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冷藝術色彩的決瀾社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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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決瀾社龐薰琴現代主義現實主義

[摘要】決瀾社——中國畫壇上第一個自覺借鑒和吸收西方現代派繪畫的藝術團體，以“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上也應當出現一種新興的氣象”為宣言，轟轟烈烈地演繹著其艱辛悲壯的歷史片段。

2O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危機與新生、破壞與創造的并存階段，中國在經歷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文化藝術也呈多元化發展趨勢。帝國主義的炮艦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西方的新思潮也加快了向中國傳播的速度。中國在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著屈辱．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步改變了關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觀念，并且意識到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藝術界也不甘落后，他們意識到中國的傳統藝術必須從昏昧的狀態中猛醒過來，摒棄頌風吟月的閑情逸致，打破因襲古典傳統繪畫之“舊”風氣彌漫的中國畫壇，以新的藝術語言和藝術形式來傳達民族的聲音，承受殘酷的現實之重。

由于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化，使中國的藝術思想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西方各國從l8世紀以來各種藝術流派的內容，“新的藝術”、“外來藝術”嘗試著在中國尋找合適的土壤，沖突、矛盾、混亂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旋律，也正是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決瀾社應運而生。

決瀾社是我國現代美術史上最早主張吸收西方現代藝術成果的、有宣言、有綱領的學術性團體，它標志著中國現代繪畫運動的開始。

1930年，剛從法國留學回國的龐薰琴發起“苔蒙”畫會，不久被查封。“觀夫今日中國藝術界精神之頹廢，文化之日趨墮落，輒深自痛心，但自知識淺力薄，傾一己之力，不足以稍挽頹風，乃思集合數同志，互相討究，一、力求自我之進步。二、集數人之力或能有所貢獻與世人”。1931年，倪貽德訪問龐薰琴，“余與倪君談組織畫會事，倪君告我渠亦久蓄此意，乃草就簡章，并從事征集會員焉?！?/p>

1931年9月23日在梅園酒家，召開第一次會議，以龐薰琴和倪貽德為主，還有陳澄波、周多君、曾志良共五人，議定社名為“決瀾社”，即懷有挽狂瀾于既倒的決心，給頹敗的現代中國藝術一個強大的波濤。并議于1932年元旦在滬舉行畫展，卒因東北事起，各人心緒紛亂且經濟拮據，未果…。

1932年1月舉行第二次會議，會員漸增，出席者有龐薰琴、倪貽德、梁白波女士、楊秋人、王濟遠等共十二人，議決事項為：(一)修改簡章；(二)關于第一次展覽會事，決定于4月舉行；(三)選舉理事，龐薰琴、王濟遠、倪貽德三人當選。一·-A．事變，4月畫展成泡影。第三次會議于4月在麥賽而蒂羅路九十號舉行，議決將畫展日期延至lO月。

1932年lO月，在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舉行決瀾社第一次畫展，同時發表決瀾社宣言。有感于宣言．特摘錄如下：

環繞我們的空氣太沉寂了，平凡與庸俗包圍了我們的四周。無數低能者的蠢動。無數淺薄者的叫囂。

我們再不能安于這樣妥協的環境中。

我們再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斃。

……二十世紀以來，歐洲的藝壇突然出現新興的氣象，野獸群的叫喊，主體派的變形，達達主義的猛烈，超現實主義的憧憬……

二十世紀的中國藝壇也應當出現一種新興的氣象了，讓我們起來吧!用狂飚一般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我們色、線、形交錯的世界吧!

決瀾社帶著希望，攜著激情，在動蕩、沉寂、混亂的世紀初成立了，他們因“痛感中國藝術界之頹廢與中國文化之日趨墮落，于是集合起來，不避艱辛，不問兇吉，更不計成敗，向前不息勇猛的前進，這是藝術革命的戰士應有的常態，決瀾社的同仁就在這種常態中奮斗著!”(王濟遠語)決瀾社的勇士們一開始就是以“藝術的革新者”的姿態站了出來，肩負著中國新興藝術的使命踏上了艱難的征程。從這份由倪貽德起草的藝術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出決瀾社的藝術主張：(一)反傳統；(二)藝術為其自身服務；(三)鼓吹西方現代藝術。這份宣言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場，表現出了決不與傳統藝術相妥協的精神，個性鮮明，鋒芒畢露。

