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生長空間市場營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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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有企業家精神。自古以來我們生活在東亞季風區，自然條件不好，災變多，在幾千年的歷史競爭中，每一個中國家庭都形成一種精神：靠自己的力量拼搏、重視后代、勤儉積累、講究發財致富、敢于冒險。這已是一種準企業家精神，外國人都承認這一點。美國的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一談到中國的改革都說，“中國跟俄羅斯的最大區別就是你們的家庭，中國人跟他們不一樣”。我們現在經濟上的成功也證實了這一點。中國人善經營，不只是在中國大陸成功，在世界各地都是成功的。爆發金融危機的東南亞，現在已經逐漸恢復，主要是靠華人的努力，華人的企業家精神使這些地方的經濟重新煥發了活力。

過去中國大陸領先世界幾千年，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不行，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滯的緣故。而歐洲由于其制度的不斷演進，尤其是《拿破侖法典》頒布以后，堅決保護個人的產權，市場交易等使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而我們現在在這些方面還很欠缺，憲法還未對私人財產權做出明確的規定，其他制度建設更未跟上。因此要使中國的企業家有發展空間，首先是修改憲法，加上保護非國有經濟，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經濟權益的內容，同時要有詳細的配套措施，形成一種自動實施機制。私人財產權的明晰與保護，是社會上絕大多數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這些法律有了自動實施、自我完善的動力，在這樣營造的法律氛圍中，企業家才能放開手腳，大展宏圖。

2.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常埋怨，他們的活動舞臺太小，無法與國有經濟相比?，F在的很多領域都沒有放開，這不但影響了發展，也直接影響了改革。城市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有后顧之憂。大家都覺得改革深化以后，住房要交錢，醫療要交錢，子女教育也要交錢，于是大家都不花錢，內需不足，反而認為這是改革帶來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投鼠忌器”，難有作為。其實這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如果進行全面改革，真正放開管制，非國有經濟進入后，會使這些方面的供給充分起來，價格就會低落下來，人們就不會有后顧之憂。后顧之憂就是這些方面被國有的一些部門、一些產業所壟斷，為我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預期，影響了現在的改革與發展。

一旦放開了這些領域，非國有經濟會有更大的發展，因為真正賺錢的很多東西都在這些方面，而那些已經放開的領域往往容易產生過度競爭，消耗非國有經濟的力量以至于企業家難以發展。

3.歷史上中國總是兵荒馬亂，那時的企業家、有錢的人都要雇保鏢，建莊園，修宅子，保護他的生活，保護他的事業，形成一種微觀的環境?，F在的企業家也是受騷擾不斷。怎么能有一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這是所有企業家都很關心的大問題。工作環境不說了，大家都知道要減輕稅費、禁止攤派集資、不搞達標評比等，為企業家支起“塑料大棚”、“保護傘”。在生活環境方面，企業家也應該有自己的住宅區，富人的住宅區，世界各國全有。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分開居住是非常合理的。在國外人們不像我們見面就問，你是不是處級、局級，以此來判斷一個人。國外的人是問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住的地方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對社會的貢獻。這樣良好的居住環境，也是社會對這些人的回報。這種富人區的形成也有利于我們的農副產品和工業品上檔次。我們的優質化的無公害的農副產品為什么只能輸出到國外去，國內不行呢?國內那些有錢人都散落到居民樓里頭，裝修的時候，里頭裝得挺好，外面那門不敢裝，于是形不成對這些產品的成規模的需求。企業家、富人在消費上不敢露富，露富了就會惹來“紅眼病”，我們的產業結構怎么升級!世界各國的產業結構的上升都與消費結構變動有關，而這又是由富人帶動的，接著是中等收入的人，然后是低收入的人。

中國現在還沒有形成這樣一種社會分化。要真正形成這樣的社會階層，就應該創造便于其生存、發展的生活環境。越南首都河內的風景區西湖邊上已形成了富人區，所以那里的很多老板有了錢以后，不像中國人時興買綠卡，把錢轉移到國外，送子女出國，時刻準備撤，人家是踏踏實實地在國內創業，發展。

4.要使中國的企業家有生長空間，還應培育企業家市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及政府機構改革，大型國有企業逐漸脫離出來，離開了政府，進入市場。那么對于企業的領導人怎么辦?

