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質美善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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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出身于變遷時代的中國，成長于“”災難年代，您是怎樣學畫的？您的早期素描作品功力深厚，被中外媒體視之為一個時代的縮影，您是怎樣畫出這批作品的？這對您后來美學思想的形成有甚么影響？

周天黎：

在繪畫理論上我沒有太多的研究，我只能以自已的繪畫實踐談一點個人的體會和經歷。我從4歲開始接受傳統中國畫和中國書法的教育，從臨摹芥子園學起，并每天臨歐陽洵和王羲之的書帖。9歲開始學素描，總共畫了幾千張，12歲又開始學油畫。我的學畫階段正好碰上十年“”浩劫。不幸中的有幸是當“”開始不久，政治斗爭的矛頭從批判“反動學術權威”，轉向對準了中共黨內的各級當權派，后來又演變成各種造反派組織的奪權斗爭，使得一些大師級的老畫家在一定管制范圍內有了一點活動空間。我可能是天生的宿命，對各種繪畫有著一種無法抑制的嗜好和狂熱。由于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姑娘，在向一些藝術大師們的求教中，不太引人注目，所以我的藝術練習一直沒有中斷。當然，這一切行為都是悄悄地進行。最近中國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周天黎早期素描作品》，大都是我在“”中偷偷畫成的作品。由于自已家庭和個人所經歷的苦難，對人世間的事物我必然有自已的思想烙印，在一個彌漫痛苦呻吟的生存困境里，藝術不可能成為一種奢侈品，我也力圖用畫筆去描繪那個動蕩年代中的一些真實的人物形象。如《走資派之子》、《老教師》、《畫家的母親》、《即將下鄉的知青》、《女童瑛瑛》等在藝術上比較成熟的作品，無不反映一些個體生命忍辱負重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內心的孤獨彷徨與痛苦。所以有的美術評論家認為我的這些早期素描作品，在“極左”的歷史語境里，藝術中滿懷著對平等生活的渴望和對“”集團強權暴政的反抗。我是從那個沉郁憂患年代苦熬過來的人，我的靈魂、感情和畫筆無法做作和虛偽。我始終認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具有正直的人格、要守望良知并且心懷悲憫，這也是我的美學支點。

二、您后來赴英國接受西方教育深造，您能否說明西方的美術思想和繪畫技巧如何影響了您的中國繪畫？還有，您為甚么不加入英國籍？為甚么最后選擇香港作為自己的定居地？

周天黎：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剛從政治狂亂的惡夢中蘇醒過來不久，隨著國門的打開，各種西方美術思潮洶涌而進，各種藝術流派五花八門，新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原始藝術、象征主義、現代派、野獸派等等，令人眼花瞭亂。其實在當時，我的繪畫藝術已有了一定基礎，并正在往中國水墨畫方面全力發展。但為了更全面地了解西方美術史，很想出國作一番考察研究。加上英國的美術學院審核了我寄去的一些素描、油畫、水墨畫作品后，很歡迎我去作研究，因此到了英國。在歐洲期間，我完全以虛心學習的心態，在世界一流的美術館、博物館觀摹了許多西方美術大師們的作品，也進行了一些藝術實驗。我感到中國傳統水墨畫家大多只甘于筆墨技法而不太重視光、影、色的運用。對幾何方式的借用，對集水墨、抽象、具象于一體的技法，能很好發揮的也不多。幾十年來政治運動的強烈震蕩和磨礪，又使許多畫家變得圓滑世故，只顧埋首筆墨技巧，失去了藝術家最最重要的靈犀的深情和藝術的強烈感性，也缺乏西方美術界那種多元創新的內在動力。

不必諱言，當時被中國美術界奉為法定正宗的藝術指導理論，還都是蘇聯斯太林時期的那一套八股式的教條。藝術創作上假、大、空的現象十分普遍。在完成對西方美術的考察研究后，我當時有三個選擇：一是居留在英國，我在英國曼徹斯特注冊結婚，英國政府移民局基本上已同意我加入英國籍。二是回到中國上海。三是到香港定居。最終選擇香港的原因是因為香港貼近中國大陸，可以使自已與祖國緊密相連，加上我先生是對中國歷史研究甚感興趣的香港居民。大陸是我們的根，是我永遠無法舍棄的根。我的生命和我的藝術只能屬于中國。

