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和平發展的社會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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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發展之概念共識

1895年以來，海峽兩岸人民飽受戰亂和政治動蕩之戧害。對于經歷過百年苦難的中華民族來說，和平穩定的生活彌足珍貴。早在1953年12月31日，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此作為指導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發展關系的準則。1955年4月在萬隆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主張。但是，當時中國大陸居于主流的世界觀還停留在“世界革命”階段，受到“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認識和復雜的周邊環境影響，和平共處原則并未真正成為當時大陸的世界觀和主流價值體系?！啊逼陂g，中國大陸陷入近百年來最瘋狂的政治動亂，那時的中國大陸不僅沒能與國際主流社會實現和平共處關系，而且還有過“輸出革命”的豪言壯語。在大陸內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極左思潮下的群眾運動讓大陸政權瀕臨崩潰邊緣，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物極必反，“”意外地使中國大陸社會意識形態回歸穩健與成熟，不僅與國際主流社會走向“和平共處”，而且在大陸內部形成了“穩定壓倒一切”的主流意識。1978年底開始，中國大陸步入了歷史上難得的和平、穩定和發展階段。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主張透過商談結束軍事對峙，“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范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氨M快實現通郵通航，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察?！保?］經過30多年的平穩發展，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中國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與發展”主張直接來源于鄧小平的智慧。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2］他在講這個問題時，直接就提到了大陸和臺灣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中國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中國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友人時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論述。［3］今天我們回頭來看中國大陸30多年來的和平發展道路，不得不佩服鄧小平的遠見卓識。鄧小平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不難理解，兩岸和平與發展當然是中國整體和平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可以視為鄧小平“和平與發展”主張在兩岸關系領域的具體化。1979年以后，隨著中國大陸與美國關系的改善，臺灣問題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方對兩岸和平的強烈關切得到中國大陸方面的理解和高度重視，順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共方面開始公開用“和平統一”的主張取代“解放臺灣”的傳統論述，兩岸關系翻開歷史性的一頁?！皟砂逗推桨l展”這一概念究竟由誰最早提出，目前并無定論。中國大陸知名學者辛旗早在1992年9月發表于臺灣《中國論壇》的文章《對中國統一前景的幾點思考》中，就提出過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概念，可見這一概念至少有20年以上的歷史了。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演變也受到其治國理政思想變化的影響，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和諧社會的思想既強調社會各系統、各階層之間的和諧，也強調整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和諧。因此，海峽兩岸的和諧問題也成為人們研究的熱點，有學者在此基礎上研究如何構建和諧的兩岸關系，并撰寫了論文和著作。在200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維護臺海和平和兩岸關系穩定發展?！痹谶@里，大陸官方版本的兩岸和平發展的概念已經呼之欲出。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與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共同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這是兩岸和平發展第一次成為兩岸主要政黨的共同政見。國共兩黨共同體認到:“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的潮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利益。”近年來，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已分別列入國共雙方重要文獻。2007年10月發表的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總書記在涉臺部分800多字講話里面5次提及“和平發展”。在臺灣，兩岸和平發展的概念主張也是許多朝野代表性人物的共同語言。民進黨領導人曾多次提及兩岸和平發展的概念。早在2004年4月24日陳水扁在臺中舉辦謝票感恩晚會時說，“我們要凝聚朝野共識，我們要來制訂頒布‘兩岸和平發展綱領’”。