現在的改革設想是建立一個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市場，像足球界的教練員市場一樣，能者上崗，庸者“下課”。但是這個市場如果不跟民營企業家市場接通的話，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而是一種變相的干部儲備。只有民營企業家真正進去了，與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展開競爭，這樣的市場才是統一的、實實在在的企業家市場，其中才會有真正的企業家出現，國有企業才有希望。

5.除此，還應支持企業家自己的組織。筆者曾到湖南懷化考察，移居到那里的民營企業家建立了一個自己的組織。他們大多數是邵陽市的商人，這個組織卻叫做保慶府同鄉會。這么做的原因是一旦叫邵陽市的企業家聯誼會或什么協會，市領導就會來掛名，許多部門趁此也會來弄錢。這個名字帶有半封建、半封閉色彩的組織，看起來好笑，但是實際運作起來非常管用，沒有官員參與。就是這個組織也是企業家跟政府談判的結果。這是能夠對政府制約的企業家組織。有一次有個企業家到歌廳去，被抓了，同鄉會跟有關部門談，那部門就是不放人，這時同鄉會發話了：“再不放人，明天罷市!”政府一聽就急了，命令那部門馬上放人。這個企業家組織看好一片地方，要求政府給他們開發權，拿到開發權以后他們招商引資，很快一個市場就搞起來了，懷化城區也隨之擴大了。他們叫做“前年一座山、去年一個坪(變成平地了)，今年是一個市場，明年是一個城市”由此可知，舊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是有道理的。城市就應是企業家的樂園。城市是企業家創造的，這里是企業家居住的地方，由于企業家居住才引來了第三產業，方方面面的社會分工發展起來，很多的“寄生”經濟，還有其他相關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了。

我們現在提倡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城由“市”化。如果離開了市場，離開了企業家的活動，那就不是真正意義的城市，而是行政中心，注定要在市場經濟中衰落。所以說企業家組織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非常重要。這個組織也一定要由企業家自己來組織。懷化的保慶府同鄉會，其發起人是監事，監事是終身制，從而維護了這個企業家組織的穩定性；董事是隨便選，誰有錢誰當大的，這就從人與財兩方面保證了它的運作。其宗旨非常簡單，就是給成員以希望。企業家希望什么，組織就創造什么條件。第一步他們給企業家爭取權益，第二步搞開發，他們現在琢磨的是給企業家的子女辦學校，還準備辦醫院，所以企業家們非常擁護、支持他們自己的組織。湖南其他的城市都不景氣，恰恰在懷化這里非常景氣，各方面發展蓬蓬勃勃，究其原因，就是有一大批企業家在活動，而且是有組織地活動。

6.生長空間還需要制度創新。首先是金融體制的創新。金融體制的改革停留在原來的所有制框架下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須發育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制。一涉及金融改革人們總是把它跟政府捆在一起，設計各種政府指揮下的金融機構、運行機制與體制。實際上真正的金融是金融資本，是金融企業家。只有產生了金融資本，有了金融企業家，國家的金融才能良性發展，才能有機地和產業資本相結合。只有金融企業家與產業企業家相結合，非國有經濟才能有大的發展。但是我們現在對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很少提到，而且對其初級形態：民間借貸、民間融資、民間錢莊抱有很多的偏見，認為會產生許多混亂與罪惡。

