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干群關系成因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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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影響當前農村干群關系的原因非常復雜，但是，從主體角度看，群眾、鄉村干部在發生變化后，其自身存在的種種缺陷和不足，導致了群眾對干部的認同度減弱，干群主體間沖突不斷。因此，從主體自身的表現中找出其成因，在此基礎上，加強主體自身的改善來實現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將是今后緩解和改善干群關系的著力點。

關鍵詞：主體農村干群關系分析當前化解

當前，我國一些農村地區出現了干群關系緊張的現象，這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現象，扭曲了干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干群關系主體發生了變化，群眾、村、鄉干部的關系有了新的變化。因此，積極探索化解干群矛盾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文從主體角度來分析代表個人利益的群眾、代表農村社區和國家合法利益的村干部、代表國家和地方利益的鄉干部三方互動對干群關系的影響，對于化解、改善干群關系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一、農村干群關系主體的演變。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源泉，矛盾的雙方不斷地運動、變化，導致矛盾雙方在事物發展中的地位發生變化，從而改變矛盾雙方的力量對比，推動事物向前發展。

化的推行，農民被束縛在自己的村莊里從事農業生產，在政社合一的情況下，農民只是按照要求進行生產的個體。盡管農民對于大隊、生產隊以及公社干部有不滿，但在強大的國家壓力下，農民和干部的地位是不對稱的，農民也只能默認現實。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改變了原來的管理體制，出現了村民自發組織起來自我管理的村委員會。1983年10月我國開始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并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1](P561這樣，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鄉鎮干部和村組干部的關系就開始發生了變化。農村家庭承包制的實施，使得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得到了解放，他們開始向非農領域尋找就業門路。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些與農民有關的新名詞——農民工、農民企業家等等，這表明我國農民也開始走向了分化之路。他們分化成從事不同職業的利益群體和階層?！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標志著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領導被領導關系轉變為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村委會和村民小組的干部開始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這樣，村干部就不能只是對鄉鎮負責，他們也要對村民負責。

同時，農村干群關系的主體有出現了一些新的成份：一部分家在農村、因為下崗失業的工人又回到了農村；一小部分非農業戶籍但在農村生活的居民；在鄉村從事教科文衛工作且具有非農戶籍因為自身利益問題而成為農村群眾中的一員。

這樣，農村干群關系的主體轉向復雜化：“群眾主體”可以分為農民、非農戶籍的農村居民和具有狹義干部身份的鄉村教師；而“鄉村干部”因為產生的方式和彼此的關系不同而分化為鄉鎮干部和村組干部。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干群關系的主體就由原來的代表國家利益的（社隊）干部和農民轉化為代表國家的鄉鎮干部、代表個體利益的農村群眾和代表社區利益的村組干部，從而使主體之間形成了新型的三角關系。

二、當前農村干群關系主體之間的關系現狀

從理論上講，干群關系主體之間的“三角形”關系有利于彼此之間互相制約，從而能保持三者之間的最佳穩定狀態。但是，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這種主體之間的關系在大多數地方沒有形成融洽的干群關系，反而導致了干群之間的緊張，甚至是對立。主要表現在：

首先，群眾對干部的不信任感增強。在轉型期的現實中，鄉村干部與群眾之間的距離開始拉遠了，群眾不愿搭理鄉村干部，甚至有困難時，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干部；而干部不愿深入農戶家中與農民談心，了解他們的疾苦，為他們的生產、生活乃至家庭出謀劃策。群眾只有在征收稅款、計劃生育等伸手向農民要錢時才能見到他們。干群關系主體關系疏遠，村民對村干部不認可，導致村干部變動頻繁。據吉林省梨樹縣民政局統計，該縣落選村主任的人數逐年上升，1998年為13人，1991年為41人，1994年為51人，1998年為113人。[2](P203)而群眾雖然對于鄉鎮干部無權更換，但他們通過行動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如消極甚至不履行義務；為干部工作人為設置障礙；對于個別干部進行人身攻擊乃至傷害。越級上訪是群眾對鄉鎮干部不信任的明顯標志，據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和省信訪局聯合對河南農村10個縣，33個鄉鎮，48個行政村的入村入戶調查表明，大規模的集體越級上訪事件逐年增多，1998年上半年集體上訪187批，24203人，分別比1997年同期上升33.6％和449.7％。[3](P23)

