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維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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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發展，不斷拓展認識論的領域。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避娛?a href="http://www.trq119.com/lunwen/shichanglunwen/wenhuashichanglunwen/200911/304880.html" target="_blank">戰略思維是思維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軍事藝術的最高殿堂。其本質是從戰爭指導的角度，研究軍事運動的客觀過程，發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規律性的東西。如果不把軍事戰略思維弄清楚，那末軍事藝術就難以被全部理解和應用。

指導戰爭是人類最艱難的一種活動。軍事戰略的和發展的本質是戰略思維的發展與運用。戰略思想是關于戰略全局的指導思想，是制定戰略方針、建軍與作戰原則的理論依據。而戰略思維則是決定戰略的主體頭腦中的觀念運動。戰略思維包括軍事認識論與方法論；也包括戰爭準備與實施的思維活動。它是歷史決定論前提下的主體選擇與創造活動，是戰爭指導者在頭腦中進行的思維比較、思維判斷、思維選擇、思維決策、思維實施、思維反饋、思維修正、思維總結與升華的全過程。戰略思維的質量反映概括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并對客觀世界產生影響所能達到的深度與廣度。探索戰略思維的本質和規律，進而建構戰略思維的理論體系，是戰略學研究向深層次發展的新課題。

人類經過了古代直觀的和樸素辯證思維方式、中世紀的神學思維方式、現代的辯證唯物主義思維方式以及大系統的思維方式，它們都在戰略思維上留下痕跡。對于歷史上的許多戰略的成功與失敗，輝煌與遺憾，人們已經從戰爭的性質，力量的強弱，統帥的英明與昏庸，指揮的正確與失誤等方面進行了總結，而從戰略思維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規律還很不夠。為什么有的戰爭指導者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能夠依據并不十分完備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準確判斷，定下正確的決心；而有的戰爭指導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實的情報面前，卻迷惑不解，或作出錯誤決斷?他們之間，戰略思維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這確實反映了戰略思維存在著質量和速度的差別。

戰略思維的質量取決于許多因素，主要是：第一，軍事實踐經驗。只有實踐才是思維和理論的堅實基礎。愛因斯坦說過：“一個希望受到應有的信任的理論，必須建立在有普遍意義的事實之上……從來沒有一個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論果真是由純粹的思辨去發現的。”他進一步指出，“純粹的邏輯思維不能給我們任何關于經驗世界的知識；一切關于實在的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又終結于經驗?！碑斎唬@里決不否定思維的能動作用，任何一種經驗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體系，而任何一種思辨思維也都會顯現出它賴以產生的經驗材料。經驗思維越豐富，理論思維就越深刻。在產生軍事上創造思維成果的過程中，無論是信息的誘發，還是任務的壓力，形勢的迫使，傳統觀念的影響，情感的激蕩，或是變例的頓悟，都離不開戰爭指導的實踐基礎。有人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驗實踐將被模擬實踐所取代，殊不知模擬實踐的基礎，包括解決問題的程序和許多數據，都必須從經驗實踐中產生，只靠主觀“給定的”和客觀隨機的因素是無法進行作戰模擬的。第二，軍事學術素養。軍事學術素養，既靠直接戰爭實踐，又靠間接戰爭實踐。直接戰爭實踐總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間接戰爭實踐的積累。特別是在高技術戰爭條件下，構成戰斗力的諸因素中的技術含量大大增加，高技術戰爭的知識體系，特別是指揮、控制與協調的應用，已經成為當代軍事指揮員的軍事學術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戰略指導更需要這方面的知識結構。第三，最關鍵的是掌握科學的軍事認識論與方法論。在高技術戰爭條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軍事活動主體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素養的地位和作用。要盡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維方法的科學成果，使戰略思維獲得更多、更科學的方法論工具?？茖W的軍事認識論與方法論不能停留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這類總體上的、抽象的原則上，而必須延展到軍事科學的每一門類，實現在運用中的具體化。戰爭指導面對的是復雜的、多變量的雙方互動的戰爭客體，因此戰略思維是多元構成的，是多種思維的綜合，通過活躍的主觀能動作用，成為心智的創造物，作為自主的認識去指導戰爭實踐。例如戰爭指導者在進行兵力計算和敵我力量對比時，是以邏輯思維和定量分析為主的思維方式；而在謀略運用上，則是以靈感思維和定性分析為主的思維方式。從一定意義上說，符合實際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態的、濃縮了的定量分析。只有運用多種思維方式才更有利于釋放思維能量，進發出創造性來。