對在大陸那段艱辛苦澀的人生經歷，我把它視為是整個中華民族在特定時期的瘋狂悲歌。對一個藝術家來說，通過承受苦難而獲得的精神價值，也是一筆特殊的財富。而許多優秀的藝術家和藝術品往往來自于苦難，蘇東坡如果不因“烏臺詩案”，在元豐三年被朝廷貶謫黃州，后世怎能有前后《赤壁賦》，后來他回朝榮升三品翰林，并參與黨爭，就寫不出傳世名作了。徐渭如果還在總督胡宗憲府中做高級幕僚，把精力用于官場斡旋，又怎能成為中國16世紀偉大的畫家。石濤當年如果繼續住在京都，做著“近前一步是天顏”的春夢，去求當康熙皇帝的“臣僧元濟”，中國畫史上也就失去了一位宗師。記得凡高臨終留給世人的最后一句話竟也是：“苦難永遠沒有終結。”

坦白說，我也有些顧慮，當時大陸不象現在這樣開放，許多人還把中國傳統文化中落后、狹隘的農民意識，封建保守的政治規范，當作文藝創作的金科玉律來傳承，藝術創作的忌諱和條條框框還很多。在香港這塊中國土地上，我不但可以為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做一些事，還可以以心態的自由和精神的獨立注視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的燦爛星空，不受任何拘束地進行大膽的藝術實踐。在我的心目中，優秀的民族一定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優秀的文化一定是一種開放的文化，而任何鉗制文化都是藝術創作的天敵。

三、在當前急功近利的浮躁社會氛圍中，您曾自謂對一個畫家而言，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畫家的人間情懷極為重要。那么您認為在當今世紀的中國畫壇，什么樣的畫家才能算是一個偉大的畫家？

周天黎：

世界級雕塑大師羅丹的一句話給我印象很深，他說：“在藝術中，只有具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蔽覀€人理解，所謂性格，就是指藝術家在自己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充滿個性的靈魂、感情和思想。至于藝術技巧，也只有在人生情感與人生哲理的強烈驅動下，才能原創出能掀起觀眾心靈凝視力量的好作品。有一個看法我要直說，但也會得罪一些美術界朋友。在中國，在目前這個金錢力量崛起而導致許多畫家精神平庸的社會發展階段，藝術創作不應甜俗地去討好一般人，一個有抱負、想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重要位置的藝術家，更要去追求中國水墨畫之高品位的發展。紅塵浪里，孤峰頂上，畫家們如果做不到獨步百年的孤寂，至少也應該做一個中隱于市的庭院名士，而決不能去做名利場上的角斗士，成為一個縲世之徒。我認為在藝術上，內心的浮躁必定導致創作的膚淺?？吹疆斀裰袊佬g界本來頗有才氣的一些藝術家，只向貴富求賞心，不擇手段地貪婪地摟抱著金錢，有的拼命掙扎想成為行走于權力走廊上的人物，何苦呢！這只能是走向藝術的墮落。我看，為爭個甚么“美協理事”之類頭銜而費盡心機的人，在藝術上終難以成大器。有的畫家平庸而心有不甘，憑著人心的機巧，或許可以炒作成為一時的“名畫家”，但他們的人格缺陷必然暴露出他們嚴重的思想缺陷和藝術上的窄狹與淺薄，刻意的商業炒作也只能產生更多的文化垃圾而已。

當然，在畫畫上可各持見解，各有喜愛。對大多數人來說，怡情養性，寬松隨意，不必把什么都看得太嚴重。但我想，在21世紀的中國，作為一位偉大的畫家所論，在人格情操上能襟抱高潔，對藝術的追求應該是虔誠的，專注的。除了畫藝上爐火純青、能開創一代新風外，應該熱愛自己的國家，與自己的祖國同命運共呼吸。同時，面對幾千年封建專制文化的迷惑及可能的構陷；置身一個缺乏信仰，瘋狂追逐名利，道德向下的社會氛圍中，仍能保特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心靈不被世俗化的環境所麻痹，仍有悲憫的情懷，真摯地關注著人類的命運。具體而言，就是視“以人為本”為目的，而不僅是手段；就是指對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價值、人格尊嚴的尊重；對人類的普世價值觀、對自由民主法制的精神有著堅定的捍衛，作品更要透現出對靈性生活的呼喚和對文明進步的熱情謳歌。那才是一種真正大家的大境界。

四、觀察您的畫作，也可看出您嫻熟于許多中西繪畫技巧，您如何在不同技法中找到平衡點和統一的風格？（請以具體畫作說明）以避免被認為是技法的拼貼堆砌。

周天黎：

在繪畫創作上，我覺得自已還處在努力探索的階段。我也不想過早地形成自己單一的形式語言，以固定的風格去不斷重復自己。當然，最終也會有一種專屬于我自己的藝術面貌伴隨著我結束自然和藝術生命。但在目前，我仍努力在超越自我中去再次尋找更獨特的表現方法。我也希望有更大的藝術空間，用傾注生命激情的筆觸與色彩，始終在精神層面上，去追求道德的靈光。對中西繪畫技法的結合，我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就進行了研究，不僅僅是學術性的理解，而是長時期的練習實驗。在打破慣性思維的過程中，有失敗、有焦慮、也有欣喜。我主要是在作品里把西方繪畫中的光、影、透視、色彩，與中國水墨自然地融匯貫通，同時在描繪物體方面，借鑒一些西方的東西。今年六月出版的《走近周天黎》畫集中，畫作《頑石為鄰》里的石塊和牡丹花的造型；《春戀》里的紫藤花；《不平》里禿鷹的頭部與眼睛；《春雨無聲》里紛亂的紅花等等，都是中西畫法在物體的內部空間和諧地融合一體化。

