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倫理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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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改革為什么成功

現在關于國企退出問題的討論不少，而國企的退來退去說到底無非就是一個產權改革的過程，但目前卻似乎很少有人來關注產權改革的公正性，或者是認為改革并不需要公正，或者干脆就是打著公正的旗號反改革。對此如果不加以澄清，國企改革的最后結果很可能就會未必如改革者所愿。

中國改革是人類歷史、現代化史乃至經濟轉型史上十分罕見的個案。就先于實現民主化和公共資源控制權高度集中的條件下進行私有化與市場化這點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數幾國。而在這幾國中，中國又有其唯一特殊性。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中國是唯一在整個轉型期（到目前為止）一直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國家。這一點引起了世界關注。在國際上人們一般從“漸進”還是“激進”來解釋這一現象。

中國也有激進改革。有人說中國改革不搞休克療法，因而成功了（克魯格曼）；有人則說中國的成功領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領域，如解散、開辦特區等，中國的外資優惠政策是大大超過東歐的，中國的勞工政策之偏向資方更是超過所有的西方國家，可見中國的成功證明了改革必須激進（薩克斯）。

還有人以烏克蘭、白俄羅斯并未搞“休克療法”，但經濟卻比俄羅斯更糟來證明漸進未必有益。一位波蘭學者更直言不諱說：中國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國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資，我們比不上，因為我們的工會太強大，嚇跑了投資者。哪個老板不想到那有政府撐腰而不許工人討價還價的地方去設廠呢？

而在國內，關于“漸進”“激進”之爭并不是最重要的視角。關于中國改革成功（至少是就經濟而言，到目前為止）的原因，國內的主流意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階段從1989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那時八九剛過，東歐劇變，國內正全力反“和平演變”，對改革極力強調“姓社姓資”之分。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改革”，所以成功了，而東歐搞的是“資本主義復辟”，所以失敗了，就成了一種主要的解釋。

第二階段從1992年末到1997年“十五大”。小平南巡，使經濟改革再次加速，而且鄧明確指出，不要爭論“姓社姓資”，于是對中國改革成功的解釋從“方向”轉向了速度與方式?！靶丈缧召Y”之別為“漸進激進”之別所取代。主流的說法是：中國搞的是“漸進改革”，“摸著石頭過河”，順利過去了；而東歐搞的是“激進改革”，主張“人不能分兩步邁過壕溝”，結果一步沒邁過就摔慘了。

在這類說法中還有一種略為不同的解釋，即“增量—存量”之說，認為中國與東歐之別并不完全在于速度，中國非國有領域的改革其實也非常激進（如對外資、私企、鄉鎮企業），在原體制外的“增量”上取得了成功，而國有領域即“存量”則盡量維持。東歐則不然，它忽視了“增量”，一開始就企圖改造“存量經濟”，結果是費力不討好。

1997年“十五大”以來進入了第三階段。十五大不僅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而且號召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實行“突破”，并把產權重構作為重點，提出了不爭論“姓公姓私”的口號。當時輿論稱會議精神是“可以，可以，也可以”。這樣便擺出了中國也要以激進手段進行“存量”改革的姿態，原有解釋模式便顯得過時了。

同時過去改革模式中積累的許多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尤其是社會公正問題。對此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明確了公平不能“優先”的態度。于是新的解釋模式逐漸形成。這種模式認為中國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姓社還是姓資”，也不在于“漸進還是激進”，而在于中國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的經濟學”原則，在公平置后或至少不“優先”的條件下強制實現了資源的重新配置。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不言自明的。這種解釋模式集中體現在以下幾種論點上：

1997年王金存(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發表《俄越改革比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療法”未必是個壞主意，越南實行之大見奇效，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則搞糟了。為什么？因為越南保持了鐵腕強權，物價說上漲就上漲，國有企業想給誰就給誰，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誰也不敢說個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顯。而俄國則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軟，物價一高，失業一多，就議會里吵社會上鬧，“休克”半途而廢，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難堪。顯然，王文含有他對中國的建議或解釋。