戰略思維具有層次性，比如大戰略(國家安全戰略)思維、軍事戰略思維、軍種(陸、海、空軍等)戰略思維以及核戰略思維等。軍事指導的層次越高，對思維方法的深度、廣度與藝術化特別是創造性的要求越高。這里研究的是屬于最高層次的戰略決策思維的規律。它具有政治性、目標性、傳統性、整體性、系統性、超前性、對應性、創造性和確定性等特點。

一、戰略思維的政治性。軍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場政治革命在軍事戰略思維上都有其獨特的表現，拿破侖領導的法國革命是如此，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領導的中國革命也都是如此。軍事戰略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的大戰略，反映國家與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對戰爭的根本態度。軍事戰略的根本職能是實現國家、民族、階級、政黨的政治目標和安全利益。國家對外政策和戰爭性質決定每一個具體的軍事戰略思維的動機和目標。歷史上從來沒有超國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標的戰略思維，也從來沒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戰爭。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在戰爭中戰略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確意識形態的背景和國家間的政治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間的戰略思維內容。不同國家的政治利益深刻影響著它們的戰略思維走向。

當代世界存在著強權政治決定論主導的進攻戰略思維和維護本國主權與安全利益的防御戰略思維。進攻戰略思維不斷追求利益目標，把抵制其達到擴張目標的國家或力量視作威脅；防御戰略思維則注視著外來威脅，把保衛自己疆界內的安全作為目標。這兩者的對立與矛盾斗爭，驅動著世界或局部地區的軍事政治風云的變幻，并且不時碰撞出火花，成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這種現象又反過來影響和強化戰略思維的政治特征。

斯維欽說過，“戰略當然要力爭擺脫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沒有政治，戰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戰略注定要為政治的所有過錯付出代價?！蔽鞣侥承W者認為國家間的政治就是權力斗爭，戰略是為這種權力斗爭服務的。當然，權力是無情的，然而歷史更是無情的，歷史的報復和裁決往往比霸權擴張更有力量。20世紀留給人們的一條歷史警告，就是戰爭規模越來越大，傷亡越來越多，但并不能解決問題，任何一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國家，最終都得到與愿望相反的結局。它們在追求霸權的過程中，逐漸消耗自己的力量，總有達到其國力所能承受的極限的一天。這就是“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絕對霸權終將絕對衰敗。奧本海說，“只有權勢均衡才能防止國際大家庭任何一個成員把自己凌駕于別國之上。”一個多極制衡的世界，會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戰略思維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現為從屬于國家的政治；另一方面還表現為戰略指導者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對制定戰略的影響?？茖W的、正確的戰略思維，不僅要體現正義性質，而且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律指導戰爭活動。

二、戰略思維的目標性。戰略思維要求具有明確而堅定的目標觀念。軍事辯證法關于“戰略上的有規則有定向與戰役戰斗的不規則無定向”的重要命題，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確的戰略目標。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無論戰役方向如何靈活多變，但戰略方向必須始終如一。只有當形勢和任務發生重大變化時，才實行戰略轉變。古往今來的戰略家，如果在戰略目標上出現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敗。中國古代的西楚霸王項羽，外國古代的迦太基統帥漢尼拔，他們都是在取得軍事上的大勝之后，沒有把握住戰略目標，而前功盡棄，遭受失敗。有的學者評論，迦太基的滅亡是“沒有大戰略的悲劇。”1815年滑鐵盧之役時，政治反動、才能平庸的英荷聯軍統帥威靈頓之所以能夠打敗拿破侖，除了客觀條件外，其主觀指導因素，即如利德爾·哈特評述的：“威靈頓始終不渝地執行著自己的戰略計劃”。他把目光始終盯在目標上，所以不會把手段錯認為目標。與拿破侖不同，他并不受戰爭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產生幻想和自欺。這是他們成敗的根本原因。這個評價未必中肯，但至少說明戰略思維中目標原則的重要性。恩格斯則更明確指出拿破侖的失敗在于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法國革命的戰略目標。他說：“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钡诙问澜绱髴鹬校藝摹堕_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堅持盟軍對日作戰直到它停止抵抗為止，其本質就是堅持既定的戰略目標。中國革命戰爭進行戰略決戰之后，及時提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用歷史教訓教育全黨全軍將革命進行到底，不可稍許放松革命的戰略目標，斷然否定“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的議論，終于取得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

