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與公共財政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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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社會始終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v觀人類歷史，社會的不和諧往往在社會轉型期表現的最為顯著。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克服社會的不和諧，建立和諧社會，公共財政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鍵字：和諧社會、公共財政、轉型

一、“和諧”，人類社會始終追求的目標

和諧是人類社會的元問題，是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

1、中國的“和諧”哲學，宏觀和諧

中國四書五經之首的“易經”，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易有太極”，太極是什么？就是“太一”，是哲學上的整體和統一，是宇宙渾然一體的元氣。中國圍棋的黑白旗子，以中央為“天元”的棋盤，深深的凝聚著“和諧”的思想。

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數”以來，兩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倫理和諧觀，實行“仁政”的政治和諧觀，都是歷朝歷代統治階級宣揚的國家治理理念。

道教雖然與儒家思想同時發源于我國春秋時期，但由于其“清心寡欲”、“小國寡民”的超然和諧觀有抑制生產的不利因素，因此被統治階級所棄用，沒有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但其始終伴隨著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隱性的社會和諧觀，歷代“學而優，卻不能仕”的社會精英，往往選擇隱居的生活方式實現超然的和諧觀。

中國本土化的佛教就更厲害，“六祖大師”惠能的一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钡莱隽巳松喕氐暮椭C。

2、西方的“和諧”哲學，微觀和諧

而西方的“和諧”哲學卻是從小處著眼，從每個獨一無二的人性的和諧談起。

基督教是西方社會基本的社會價值取向的思想根源。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個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就是肯定了基督教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在其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種新的價值觀，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在歐洲的發展。德國費爾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上帝的完善性，就是我們靈魂的完善性；只是前者是無限制的……”都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來闡述個人在社會和諧中的巨大作用。

亞當•斯密，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人，其“看不見的手”理論通過研究普通制針工人的分工對效率的提高的作用，闡述了充分的競爭交易可以是使個體的自私自利行為在整個社會層面表現為完美的“和諧統一”

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通過對夢這種無意識人類行為的研究，闡述了人的潛意識對于社會和諧的影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哈耶克、米塞斯等人通過研究有意識的人類行為，闡述了自由對于和諧社會的重要。

但是在實際中，社會和諧的狀態是短暫的，不和諧的聲音往往此起彼伏。美國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的“不可能定理”，道出了集體選擇和諧的現實困難性，“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使人們看到了個人理性的選擇到集體和諧選擇之間的鴻溝。也正是現實中的不和諧，使人們產生了對和諧社會的憧憬，西方的“烏托邦”、中國的“世外桃源”體現著古今中外人們對和諧社會的向往。

二、轉型時期社會不和諧的表現

縱觀人類歷史，社會的不和諧往往在社會轉型期表現的最為顯著。美國政治學會副主席、哈佛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塞謬爾·P.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里指出現代化過程中基本價值觀的轉變、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政治體系的巨大變革往往造成社會不和諧。

縱觀我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社會正在體現著重重的不和諧：

1、思想上的不和諧，“忠孝”倫理價值觀與市場經濟的背離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忠孝”為核心的社會。自然經濟是以忠孝道德為基礎的“人情經濟”，“身份經濟”，它與以誠信為道德基礎的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就是價值規律，它從不承認像人情、身份、倫理規則等一類的規律。同時，競爭和變動使得每一個人利益的實現都離不開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受到他人行為的制約，因而也有必要通過互相之間的契約達成合意，去完成經濟交往活動。契約關系所蘊含的意志自由、權利義務平等、等價有償和公平競爭等一系列規則及其法律精神必然使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改變“忠孝”的道德觀，建立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道德。

2、政治上的不和諧，授權集中與用權民主

西方的政治體制，是憲政體制下的議會制，這種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政治授權的民主性和行使權力的行政獨立性和集中性。政府的政治權力是必須通過議會的立法授權，一旦授權，行政權力的行使便不受議會的監督，體現集中性。但是我國的政治體制體現為領導、干部的選拔采取組織提名的辦法，行政的授權體現為上級領導的意志，體現為集中；而在國家政策的執行時卻體現為民主，必須由“四大班子”一致通過才可以，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體現在財政政策上就是各級干部不對百姓負責，而只對上級負責，并且在制定政策時缺乏效率。

