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會實踐論看小說擬譯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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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社會活動，翻譯實踐既受到社會的影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的發展。晚清時期的西學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重要的一個篇章，其中小說翻譯呈現出顯著的特點——譯者們偏向于采用擬譯的手法譯介西方小說。鑒于翻譯實踐具有社會性，該文從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角度分析了晚清小說譯者的象征資本和翻譯慣習，發現擬譯的盛行與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關鍵詞：社會實踐論；晚清；擬譯

1引言

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不僅會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也會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自20世紀70年代起，翻譯研究者逐漸開始關注翻譯的社會性，到20世紀90年代，翻譯研究者開始系統借鑒社會學理論討論翻譯問題，由此產生翻譯社會學（刑杰，2016）。翻譯社會學將翻譯看作是社會行為的不可否認的一部分，在社會語境下對翻譯的生產與再生產以及譯者進行研究。目前，廣泛應用于翻譯研究的社會學理論主要有三個，包括盧曼的社會系統論、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論和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鴉片戰爭以后的西學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出現的第三次翻譯高潮，許多愛國仁人志士將西方先進的科技和人文著作翻譯到中國。晚清時期（1898-1919）的小說翻譯有著自身的特點——數量多，類別全，擬譯盛行。譯者們會有選擇性的省略原作中的部分情節或增加一些原作中沒有的情節和評論，甚至還會改變敘事角度和敘事結構，這種自由的翻譯方法被約翰•德萊頓（JohnDryden）稱為“擬譯”（imitation）。德萊頓認為，擬譯就是自由譯，“譯者……擁有自由，不僅可以在措辭和意義上不同，還可以根據場合將兩者都拋棄”（Dryden，1992:17）。鑒于翻譯實踐具有社會性，本文嘗試以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為基礎，結合這一時期小說翻譯的特點，從社會學角度來解讀擬譯的盛行。

2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關鍵詞解讀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的三個核心概念是場域、資本和慣習，他提出了如下社會實踐模式：[（慣習）（資本）]+場域=實踐。布迪厄將“場域”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結構”。他認為，現代社會結構以一種活躍的關系網的形式存在著，整個社會既影響個體的感知和行為，又受其影響，而這些相互關聯的個體就是場域中的行動者（agents），場域研究的焦點應該是客觀關系，而非行動者。“資本”（capital）用于描述場域中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格：只有擁有這些資本，社會個體才能成為特定場域中的行動者。資本這一概念是從經濟學借來的，其含義并不局限于物質層面，還涵蓋了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前者指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獲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資源，后者包括個體在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系和社會義務。在布迪厄的理論中，個體并不是在生物學上來定義的，而是從社會層面來定義的，社會個體是特定場域的積極參與者，為了保持或提升自己相對的社會位置而相互競爭?！皯T習”就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培養成的思維習慣和行為傾向：場域中的行動者將場域中不成文的規范內化在自己的思維和行為中，這些行為繼而會影響他們所處的場域。簡而言之，布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是這樣運作的：場域中的參與者通過社會活動獲得慣習，這些慣習會促使他們在場域中追求他們認為有價值的資本；當某個參與者倡導的一種不同資本形式并被其他參與者接受和認可，這種資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資本”（symboliccapital），同時他也會努力使其他參與者相信這種象征資本是有價值的，從而制定或強化場域的規則（Bourdieu,1992）。