軍事戰略目標服從和服務于國家政治目標。綜觀國外戰史，軍事統帥如果不顧最高當局的政治考慮而單純追求軍事目標，往往會導致戰爭的失敗。同樣，最高當局如果只是定下開戰決心而沒有明確的戰爭政治目標和戰略目標，或提出的目標是錯誤的，那么也會導致戰爭的失敗。所謂“能夠打贏戰役戰斗，卻輸掉了戰爭”，就是指這種情況。

戰爭力量是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戰略目標與戰爭力量是辯證的關系，戰略目標必須慮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須按照目標的要求進行建設和發展，以便使二者相適應。當戰略目標超過戰爭力量的可能時，則要么增強或合理運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對方力量)；要么調整目標(降低目標或分階段實施)。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其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根據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調查的結論，深知美國有著巨大的戰略資源和軍工生產能力，日本不足以戰勝美國。他在既不能調整目標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況下，只能運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擲的方針，偷襲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島海戰，企圖通過這一決定性的一役，將美國海軍消滅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慘敗。兩個月后，美國在瓜達康納爾島登陸，標志戰略反攻的開始。日本太平洋戰爭計劃的失敗說明，當失道寡助或戰略目標超過物質條件允許的范圍時，戰略決心和指揮技巧是無能為力的?？傊?，戰略思維的目標性，主導著戰略思維各有關要素的實際運作。

三、戰略思維的傳統性。思維的特點本來就帶有延續性。戰略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歷史發展、地理環境、文化背景、社會制度等條件影響下所形成的傳統觀念和思維特征。好的傳統與不好的傳統都在歷史的慣性中發揮作用。牛頓和笛卡爾等偉大的科學家都沒能和上帝脫鉤。斯賓諾莎以極大的勇氣否定神的超自然意志的時候，仍然是以“神的決定和命令”的名義，來表達他的自然的必然規律的思想。這不完全是他們的妥協，而是歷史的局限。軍事戰略思維從宿命和神秘主義中走出來的時間要早于其他方面的哲學思維?！秾O子兵法》表現出驚人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成為古代戰略思維科學的一顆明珠。它對中華民族智慧與性格的塑造，產生過重大影響。

傳統戰略思維，又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史積淀下來的獨特的戰略思考方式，是歷史文化和經驗的華，漸漸成為一種習慣的方法論。中華民族具有共源性的傳統文化，它不僅蘊涵著我們民族精神歷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們民族傳統戰略思維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諧與國家統一。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古代有文字記載的戰爭，從夏代到清代結束，4000多年間共發生5000至6000次戰爭，占世界同期發生的戰爭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國古代戰爭史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統一戰爭史，除了晚期的幾場抗擊外國入侵的戰爭外，基本上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團為謀求統一中國而進行的戰爭。中國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戰略思維領域也有其獨特的表現。例如主張“全勝不斗，大兵無創”，“不以兵爭天下”，重謀略，和為貴，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謀屈敵”的理想境界，崇尚“從古知兵非好戰”的武德。甚至認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止”，“戰勝以喪禮處之?！痹谥袊L的歷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遺訓》、德國《德皇雄圖秘著》(原名《朕之作戰》)、俄國《彼得一世遺囑》那種侵略擴張的傳統依據。正如西方一位學者所評論的：中國對自己文明的認識沒有那種侵略性的使命。也許最能證明這個問題的是，中國明代的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倫布、達·伽馬等的航行要早半個世紀以上，船隊規模也是他們的幾倍，但中國鄭和帶去是瓷器和絲綢等，而沒有利用當時最強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這與西方殖民主義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新中國成立后，一貫實行和平共處的對外政策，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自己的發展道路。這種戰略思維是有中國的歷史淵源和現實政治基礎的。新中國成立后的八次對外戰略性軍事行動，都是反侵略和自衛性的。中國的軍事戰略邊疆根本不會超越它的自然邊疆。