2005年2月謝長廷在他送往“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兩岸關系將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軸，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互動架構。2011年10月4日，蔡英文在東京表示，她有意愿和大陸領導人一同以“互利、明智、負責”的方式，用和平發展的共同語言，來推動兩岸關系。不久前的2012年5月20日，馬英九先生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又兩度提及“兩岸和平發展”。然而，在海峽兩岸的實際政治生活中，“兩岸和平發展”理念基本上還處于概念行銷階段，尚未內化成為多數人認同的價值觀。不僅一般民眾對兩岸和平發展的內涵感到陌生，部分政治人物的實際言行更與兩岸和平發展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兩岸雙方有必要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途徑，深入系統地向兩岸民眾推介兩岸和平發展這一重要的政治產品，讓和平發展的觀念深植人心，并且內化成為兩岸關系互動中的行為準則。

兩岸和平發展政治意境分析

盡管多數人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認識還停留在概念階段，但是，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從模糊趨向清晰、從抽象走向具體也是不爭的事實。最近4年來，兩岸人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兩岸政治關系越來越平穩、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人員交往越來越便利、戰爭威脅越來越遠離。為了加快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進程，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兩岸和平發展藍圖所蘊含的更美好的意境。首先，“兩岸和平發展”讓我們可以超越政權之爭的政治藩蘺，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海峽兩岸之所以能夠進入“兩岸和平發展”階段，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共識，在這一共識基礎上雙方可以達成“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目標。海峽兩岸雙方已共同體認到，兩岸目前各自所依循的法理精神和有關規定都主張“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共識基礎上，兩岸在領土主權意義上同屬一個國家既是過去時，也是現在進行時，在此意義上的一個中國是不需要特別去追求的，需要的是兩岸雙方共同去維護和落實。有了這樣的諒解，兩岸雙方就可以“正視現實”，暫時擱置某些高階敏感政治議題，不再進行無謂的內耗，優先解決與兩岸民生息息相關的需求問題。其次，“兩岸和平發展”可以讓雙方擺脫所謂的“統獨之爭”糾纏，找到彼此之間的政治交集。長期以來，“兩岸統一”被過度簡化、曲解，甚至被污名化。兩岸的統一絕非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的問題。今天，所謂的“臺獨”也到了必須正本清源的歷史時刻，當年民進黨內許多人主張“臺獨”，確有其時代的背景，甚至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確實有相當大的要求“臺灣人當家做主”的成分。在事實證明即便在臺灣內部也難以達成“法理臺獨”目標的情況下，“臺獨”主張面臨“創造性轉化”的問題。與被污名化的“兩岸統一”和特殊時代環境下出現的“”或“兩個中國”主張相比較，“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包容性更大，在這一概念內涵之下，兩岸三方(紅、藍、綠)的立場和主張可以在多維政治空間下找到交集點，臺灣人民的尊嚴、安全和利益訴求完全可以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得到更好的解決。兩岸三方可以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旗幟下擱置高階敏感政治爭議，爭取更大的空間，創造更好的條件，最終以多贏的方式解決政治分歧。第三，兩岸和平發展是政治穩定與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的相輔相成和良性循環?！昂推桨l展”一詞本身就包括“和平”與“發展”兩個既獨立又統一的概念成分。營造一個非暴力的環境，確保人們有條件在良好的環境條件中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鞏固和平的基礎，這就是和平發展。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發展也可以解決影響和諧穩定的矛盾和問題，并為和平穩定提供新的智慧和足夠的資源條件。2008年5月20日以來，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逐步轉化成為兩岸雙方公權力部門的政策行為，得到兩岸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贊揚和肯定。在“和平中尋求發展”與“在發展中促進和平”的理念，為兩岸全方位互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動力。正如所說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思想是我們國家和平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已經明確宣示要堅持和平發展戰略，下決心走出一條與傳統大國興衰不同的強國之路。其核心是以發展的成果增強維護和平的能力，又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問題。這一理念同樣體現在發展兩岸關系、實現和平統一的實踐中”。［4］第四，兩岸和平發展將為雙方創造出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使雙方得以從容不迫地解決政治難題。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和困難歸根到底是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差異造成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觀的分歧?！拔迨陙?