3社會實踐論視角解讀晚清小說擬譯的盛行

晚清時期，清王朝國勢日益衰落，在幾次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屢遭失敗，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仁人志士們開始意識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性，許多學生被送出國留學，引進西方的新技術和新思想。1897年，嚴復和夏曾佑在《國聞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小說對歐美國家的文藝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梁啟超也提出口號“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這使得小說這種一直處于中國傳統文學體系邊緣位置的文學體裁逐漸向中心位置靠攏，西譯小說則成為百姓教化、社會改革和救亡圖存的工具（王洪志，2000）。在這些政治家和文學家的倡導下，晚清小說翻譯和創作逐漸繁榮，最具代表性的譯者是有嚴復、梁啟超、林紓、蘇曼殊、魯迅等。晚清的小說翻譯有著自身的特點，那就是數量多，類別全，擬譯盛行。1840年至1898年，僅有7部外國小說被譯入，而1898年至1919年間，其數量竟高達2352部（李德超&鄧靜，2003）。這一時期，西譯小說類別多樣，包括政治小說、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社會小說和愛情小說等，但是由于當時的譯者文學鑒賞力低，對世界文學所知甚少，以至于其中90%都不是經典著作（郭延禮，2000）。譯者選擇翻譯這些小說并不是因為它們的文學地位，而是當時的翻譯都帶著一種政治目的：引進西方思想文化，吸取經驗教訓從而促進社會改革和百姓教化，而非滿足人們的文學審美。因此，譯者在翻譯的時候會采取擬譯的手法，具體表現為用文言文或者白話文將原著翻譯為中國古典章回體小說，將原著中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國人名和地名，根據譯者的理解隨意增加和刪減小說內容情節，甚至還會改變敘事角度和敘事結構。翻譯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社會活動。翻譯活動涉及不同的語言、文化、學科，在翻譯的生產、傳播和接受過程中，人與人、人與機構、機構與機構之間交流互動，形成了一種特別的關系網絡，這就為我們構建翻譯場域提供了事實依據。布迪厄認為，對一個場域的研究應該包括以下三個必要且相互關聯的環節：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應的場域位置、勾畫出行動者或機構在場域中的客觀關系結構以及分析參與者的慣習（Bourdieu,1992）。下文將從這三個環節對晚清小說擬譯盛行的現象進行分析。（1）翻譯場域與權力場域社會結構中存在著既相對獨立又相互影響的各種場域，這個社會結構被稱為“權力場域”。權力場域是一種“元場域”（meta-field），能夠決定場域內各種資本的分配，從而指定在社會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階層。權利場域對翻譯場域的影響具體表現為通過贊助人（主要是當局政府和出版社等）來決定譯者對翻譯題材和翻譯策略的選取，而一旦譯者選取某種題材就意味著翻譯場域會與另一個場域產生互動。晚清的翻譯場域與文學場域始終保持互動，這就使得文學場域的一些規則如用文言文撰寫章回體小說滲透到翻譯場域中來。據統計，晚清時期發表于《新小說》《新新小說》和《繡像小說》上的西譯小說中，60%以上都是以章回體形式翻譯的（郭延禮，2000）。翻譯場域和文學場域不斷互動的結果就是文學翻譯子場域的形成。（2）譯者的象征資本每一個場域都有自己獨特的資本，在翻譯場域中，譯者的資本通常由以下部分組成：良好的雙語功底、對相關領域（如科技、政治、軍事等）的熟悉程度、對翻譯理論的把握、以往的翻譯經驗、原著作者的資本（即原作者在目標文化中的影響力）等。晚清翻譯場域中，譯者的象征資本主要來源于文學場域和文學翻譯子場域，大多譯者本身就是作者，擅長文學寫作和鑒賞，精通外語，有比較豐富的文學翻譯經驗。事實上，在晚清眾多杰出的小說譯者中，除了林紓不通外文，其他譯者至少懂一門外語。林紓自幼習文，閱讀廣泛，雖不懂外文，卻借助他人口述翻譯了許多西方文學名著。他的第一本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是譯入中國的第一部西洋小說，譯文不分章節，融入了林紓的亡妻，一出版即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隨后，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與口譯者合作先后共譯作品180余種。（3）譯者的慣習慣習是場域內行動者對場域規則的內化。場域能塑造行動者的慣習，譯者只有擁有了特定的資本形式才能進入翻譯場域成為行動者，而當譯者進入翻譯場域以后，往往會接受和遵循某種翻譯規范，并將其運用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自佛經翻譯以來，達意一直被奉為翻譯的首要任務，晚清的小說譯者們沿襲了這個翻譯規范，在翻譯實踐中或多或少的采用了擬譯的手法以求傳達原文的要旨。以梁啟超為例，他雖不通法語，卻在日文譯本的基礎上，用白話文將法國小說TwoYears’Holiday翻譯成章回體小說《十五小豪杰》，此書原著共三十章，日譯本縮減到十五章，梁啟超的譯本增加為十八章。此外，該譯本在主題、結構和人物方面均與原著不同。梁啟超的這種“豪杰譯”和林紓的翻譯一樣，受到翻譯規范的影響，而譯者和譯文的成功則強化了這種擬譯翻譯規范，使得它成為晚清翻譯場域象征資本的一部分。

4結論

擬譯是一種最自由的翻譯方法，最初它只是翻譯場域的一個規范，譯者進入翻譯場域以后，將其內化為自己的翻譯慣習，便成為譯者的一種資本。在晚清翻譯場域中，小說譯者將擬譯這種翻譯方法運用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并獲得成功以后，場域內的其他譯者會紛紛效仿，這樣擬譯就成了譯者的象征資本，直至新的翻譯規范被設定，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直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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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九英 單位:衡陽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