1998年，盛洪(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發表幾篇文章，從對公共資產私有化方式的“賣還是分”的問題引出論點：在私有化問題上“公共選擇”不如“雙方交易”，亦即對公共資產的處理不能強調公共權利，而應當由有權者（賣方）與有錢者（買方）“雙方”不受干預地自行解決。因為“公共選擇”會增加“交易成本”，只有“雙方交易”才能使產權變遷的“成本”變得最小。

同樣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盛洪又提出“交易先于產權”的觀點，即認為對于產權不明晰的公共資產，有權者可以先拿去“交易”再說，一“交易”，“產權”也就自然解決了。這就與自由主義倫理學中諾齊克（Nozick）的“低調正義”發生了沖突。因為按諾齊克的說法，“獲得的正義”（Principleofacquisition）優先于“交易的正義”（Principleoftransfer），亦即人們必先公正地獲得產權，然后才談得上公正地交易。而在中國現有權力配置格局下，“交易先于產權”而且排斥“公共選擇”的過程是怎么一回事，并不難理解。盛洪卻認為他所掌握的“案例”表明，這正是中國成功的關鍵。

二自由主義的立場

顯然，以上幾種論點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否定了經濟改革過程的起點公正原則，尤其是否定了進入市場經濟時的產權初始分配中的“獲得正義”原則。這就使中國改革中的倫理問題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

在西方，諾齊克提出了最“保守”最“低調”的正義理論：一個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財產來源清白（符合“獲得正義”），此后的財富增殖又完全通過自由交易，而沒有強制與欺詐，（符合“交易的正義”），則最后即使他富可敵國，那也無可指責，即完全符合“持有的正義”（justiceinholdines）。他可以自愿慈善，布施窮人，但國家不能強迫他（例如通過累進稅等）與別人共享財富。

當然，諾齊克強調這種“持有的正義”必須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只要其中一個環節不正義，其后的環節也就失去了正當性。如果所有者最初的本錢來源不清白，則哪怕此后他一直實行公正的自由交易，其結果也不正義，而必須受到諾齊克正義的第三原則即“矯正的原則”（principleofrectification）之干預。

對諾齊克的說法，羅爾斯(J.Rawls)是不能同意的。他認為即使財富的積累符合“獲得正義”與“交易正義”，其結果也必須受到“分配的正義”（distributiveofjustice）的限制，因此國家應該對清白致富者也實行強制性的二次分配措施。

但是，羅爾斯講的只是消費的“分配”，他并沒有質疑資產的分配本身。因而比羅爾斯更“激進”更“高調”的批評者大有人在，如以麥金太爾與泰勒為代表的社群主義者，更不用說社會民主主義各派。他們批評的重點是羅爾斯，而諾齊克已經被認為“保守”得不值一駁。至于比諾齊克更“保守”更“低調”的理論，則人們聞所未聞。

所謂科斯定理，即“權利的初始分配無關緊要，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交易又充分自由，則經濟效率就會實現最優”，這是一種關于效率而不是關于正義與倫理的說法。

科斯講的“交易先于產權”，用的是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中產權立法的例子，而18世紀的英國并不存在公共資產的私有化問題，只有私有財產的法律定義從不嚴格到嚴格的問題。因此科斯的理論并不是用來挑戰諾齊克的，而是用來挑戰凱恩斯的。

科斯在西方有眾多的批評者，他們在倫理問題上都持比科斯更“高調”的立場。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科斯的立場出發看看其學說的倫理意義，這是不會有過于“高調”之嫌的。

科斯與其他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的“國家干預”，是凱恩斯式的或福利國家式的干預，而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國家強制。與后者使用政治強權剝奪公民財產、而且歸入國庫的財產便進入“黑箱”、其管理者既不由公眾授權又不受公眾監督的情況不同，前兩種“干預”都是在尊重公民財產權的前提下進行的。

凱恩斯式的干預，主要是政府以無形稅（增發通貨）方式擴大開支，增加信貸，刺激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以解決市場經濟中的過剩問題。而福利國家政策則主要是政府以有形稅（累進所得稅）方式對國民收入進行二次調節，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惠及大眾。