，兩岸在不同的道路上，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5］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共識之下，海峽兩岸雙方求同存異、相互諒解、相互包容，共同營造和諧、安定、互信的政治環境。兩岸和平發展可以使雙方都愿意給對方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以實現兩岸各自內部的全面發展。經濟上的共同發展，文化上的融合創新，社會上的重新一體化，使得兩岸人民開始彼此肯定、彼此欣賞、彼此學習，從而逐漸彌合雙方分歧，為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創造條件。在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熏陶下，人們長期以來有關兩岸事務的心理、言論和行為模式將逐漸趨同?！耙院蜑橘F”、“兼相愛，交相利”、“以人為本”等中華傳統文化和精神將成為指導兩岸人民行為的圭臬。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之社會化

盡管從理論上說“兩岸和平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是，兩岸和平發展要成為兩岸共同的價值觀，可能還需要經過漫長而艱苦的努力。對于兩岸民眾來說，對兩岸和平發展概念的認知僅僅是第一步。如何讓雙方民眾從情感上接受，讓雙方人民了解到，這一概念并非任何一方強加給對方，也不僅僅對一方有利，而是雙方的共同創造，更是兩岸雙贏的最佳選擇，這項工作需要展現出大格局，體現出誠意。兩岸和平發展要成為指導兩岸人民的價值觀，更需要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筆者認為，我們要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使兩岸社會的絕大多數政治參與者從認知、情感和價值觀念上認同并接受兩岸和平發展的理念，讓兩岸和平發展的觀念真正內化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目標和規范。為了順利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進程，海峽兩岸主流社會的政治社會化機構———公權力部門、政黨、學校、媒體、宗教和社會團體、公司企業、家庭等，都要行動起來，扮演政治社會化的“正功能”的角色。首先，兩岸雙方公權力部門可以在各自內部做大量的政策宣導工作，強化民眾政治上的自信，讓民眾對兩岸和平發展感到放心。如前所述，依據雙方各自依循的最高法理和規定，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這樣的價值取向對雙方來說都只是政治現實的描述，不存在自我矮化的問題，更不是改變政治現狀。對于大陸方面來說，“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政治定位，確立了兩岸不是“國與國關系”，而是一個國家內部兩個競爭性政權關系的性質。對于臺灣方面來說，這樣的定位并沒有改變原有的法理堅持，甚至也沒有放棄既有的政治符號和立場。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在正視現實、不挑戰既有政治格局的情況下，平等地以雙方都方便的身份展開互動，優先解決發展的問題。其次，雙方的媒體要倡導兩岸和平發展是一個長期穩定的過程，而非權宜之計的理念。兩岸和平發展要求兩岸在較長時間內“維持現狀”、“雙方自我管理，井水不犯河水”。要引導兩岸民眾重新認識維護國家領土統一的真實意義，而且可以將所謂“臺獨”主張引導至“臺灣人民當家做主”的論述。對于部分民眾可能不理解或不接受的問題，雙方也要增強自信心和包容度，只要不違背雙方各自遵循的現行法律，思想和言論層面的不同意見應該受到尊重。章念馳先生曾經公開表示:“我們要尊重兩岸關系的規律與特點，要先易后難，先經后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適當地把難以解決的問題拿到條件不成熟時機解決，要堅持擱置爭議，讓交流、交往、經貿文化關系、對話與談判的進程越長越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礎上，再解決政治分歧更為妥當。”［6］第三，兩岸各政黨和政治精英要將兩岸和平發展的論述重點從高階政治議題轉移到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等民生問題。對于多數民眾來說，空洞地談國家、領土、主權、治權、政府、政權等概念都是相當抽象的。只有在國家、領土、主權、治權、政府、政權等概念與生活及利益相聯結的時候，兩岸人民才能夠很容易地找到共同的語言。以民為本，為民謀利是任何政治主張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最大來源。如果我們告訴民眾，和平發展不涉及國家領土、不改變兩岸政治現狀，和平發展意味著兩岸可以實現全面直航、簽署ECFA、讓更多“陸客”來臺觀光，民眾就會理解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牛肉”在哪里。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扎實有效的經濟共同發展基礎上。只要雙方從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出發，就可以超越一時無解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困擾，將目光集中在如何實現便民利民，讓兩岸人民在合作中實現雙贏，兩岸和平發展主張也才更加深植人心。第四，兩岸教育文化機構要在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鼓勵多元和創新，共同致力于中華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兩岸和平發展的價值觀要求雙方承認并接受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價值，既肯定共同擁有中華文化傳統，又在海峽兩岸演繹出中華文化現代化的新枝葉，豐富和發展中華文化的內涵。文化是兩岸人民的精神紐帶，文化的融合創新是僅次于經濟發展的和平發展的重要載體，在同屬中華文化的信心基礎上，兩岸文化的差異性不僅不影響和平發展，而且有助于雙方彼此吸引、彼此促進，在此基礎上產生交流合作的更大動力，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最終形成共同的價值體系。兩岸知識系統和話語系統的融合對接，將為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載體。