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制關系”視野中的鄧小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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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鄧小平理論/兩制關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正文】

胡繩同志曾撰文提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過程中所面臨的根本性課題之一，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以及如何認識和處理這種關系”［1］。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極富認識意義的提示，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制關系”的角度，觸及了鄧小平理論的基本問題，從而成為我們深刻認識和領會鄧小平理論的巨大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的一把鑰匙。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鄧小平理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論問題。鄧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2］（P.63）“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2］（P.116）過去之所以對社會主義問題不完全清醒，沒有搞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正是由于在“兩制關系”認識上的種種片面性，才造成了對社會主義的某些教條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銳地覺察到并敢于摒棄以往在“兩制關系”認識上的片面性，是鄧小平社會主義觀與傳統社會主義觀的主要區別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就是建立在對“兩制關系”的深刻思考和準確把握之上的。

一、對“兩制關系”認識問題的歷史追溯

早在20世紀初葉，列寧仔細分析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和帝國主義階段演變這一歷史性的變化，并從當時發生的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等歷史變動中，敏銳地意識到世界已處于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期。他根據社會主義在一國初步勝利的形勢，對這種歷史變動的本質作了深刻論述。他認為，十月革命標志著“兩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資本家議會制度時代和無產階級蘇維埃國家制度時代的世界性交替的開始”［3］（P.208），世界進入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偉大時代。列寧還預見到在今后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和國際范圍內，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4］（P.188）。

毫無疑問，由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社會主義逐步取代資本主義這一歷史大趨勢，是上述新舊交替時代的本質特征。然而，更應當看到，由于這種新舊時代交替的復雜性和深刻性，決定了這個歷史過程將極其漫長。它要經過長期的反復的斗爭和較量，要經過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終完成。在這整個過程中，都將呈現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制并存而進行歷史性競爭的局面。這種情形，不能不給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斗爭以深刻影響：既然是兩種制度的并存、交替和競爭，那么，在“一球兩制”的總體格局下，如何認識和處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必將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革命斗爭中必須正視并應認真加以解決的重大問題。事實上，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所經歷的由“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以及列寧在此前后提出的“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許多珍貴思想，已經明確地傳達了這樣的信息。

然而，在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將列寧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問題所論述的“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等提法結起來，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提法來表述我們所處的時代。這個提法和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觀點（如“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一道，過多地強調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性，妨礙了人們對兩制并存、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征的準確把握，以致在許多場合下形成了對世界革命形勢的過于樂觀的估計，這對后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消極后果。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它也不可能對人們科學認識和把握“兩制關系”起什么積極作用。

20世紀20年代初，即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同梁啟超、張東蓀等曾發生過一場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辯論的焦點在于，當時的中國能否立即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在梁、張等人看來，中國惟一的病癥在于貧窮，當務之急是開發實業以“增加富力”，而要達此目的，就只能靠資本家階級采取資本主義的辦法；社會主義在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和資格，只能且慢一步。應該說，承認20年代的中國有著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現代生產力的必要，強調實行社會主義必須要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作前提，這不失為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歷史實際的判斷。問題在于，他們卻對近代以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根本性障礙和困窘，視而不見，缺乏起碼的認識，因而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反對以社會主義為宗旨的革命政黨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來掃清發展現代生產力的障礙的努力。不過，早期共產黨人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不足，而在這場辯論中表現出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對于“兩制關系”并未能從中國社會實際出發加以研究，而只是一味地斥責資本主義的罪惡和腐朽，甚至認為中國正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條件，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這就把社會主義的實行看成是與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程度無關，不需要什么物質前提，僅靠人們的主觀意愿就可以決定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以后投身和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過程中，反復出現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從而導致“左”傾錯誤的屢次發生，其認識上的根源即可追溯至此。

二、黨在“兩制關系”認識上的前進和曲折

到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中國革命中的“兩制關系”問題第一次獲得了較為清晰的解答。認為，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戰爭勝利后，不是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也不能馬上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統治形式，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距離先進工業國家的水平還很遙遠。因此，“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5］（P.683）。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就意味著中國在進入社會主義之前，必須要經歷一個對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東西加以借鑒、吸收、消化的階段，從而為社會主義奠定必要的物質條件。所以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規定，允許和保護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6］（P.1254）；我們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7］（P.1479），私人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五種經濟成分之一。針對有人對資本主義的疑慮，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保?］（P.1060）他進一步指出：“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保?］（P.1061）

