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目前文化市場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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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泛北部灣；文化圈；自我建構

論文摘要：我國與東盟各國在發展經濟合作同時，必須積極推進文化交流與合作；在構建泛北部灣經濟圈的基礎上，構建北部灣文化圈。文章論述泛北部灣文化圈構建中四個主要的理論問題，以期為文化圈構建的實踐提供理論上的支持與參照。

一、經濟合作呼喚文化圈建構

我國與泛北部灣東盟各國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正蓬勃開展，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必須緊跟其后，積極推進。這既是經濟發展的呼喚，也是國際潮流所使然。

(一)經濟與文化既各自獨立，又交互作用。共同發展

人們往往受認識上片面性的影響，認為經濟與文化是互不相連結的、分屬兩個領域的社會活動與社會現象；加上傳統觀念中有重文化而輕經濟的傾向，遂使這種觀點長期以來頗有市場。這其實是錯誤的。經濟是文化得以產生的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已無需證明，而文化則是推動經濟順利發展的重要力量。

其實，經濟對于文化的產生并不是漠不關心的，它作為基礎需要產生自己的文化。能不能產生文化以及產生什么樣的文化，對經濟而言都至關重要。社會的經濟行為歸根到底都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物質需要才發生的；而就經濟行為本身而言，任何一次發生，無論其規模之大小或結果之成敗，都是人類的本質向社會的訴求；因而都可以也必然產生文化。譬如商人在市場條件下從事產品的銷售活動，必然會催生包括廣告文化在內的商業文化。如果某一商業運作過程純然是經濟性的，與文化毫不相干，也沒有催生商業文化；那么，不僅意味著此經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經濟，甚至其作為經濟活動能否得以進行下去都值得懷疑。因此，可以說經濟行為與行為進行中文化的介入和新的經濟文化的產生，彼此之間具有必然性。

(二)經濟要求產生屬于它自己的文化，即能為它服務的文化

人類的文化有不同的內容，如政治的、軍事的、科技的等等；其原因在于它們有不同的產生途徑和產生目的。經濟所要求產生的文化必須具備為經濟服務的功能。

首先，要能為經濟的發展嗚鑼開道。社會生活中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是突然間就實現的(突然間實現的事物往往就是突發事件，它是災難性的而不是正常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不例外。正常的經濟發展必須是過程性的發展，即有開端、成長、成熟、轉型等等必經的階段。這里說的“鳴鑼開道”，就是要求文化為這個發展過程的起步階段造輿論、釀氛圍，使人們對經濟發展帷幕的正式拉開有個心理準備，甚至產生期待。那么，由誰來擔當這一角色呢?由文化，也只能由文化。譬如常見做法之一是在某具體的經濟項目正式運行之前，要做市場調查，要做廣告宣傳，而這些都是文化行為。缺少了文化和文化媒體，就不能把這個“勢”造

其次，要能為經濟發展拓寬市場。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文化對經濟市場拓展所起的作用，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了。一般人會認為經濟市場得靠經濟的力量去拓展，其實并不盡然，也得靠文化的力量拓展。譬如美國的百貨店沃爾瑪打人中國市場時，中國市場里并不缺乏這類商店。甚至恰恰相反，我國國營的百貨商店遍布全國大中小城市，牢牢占據著日用商品零售市場的最高份額。但太平洋彼岸的沃爾瑪畢竟進來了，并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獲得了社會各階層消費者的青睞。難道這僅僅是因為它是洋人開設的店，消費者有崇洋心理嗎?個別消費者可能是這樣，但絕大多數并不然，或者說人們第一、二次進此店消費時可能懷著此心理，以后的多次進店消費就不然了。那么，是否它出售的商品特別適銷、價格特別相宜嗎?也不完全是這樣。其他的百貨商店這些方面的情況也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因為沃爾瑪在帶來琳瑯滿目的商品的同時，也帶來了講衛生、重文明、著力營造人性化購物環境的西方企業文化。這種企業文化正是我國目前城市眾多百貨商店所欠缺的。我國城市中的百貨店鋪店面狹小，貨架充塞其中，室內空氣流通不暢，與沃爾瑪的冬暖夏涼相反，是冬冷夏熱。顧客雖也能買到所需的東西，但毫無精神上的愉悅可言。沃爾瑪店內整潔、舒適的環境和便利顧客的設施體現了購物的文明。正是這一企業文化理念吸引了廣大的中國消費者，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它幾乎每天都顧客盈門，所謂的文化招徠力量，由此可見一斑。