古人哲思地道出：畫家之道其實并非繪像之道。近年來，我畫的飛鳥和直桿棱節之竹、運動感很強的風中野百合，以及充滿激發性色彩筆觸的牡丹花，體現了對西方幾何方式的藝術穎悟，對形式作大膽的簡化，增加在想象力強烈表現方面的豐富，提高了藝術風格的力度。我又從老子哲學思想中，感受到“致虛極、守靜篤”的高妙境界和某種難以言喻的詩性思維，使我在藝術上幡然感到獨自擁有的遼闊。我所用的“逸筆變形”畫法，就如把畫面中的雜音剔除，大大純化了感情的力量，充分表現了我對自然審美精神內涵的深切體悟?！毒哟蠊澃榍屣L》、《一院奇花》、《花間行者》是我這種最新風格的代表作。

我個人藝術實踐的體會，在藝術的創造中，許多東西沒有一個固定的方程式，藝術創作是十分個性化的體驗，往往只能心領意會而無法言傳。學習可以培養技巧，至于天馬行空般的獨創性，似乎只能來自某種天性，或者再加上一些筆墨運用中的偶然因素。我覺得對一個畫家來說，最不可缺少的是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稍有些瘋狂更好。許多中外著名美術評論家也認為，沒有這種能力的人，即使能熟練地使用畫筆，也成不了有造詣的大畫家。

五、對于當代的藝術創作而言，您認為真的有自創風格的可能性嗎？這種風格是否只是創作者的個人色彩？某種程度上只是特定技法所帶來的效果？您曾強調藝術家要有反叛精神，您能否進一步說說您的藝術理念？

周天黎：

我認為創作者的個人色彩和自創風格并不矛盾。藝術家面對的人生現實充滿了殘酷的不合理。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理想和愿望，在藝術中都可以給予心靈以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補償。世外煙霞紙上逢，人世間的苦辣酸甜、嬉笑怒罵、悲歡離合，包括社會文化中的佛學、道家、宗教和古典詩詞，都能賦于藝術家以情思與靈感，兇險又美麗的大自然，更奔涌著取之不盡的藝術之泉。一個畫家不管其表現方式如何，只要他把繪畫創作當作生命的頂峰來體驗，又在自已創作的形象中去體驗靈魂的存在，那么，他就能從世俗畫家（畫匠）僅僅擁有熟練筆墨技法的低層次藝術領域升華到自創風格的藝術高度，并確立起自己的文化品格。至于目前社會上瞎吹胡捧、利欲熏心、自我拔高的所謂“名家”“大師”，筆墨陳舊，畫作崇尚矯飾，媚俗甜膩，爭名斂財，這些人和真正的藝術家是兩回事。他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藝術追求，什么是為藝術獻身，也無法感悟什么是崇高的藝術境界。

今年5月，我在和廣東《南方都市報》的藝術對話中，曾表示過，一個優秀畫家必須具備一種反叛精神。我當時想表達對中國傳統繪畫而言，優秀的畫家要有筆墨創新的勇氣。中國繪畫藝術有著悠久的傳統，經過上千年的積淀，博大精深。這是每一個中國畫家都引以為驕傲、無可異議的事。但我認為藝術貴在創新，作為當代中國畫家，應該“筆墨當隨時代”。如果今天的畫家們雖然口頭上高叫著“繼承和發展”，實際上只沾沾自喜地承襲著傳統文化而不敢開創一代畫風，甚至深深陷足在過去了的幾個世紀里繪畫，就會在中國畫壇助長起一種復古主義的傾向；就會缺乏一種主動、積極的批判精神。如果對歷史缺乏反省意識，就會喪失一種自覺的革新精神。試想對舊的一套頂禮膜拜，不敢大膽改革，那么這種國人們引以為驕傲的傳統文化，很可能演化成一種保守的精神刑具。如果不能在石濤、八大和吳昌碩、潘天壽等前輩們奠定的基礎上再作超越和發展，那么中國畫的未來又在哪里？做中國傳統文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是沒有出路的！我是因為深深感受到中國畫的創新與發展之路仍然是荊棘滿途，才以聽起來有些刺耳的聲音，向中國美術界同行們發出呼吁。