這一創造性的理論解決了在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如何正確對待資本主義、通過何種途徑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因而得到中國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服膺和贊同。例如，在山西興縣調查后，就提出了“新資本主義”的概念。他認為，“中國社會將來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今天則要實行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太落后，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我們的理想，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我們現時的任務。”［8］（P.3）總之，只有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使得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才能為走向社會主義創設經濟基礎?？梢哉f，這些認識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轉變和社會轉變問題的探索中，對“兩制關系”理解的最高水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一段時期內，等仍然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落后的生產力狀況，決定了“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6］（P.1431）。因此，黨和國家在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采取扶助、利用和發展的辦法，在農村，則實行保存富農經濟的方式，以充分發揮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益于國計民生的作用。這一切，有力地促進了過渡時期特別是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確立，等卻在“兩制關系”問題上的認識發生了某種逆轉。他們過分夸大資本主義經濟的消極作用及其與社會主義矛盾的不可調和性，而忽視和貶低了資本主義經濟在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和生產的社會化、商品化中的積極作用，滋長了“要使資本主義絕種”的急躁情緒。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就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第二階段的任務，就是要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完全消滅城鄉資本主義成分”，“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9］（P.196）問題當然不在于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形勢下不失時機地實行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在于受上述思想支配，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在公有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依然對非公有制成分采取水火不容、完全排斥的態度。后來由改造私有制殘余發展到不斷割資本主義尾巴，甚至將一些本不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也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搞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狀況的“純而又純”的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因而造成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后果。

三、“兩制關系”與鄧小平社會主義理論

在“兩制關系”的認識和處理上出現曲折和失誤，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從總體上看，是與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受傳統模式束縛和限制分不開的。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預想中，社會主義同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緊密聯系在一起。列寧在生前雖曾有過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但在其去世后不久，它們即被當作一種暫時的、策略性的權宜之計而加以改變，代之以單一公有制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然而，正是依靠這種體制，蘇聯實現了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了德國法西斯，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和無比優越性。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蘇聯為榜樣，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模式被當作惟一正確的選擇，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也自然地將其作為自己的藍本，而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的迅速完成，又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對這種模式的認同。平心而論，中國確實是在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認識不完全清楚的條件下走向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其主要問題仍然是如何認識和處理“兩制關系”。正如所總結的那樣，“在過去的長時間內，我們在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會主義同它對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會主義同它還有學習、借鑒、合作和利用的一面。這是認識上的一種片面性，是不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辯證法的。這種認識上的片面性，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進步?！保?0］

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由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改革取向，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成功地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根本原因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如何認識和處理“兩制關系”問題上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取得了思想和實踐的重大突破，形成了鄧小平理論，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既然是從資本主義發展而來，而且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它必然要否定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消極的東西，但同時也要批判地繼承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能善處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不善于學習、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對我有用的東西，就建不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一思想貫穿于鄧小平理論思維的始終，構成鄧小平獨具特色的“兩制關系論”。

1.關于當代“兩制關系”的總體態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如果說從十月革命開始的三四十年是以資本主義危機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凱歌行進為特點，以“戰爭與革命”為標志而載入史冊的話，那么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特別是70年代以后，兩制共存的“大時代”就發生了階段性變化：資本主義由于采取某些調整而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社會主義發生曲折，進入改革發展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和斗爭形成相持與共處的格局。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鄧小平在領導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敏銳地覺察和緊緊地把握了世界主題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換。1984年，他首次提出，現在世界上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所謂南北問題，是指北半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南半球發展中國家即第三世界的關系問題，實質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后來，鄧小平對和平與發展問題又多次予以闡述和說明。他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2］（P.105）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蘇東劇變的情況后，鄧小平再次強調，“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并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2］（P.353）鄧小平的這些論斷是建立在他對當代資本主義及當代世界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與發展的科學分析之上的，它準確地反映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代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即近幾十年歷史發展的特點，反映了世界矛盾運動的基本現實，是對當代“兩制關系”及其發展態勢的科學總結。