戰略思維的歷史延續性不是惟一的現象，也不是可以輕易消失的現象，延續和改變正像生物界的遺傳和變異一樣，存在于歷史發展之中。日本的“皇國思維”并沒有因為戰敗而消失。德國從1871年至1945年，除了魏瑪共和國的一段時期外，都是沿著俾斯麥、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脈相承的歷史邏輯發展的，直到徹底失敗，從而宣告德意志近代戰略思維的終結，但新納粹主義的余孽并未根除。19世紀是以驚心動魄的拿破侖盛衰史揭開序幕的。20世紀則是以兩次世界大戰和半個世紀的冷戰貫穿始終的。我們期望著新的世紀到來之后，中國傳統的和平戰略思維能夠取得全人類的共識。

四、戰略思維的整體性。戰略是關于戰爭全局的指導方略，敵對雙方構成戰爭的整體和全局?？茖W認識的發展規律是從局部到整體?！案叨鹊募兇庑浴⒚魑院痛_定性要以完整性為代價?！边^分強調單一因素的科學往往是一種偽科學。地緣政治學單純強調空間因素的決定作用就是如此。空軍制勝論、海軍制勝論、核武器制勝論以及新出現的信息制勝論也都是如此?？傮w的宏觀的思維方法最早產生于指導戰爭?，F在到處都在用戰略的術語表達整體指導思想。戰略思維比其他科學與社會實踐領域的思維方法成熟得早。戰爭整體的內容是發展的，拿破侖指導戰爭大約只需關注十幾個方面的問題；而現在則需要關注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方面的問題?，F代戰略思維強調整體、宏觀、綜合，強調各局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系和協調，這在認識論、方法論上是一大進步?，F代戰爭是雙方綜合國力的較量。軍事戰略的對抗，從來都不只局限在軍事領域進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外交以及資源、環境等領域。人民戰爭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整體性戰略思維，以武裝斗爭為中心，實行主力軍、地方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與非武裝群眾相結合；解放區的軍事斗爭與敵占區民眾的政治、經濟、文化斗爭相結合，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各戰略區相互支援和配合，局部服從全局，全局關照局部。人民戰爭甚至還包括戰場上瓦解敵軍和發動敵國人民群眾進行反戰運動。歷史證明，越是實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其整體性程度就越高。聯盟之間的戰爭，是更大范圍的整體性對抗?，F代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雖然就其戰爭規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圍仍然是整體性的。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所實施的大聯盟、大系統、大指揮、大網絡、大協同、大后勤，完全是一種整體性戰略思維的體現。對于任何一場軍事革命現象，也必須從整體上去認識，單純從某一種因素來解釋軍事革命都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例如，當代的軍事革命本身就是一個整體現象，它在體現科學技術的突破、軍事理論的牽動、戰略的調整、武器裝備的更新、編制體制的改進、人才的培養和部隊的訓練等結合方面比以往任何軍事革命都更明顯。其特點是軍事力量建設高技術化，戰場上使用一體化，作戰效能的倍增和構成勝利基礎的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工業時展起來的、分別實施的戰區戰役行動，將被在整個戰場實施的一體化作戰所取代，其戰略、戰役和戰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未來戰爭將體現信息戰的特點，其整體性要求會更強。它必將超越武裝斗爭較量的范圍，而涉及到整個國家、社會甚至一個國際區域的基礎設施的安全。戰爭與和平也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戰略計劃不僅包括戰爭準備與實施，還包括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時機與方式。