其次，干群主體間沖突不斷。黨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人民”二字表明了我國各級干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農村基層干部也是如此，按理說他們與村民的關系應該是融洽的。而在當前，一些地方的村民指責鄉村干部“不象話”，是“三要”（要錢、要糧、要命）干部，是“保甲長”；鄉村干部則認為農民“不聽話”，素質低，難領導?！安幌笤挕焙汀安宦犜挕敝g的矛盾越積越多，主體沖突自然增加。吉林省德惠市和平鄉楊八郎村的一個屯。1993年村民們要求干部公開帳目的愿望屢屢受挫后，村民們開始拒絕交售定購糧、拒絕上繳統籌提留款和農業稅、拒絕出義務工。因為干群關系嚴重對立，他們將上級派來的干部拒之屯外，當地干部稱之為“白區”。[5]同時，一些基層干部在工作中采用非法手段對待農民，致使近年來農村惡性事件屢屢發生。

其三，非農主體也在沖突中顯現出來。鄉村教師的身份雖然按規定屬于干部，但是，他們在鄉村的實際生活中屬于群眾中的一員。雖然近年來國家大幅度提高他們的待遇，可是，大多數鄉鎮經常發生拖欠或扣發他們工資的現象，有的地方甚至讓教師下鄉去收三提五統。因此，他們與鄉村干部也開始發生了某些沖突，有的地方中小學教師集體停課，要求補發拖欠工資。再者，那些家在農村的下崗失業回鄉人員，幫助維護他們親屬的合法權益免受鄉村干部的侵犯，也開始成為沖突的主體。這在改革開放以前是不曾有過的事情。從而使得主體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耦合狀態。

其四，鄉村出現了“絕望者”及其報復社會行為。“絕望者”是指他們由于對自身受到的某種對待或遭遇不滿，特別是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卻沒有單位和干部及時能給予化解，導致他們對社會感到失望，進而絕望而產生的，在社會對我不公平的心理支配下，他們因不滿而向社會進行報復。這主要表現在村民利益受損或發生糾紛而得不到妥善解決他們因孤立無援而絕望，就出現了過激行為。如震驚全國的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大峪口村14條命案，元兇胡文海曾經也是一個受害者、舉報者和上訪者。[5]三、對當前農村干群關系的主體成因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萌芽、產生、發展的過程，但是，它們不會無緣無故的發生，而是在一定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即任何事物的發生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世界上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轉型期農村干群關系趨于緊張，我們可以從其主體之間的變化來分析：

首先，農村群眾主體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已經成為了生產和交換的主體，開始關注自己的投入和受益。同時，鄉鎮開始直接從農民那里收取，這樣，作為市場主體的農民自然會從自身利益出發來對待鄉鎮收取的每一分錢。各種通訊、新聞媒體的普及，農民通過閱讀報紙，收聽廣播、收看電視節目，從中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和有關“三農”問題的政策和法規，村民要求在村務上行使民主權力，直接選舉和監督村干部，從而真正實現對村務的民主管理和決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單個主體既難抵御市場的風險，也難在生產、生活中完成所有的工作，因此，他們需要幫助和合作，但是，在現有的情況下，鄉村組織基本上不能提供這些服務，這樣，本來應該走向消亡的宗族、家族，反而又死灰復燃，在個別地區又出現了編族譜、建祠堂，選族長，甚至對基層政權和基層干部構成了威脅。有的地方宗族勢力已凌駕于共產黨的村級組織之上，族權已代替了基層政權。[6](P294-295)

