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紅利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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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刂迫丝跀盗?、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叭丝跈C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總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人口機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叭丝跈C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蛇_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現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可持續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傲沂磕耗辍研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個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過多，負擔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風險最小化。古有明訓：過猶不及。人口控制是有邊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包括成長風險、成才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甚至還有親屬文化斷裂的文化風險和作為一個責任政府需要承擔后顧之憂的政治風險。歸根結底，其風險性在唯一性。三是潛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節流，做的是減法和除法；人口投資是開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轉變的現代階段，中國的確需要更適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關于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也指出要進一步穩定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漢族人口中實施“城鄉統開二胎”，我想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譬如可以減少獨生子女綜合癥，可以保障更適量更優質勞動力的供給，可以降低家庭養老的難度，規避人口風險，減少人口負債。人口負債是指已經預先支付、今后要償還的人口發展代價，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獨生子女老齡化問題。

除了恰當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國還需要在教育培訓、人口就業和積極老齡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攬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體系。首先，中國要建構起福利性國民素質教育體制。今天的教育培訓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力資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創造的寶貴資源。人力資源可以替代自然資源，人力可補天力之不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需要長遠的戰略眼光。知識、技能、信息、文化的貧困是深度的貧困。中國如果能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國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優先投資于人民，反哺貧弱的教育，應該成為中國發展戰略的核心價值觀。其次，中國要建構起有序流動、充分就業的政策環境。勞動力轉移的成敗，人口就業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會升遷空間和管道。社會是分層的，他們在實現居住地、職業轉移的同時，是否也能實現身份的轉移?也就是說非農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社會發展目標?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動和轉移同時也應該是有效和穩定的，否則民工潮的逆向轉移會抵消人口轉移紅利。最后，中國要建構起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和諧老齡化的政策支持體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決于我們怎么看待它。從低處看，健康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可以減輕自己對家人和社會的服務與醫療的負擔。從高處看，積極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還可以繼續創造社會財富，為家庭和社會作出貢獻。從結構看，和諧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與年輕人同社會和諧共生、協同并進。人口轉型紅利是我們積極看待和建設老年與發展的關系、實踐健康、積極以及和諧老齡化戰略的結果。

總之，人口紅利歸根結底取決于人力資本的儲備和人力資源的開發，開發出來就是大財富，否則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們已經逐步走上了以人的發展來解決人口問題的科學人口發展之路，我們對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充滿信心!

[摘要]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紅利理論的基礎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概念，即人口紅利實質是指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據此提出了三個判斷：“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繼而嘗試構建了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的轉變紅利、投資紅利、轉移紅利和轉型紅利。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人口轉型紅利；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