五、戰略思維的系統性。戰略思維要涵蓋達成戰略任務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戰略環境、戰略力量、戰略企圖、戰略方向、戰場范圍、作戰對象、戰略部署以及各戰區、各軍兵種、各種作戰保障與后勤保障等等，這些都應納入戰略思維的視野。信息論、控制論本質是一個系統論。整體性是系統性的前提，系統性是整體性的生命，缺乏系統性的整體，就構不成有機整體和有序整體?，F代國防早已不限于過去的“海防”加上“塞防”，而是陸、海、空、天、電磁頻譜一體化的防衛體系。越是高技術戰爭，其系統性越強，現代一次大的戰略行動需要投入數十個軍兵種，操作500余種武器裝備，涉及1000余種軍事專業技術，展開在多個層面的戰場上，達到數千公里的正面與縱深，同時或交替運用幾十種作戰樣式。其戰略指導，戰役指揮、控制與協調，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單純從戰爭藝術來看，海灣戰爭雖然創造了每日平均進攻速度90多公里的最高紀錄(三倍于德國閃擊法國和蘇聯的進攻速度)，但僅100小時的短暫交戰，多國部隊不論在戰爭謀略上還是在戰爭力量上，都沒有遇到強大的對手，更沒有反復的較量，沒有復雜而艱難的智謀運用，因而在軍事學術史上并沒有多少令人拍案叫絕之處。受海灣戰爭的影響，用高技術和低傷亡率的短期戰爭來達成政治目的，成為某些大國所追求的理想戰爭模式。然而美軍入侵索馬里的作戰，和俄軍對車臣非法武裝的前期作戰的經驗教訓，卻是另外一種回答。盡管如此，海灣戰爭還是充分體現了現代戰爭的大系統作戰和五種軍事手段即作戰保密、軍事欺騙、心理戰、電子戰、精確制導武器直接摧毀的綜合運用等特點，展現了未來高技術戰爭的前景，并向傳統的戰爭觀念提出了新的挑戰，因而引起全世·界軍事界的注意。

六、戰略思維的超前性。關乎一個歷史階段的戰略指導，必然包含戰略預見與戰略預置。恩格斯說：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戰略預見即戰略思維的超前性，是思維著的軍事科學的發展形式之一。超前思維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或然性、不清晰性和不確定性，但它在戰爭指導中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指導戰爭實踐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都源于思維認識的能動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戰略思維，是戰略思維中最難把握、又是最需要的。孫中山先生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發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曾作過獨到而科學的預斷，他說：“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标P于中國抗日戰爭三階段和解放戰爭發展進程的準確預斷，并據以確立的戰略方針，更是創造了戰爭指導史上的范例。

戰略思維如果缺乏超前性，就必然減弱其實踐指導價值，而對未來戰爭和國際局勢預言不準確，又是許多戰略理論家邏輯推理史著的敗筆。富勒將軍1923年預料毒氣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武器即是一例。戰略預見也就是戰略預斷。它不完全等同于戰略判斷，戰略判斷是就當前戰略形勢所做出的現實結論；而戰略預斷，則是對未來某個時期推理認識的結論。戰略預斷的困惑在于難以準確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以及這些因素將在何時何地通過何種偶然方式出現。正如摩根索說的，“對于那些試圖根據以往的經驗和目前的跡象來判斷未來的人來說，世界事務充滿了意想不到的東西”，“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問世的書籍，難道有任何一本能幫助人們預料本世紀第八個十年中，國際政治到底會怎樣?”一般意義的未來學理論在具體的戰爭指導問題上常常處于無能為力的境地，其原因還在于，若是籠統的或模棱兩可的預斷，其適應性強但適用性差；若是具體的可操作性的預斷則不可避免帶有蓋然性，弄不好容易發生誤導。戰略思維的超前性，要求戰爭指導者綜合運用抽象思維、形象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例如情報判斷屬于抽象思維；作戰決心圖和作戰計劃要圖以及作戰態勢圖屬于形象思維；反常例、出奇制勝屬于靈感思維。戰爭中，參謀人員把在三維空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情況，標繪在二維的地圖上。戰爭指導者面對地圖進行思考的時候，運用經驗、知識和創造性思維，恢復到連續的三維和四維(加上時間維)的景象，在頭腦中把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戰爭全過程的推演，并據以修正、完善指揮決心。作戰決心也和科學發現一樣，往往“并沒有邏輯的通路；只有通過那種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鄙鲜鲞@些便是戰爭指導者所具有的特殊的思維素質。只有具備超前性的戰略思維，才能有超前的戰略指導、戰爭準備和戰略預置。許多戰爭的失利，都是沒有做到這一點而造成的。戰略思維是實踐的思維，其超前性思考必須具有過程的連貫性和全面性，而不能回避或跳躍必須經過的階段和必須考慮的要素，特別是對己方不利的情況。單憑想象和愿望去遙測未來，那樣就會陷入主觀一廂情愿的錯誤。