一種藝術思潮、藝術主張總是要和創作結合在一起，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1933年lO月在上海福開森路世界社禮堂舉辦第二次畫展；1934年lO月在上海蒲石路留法同學會舉辦第三次畫展……決瀾社的第四次畫展，也是最后一次畫展于1935年lO月，在中華學藝社舉行，由于群眾的欣賞水平與接受能力的限度，使畫展的接受群體太過局限，再加上充滿戰火的時局，最終注定了悲慘的命運。展覽沒有造成大的影響．參觀者寥寥可數，冷落的局面與他們充滿激情和熱忱的宣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畫展結束之后不久．決瀾社也宣告解散。

對決瀾社的發起人龐薰琴來說，它的解散是令人傷心的，而楊秋人卻認為無論從整體或個人的發展來看，決瀾社在當時解散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決瀾社解散的原因主要來自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且客觀大于主觀。(一)決瀾社誕生于民族危機日趨嚴重之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的美術工作者(當然包括決瀾社成員)，不論何種藝術主張、態度，都是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為民族解放的神圣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因而也無瑕繼續再對新興藝術作深刻全面的嘗試與研究(解散后，大部分成員到內地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二)決瀾社的會務、展覽活動離不開經費的支持，決瀾社成員的創作多傾向于西方的現代派，恰恰相反的是，中國的油畫市場在當時并不繁榮，民眾接受能力又有限度，所以其成員自身生存尚存在問題，何談一個非贏利性藝術團體的運轉；(三)決瀾社成員沒有認清當時的時局和自身的藝術，而且缺乏對傳統繪畫的考究而孤立了自己，從而使自身在藝術長河的學步中搖擺不定。他們對藝術只是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還沒有形成中國現代藝術的強大實力。還有東西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不同，也決定了決瀾社的征程是艱難的、坎坷的；(四)正如決瀾社宣言所說的那樣．他們追求所謂遺世獨立的“純粹造型世界”、“純粹藝術”，因而忽視了當時大眾的欣賞水平與接受能力。加之決瀾社成員之間藝術追求不一致，各人有各人的藝術主張與方向，使之缺乏了韌性與凝聚力。

如果僅因為決瀾社的曇花一現就抹煞它在歷史上的影響和作用，那未免有失偏頗。決瀾社作為激進的青年美術團體(初創時，其主要組織者龐薰琴只有26歲，倪貽德也僅31歲)，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他們互相聯合、互相勉勵，滿腔熱情地想為中國的藝術做點事情，又出于對藝術現實的不滿，因此在創新的原則下，積極地引進西方的現代主義藝術，力圖改變上海以致整個中國繪畫界庸俗沉悶的局面，努力使中國的藝術盡可能地接近當時的世界藝術主流，在當時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客觀上為當時的中國藝術注入了新的繪畫因素。正如陳抱一所評價的那樣：“在那個時期，決瀾社畫展的作品，已顯示了較清新的現代繪畫的氣息……”此后上海又有獨立探討西畫的畫會成立，這使得中國的美術領域為之擴大，西畫事業向前有所發展，而且大大豐富了油畫表現的藝術語言。這一切，不能不說沒有決瀾社的功績。

決瀾社的成員多來自于“苔蒙畫會”和“摩社”，其基本成員有“龐薰琴、王濟遠(于第二次畫展后退出)、倪貽德、周多、段平右、楊秋人、陽太陽、丘堤、周真太、張弦。決瀾社的出現，如陳抱一所說，是“在沉寂中猶如新花綻放似地微微顯露了一點顏色來”。雖然他們的基本成員只有十名，但參加“決瀾社”活動及畫展的人卻很多。如：陳澄波、梁白波、李寶泉等。決瀾社成員們崇尚現代藝術，反對建立在唯科學主義基礎上的唯寫實風氣，反對把機械的、科學地模仿冷冰冰的現實世界當成繪畫的真正意義的自然主義畫風，主張從繪畫作品中表現出人的精神，表現畫家自身的內心感受與體驗。如第三次畫展中龐薰琴的《地之子》，這幅作品是他目睹江南大早民不聊生的時局后歷時數月完成，以象征手法表現了社會的腐敗和勞動者的疾苦。作品在展出時雖然掛在樓下光線昏暗的過道處卻仍然吸引了眾多的觀眾。龐薰琴的作品蘊涵著對人生、對命運、對時代的思考，如反映荒淫享樂的《如此人生》，喻人生舞臺如賭場的《人生啞謎》及擔憂中國去向的第四次展覽作品《無題》。在《無題》中，右方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壓榨機的剖面，有三個手指押在上面，代表了當時的三種勢力，右方一個愁容滿面的農婦，代表苦難的中國，后面一個機器人象征發達的西方工業，在畫面的左上方遙不可及的天際出現了芭蕾舞．預示著浪漫的未來。3O年代的龐薰琴就已形成極具現代風格的繪畫風格，可惜因戰亂而終止。