毫無疑問，我們所處的時代，仍然是由十月革命開始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時代。但是，當著世界主題由戰爭與革命轉換為和平與發展的時候，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制共處和斗爭的形式都發生了變化：資本帝國主義過去主要企圖依靠武力消滅社會主義，現在則主要依靠搞和平演變，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但像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后那種由“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形式，現在則讓位給了綜合國力的競爭，讓位給了社會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去吸引人們。鄧小平關于世界主題的論斷正反映了這種變化趨勢，并為人們準確把握“兩制關系”的時代特點提供了科學方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2.關于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2］（P.373）。鄧小平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看作是社會主義吸收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重要來源，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11］（P.167—168）。與處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列寧相比，在吸收和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具體內容及途徑方面，富于創新精神的鄧小平思路更為開闊。他主張：在物質文明領域，要多渠道全方位地從發達國家吸收和引進資金、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等；在制度文明領域，資本主義的一些民主形式、民主原則和民主方法，比如其政治體制中的普選形式、競爭原則、輿論監督、制衡機制等，是值得借鑒的；在精神文明領域，不應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思想文化一概視為腐朽、沒落和反動的東西，而要從中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總之，對資本主義的一切積極文明成果，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就應該大膽吸收，為我所用。

例如，在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鄧小平大膽地提出所有制結構多樣化的思想，他作出了我們的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有其他經濟成分的論斷。他認為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不會影響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這樣做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的地位。鄧小平提出：“現在‘資’和‘社’的爭論還沒有完，這是一個大的原則問題。我就要一點‘資’，為什么？因為‘資’可以轉變為‘社’”［12］。他認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2］（P.373）。這些見解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對待“兩制關系”的開闊胸襟和遠見卓識。

再如，鄧小平放眼世界范圍內兩種制度長期并存共處的大背景，將“一球兩制”的模式運用到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和平統一問題上，提出以“一國兩制”作為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的根本方針。他認為，在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實行資本主義”［2］（p.103），因為“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2］（P.103）。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一國兩制”所提供的政治條件，利用臺、港、澳地區的資本主義物質技術基礎，擴大對外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速現代化進程?？傊ㄟ^一個國家內部兩種制度面對面的直接競賽，社會主義可以更廣泛、更全面地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以達到加速發展、增強國力的目的。

3.關于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總趨勢

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對自己的一些具體制度作了不少調節、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鑒社會主義的一些做法，使其經濟、科技繼續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資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這一切，無不證明著資本主義在其全部生產力釋放出來之前是不會滅亡的。然而，同樣無疑的是，上述一切變化，甚至包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趨勢和方向，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兩種主要社會制度并存和交替的時代本質。

鄧小平深刻洞察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政治民主的階級內容和社會本質，以及當代資本主義文明發展的局限性，并從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角度指出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他認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2］（P.382）他在這里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1）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但要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才能完成這一代替；（2）這個總趨勢不可逆轉，但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會一帆風順。至于怎樣看待當今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出現的嚴重曲折，鄧小平指出，“問題首先出在內部”［2］（p.344），這些事情“對我們來說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2］（P.344）；而“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2］（P.382）；同時，這種情況并不完全是壞事，它可以使人民經受鍛煉，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為了促使社會主義最終超越和戰勝資本主義，鄧小平反復強調兩條。首先，社會主義只有加快自身的發展，才能顯示優越性，超越資本主義。他提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某些方面已經體現，更多方面尚未體現出來，而要促成取代資本主義這一時代任務的完成，就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使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其次，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警惕來自資本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圖謀。作為性質根本對立的兩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和斗爭是始終存在的。由于對社會主義的抵制和仇視，不少西方國家一再利用我國擴大開放的需要，加強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壓力，企圖促使我國的改革開放按照它們所希望的方向“演變”。因此，鄧小平提醒人們對此必須保持警惕，頂住壓力，教育后代，使社會主義事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這樣，鄧小平終于解開了在“兩制關系”認識問題上的死結，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筑在開放、自信、科學、務實的基礎上。20多年來，在對“兩制關系”的全面把握和多維運作中，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在當今“一球兩制”的世界舞臺上獨領風騷，呈現出勃勃生機，在全世界進步人類面前展現了社會主義前途的無限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