3、經濟上的不和諧，計劃功能與市場功能的交叉

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體制相異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并存。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模式”以區別于“東亞模式”。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政策對私人經濟的過分干預、稅收政策的區別對待和國有經濟成分的規模龐大以及證券市場上國有股“一股獨大”，這種“雙軌制”在相當長時期內還可能存在。

4、自然環境上的不和諧，我們的發展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

由于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把經濟的增長、GDP的增大作為各級政府的經濟工作的唯一目標，不考慮自然界的發展變化，不建設自然界，只把自然界當作免費獲取資源的倉庫，導致環境質量下降，自然資源受重損。石油的短缺、國土的沙化、飲用水源的污染、溫室氣體的排放、城市的光污染等等已大大制約我國經濟發展，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凸現三、公共財政VS不和諧

“財政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分析工具?！盵i]“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是關系到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盵ii]，既然財政是個大問題，那么解決社會的不和諧，財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1、公共財政應通過對“私人契約”的保護，重塑“誠信精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是商品生產者經濟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礎，誠信是簽訂和履行“私人契約”的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私人契約”就會難以履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換，交換的基石是誠信。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說中國商人缺乏“誠實”和彼此毫不信任，這是對中國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國商人則是非常強調“信”、“誠”之道德的。然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由于歷史的長期禁錮和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執行，使得社會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誠信美德得到破壞，阻礙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公共財政應當抽身比賽，切切實實的當好裁判員，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進契約的有效執行，重塑市場的“誠信精神”。

2、公共財政應通過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財政

公共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并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因此，公共財政的首要任務是對市場契約的尊重和保護。公共財政應當成為保護市場契約的工具，公共財政的使命就是保護私人契約。從這點上講，公共財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財政，因為對契約的有效保護是法制的本質特征之一。基于對私人契約保護的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財政。建立人民說了算的財政。通過財政的民主化，逐步促進政治的民主化。

3、財政應通過公共化，退出私人領域，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上的交易活動一般只發生在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要求政府退出這一領域，把政府活動其中主要是財政活動局限于公共領域之內。非贏利性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征之一。在我國目前以市場為目的的改革中，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過程，就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支出范圍的問題。因此，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財政支出范圍就只能界定在市場做不了的即失靈的領域，以彌補市場的不足，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從歷史上看，社會的和諧是自發形成的，不是“構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構建”的，在我們宣傳和諧社會的同時，如何運用財政政策使每個公民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給他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中自身得到發展，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進社會認同感，是我們的政府應該認認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國財政在促進經濟發展，克服社會的不和諧，建立和諧社會中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三、公共財政VS不和諧

“財政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分析工具?！盵i]“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是關系到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ii]，既然財政是個大問題，那么解決社會的不和諧，財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1、公共財政應通過對“私人契約”的保護，重塑“誠信精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是商品生產者經濟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礎，誠信是簽訂和履行“私人契約”的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私人契約”就會難以履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換，交換的基石是誠信。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說中國商人缺乏“誠實”和彼此毫不信任，這是對中國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國商人則是非常強調“信”、“誠”之道德的。然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由于歷史的長期禁錮和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約”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執行，使得社會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誠信美德得到破壞，阻礙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公共財政應當抽身比賽，切切實實的當好裁判員，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進契約的有效執行，重塑市場的“誠信精神”。

2、公共財政應通過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財政

公共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并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因此，公共財政的首要任務是對市場契約的尊重和保護。公共財政應當成為保護市場契約的工具，公共財政的使命就是保護私人契約。從這點上講，公共財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財政，因為對契約的有效保護是法制的本質特征之一。基于對私人契約保護的本質特征，現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過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財政。建立人民說了算的財政。通過財政的民主化，逐步促進政治的民主化。

3、財政應通過公共化，退出私人領域，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上的交易活動一般只發生在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要求政府退出這一領域，把政府活動其中主要是財政活動局限于公共領域之內。非贏利性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征之一。在我國目前以市場為目的的改革中，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過程，就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支出范圍的問題。因此，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財政支出范圍就只能界定在市場做不了的即失靈的領域，以彌補市場的不足，提供更廣泛的公共產品。

從歷史上看，社會的和諧是自發形成的，不是“構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構建”的，在我們宣傳和諧社會的同時，如何運用財政政策使每個公民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給他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中自身得到發展，使每個公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進社會認同感，是我們的政府應該認認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國財政在促進經濟發展，克服社會的不和諧，建立和諧社會中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