決瀾社中第二位重要的創始人倪貽德(1901—1970)是一個集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于一身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加入具有浪漫傾向的新文學團體——創造社。1927年留學日本，對日本西方美術史有較深研究，由他撰寫的決瀾社宣言充滿了激情與豪氣。他的早期作品模擬印象派．而后傾心于野獸派的那種純色的表現力，認為“藝術的意義還在于表現自己的心象”，繪畫的精神就是一種繪畫的個性，認為無論是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純粹主義抑或是野獸派、表現主義、絕對主義、至上主義的繪畫都是畫家自我精神的表現……

雖然，求新求變是決瀾社成員共同的傾向，但是具體每個成員的風格又各不相同，藝術造詣也各有高低，而且有些成員在不同的階段也擁有不同的風格探索。但總的來看，還是停留在對西方現代藝術的模仿階段，模仿性大于創造性。如最后加入決瀾社的張弦，老是用渾濁的色彩，在畫布上點著、點著，而結果往往是失敗的，于是他感到苦悶而再度赴法。后來他把以前的技法完全拋棄，而竭力往新的方面跑。從臨摹德加、塞尚那些現代繪畫先驅者的作品始，而漸漸受到了馬蒂斯和特朗的影響。

注重藝術自由創造的決瀾社在經歷了四年多風雨洗禮之后，最終解散了。決瀾社對中國美術走向現代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歷史進步性不容忽視，客觀上也刺激了當時中國美術的發展，對中國美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決瀾社猶如世紀初沉悶的中國藝壇上一聲驚人的響雷，驚醒了在傳統中自娛自樂、昏昏沉沉的中國美術家的睡夢，使當時的美術工作者、理論家陷入了對世紀初藝術走向的深思，為西方藝術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決瀾社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它引發了藝術工作者對藝術與時代相契合的深思。其歷史地位，遠遠超出了當時的實際存在。

時代決定藝術，藝術反映時代。為什么崇尚現代派藝術的決瀾社在經歷艱難的掙扎之后最終還是走向了的消失?為什么同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又能夠蓬勃發展、欣欣向榮?這不得不讓人深思，雖然決瀾社宣言表示要創造適合新時代的新藝術，但他們對什么是時代精神，沒有弄清楚，他們企圖創造一種色、線、形的純粹造型世界，這本身與時代要求包含著一定的矛盾。2O世紀初的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國人面對著剝削、壓迫、動蕩的局面，需要有一種煥然一新的藝術來表現無情的現實和動亂的時局，正如徐悲鴻所說：“藝術需要現實主義的今13，閑情逸致的山水畫盡管在歷史上有極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對人民起教育作用，也無其積極作用?！焙汀皻v史上國難當頭，民不聊生之時，人們更需要的是自居易、辛棄疾這樣的詩人，而不是李煜、李清照”是一樣的道理。時代選擇了現實主義，也從一個側面隱約地反映出了決瀾社對當時中國藝壇的錯誤估計和對國人的接受能力、時代需要的忽視。這也再次告訴我們，藝術的發生、發展、興衰存亡，同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時代的要求，是有密切的關系的。

決瀾社在走完它匆匆而又悲涼的歷程時，引發了我們太多的深思，當我們回首藝術的歷史，當我們展望藝術的未來，我們仍能聞到新興藝術之花——決瀾社所散發出來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