在西方的條件下，無論無形稅還是有形稅，公眾作為納稅人的權利是受保障的，由他們的納稅所維持的政府要征得他們的認可，要對他們負責，由此形成的資源流向受到民主制下的公民即納稅人的監督。

對這一切新自由主義者并沒有提出異議。新自由主義者既沒有指責政府強制或剝奪了公民，也不認為國家干預與權貴利益有什么關系。這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自由主義者（如緬甸的昂山素季）把國家干預抨擊為腐敗之源、權貴利藪是不同的。新自由主義者對國家干預的指責，主要是一個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而從不涉及公正問題。

由于同樣原因，新自由主義者在建議對這種國家干預進行糾正時，也只涉及效率考慮而無須為公正而操心，對他們來說，放棄“國家干預”并不涉及進入市場經濟時的起點問題，而只是對原本已存在的市場經濟作規則上的調整。

他們也在西方國家倡導國營企業“私有化”，但與東歐不同，這種私有化并不涉及產權的初始配置及其合法性問題，也沒有“歷史欠賬”、“還資于民”抑或“從奴役到自由”這類價值考慮——與哈耶克不同，包括科斯在內的美國新自由主義者盡管不認同羅斯福新政式的國家干預政策，但從不認為新政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說新政影響了經濟效率而已。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正是這種“問題意識”的產物。效率是科斯一切學問的出發點，而所謂效率，無非是單位產出所花費的成本的最小化。

古典經濟學講的成本原只是靜態的要素成本（資本成本、勞務成本等），后來又發展為動態成本（邊際成本、機會成本等），而科斯不僅突破了古典成本理論（也是效率理論）的教條，強調了制度運行成本即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礎上回答了長期以來困擾人們、尤其是困擾自由主義者的兩個問題：

其一，為何從理論上講市場機制能最優化地配置資源，但現實中卻常常可以看見市場無效率或“市場失靈”的現象？“社會主義者”說：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無政府”之弊，它不能優化配置資源。而科斯則認定，市場經濟的生產效率當然是最高的，但“交易效率”則不盡然。市場的交易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便導致市場失靈。

其二，那么怎樣解決這一問題呢？“社會主義”者的回答是限制（以致消滅）市場，實行國家干預?？扑沟幕卮饎t是完善市場，減少交易成本，而在他看來，明晰產權是減少交易成本的有效辦法。因此，市場經濟一定要徹底實行私有化。

科斯的這套理論不僅自洽地解釋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即所謂市場失靈的問題，而且它提出的以減少交易費用為中心的思路還有可能導致西方企業制度的重大變革。

例如科斯認為企業內部的集權是減少交易成本的關鍵，而且這甚至是市場經濟中企業存在的唯一意義。這一想法對流行的企業制度理論，尤其是所有者經營者兩權分離、經理、董事會與股東大會互相制約的傳統股份制理論無疑會有極大的沖擊。

如果按科斯的思路，則兩權合一、經營者控股才是好辦法。這是否會導致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歷史性變革？許多人都在拭目以待。顯然，無論科斯的思路能否實現，他提出的問題在西方條件下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有極大的意義。

科斯理論的特點是只談“交易成本”而不談交易權利，這決非因為交易權利問題不重要，而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科斯所處的社會已經解決，已不是他們的問題。因此他的問題其實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論證，如“企業的意義”與“牧人與農人”問題及由此導出的如今幾成經典的所謂科斯定理，都有這樣的背景。

科斯問道：一個工人為什么寧愿受雇于企業，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場出售他的勞務或產品？因為企業這種組織比各個人直接面對市場能明顯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處即使扣除了企業的“剝削”，落到工人手中的也會比他單干所能掙得的更多。這個論證曾被一些人引申為：獨裁比民主更能節約交易成本。

但是，科斯為什么不問：奴隸制工場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為什么不愿當一個奴隸？不要以為這不是一個問題。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便曾證明：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的奴隸制經濟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經濟差。然而科斯不會這樣提問題，因為他要比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間的成本，而不是交易與搶劫（強制）之間的“成本”大小。