六、觀察您作為一位當代中國花鳥畫大家，可是您的西方繪畫技巧也相當優秀，當初您為何選擇中國繪畫為自己藝術生涯的主軸？

周天黎：

我稱不上大家，只是一個藝術的追求者。我從小就沉浸在中西繪畫藝術里，對某些奇異的幻象也特別敏感，天上的晚霞，蚊帳的皺褶，甚至墻上的水漬，都能幻化成各種美麗動人的圖案。在我的視覺中，變幻的色彩常常能引發我心靈的激動和呼應，只要一嗅到碳筆和油彩的氣息，我全身的神經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興奮起來，甚至會隨便拉住一位行人做模特給他畫素描。這成了我一種藝術激情的發泄，否則，我整個晚上會在亢奮中睡不著覺。而且我對雕塑也十分愛好，在中國剛剛開放時，我創作的一具《大衛》浮雕頭像，被當時的上海工藝美術公司看中，立即大批制作，投放市場，在社會上一度很受歡迎，可見我從小在這方面也下過不少功夫。本來我很可能成為一位油畫家，由于“”發生后，大師級的油畫家十分難找，而大師級的國畫家仍可以設法找到，并還是我父親輩的朋友們。他們也發現我在繪畫方面有些天賦，就悉心的指導培養我，也因此推動我走進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天地。以后慢慢形成了我現在這樣以中國水墨畫為主，油畫為次的藝術格局，好在兩者之間，藝術上能有很大的互補性。

七、曾經歷“”等政治運動的苦難，您謂自已創作中有一種對人生的批判。在中國傳統花鳥畫中，幾乎找不到對災難的描繪，而您似乎用某種隱喻的方式，來表達內心傾訴苦難的渴望，您藝術的凝重，揪人心弦，是否是中國文人畫本質的使然？

周天黎：

對我來說，是我的命運和性格的使然，但我從不悲觀。中國已故美學大師王朝聞曾說：“藝術可以當作生活來認識，生活可以當作藝術來理解。”我雖然出身在一個富裕的企業家家庭，但自從我略懂世事起，政治運動一直不斷，對民族資本家的一系列統戰政策也越來越脆弱。直到與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暴戾、最荒唐的“”惶然相遇，我們一家也難逃此劫。時間的浪，時間的潮，始終卷不去我對那段歲月的記憶，遍地哀鴻的民間疾苦聲，也常常縈繞在我的心頭。然而，也就是在人生歷程的起落沉浮中，我萌發了念頭，要把苦難雕刻成為藝術魅力長存的詩史，要用自己中國繪畫的藝術手段，在對整個民族靈魂的拷問中，使其成為悲愴千年的長嘆！從英國到香港定居時，我已能熟練地運用中國繪畫的各種藝術技巧。而且，創作中我要讓畫家的旨意高于一切，我要打破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某些構圖法則，在藝術上要有所創新和突破。由此，在《不平》中，為了加強其恐怖感，正在撲殺益鳥的兇殘飛鷹成為畫面的主體，金鋼合成般堅硬的鷹爪，有著無窮的力量，象征著善良的人民有時也會遭到難以抵抗、無法逃遁的厄運；在《生》中，為了使生存的力量在驚悚氣氛下得到充分的表達，大三點、大三角的構圖，險中求穩，高聳的十字架和驚訝的烏鴉更讓讀者聽到了躡行死神的足音，但被砍伐的大樹樁和凜立的杜鵑花寓示著任何邪惡勢力、任何強權暴力都無法摧毀人類精神的永恒價值；《春光遮不住》中，我力圖用筆墨和色彩來呈顯內在的冷峻中，有著一種沸騰的憤怒，表現了光明和黑暗的激烈較量，一時間勝負難定。這些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的水墨畫，都真實地反映了我那跌宕凄惻、憂怨悲憤的心聲，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流露出一個中國畫家對自己祖國的深深關切和堅強信念，并回應著時代的風雨雷電。我自信這些作品都是歲月和歷史的熔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我在幾十年的生命中，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可痛苦畢竟不是生命的本質，生命的本質是表現在對痛苦的不斷超越中。作為一個富有理想主義情懷的畫家，也一定要不斷升華自己的思想境界，這樣才能使自己登上更高的藝術之峰。一個人降生到世上，他（她）的人生可能并不幸福，生命也可能不很長久，但作為一個終身追求藝術的畫家，我不可以讓虛偽、冷漠和茍且來代替我的真性情，我要在浮躁的世風中立定精神，我的靈魂必須選擇堂堂正正地站立。因此，我不會在自己作品中自嘆自怨，即使面對世俗暮靄中的蒼涼，我也要讓它們充滿力量，我愿意做人生本質中美與善的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