七、戰略思維的對應性。戰略思維本質是一種對策性思維，所有的戰略轉變也都是對策性的轉變。戰爭是敵對雙方的斗爭。敵對雙方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多種物質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開在戰場上，形成戰爭的運動、戰場的態勢、戰況的發展和戰爭的結局。因此，戰爭的基本矛盾是敵對雙方的斗爭。戰爭運動的因果聯系極為錯綜復雜，它是敵對兩個方面雙重的因果關系交互作甩的結果。戰爭的結局，既是某一方本身因果關系決定的，更是有敵方參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關系決定的。勝是如此，敗也是如此。軍事戰略思維活動中，始終有一個不在場的對手從反面提出問題。對應性的要求，即拿破侖概括的：有一條最顯而易見的戰爭原則，就是不要做敵人希望你做的事。軍事戰略必須依敵對方面的戰略變化而變化。例如蘇、日兩國從1917年到1945年，在遠東的軍事對峙中，雙方軍事戰略的互動演變達7次之多。戰略思維的對應性又是對超前性的一種補充，即依據情況的不斷變化而加以修正或改變原有的判斷和決心。這是戰略思維的一大特點。就某種意義說，戰略思維的較量，是戰爭雙方在決策層中進行的一種心智上的“三岔口”式的對抗。軍事戰略思維的正確與否，只有在敵對雙方對抗的實踐中才能得到最終的檢驗。

八、戰略思維的創造性。從哲學角度看，創造性是思維認識的飛躍、拓展、更新和變革。創造性在戰略思維中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要的屬性。它從經驗、知識和信念中尋找靈感。在戰略思維的過程中，計劃作戰或決定重大行動時，最先進入思維領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經驗、既定的方案、現成的做法、慣用的例證。這屬于“定勢作用”下的常規思維，符合“最省力原理”，但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機械地運用歸納和類比推理，有時會犯錯誤，歸納和類比推理本來就是或然的，把歸納法絕對化，作為科學發現的惟一正確方法，是靠不住的。演繹在邏輯上是必然性的結論，但在戰爭指導的運用中，其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因為情況在不斷變化，經驗也好，預案也好，都是有限的、過去的。不能簡單地用有限推導無限，用過去推導將來，用靜態推導動態。忠實地依照歷史經驗制定的戰略計劃往往以失敗告終。戰爭藝術不同于戰爭法規，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貴在創造。不僅是戰爭指導體現創造思維，正確的軍事變革也就是一種創造。我們承認經驗的基礎作用，更重視理性的創造活力。所有傳統的東西在當時都是新的創造，這種創造進入歷史就成為傳統。兵法也和藝術一樣，要輝煌雋永就得創造。在戰爭中能創造優勢才能生存和勝利。戰略思維的關鍵是創造性，創造性是一種精神實踐活動，作為對模式化和因循守舊的否定，從而實踐新發現的意義。這里需要主觀能動作用的盡情發揮，需要挖掘思維的潛能，動員各思維要素之間的廣泛聯系，實現對經驗和傳統的超越。每一個創造性的出奇制勝成為歷史經驗的時候，它同時也就失去了創造的新奇，戰略思維又需要新的創造來補充。拿破侖說，“哪里有創造，哪里就有天才存在?！睉鹇运季S要求在以往的戰爭經驗、既定的各種方針原則和預案的基礎上，依據現實情況并預斷未來可能的發展，萌發出創造精神，抓住有利時機，果斷作出決策。這是在戰爭指導上的天才與平庸的分水嶺。