再次，文化通過價值觀念，推動經濟的發展。文化為經濟服務，誠如上文所論述，可以做的事不少；但從深層次看，最重要的就是價值觀的培育。即通過文化使經濟體的所有成員形成一定的價值態度和價值取向，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如日本的豐田汽車制造這樣的企業，曾以文化養成職工，使其把積極勞動、節約成本、以廠為家、以廠為榮等等理念作為自身的價值追求。這樣的團隊其高度的凝聚力和生產熱情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它對發展生產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

(三)就泛北部灣經濟圈而言，除了自身的發展需要構建相應的文化圈之外，國際潮流也在推動著這泛北部灣文化圈的建構

所謂的國際潮流，就是國際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任何國家的經濟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地發展，必須置身于國際大格局中。像世界五百強之類的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資經營，辦廠開店就是很好的證明，也是很現實的挑戰。即不僅要具有很強的經濟實力，還要有文化儲備，要能夠“入鄉隨俗”。而“入鄉隨俗”就是文化認同。此外，在國內，它也還必須與社會中的其他力量相配合。而這“其他力量”可以是科學技術，可以是政治軍事，但最重要的還是文化。

總之，文化通過自身的跨國家、跨民族的傳播可以帶動了經濟的發展。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例如早在我國漢唐時日本人就學會了喝茶，相應地推動了我國茶文化向日本民族的傳播。時間一長，日本民眾也興起了“茶道”這樣一種充滿東方情調的文化生活方式，至今仍長盛不衰。這一中日間的文化生活交流對中日間茶葉貿易的促進是顯而易見的。又如泛北部灣各國由于早就接受了我國漢文化的影響，使這些國家在風俗習慣和文化心理上與我國有許多接近之處，這就有利于彼此間經貿人員的往來和貿易的開展。尤其是農副產品、中醫藥材的貿易和旅游業的開展，更是明顯地得到文化之協助，獲益良多。

二、“自我構建”三原則

建構泛北部灣文化圈的意義已如上述，但泛北部灣文化圈將如何建構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解釋“文化圈”。

“文化圈”是一個文化學的概念。所謂“圈”指的是一定的地理范圍；生活在這個一定范圍內的人民群眾，在文化上表現出某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物質文化上，其共同性特征十分穩定，世代相傳，且不會逸出這一既定的地理范圍——這就是“文化圈”這個概念初期被賦予的內涵。它一開始并非被用于文化學，而是一個人類學的概念。在人類學者看來，“文化圈”與文化的傳播行為分不開，是傳播的文化與接受者的文化相互結合的產物。后來此概念移用于文化人類學、文化史學和文化學等學科領域，其內涵也有所擴展，即不僅僅限于物質文化及其特征，更重要的是指這一地域內的文化在品味上的獨特性和文化構成要素關系間的緊密性與制約性等。它是文化現象存在的一種基本結構，具有持續、聯結、發展和整合文化的作用。文化人類學家斯賓格勒把全世界的文化分為八大文化圈，歷史學家湯因比把全世界的文化分為三十七個文明圈(其實就是文化圈)，都是對這一范疇的具體應用。本文所論述的文化圈問題不屬于這一類的為世界文化劃范圍的宏大問題，而是針對泛北部灣經濟圈的構建所作的有關文化問題的思考。

如何建構泛北部灣文化圈?本文提出“自我建構”的原則。所謂“自我建構”，它包含以下三個內容：遵循文化傳承的規律建構，遵循文化傳播的規律建構和遵循經濟與文化互動的規律建構。