企業的“獨裁”仍然是契約行為，即科斯說的：“企業沒有使契約消失，但畢竟使契約大為減少?！惫と诉M廠時簽訂一次契約，這與他在市場上單干則要與所有客戶簽訂無數契約相比，“談判”費用無疑要省得多。但這一選擇只是節約了交易成本，并沒有放棄交易權利。當然，科斯不需要指出這一點，因為這在他們那里是自明的。

交易與搶劫不能比較“成本”，這當然不僅是個道義問題，即使純就技術而言，搶劫這種非合意、無規則行為也是無法計算“成本”的。如果AB二人在市場上討價還價而終難成交，某A干脆拔刀把B搶了，你說這是否節省了“交易成本”？顯然，即使撇開道義問題人們也無法回答，因為這種無規則行為的結果無法預期：倘若B束手任搶，那“成本”自然很小，但若B也拔刀相抗呢？

在今日發達國家，交易成本理論當然不會引出這樣荒唐的問題，但若是在盛行“搶來本錢做買賣”的原始積累時代就不同了。那時的人們沒有提出交易成本理論，不是因為他們比科斯笨，而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們面臨著完全不同的問題。

在今天處于市場經濟原始積累階段的中國，繞開交易權利問題大談交易成本，便可能成為一種為“搶來本錢”辯護的理論。如今我們的確聽到許多這樣的議論：

公共資產的看守者關起門來監守自盜，是一種“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產權改革問題上決不能讓老百姓有發言權，因為“公共決策的成本高于雙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權貴私有化；“分”不如“賣”，“賣”不如“送”，不管白貓黑貓，能把產權明晰了就是好貓；官僚資本、權力資本有利于減少“制度變遷的成本”；甚至還有人認為，利用目前體制上的集權條件一次性地實現企業領導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們的優勢，可以更易達到科斯設想的企業內“獨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權就很難。

這些說法的經典依據就是科斯定理：無論產權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場交易完全自由，就能達到效率的最優化。

科斯是通過著名的“牧人與農人”問題表述這一后人所稱的“定理”的：設若兩塊地中無柵欄分隔，一塊牧牛，另一塊種谷。牛越界吃谷，導致牧人增值而農人減產。但初食之時因牛饑，消化好，故牧人所增超過農人所減；及至牛飽而難消化時，牧人所增便不及農人所減了。

現在問：若從社會的觀點看要達到農牧二人總收益最大，應當如何？是由政府出面設計一最佳界限并立柵分隔，還是讓農牧二人在完全自由的產權交易中設定這一界限？經過一系列的邏輯推理，結論是：無論吃谷的權利最初屬農人還是屬牧人，只要這權利可以自由交易，雙方還價的結果都可得出這條最佳界限，使牧人所增恰等于農人所減，而雙方總收益達到最大。這比政府的設計更有效。

顯然，科斯這里所稱的權利初始設定可以屬農，也可以屬牧，但并不涉及權利的“初始侵奪”問題。他所要表明的道理是政府的設計不如私人的交易，亦即“國有”不如“私有”，但并不涉及由“國”而“私”的方式問題。

如果換一個提法，假定農牧二人本來各有權利，然而牧人利用國家強權把農人的權利奪來歸己，試問此后他們就會“自由交易”而不會冤冤相報地打起來嗎？這還有何“交易成本”可言？在這種情況下，“初始權利屬誰是無關緊要的”嗎？

總之，新制度學派在美國面臨的是與我們極不相同的問題。他們是在傳統私有制與公民權利社會的基礎上反對“國家干預”，而我們是在沒有這一基礎的條件下走出“國家統制”并在這一過程中創造這一基礎。

前者只是個效率問題，因此可以談“交易成本”，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個公正問題，因此首先要確立交易權利。前者只涉及“規則”，而后者尤其關系到“起點”。前者是規范的自由秩序中的問題，而后者則是原始積累時期的問題。

在科斯而言，“初始權利屬誰無關緊要”是一個捍衛自由的命題（在“農—牧問題”中，這一命題意味著無論原產權屬農人還是牧人，國家都沒有理由，無論道義理由還是效率理由來加以干涉），而在我們這里，“初始權利無關緊要論”卻被扭曲為一個為搶劫辯護的命題（即：有權者可以在“明晰產權”的名義下任意把公共資產攫為己有）然而，為搶劫辯護還能稱得上“自由主義”嗎？

