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建設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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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建設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即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本質內涵就是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指的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但是，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遇到了諸多挑戰與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失衡，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不和諧因素。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年均增幅達8%以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使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資源消耗與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2003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4%，卻消耗了世界鋼鐵總產量的30%、世界煤炭總產量的31%。2004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約占世界能源消費總量的11%。在資源消耗量急劇增長、供需矛盾惡化的同時，資源浪費現象卻相當嚴重，資源利用效率較低。目前，我國工業水的重復利用率只有2O%左右，礦產資源的利用率僅為40%～50%，能源利用率只有33%。在能源及礦產資源不斷減少的同時，其開發利用所帶來的外部性污染問題也日益嚴重。據統計，我國每增加1個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倍。同時在資源利用、環境保護方面存在法規、政策不完善，體制、機制不健全，相關技術開發滯后等問題。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形勢十分嚴峻。

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表明，當國家和地區人均GDP處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時，往往對應著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約束最為嚴重的時期。我國目前就處于這時期，如何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大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就顯得迫在眉睫。

二、從生態效率的角度深入認識循環經濟

1．循環經濟的基本理論

循環經濟(CircularEconomy)本質上是以物質的功效價值循環利用為特征，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的生態經濟，其主要特征是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的生態化。

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傳統經濟方式（圖1）相比，循環經濟改變了“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式流程，按照“減量化(Reclus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原則（即3R原則）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復循環流程（圖2），實現自然資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環境共贏的發展模式，正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選擇。

2．循環經濟與提高生態效率

循環經濟關注的目標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生態效率的提高。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量(即GDP總量)和資源環境消耗的實物量（TMR）比值(公式1)，它表示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分離關系(decouplingindicators)，是一國綠色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生態效率(資源生產率)=經濟社會發展(價值量)/資源環境消耗(實物量)（1）

式（1）中，資源生產率就是用當年本國的GDP除以直接物質投入量（TMR），該指標越高說明單位資源產生的增加值越高、資源利用效益水平越高。

資源生產率與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密切相關，可以將其具體化為與資源效率相關的指標：如單位能耗的GDP(能源生產率)、單位水耗的GDP(水生產率)、單位物耗的GDP(物質生產率)等；同時可以將其具體化為與環境效率相關的指標：如單位廢水的GDP(廢水排放生產率)、單位固體廢棄物的GDP(固體廢棄物排放生產率)、廢氣的GDP(廢氣排放生產率)等。通過這些指標可具體計算出我國的資源效率(見表1)。

資源生產率=當年本國的GDP(2000年不變價)/直接物質投入量（TMR）

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國資源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十分明顯。2000年我國的資源生產率為19.6美元/噸，而日本為746.3美元/噸、德國為337.8美元/噸、美國為381.7美元/噸，均為我國的十幾至幾十倍，這是我國多年以來單純注重GDP數量增長，卻忽視資源效率與環境容量的后果。如果我國繼續按照現有資源利用方式和污染產生水平，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將約是現在的4～5倍。顯然，這種模式屬于危險的發展道路，意味著可能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和環境退化。

3．基于IPAT方程的生態壓力評估

我們可以利用IPAT方程來推算我國在循環經濟建設中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衡量我國提高資源生產率的潛力。

197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人口學家埃利希（Paul.R.Ehr1ich)教授率先提出了表征經濟增長與環境關系率的數學方程形式：IPAT方程(資源環境壓力方程)。

I=P×A×T（2）

式（2）中I是環境負荷，P是人口，A是人均GDP，T是單位GDP的環境負荷(其倒數即為資源生產率)，式中的環境負荷可以特指各種資源消耗量或污染產生量。從IPAT方程計算資源生產率的過程不難看出，在方程四個變量中，人口是不斷增長的，人均GDP也會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因此，要減少經濟增長所形成的環境壓力，必須依靠技術提高使單位GDP的環境負荷減少，即資源生產率提高。

以2000年為基準年，2000年我國人口約為12.7億，人均GDP為800美元，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2020年我國GDP將翻兩番，人均GDP達到3200美元。預計2020年我國人口數約為15億,將以上數據資料代入IPAT方程經測算可知：從資源生產率的角度來考慮，若要使2020年生態環境與資源消耗狀況與2000年持平，那么必須使資源生產率至少提高到2000年的4.72倍，而要使生態環境有顯著改觀，資源消耗大大降低，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那么資源生產率必須在現有基礎上提高約8～10倍。

三、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對策建議

盡管我國的循環經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諸如指導思想落后，理論體系建設滯后；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機構和規劃；法律、法規、政策尚不健全，執行不力；尚未形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技術支撐體系；缺乏符合國情的指標體系和評價體系等制約因素。因此，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對策建議：