(一)按文化傳承的規律建構

文化傳承的規律要求面對歷史和尊重歷史，歷史上在泛北部灣國際區間的文化生成，是今天構建泛北部灣文化圈的基礎。

泛北部灣諸國文化圈的建構固然是今天建構泛北部灣諸國經濟圈建構的必然要求，但同時也應該理解為是該區域各國歷史上生成的文化在當代延伸與發展的結果。我國與泛北部灣諸國的文化交流歷史悠久，其中一次最具影響力的交流活動，當推明朝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五年(1430)這二十五年間鄭和率領龐大船隊八次下西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蘇丹、東帝汶、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是船隊多次停泊與訪問的地方。如今在這些國家中，尚流傳與“三寶太監”(即鄭和)相關的習俗和民間故事，記載相關內容的文獻、古跡、文物等也很多。此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大批的中國民眾移居海外，其中在東南亞各國僑居的占多數。他們的移居或為了謀生，或為了避禍、避戰亂，即主觀上并未具有傳播文化的初衷；但到了這些國家之后，也都同時把華夏的文明帶了過去。如現今柬埔寨的語言中，借用了許多中國潮洲話的詞匯，泰國的語言中也有不少漢語的借用詞。又如外國的考古專家發現，老撾的石斧文化來源于中國，老撾民間的葫蘆文化，深受中國原始葫蘆文化的影響。再如早在公元802年，當時的緬甸王朝就派譴歌舞團到中國來，學習唐朝宮廷的音樂和舞蹈。如今緬甸的許多傳統樂器，就是那時傳過去的。又再如中國的古典文學對泰國的文學創作產生過重大影響?！度龂萘x》就曾被泰國作家譯成泰文，在泰國文學界廣為傳播；并由此而影響了泰國作家的創作風格，形成一種新的流行文體叫“三國文體”。

我國傳統文化對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影響面更廣。越南李朝時(約公元10世紀)把漢字定為全國通用的文字。李朝的最高統治者李公蘊把國都遷往河內(當時此城市叫升尤)時，向全國人民的一個文告《遷都詔》就是用漢字寫的。這篇詔書也是越南古典文學中的名篇之一。阮朝時，明命帝于1839年奏請中國道光帝頒發《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學習漢文。1867年，越南的嗣德皇帝曾說過：“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蓋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喪、祭、理政、醫術，無一不用漢字。”

在新加坡，華人占人口總數的76％，中華文化在這里深深扎根，傳承延續。尤其是中華文化中的傳統道德理念，更是有力地促進了新加坡經濟的發展。1982年8月至9月，新加坡邀請海外38名著名儒學專家來講學，然后在全國范圍內就如何進行儒家倫理思想教育進行大討論。討論的結果是確認了儒家倫理為國民的核心價值。他們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確定為新加坡人必須保持和發揚的“八種美德”，并結合新加坡今天的實際情況予以新的闡釋，賦予新的內容。

在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以上，是僅次于馬來人的第二大族群。因此，漢語言文字和中華傳統文化在這里的影響相當大。僅以它的新聞傳媒報紙為例，在全國50家公開出版發行的報紙中，華文報就有24家，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其中以著名僑領陳嘉庚在上個世紀20年代創辦的《南洋商報》，著名華商胡文虎在同期創辦的《星洲日報》、在30年代末創辦的《星檳日報》等三家報紙影響最大。這些報紙不僅在為馬來民眾與島外世界溝通信息上起了重要作用，對中華文化的傳播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按跨文化傳播的規律建構

泛北部灣區域各國、各民族間的跨文化傳播，是建構泛北部灣文化圈的邏輯中介與必經過程。作為邏輯中介，一頭連結著泛北部灣地區各國、各民族文化體，另一頭通向泛北部灣文化圈；作為必經過程，要解決好共同話語空間和文化形態可塑性這兩個問題。

1．泛北部灣文化圈的建構離不開文化傳播，但這種傳播的性質不是某一種強勢文化在不同地域間的傳播，而是不同的文化體在不同的地域間的傳播，即跨文化的傳播。歷史上不乏強勢文化傳播導致文化強行認同的例子，但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文化傳播，因為它的本質是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是錯誤的，是霸權主義者之所為；而跨文化傳播則是以承認各文化體的相對價值為前提的。

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無一不烙上了這個國家、民族獨特的思想和情感的印記。為什么他們的思想和情感是獨特的?因為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所面臨的歷史命運、所走過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們文化的傳承等等都是與別人不同的，而且就他們自己而言，則是不可重復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些文化都具有獨特的價值。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圈，就應該包容這些有獨特價值的文化。換言之，就是跨文化傳播以各文化體的獨立與平等為前提。獨立是指該文化體已然發育成熟，擁有自己的文化個性：平等就是指國家或民族無論大小，也無論其發展水平高低，其文化的地位和價值是一樣的。