其實，真正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新制度派學者對權貴資本的態度本來是很清楚的?？扑估碚撛谌A人世界最著名的支持者張五常教授便講過：鄧小平說要反對“資產階級”，如果他說的“資產階級”是指“四大家族”一類人，相信沒有一個市場經濟與私產制度的擁護者會反對他的說法！然而，內地的一些“交易成本”論者似乎遠沒有這么清醒。

三公正的改革還是強盜資本主義?

因此，如果說20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資姓社”、“漸進激進”來解釋，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講公正來減少交易成本”之說來解釋。如果說搞了半截子“休克療法”的俄羅斯盡管療效不佳，但比“漸進”的烏克蘭境況還是要強，那么在同屬“激進改革”的諸國中，更民主也更講起點平等的波蘭、捷克等國又比俄羅斯的效果更好。這表明改革的比較研究不僅不能支持反改革論，也不能支持寡頭改革論。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場化而言，那么所謂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著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著更多的起點平等。在這兩個方面中國20年的改革都是有經驗的。

在增量方面，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實際超過許多東歐國家，私企發展的空間也日益擴大，雖然仍有官營壟斷、外資超國民待遇、勞資關系不平衡（有民間商會而無民間工會）等問題，但“自由的公正”在發展并顯示著正面效果是無疑的。

在存量方面，中國廢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過公共選擇、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認可的方式實現了農民走向市場時大致的起點平等。而農民之所以主動發動改革，也是由于舊農業體制即使在計劃經濟范圍內也顯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種“由國家控制而由農民承擔控制后果”的經濟，既不同于真正的集體經濟，也不同于國家控制、國家承擔責任的城市國營經濟，共同體的束縛功能極強而保護功能缺失，只有“父權”而無“父責”，這即使在共同體本位的價值觀下也是極不公正的。

這種只是為了取得原始積累而管制農民的體制在前蘇聯雖也存在過，但他們在原始積累過程完成后，工業已停止了對農民的“抽取”，從1966年蘇聯集體農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制”起，其體制已變為如城市國企一樣的“國家承擔控制后果”之經濟，擺脫共同體的束縛就意味著失去共同體的保護。就這個意義而言，蘇聯的農業與中國的國企都比中國的體制要公平些。

多數東歐國家農業體制與1966年后蘇聯類似，而且原始積累時期更短（捷克、東德等工業化國家基本上沒有此時期）。少數東歐國家劇變前就沒有搞過農業集體化，如前南斯拉夫與波蘭，那里的農業劇變前就是個體農場農業，但國家從60年代后為了增加“社會主義吸引力”仍出資為農民建立了退休、免費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換言之，南、波的舊體制對農民有保護而很少束縛，那里的農民就更談不上主動改革了。

總之，中國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農村改革（不僅是農業改革，號稱“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是中國改革時期工業成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從大包干產生的后續變革），而農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漸進”，二不是靠“不動存量”，而是由于兩個因素：一是改革前農村體制特別不公正（既相對城市體制、也相對蘇聯東歐農業體制而言）；二是改革過程較好地體現了公共選擇、起點平等。

如果中國農民像國企或蘇聯農民那樣被國家管起來但也包下來了，或者像波蘭農民那樣國家不管卻也包下來，中國農民就不會有那種由“管而不包”逼出來的改革沖動。而如果農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為起點，而是開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長的私人莊園并把農民一腳踢出去，或變為莊園里的長工，那農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從廣義契約—廣義公正的角度講，人們放棄自由是為了獲取保護。而共同體在實行束縛的同時也就承擔了保護義務。擺脫這樣的束縛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中國的公社只有束縛卻無保護，擺脫它的過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見的“無代價的進步”。

套用馬克思的話說，農民在這一過程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卻是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而且這一機會（以土地為載體）在他們中的初始分配又較均等，他們何樂不為？

