錯誤的傾向，即繼續圍繞掠奪性期刊進行閱讀。作者聚焦于“掠奪性”和“剝削”的定義，分析了可能構成掠奪性期刊或出版商的因素。Alexei等31采用俄羅斯期刊論文所(Disseropedia of Russian Journals)的正式標準，對RSCI(Russi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的出版不端行為和掠奪性出版行為進行評估，結果發現相當數量的RSCI期刊違反出版道德或涉及掠奪性出版(偽造同行評議、剽竊和自我剽竊、發表偽科學論文等)，且2018年這類期刊的數量比2015年RSCI剛啟動時要多，即總體發展呈負面趨勢。作者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包括期刊選擇過程的不透明、RSCI專家庫問題和外部監管的有限等。Owens等32比較了護理領域三種已知的掠奪性期刊，分析其中抄襲或復制的內容比例，選擇各期刊從第1卷第1號到2017年5月的所有文章共296篇，使用電子剽竊檢測工具對每篇文章進行相似性評估并打分，然后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對數據進行總結，結果顯示68%的文章有90%及以上的內容抄襲，另外還有大量文章包含相似內容或可能的研究剽竊(相似度在20%到70%之間)，原始出版物和重復出版物的間隔平均為27.2個月，涉嫌抄襲的作者來自26個國家，包括非洲國家，以及美國、土耳其和伊朗等，最后作者歸納了學術剽竊的規律，并強調當務之急是對編輯和作者開展相關教育。

四、如何改變出版業的結構性問題

許多學者對出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剽竊與自我剽竊問題、數字傳播的風險問題、同行評議難度問題、不同學者的合著問題等進行研究并提出建議，探索如何改變出版領域的結構性問題。Valdeon33從高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推行的“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滅亡）政策出發，探討了翻譯研究出版中的道德問題，包括剽竊、自我剽竊和不合理引用等。他將重點放在作者、編輯和審稿人上，分析他們在出版過程中的作用，強調了如果目標是進行創新和扎實的研究，那么作者、編輯和審稿人之間的信任是十分必要的。Wang Zhigang34著眼于中國網絡文學中的抄襲現象，他收集來自反抄襲平臺、網絡文學網站、新聞報道網站和司法機關網站的數據資料，對抄襲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并對網絡文獻出版專家進行訪談，為研究中國網絡文學出版中的抄襲現象提供了實證資料。作者對文學生產平臺的“自我監控模式”的有效性問題進行討論，并建議相關部門加強對網絡文學創作平臺的外部監控，以控制網絡出版的抄襲行為，促進網絡原創文學的發展。Adam35探討了數字傳播環境下與學術傳播相關(出版、教學和專業發展)的風險，這些風險包括剝削和邊緣化等總體風險，也包括在數字傳播環境下學術活動的特定領域所特有的風險，同時他認為數字傳播環境也為批判性教學法、創造力、透明度、靈活性和學術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機會。Caputo36認為同行評議在評估手稿的學術價值中處于中心地位，同時他們對同行評議過程中的困難進行了闡述。出版領域的巨大變化給編輯征集合格的審稿人帶來了巨大挑戰，很多資深學者和專家不愿意審查他們所在專業領域的手稿。Jenna等37針對教師和學生合著的問題舉辦了研討會，依據來自不同機構學者的集體經驗，他們確定了合作過程中的挑戰—如何在整個出版過程中有效地選擇、管理和吸引學生。作者還給出了應對這些挑戰的策略，以期提高本科生成功的比例。Brennan38從多年來對博士生和專業學者的研究中總結出在高質量的國際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文章的100條規則，每條規則都附有簡短的建議。DeLisi39從期刊編輯的視角出發，總結在稿件的審查過程中，編輯期望看到的寫作方式，即清楚地說明為什么他們的研究是重要的、新穎的和值得發表的，還從如何選擇合適的期刊、標題的重要性、稿件如何收尾三個方面給出了相應的建議。Quan Hoang Vuong40以越南為例，討論學術出版對越南的影響，發現受政策和財政的激勵，僅在人文社科領域，2008年至2018年期間，期刊文章的發表量年增長率就高達17%，越南在國際期刊（尤其是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文章的競爭力持續提升，最后總結了提高科學論文產出的驅動因素，以及這種競爭可能帶來的問題。Magadan-Diaz等41通過比較西班牙與其他歐洲國家在書籍稅收政策和固定價格政策方面的差異，來分析間接稅在西班牙出版業中的作用。Sapiro Gisele42通過采訪作家和文學活動的組織者，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分析作者、出版商和文學活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出版商仍扮演著文學領域“看門人”的角色，而傳統的文學獎項和文學活動也為作者提供了機會。Jandric等43探討了知識生產和學術出版之間的關系，認為出版過程是社會生產的一種形式，發生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并指出當前主流學術出版的政治經濟是大型學術出版商、學者和hacker-activists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

整體上看，2019年，美國、英國、西班牙、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仍然是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的中心，同時，中國（大陸地區）、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也躋身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的前列，馬來亞大學成為唯一進入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發表量TOP5的發展中國家高校。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開放獲取、出版行業、學術出版、數字出版和同行評議等方面，“open access”“scholarly communication”“publishing industry”“academic publishing”“scholarly publishing”為TOP5中心度的關鍵詞。從學術研究成果來看，開放獲取和數字化轉型雖然并非出版業發展的新概念和新現象，但仍然成為2019年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同時，全球出版學術界密切關注語言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掠奪性出版等“不平等”出版問題，并探討如何解決出版業的結構性問題。本研究集中關注2019年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的知識圖譜和主要學術觀點，以為國內出版學術研究和出版業發展提供參考。目前，本研究仍然存在三個方面的局限，也是未來進一步深化研究的突破口：一是在2019年全球出版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歷時性的分析，從時間維度探討全球出版學術研究各個階段的知識圖譜以及學術觀點變化，為出版學術研究提供具有縱向變化的參考；二是對全球出版學術研究與中國出版學術研究進行比較研究，對比國內外出版學術研究的觀點、關注點等方面的差異，探討在中外不同語境和實踐背景下的出版學術研究的知識圖譜異同；三是選擇開放獲取、數字化轉型、學術出版等關鍵詞或研究主題，集中進行深入研究，形成主題化的知識圖譜研究。

作者:趙曙光 單位: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