2．跨文化傳播必須在不同的文化體中尋找能夠彼此認同的文化平臺和話語空間。首先要論證的一個問題是能否找到這樣的平臺和空間，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地域的接近、自然環境的類似以及歷史上和平地與非和平地交往(后者指戰爭、劫掠之類)，都能促成文化認同和共同的地域心理的形成。以泛北部灣各國為例，我國華南沿海、西南的部分省份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由于自然環境的類似(如地形、地貌、土質、氣候、植被等等)，形成以水稻種植為基本內容的生產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培育了稻作文化——又稱“那文化”。毫無疑問，在泛北部灣文化圈的建構中，這將是一個重要的平臺和空間。圍繞著這個核心內容，可以進行從科學技術到民間文化的廣泛交流與認同。

3．在跨文化傳播中，各參與傳播的文化體，必須具備文化形態的可塑性。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在本土涵養、發育的；因而任何一次跨文化的傳播，都是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碰撞的結果不外兩種：一是外來的文化被拒斥，二是經過磨合，外來文化被接納。這時，那被接納的外來文化已不復是原來的形態，但文化中的基質卻得以保留。兩千多年前印度的佛教傳入我國的過程，是個很好的例子。東漢后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國，而這時在人們的精種生活中，已經形了以天帝和祖先崇拜為特征的信仰，其內容包括陰陽、五行、五德、五帝、鬼神、讖緯等多種觀念。早期的一些佛教僧人如佛圖澄、慧思等，為了迎合中國社會文化，也采取了流行的陰陽、五行等概念，附會宣傳。史書曾記載后趙的名僧佛圖澄，用道術感化過后趙的統治者石勒，阻止了他對老百姓的殘酷殺戮行為，吸引了眾多信徒。又如印度佛塔作為佛教高僧逝世后的墓，通常由方形臺基和其上的半圓形墓身組成；傳人中國后，受秦漢時流行的神仙思想影響，所謂“仙人好高樓”，于是與我國重方形的傳統的閣樓建筑文化相結合，成為樓閣形的塔：下部為我國固有的樓閣，上部保持印度的樣式。南北朝時代的木塔基本是這樣建筑的。到了唐代，把印度的半圓形與我國的方形進一步融合，成了八角形。這之后，遂成為最常見的中國佛塔造型。公務員之家

(三)按經濟與文化互動的規律建構

經濟與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已如上文所論，因此，在文化圈的建構中，不能脫離經濟去進行單一的文化圈建構。但是，這里所論的結合經濟進行的文化圈建構卻不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一類的舉措。因為如果文化的作用僅限于搭臺、造勢，以此為經濟招徠顧客，那還是停留在“經濟、文化兩張皮”這一膚淺的理解上。只有深入認識經濟與文化在本質上的關聯性，才能理解它們之間的互動性以及互補共贏的建構意義。

經貿活動中的物質對象(產品)，就是社會的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化本體結構來看，這些物質產品是處于整個文化的最外層。它們一方面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負載著文化體的思想觀念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呈現出活躍的個性，隨時準備著遷移到其他的文化體中，成為被消費的對象。而后者恰恰是使這一層面的文化成為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互相交換，并且在互相交換中實現文化交流的本質原因。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與世界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貿上的往來促成文化上的交流，結果實現經濟、文化的互補共贏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八十年代初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技文化以高端消費品的形式進入我國市場，其受歡迎的程度用“熱銷”二字來形容一點不過分。西方產品“熱銷”過后就是西學的“熱播(傳播)”，緊接著的就是學英語熱；于是又引發了對西方物質產品的消費熱——從可口可樂、漢堡包到電訊器材、“空中客車”飛機等。

這個過程生動地表明，社會經濟、社會文化密不可分。而這種不可分并不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樣：一個搭臺，一個唱戲。若一定要用“臺”和“戲”來比喻的話，那么就是共建平臺，輪番唱戲：你在前臺時我則在幕后，反之亦如此。你方唱罷我登場，互補共贏。因此，我們對泛北部灣文化圈的建構，應該這樣去理解：一是不能離開泛北部灣經濟圈的建構過程，單一地去進行文化圈的建構；二是在文化圈的建構上與經濟圈的建構相匹配并不意味著要依附于經濟圈。在時間上或許可以稍放后一步，但在性質與功能上卻是相對獨立，在發展態勢上則是齊頭并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