顯然，這樣一場類似“帕累托改進”的變革得以實現，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響（城市里接受“市場文化”的影響不是比閉塞的鄉村更多嗎?），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經濟民主”，而就是由于擺脫不公正的沖動與公平的要求。

反過來說，中國改革由于忽視了公正原則而受阻的教訓也很多。以住房改革為例，本來住房作為消費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產資料私有化那樣有意識形態障礙，中國改革前沒有合法的私營工廠，但私房是一直就有的。從操作來說，住房私有也不像生產資料私有那樣涉及到經濟過程中要素配置、機制重構的復雜問題。

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國企私有化困難重重，爭議也很大，但他們的住房改革多很順利，爭議也少。如俄羅斯的國企改革泥足深陷，問題不少。但他們以抽肥補瘦、返還欠賬為原則搞的住房改革卻很成功，早在1993年底僅經過兩年的變革就已使私房率達到55％～56％，已達西歐國家水平。而東歐一些國家如保加利亞，早在舊體制下就承認低工資下住房返還原則，規定勞動者工齡積累達到年限后即可擁有所分住宅的產權。

可見，中國的住房改革久拖不決，關鍵并不是什么“觀念”問題，其實就是一個公正問題。有些地方按“補房不補人”的原則搞“誰占誰有”式的房改，在半賣半送的低價下又加之以工齡折扣不按絕對值而按所占房價百分比計，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卻得不到應有的補償。

就這樣，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積累，還要把后者拋向已在公款購房潮和原始積累時期的壟斷性暴利因素雙重刺激下價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場”。這樣的房改能沒有“阻力”嗎？如今政府提出以補人不補房的“貨幣分房”來取代“誰占誰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階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這一原則能得到公正的執行，“觀念”是不會構成障礙的。

企業改革的問題也是如此。在“窮廟富方丈”的同時讓工人空手“下崗”，或是強迫工人出錢為“窮廟”填補窟窿，再或者把“窮廟”粉刷一下上市騙錢，都會造成嚴重的不公正。而農村改革的經驗、日本戰后解散財閥時的“證券民主化”經驗與當代波蘭、捷克等國的轉軌經驗都表明，“以起點平等原則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規則公平原則找到最終所有者”，是解決進入市場時產權初始配置問題的重要思路。

即使不講起點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選擇。存量資產既然是公共的積累，那末無論是“分”、是“賣”還是“送”，都不能不考慮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個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權益。東歐尤其是前東德不少“爛攤子”企業是采用象征性價格“送”掉的。但這種方案都經過了工會同意并以強大的工會力量保證“送”的條件（職工就業等）得以落實。如果不是這樣，“送”就行不通。

增量領域“自由的公正”與存量（主要指農村）領域“起點的公正”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就的關鍵。而把“起點公正”推廣于其他存量領域（如住房、國企等）則是中國今后改革成敗的關鍵。

目前中國以國企為代表的存量經濟問題成堆，但從一些指標看尚未出現東歐國家改革初期那種大滑坡的局面。這成為一些人全盤否定“激進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實，這里除了一些深層問題尚被掩蓋乃至尚在積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國與蘇聯改革前體制的不同。

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后的農民國家里發生的革命的結果，帶有?？怂狗Q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

從列寧欣賞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蘇聯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范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哄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

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余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

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經濟學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飯；中國的“小而全”、“山散洞”與蘇聯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于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因此，中國一方面在“計劃經濟”方面還有極大的改進余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中國改革前期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復蘇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

這一切使中國的改革具有某種“落后的優勢”。但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如今我們的成就與俄國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表明我們現在干得比他們好，毋寧說是表明我們過去干得比他們差——我們的公社不如他們的農莊公平，而我們的命令經濟不如他們的計劃經濟有效率。

但他們當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盡頭，我們也不能只吃“落后優勢”的老本。我們如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重復建設、山頭經濟的問題，這無可非議，“專家的計劃”畢竟比諸侯們的攀比競賽更講配置效率。但人家沿這條路走到底也不過如此，我們又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

應當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有時效限制。如今國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說遠高于時期，但國企的困境卻遠甚于那時，同時權錢結合的原始積累也形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一切都表明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個臨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循環的怪圈，就看此時我們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