第五，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自下而上，先易后難的兩岸交流交往制度化建設上，要建立在兩岸人民共同的生活基礎上。兩岸公權力部門要鼓勵兩岸人民的交流交往，盡可能減少阻礙和限制兩岸人民自由往來的政策障礙。隨著兩岸交流范圍的擴大，雙方公權力部門要定期從政策法規上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便擴大兩岸民間社會的交流交往，讓人民之間的往來更加正?；⒈憷?。目前兩岸雙方在人員交流交往層面還存在不少政策上的限制，建議雙方在兩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強的大背景下，檢討現有的管制措施，盡可能放寬限制，簡化管理流程，讓兩岸各界人民正常往來，深入交流。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形成便捷順暢的跨兩岸有形網絡和無形網絡社會上。人員往來是兩岸民眾建立共同的認知、情感和價值觀的前提條件，在相互理解和價值觀趨同的基礎上，雙方可以自然而然地找到新的利益交集，找到更多解決矛盾和困難的方法。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之阻力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盡管兩岸主流精英階層都已認知到和平發展的可貴，但是，受到兩岸長期隔閡、政治對立的影響，還有不少民眾、政治社會精英人士未能理解和接受兩岸和平發展的價值和意義，兩岸的政治社會化機構中都可能存在著阻礙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的力量。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是，兩岸的一些媒體，特別是一些民意調查機構要特別慎重對待兩岸敏感議題的所謂“民意調查結果”的。由于兩岸高階政治議題過于復雜，各種類型的民意調查機構應該避免制作似是而非或者模棱兩可的調查問卷，更要小心對待在兩岸政治子文化差異尚未彌合情況下進行的敏感問題民意調查。從20多年的實踐來看，這些概念歧義和問題偏頗的民意調查后，不僅誤導了受訪者，而且激化了兩岸內部和兩岸之間的情感對立，扮演了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負功能”———完全背道而馳的角色。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社會問題，是近百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追尋的夢想。最近20多年來，臺灣媒體和學術界乃至政黨在運用“民意調查”手段進行研究和政治動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類似社會統計這些研究方法的運用必須要有科學公正的態度，否則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事實證明，有不少的民意調查研究結果是“精確的計算，驚人的謬誤”。我們熟知的一些民意調查機構一再出現“擺烏龍”的情況，更多的則是很難進行查驗的所謂民意調查結果，對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的危害更大。涉及兩岸政治問題的民意調查非常敏感和復雜，對于專業的研究人員來說，客觀公正的民意調查結果雖然可以是很好的研究參考資料，但也要慎重使用。臺灣過去20多年的事實證明，“民意調查”可以是政治上絕佳的斗爭工具，受眾對政治人物運用民意調查資料進行宣傳要保持足夠的警惕性。以臺灣民眾對大陸官方的印象調查為例，臺灣受訪者對大陸政府的認知、情感和評價是兩岸敵對環境下長期教化的結果，雙方的政治社會化機構在當年敵意強烈時進行某些方面相互丑化的宣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在臺灣對受眾進行“對大陸政府的印象”的民意調查，結果可想而知，可信度是很成問題的。反之亦然。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共同的知識系統和話語系統基礎上。筆者期待在雙方民眾有一個較長時間的互相往來，在信息比較對稱的條件下再進行類似的民意調查可能更加正面一些。針對“統獨”問題的民意調查項目在臺灣已有多年的歷史，盡管選項有很多，但這類問題的調查仍然難以擺脫“復雜問題簡化提問”的缺陷。據本人的經驗，沒有多少受訪者可以準確理解“統一”和“獨立”這類問題的真實內涵。在臺灣做這類民意調查的最大盲點在于“大眾政治文化局限性”的問題，政治文化局限性對民意調查可信度的影響已經超越民意調查技術的局限性。因此，筆者呼吁各界不要濫用“統獨”民意調查的結果。過度簡化的“民意調查”是高度危險的，不僅有可能破壞兩岸政治互信和民眾情感，而且還可能激化臺灣社會的內部矛盾，對臺灣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說，這類民意調查結果的作用絕對不是正面的。當然，中國大陸內部在臺灣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躁進的情緒，部分人士對臺灣問題所謂的“久拖不決”感到不耐，所謂的“夜長夢多，晚解決不如早解決”等焦慮感還是相當普遍的。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從根本上說，臺灣問題，只有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增強綜合實力，實現兩岸關系的和諧發展，進而加以解決?！保?］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的困境還來自兩岸雙方在兩岸政治現狀定位、兩岸和平發展后的國家狀態研究理論準備不足問題。郭偉峰先生指出:“從長遠來看，兩岸和平發展時期沒有與時俱進的符合時代需求的和平發展的新理論體系，問題更加大，意味著兩岸關系的走向可能是失去方向的迷航!”［8］因此，兩岸雙方的政治學者還必須認真研究，并提出能夠說服兩岸民眾的中國政治愿景。最后，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的困境還來自涉臺周邊大國的外力因素的負面干擾。盡管國際社會的主流肯定兩岸和平發展，但仍有不少別有用心人士在以各種方式阻撓和破壞兩岸和平發展進程。兩岸雙方必須與相關國家展開有效的溝通對話，讓他們真正了解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框架，對亞太地區和平格局的維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9］中國國內的和平發展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一環。

本文作者：劉國深工作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