九、戰略思維的確定性。戰爭是特殊的社會現象，是超復雜的巨系統，其可變因素多，人為的假象多，對應性變化大。人們對社會的認識比對自然界一般現象的認識達到真理性標準的難度大，而對戰爭的認識又比以對一般社會現象的認識達到真理性標準的難度大。例如，為了對付戰爭中的不確定性，就不得不違背結構力學關于過大的保險系數是不經濟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數，“殺雞用牛刀”。戰爭如此復雜，而戰爭決心又要求簡捷和確切；戰爭充滿不確定性，而作戰計劃每一步都必須十分明確。幾乎所有確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著概率。戰略思維的對象，有相當一部分特別是敵情和戰局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F代技術也無法消除軍事行動中的種種矛盾、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拿破侖說過，軍事科學首先要包括準確推算到各種可能性，然后幾乎像數學家那樣精確地給意外情形以它在人們推算中應有的地位。正是在這一點上，一個人切不可自己騙自己。他說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確定性。在戰爭過程中，戰爭指導者始終處心積慮地為沖破認識上的“戰爭迷霧”而努力，在“可能是這樣，也可能是那樣”的認識悖論中反復探索。面對這種不確定性，戰略思維本身必須是清晰的，例如，認識到敵情不完備的程度，就是一種明確的思維?！独献印氛f“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這個道理。就是說，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來不知道還以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禍害。戰爭中，常常有對情況不完全明了，卻自以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錯了決心，打了敗仗的事例。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總結越南戰爭的教訓時說“事后證明我們錯了”，“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其有限度的?！奔磳俅死?。從認識到不確定性開始才可能以確定性告終。即研究了所有的蓋然性，才能定下確切的決心。戰略判斷永遠也不可以離開冷靜的理性和盡可能的審慎。在戰爭中魯莽同優柔寡斷一樣，表面上是性格弱點，而實質是思維上的缺陷。僅僅指出軍事思維對象中存在不確定性、模糊性的特點是不夠的，還必須解決其轉化為確定性認識和實踐指導的方式和途徑。當然，除非到戰爭結束以后，在戰爭進行中，誰也不能完全從“戰爭迷霧”中走出來。在戰爭指導中，對敵情和戰局發展的洞察是相對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揮決心就是在多種可能、多種方案中，對一種方案的認定和對其他與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選擇的結束和實施的開始。戰略思維的結果一旦具有確定性之后，便成為帶有強制性和權威性的戰略決策，并與戰爭力量相結合而進入實踐領域，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對實踐發生重大影響?？梢哉f歷史上所有驚心動魄的戰略行動，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隨著世紀更替的到來，世界各國加強綜合國力以奪取新世紀戰略優勢的競爭也進入了關鍵的階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標的混亂，似乎是當今某些西方大國戰略思維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關照的貿易利益、多國相互投資、共同的文化觀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榮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但是這些紐帶缺乏共同對付一個強大的敵人(如在過去50年中的蘇聯)的那種力量、目標和觀念?！庇谑?，在歐洲就出現“北約東擴”；在亞洲就制造，“中國威脅論”，提出要“遏制中國”。這是典型的冷戰思維在作祟。試問，今天世界上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是誰在利用巨大的經濟、軍事和技術優勢推行強權政治?是誰把自己的安全邊疆推向全世界每一個地區?又是誰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制造兩個中國，利用臺灣、西藏、人權、軍控、核試驗、貿易以及民族宗教等問題對中國施加壓力、制造困難，甚至對中國進行“炮艦外交”?要知道，誰也沒有給西方大國壟斷人類價值觀念的權力，更沒有授予它們任意給別國下定義的權力。國際上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對中國進行冷戰是不明智之舉，“代價昂貴而且危險”。俄羅斯學者說：“鞏固中國國內的穩定，實際上等于為鞏固東亞的和平與安全作貢獻。因此，在中國制造混亂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內部勢力還是外部勢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負責的表現?！边@里需要現實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見。170多年前，美國著名的政治家約翰·昆西·亞當斯曾指出：“美國深知，一旦投到他國的旗下，即使是投到爭取獨立的旗幟下，便會卷入戰爭，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國便可能變成世界的獨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边@是一個多么深刻的歷史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總結越南戰爭的教訓時，作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說：“我們沒有意識到，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領袖，都不是萬能的，在不涉及我們自身存亡的事務中，要判斷什么是另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應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的辯論來決定。我們并不擁有天賦的權力，來用我們自己的理想或選擇去塑造任何其他國家?！边z憾的是，美國在朝鮮、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這個誤區。70年代初，從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著眼，從中華民族和國家利益出發，導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國，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樣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夠讀懂請斯諾上天安門和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種深邃的、充滿東方智慧的政治戰略語言。它成為20世紀大戰略思維的一個重要遺產。

中國一首古詩中說：“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這里講的決不是對付騎兵的戰術要領，而是一種戰略思維。主旨是擁強兵而反黷武，操利器而避殺傷，制侵陵為根本計，保國土而不越疆。當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們，或許能從這首中國古詩里得到處理國際問題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