1．選擇我國循環經濟的重點和突破點。我國應該把提高資源生產效率作為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重點和突破點，集中力量，爭取在相關的共性和關鍵技術有所突破。

根據現有的理論研究，提高生態效率主要有兩種途徑：部門內的改進和跨部門的變革。前者主要通過過程改善，產品創新提高資源效率，這種改革是漸進的、常規的，例如，汽車后面裝尾氣凈化裝置，把使用石油燃料的汽車變成使用燃料電池的汽車等。而功能革新跨部門的變革，是在改變產品結構和城市結構基礎上尋找替代式的發展道路，從更大的范圍內進行生態效率的思考，例如原來城市規劃概念是功能分家，工業區、居住區、休閑區等是分開的，聯系這些區域的需要使得交通的環境壓力加大，而今的城市規劃概念已經被新的功能集成的規劃思想所替代，在城市組團里面實現居住、就業、購物、休閑的集成，實現最少量的交通。這種改進具有更大的效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戰略途徑。我們現在的思考比較多地限于傳統的漸進發展方式，而沒有強調替代方式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忽視的恰恰是更重要的路途選擇。中國在“十一五”及未來更長的發展階段，不但要繼續關注傳統的漸進式的變革，還要前瞻性地促進跨部門的技術變革，這要求經濟社會發展部門和資源環境保護部門聯手討論一種綜合的、多贏的發展戰略。

2．統籌考慮，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系統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發達國家經驗表明，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制定各項法律政策加以規范引導，同時需要一定的技術水平作支撐，并且依賴于整個社會公眾意識的提高，以及環境稅、綠色標志的政策機制的完善。而我國還沒有形成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缺少完善的配套政策措施，不能適應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因此，在制定循環總體推進計劃的同時，應加快《循環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改革不符合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政策機制，在加強行政引導的同時，建立配套的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確保在市場機制下政策措施之間相互配套和促進。

3．強化市場機制，建立有利于推行循環經濟的動力機制。由于我國仍處于傳統線性經濟模式中，我們現有的環境法規和政策體系大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在資源輸入端和污染排放端缺少有效的經濟控制手段和社會參與手段，這不利于發揮企業和社會的積極性。目前的市場價格體系不但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反而因為回收利用的材料價格高于原材料的價格，不利于原材料的節約和二次材料的大量利用，在污染排放端又缺乏強有力的經濟約束。循環經濟還要求運用社會機制，制定參與性政策，強調非政府非贏的社會組織的作用。目前的政策體系較少考慮采用市場性和參與性的政策，排除了市場主體企業和社會力量在推進循環經濟中的作用，客觀上造成企業和社會參與積極性不足的缺陷。

因此，要特別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在垃圾分類回收、廢棄物資資源化等方面，加快建立有效的激勵政策和合理的費用分擔制度，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工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推進我國市場機制的建立。同時，將完善市場機制和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相結合，引導行業和企業致力于循環經濟的建設。

4．走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發達國家是在逐步解決了工業污染和部分生活污染后，向消費型社會結構變化的過程中提出循環經濟發展理念的，其目的在于解決后工業化時代的廢棄物問題。而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且各種主要資源都相對貧乏的國家，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絕對不能簡單模仿，而應以保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為主要目的。因此，應全面考慮發展循環經濟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走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例如，考慮到我國現階段國情和存在地區差異的情況下，在借鑒日本的規?；Y源再用和再生利用機制時，就既要考慮科技的勞動替代和高效作用，又要考慮我國勞動力眾多就業壓力大的實際情況。譬如，可以通過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的“靜脈產業”(3R)產業，在促進再生資源領域循環經濟發展的同時，培育新興產業，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問題。此外，在增加循環經濟科技投入的同時，還可以借鑒日本汽車產業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驗，結合老工業基地改造，把發展循環經濟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結合起來，利用其“溢出”效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發展循環經濟對于我國來講是一項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發展階段，我們既要抓住加快發展的歷史機遇，也必須正視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全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循環型社會，充分挖掘和利用資源生產率提高的潛力來緩解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要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經濟、社會、環境的持續、健康、和諧發展的目標，就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推行清潔生產，將經濟社會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環境為核心，努力實現產業生態化，治理污染產業化，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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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傳統經濟增長方式使我國經濟增長與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針對這種現狀，本文從生態效率的角度，利用IPAT方程計算和分析我國在未來經濟建設中面對的資源環境壓力，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發展循環經濟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循環經濟生態效率IPAT方程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