其次，村組干部工作的“準行政化”傾向。

在目前的管理體制下，鄉鎮的農村工作，特別是稅收、計劃生育等工作仍需依賴村干部，所以，鄉鎮通常采用決定村干部工資多少、把村經濟收歸鄉鎮管理、給予村干部額外好處等辦法來迫使村干部就范。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村干部的工作天平發生了位移而倒向了鄉鎮，變成了鄉鎮在農村的“腿”，村干部的“準行政化”傾向開始出現，有的村干部在幫助鄉鎮亂收費的同時也打便車，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鄉鎮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只要他們做的不過分出格，也就睜只眼閉只眼，這樣，就出現了所謂的“官官相護”的現象。即使村干部不加砝碼，但村民認為他們沒有履行其保護村民權益的責任而責難甚至對抗他們的工作，因此，他們和村民的關系自然不會融洽。同時，村委會干部與黨支部成員的來源基礎不同，導致兩者之間產生內訌，村民則根據自身利益而擁護不同的干部，使得干群關系更加復雜化，

其三，“壓力型體制”下的鄉鎮干部?！皦毫π腕w制”是指壓力是自上而下層層施加的。[7](P28-35)從中央到省、市、縣的關于農村發展的各種量化指標，最終都壓在鄉鎮干部的頭上。一個干部的政績、榮辱、升遷與之掛鉤，這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壓力。按照規定，鄉鎮干部中黨委系統的由上級任命，政府系統的由鄉鎮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對其負責。但是，在我國當前的干部管理體制下，干部考核是由上級組織部門來進行的，群眾平議走形式和鄉鎮人代會的權力不能真正發揮，使得鄉鎮干部形成了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的現象。也就是說，鄉鎮官員的“烏紗帽”攥在上級的手里，只要能圓滿完成上級的各種任務才能使上級滿意，為此，鄉鎮干部不顧農村實際情況和農民的負擔承受能力，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路邊花”等勞民傷財項目，以討得上級歡喜和認可，但給鄉鎮卻留下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實行分稅制以來，鄉鎮的財力明顯不足，但是，鄉鎮的剛性開支，如教師工資，卻逐年增加，鄉鎮財政無法維持鄉鎮正常的開支，只好向農民伸手。而農民感到負擔重，攤派多，拒繳的人數越來越多。無奈，鄉鎮只好把任務量化到每一個干部，并動用一切手段來加強收繳工作。干群主體間的沖突就會激化，甚至會發生群體性事件。

鄉鎮干部素質低下，在履行自己職責時謀取私利，甚至是索要錢財，老百姓把這些人描述為“不給錢不辦事，給了錢亂辦事”。他們搭便車的結果使得國家政權“內卷化”出現了。隨著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非正式機構的收入也在增加，而國家對這些機構缺乏控制力；致使地方政府成為依賴農民供養的“安置就業的機器”。“贏利性”會使鄉鎮干部的工作發生質變，把農民當作魚肉來對待，主體間矛盾激化在所難免。

四、從主體角度來改善當前農村干群關系的新思路

（一）、村干部應擺正其自治的角色。

今后，村干部應該嚴格按照村民自治法的規定，首先應是村民的代言人，村民通過他們來與代表國家的鄉鎮干部進行較易。在目前推行稅費改革中，既要教育村民按時繳納稅款，又要維護村民利益，依法抵制鄉鎮的稅外收費，確保農民負擔不反彈；其次，村干部應該是村莊公共事業的發起人，現在許多地方水利設施失修，道路急需維護，這些都是村干部的職責，他們應該在堅持“一事一議”的前提下，積極推動村民興修公共工程。村干部還要大力向村民宣傳黨和國家有關“三農”問題的政策、法規；還要積極化解當前農村的各種糾紛。村干部生活在村民中間，可以利用“熟人效應”，比較容易化解這些糾紛。