實際上，古今中外，從國有的、民營的金融體系的發展總有那么一個從亂到有序的過程。如果是真正的民營了，金融企業家吸收資金后，就千方百計地想放出去，它就會有利益和風險的對稱。在國有銀行中，你是找不到這種對稱的，因此也找不到真正的企業家。光靠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對信貸員“管卡壓”，是解決不了資金使用效率問題的。沒有企業家的銀行，不是亂放款，就是不放款，惜貸，現在的國有銀行的行為就是例證。而沒有民營的金融機構與民營的產業資本的結合，那么整個國民經濟在新的歷史階段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制約。資本市場也是這樣的問題?，F在企業上市籌資的機會十分不平等，若公平合理，讓民營的好企業上市，那么股市就會有出人意料的改觀。另外就是放開地方證券市場。前些年，地方的一些二級市場如淄博市場，都是不錯的，但是現在都關掉了。在美國你可以看到，它的股票市場是三級，有全國市場、地方市場，還有柜臺交易。在不同級別的市場中風險是不一樣的，這樣各類企業家才能夠各得其所，自由地籌資。民營的中小企業要想發展，沒有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沒有幾級資本市場的銜接，是不可能有很暢通的融資渠道的。

其次是科技體制的創新?，F在很多的稀缺資源，也就是民營企業家掌握不到的一些資源，如文化資源、科技資源等，都在科研、教育等事業單位里面。要激活這些資源，為非國有經濟發展服務，科教體制改革迫在眉睫。這些事業單位的改革不能簡單地企業化，這只會把它們又變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現在改革了二十年的國有企業都沒改好，這些剛下海的新成員又會有多好的結局?

科教事業單位改革的要害也是要建立多種所有制，要民營化。不民營化，不建立在明晰產權的約束下，教師對學生的高度負責的基礎上，不建立在科技人員對科技成果高度負責的基礎上，是不會有科教興國的。俄羅斯搞了70年計劃經濟，最后垮了，很大程度上就垮在它的科教體制。國家出資建立了眾多的科研與教育機構，維系著龐大的科教事業，每個家庭都有普希金詩集，每個人都能看報紙，但這只是重復，只是繼承，在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下科教單位沒有創新的機制，更不可能去激發每個人的創新才能。誰也不創新，一個民族就僵化了，落后了。我們現在的體制就會導致這種情況!

7.土地制度和房產制度創新。這個問題在農村表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農村中的能人大戶，如果要想發，就必須有土地的流轉與兼并，形成莊園經濟，這才愿意吸收技術，才能夠示范帶動農戶，城市里面同樣也是這樣。如果搞不好地產、房產，那么中國的這些十分稀缺的資源的利用就會非常差，影響是很大的。但是這也碰到很多的禁區。

8.行政及政治體制創新。它的要害還不在裁多少個機構，多少人，關鍵是轉變職能，大幅度地綜合及壓縮行政職能，減少審批權限，政事企分開，而且要把權力中心提供的所謂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一大部分都市場化。這些不是不能市場化?，F在很多領導就是借著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之機，凌駕于百姓之上，向老百姓收稅費，建立許多機構，養了很多閑人，實際上這些都可以市場化。例如湖南貧困地區的龍山縣，那里掃大街原來是環衛局的職工，花費多，效果差?，F在這個縣城把城市清掃權招標拍賣，哪個公司投標低，掃得好，就由哪個公司來掃，結果掃得比原來干凈多了，而且還節省了政府大量的開支，過節過年也不用去看望環衛職工了。地方像這樣的例子多得很。這也包括教育。我認為，不但高等教育，甚至連義務教育里的一部分也完全可以市場化。過去湖南的民間教育非常發達，完全是民營，農民自己聘請老師，交的錢不比現在交得多，但老師教得可比現在好。農民為什么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給老師，甚至讓他打手心，那時的老師負責任，講求教育質量，那時上四年學真管用啊!現在的農村孩子上四年學，回來什么都不會，如果沒有看電視，過幾天連字兒都忘了。所以我這說這個方面也應該轉變觀念。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政治民主化。如果沒有民主化，那么行政機關是不會真正改變作風，提高服務質量，也不會真正減少腐敗。國家權力機構、行政機關若想真正轉變，讓老百姓滿意，必須來自百姓，面對百姓，必須有政治民主化作為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