（二）、鄉鎮干部的工作職能應向服務型轉變。尊重農民合法權益是服務型干部最重要的標志。鄉鎮干部應熟悉市場行情，主動鉆研農業技術和技能，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市場經濟是巨大的發展機會，也有巨大的風險。分散的農民很難依靠自身力量能抵御住市場的風險。因此，鄉鎮干部應積極協助他們培育農民合作組織，減少農民的可能風險和損失。鄉鎮干部要送法下鄉，大力向農民進行法制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制觀念，增進他們的法律意識，使他們逐步向“知法、懂法、守法”的過程邁進。要建立雙向信息溝通渠道。干部要創造條件，疏通主體間各種意見的表達和社會溝通渠道，確保群眾的各種意見能夠暢所欲言，讓各種利益集團相互溝通以達到相互理解、協商和妥協。鄉鎮干部要敞開大門傾聽群眾的呼聲，從群眾的批評、責怪，甚至是辱罵中查找自己工作的不足和缺點，同時，傾聽群眾的不同聲音也有利于緩解群眾的不滿。要加強群眾對干部的監督，使每名鄉鎮干部都處于百名甚至是千名群眾的監督之下，群眾就會通過監督機制對干部施加影響，就能從根本上改變干部的工作作風。

對于其他非農主體，他們對于農村教科文衛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干部應該蕩滌官僚主義作風，關心其疾苦冷暖，保障其合法權益，減少干群矛盾的酵母。

（三）、現代公民——未來農民的必由之路。

首先，提高自身科學文化素質和生產勞動技能。農民應加強自身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通過掌握現代農業生產技術以及其它實用致富技術，圍繞市場經濟自主調整產業結構，主動融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依靠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來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加入WTO后，農民要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農業生產技術，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向非農領域轉移成為今后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大趨勢，農民要想實現非農的合理流動，必須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才能勝任工業和服務業的要求。因此，農民通過學習提高自身素質刻不容緩。其次，增進公民意識。市場經濟條件要求個體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作為平等的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同時，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拓展會人人平等的理念，農民也需要他們具有獨立的人格權來平等地參與民主政治生活。農民要增強自己的公民意識，運用現代的法律和行政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其三，建立農民合作組織。農民作為分散的個體，既難以在經濟上防御巨大的市場風險，更不能在政治上遏制以國家名義行使行政權的干部的各種侵害，因此，農民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合作體，以集體的力量共同抵御各種可能給農民帶來損害的行為。農民合作組織可以由村干部牽頭，也可由村民自己發起，按照自愿聯合、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共謀發展的原則，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自主決定合作的類型和發展的模式，通過把一個個“馬鈴薯”整合起來，形成農民的強大階級力量，增強農民和干部以及政府對話的影響力。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2]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河南省信訪局聯合調查組：關于當前農村社會穩定問題的調查[J]，調研世界，1999，

[4]楊八郎村紀事[DB/OL]，/zhuanti/newsprobe/dangan/dangan73.html，2002-11-4

[5]王建民田九星馬立明：矛盾是如何激化的[N]，法制日報，2002－6－13，（8）

[6]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M]，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

[7]容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ToAnalyzeWhatAffectstheRelationsBetweenMassesandCadres

inRuralChinaintheViewofSubjectsatPresent

Abstract:ThefactorsthatinfluencetherelationbetweenmassesandcadresinruralChinaisverycomplex.Butfromtheviewpointofsubject,massesdon’tconfideincadresbecauseoftheirshortcomingsaftertheyhavechanged.Sotheconflictisgettingmoreandmore.Onthebasisoffindingtheirowncauses,improvementofthesubjectsthemselvesshouldbestrengthenedinordertoenforcethegoodmutualactionamongthem.It’llbethecornerstonetorelaxandbettertherelationsbetweenmassesandcadresinruralChina.

Keywords:subjects;therelationbetweenmassesandcadresinruralChina;causesandcharacteristics;analyze;atpresent;approach;impr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