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方法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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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B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919（2000）04—0115—08

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馬克思主義必須給予理論上的關注與回答。為此，應當加強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問題的溝通與對話。盡管馬克思當時還沒有遇到像今天這樣的全球性問題，也沒有系統性的全球化理論，但他確實從全球的視野闡發了“世界歷史”的重要思想。認真解讀這一思想，尤其是開掘和研究這一思想的方法論意義，對于認識和把握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問題有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研究世界歷史的新境界

同樣是研究世界歷史，往往有其不同的方法。馬克思在世界歷史研究上的一大貢獻，就在于實現了方法論上的重要變革，使研究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這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是力求從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來研究世界歷史?？疾焓澜鐨v史，自然離不了對投資、貿易、世界市場、國際分工等具體問題的分析，舍此無法探尋世界性的經濟聯系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其他政治、文化聯系等。但是，僅靠這樣的分析、研究，又不足以深刻地把握世界歷史。馬克思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不是像時下一些全球化論者那樣，僅僅停留于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上，而是更注意從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來研究，從歷史觀上予以說明。縱觀馬克思一生哲學思想的發展，他對世界歷史的關注，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探尋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其前期，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主要是同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發現以及整個唯物史觀的制定結合在一起進行的。通過對世界歷史的探討，從總體上弄清了社會形態的內在聯系以及演進序列，從而發現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像社會發展的“五形態”理論，就是馬克思從世界歷史的宏觀角度概括出來的。在其中期，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對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探討聯系在一起的。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一方面以英國為典型進行剖析，另一方面又從力所能及的范圍，對當時的世界歷史進行了比較研究。因為規律總是體現為重復性，而這種重復性只有在比較研究了各國的情況之后，亦即在研究了世界歷史之后才能發現。在其晚期，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對人類最初社會的發展規律以及東方社會發展規律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借助世界各國情況的對比分析，逐漸發現了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和再生形態，解開了“史前社會”之謎；同時借助這種分析，弄清了社會發展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提出了俄國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梢姡R克思對各種社會發展規律的發現是同對世界歷史的研究密不可分的。馬克思不僅通過世界歷史的總體聯系和發展趨勢概括出社會發展規律，而且對世界歷史本身也是從規律性的高度來探尋的。像對世界歷史的形成，就是從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規律來考察的。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形成和發展，并不是歷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產物，而是歷史之中生產力自身運動的結果。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必然引起廣泛的社會分工，這種分工又會擴大商品交換，商品交換擴展到世界范圍又形成了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則使各個國家、民族連為一體，形成世界歷史。因此，世界歷史是從生產力發展規律自然引出來的。而世界歷史的進一步演化和發展，顯然也只能按照生產力發展規律來進行。

二是把世界歷史的研究與制度分析相聯系。西方的全球化研究，除了少數學者外，大多數是離開社會制度來一般地談論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全球化等等。盡管他們提出的現象和問題是值得高度重視并需要認真研究的，但最后得出的結論和提出的方案卻是不科學的，而且是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馬克思也講世界歷史，但不是脫離社會制度抽象地談論世界歷史。他所講的世界歷史，是與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世界歷史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大階段，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內在本性，驅使資產階級到處擴張，到處建立市場，因而使以往民族的歷史變成了世界歷史。正因為世界歷史一開始形成就明顯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所以馬克思把當時的世界歷史與資本主義社會常常作為同等序列的概念來使用，只不過側重點不同。

世界歷史的形成固然是資本主義的創造，而世界歷史的未來發展是否也必然屬于資本主義？對此，馬克思作了否定的回答。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發展的目標只能是共產主義。一方面，世界歷史的形成和發展為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創造了必要條件，它既為共產主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又為共產主義實現創造了新生力量——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終實現，因為共產主義不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這樣，世界歷史的未來發展就跟社會制度的演變緊緊聯在一起。在這里，馬克思并非是在作一種宗教式的預言，而其分析完全是建立在科學分析基礎之上的。 

注意制度分析，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全球性問題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面對全球發展，國際上所謂“第三條道路”、“人權高于主權”的主張屢見不鮮，這些看法不能不引起注意。冷戰時期的思維方式固然需要改變，但是完全拋棄制度分析進行所謂純“客觀”的研究，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

三是對世界歷史予以整體的把握。對于世界歷史和全球化問題，進行分學科的研究和側重某一方面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要真正全面、系統地把握世界歷史和全球化，還必須進一步超越這種方法，進行綜合的研究。因為離開整體來研究部分，事實上很難透徹地理解和把握部分。管中窺豹，其實連一斑也是很難真正認識的。正因如此，馬克思對于世界歷史的考察，就是按照這樣的方法要求進行的。他并沒有僅僅從某一側面、某一角度來審視世界歷史，而是將其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整體的、全面的考察。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出現，并不僅僅意味著各個國家、民族經濟聯系的加強，而實質上反映了16世紀以來尤其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以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為動力所引起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和新的文明的創立。世界歷史所顯示的意義就在于：其一，它劃了一個時代。如果說各個國家、民族的封閉性、狹隘性曾是保持傳統農業社會的主要條件，那么，世界性聯系的建立則徹底打破了這種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在世界市場的刺激和推動下，“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P275）。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其二，它是社會生活的整體變革。世界歷史固然是由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但世界歷史并不僅僅標志著一場“技術革命”、“工業革命”，而是包含社會生活全面變革的“社會革命”，是“市民社會中的全面變革”。[2]（P281）在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僅生產、消費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發展也具有世界性，就連人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歷史作用的結果，“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1]（P86）。既然世界歷史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那么，變革中的每一部分都必然是相互依賴的，不可能離開相關的其它方面來尋求某一方面的發展。其三，它是新的文明的出現。馬克思在許多地方所講的“文明”主要指的是世界歷史條件下的資本主義文明，或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的世界歷史，而未進入世界歷史的民族則被稱之為“野蠻”的民族。如馬克思講，在世界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1]（P276—277）在這里，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以往的文明，而只是重在強調世界歷史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帶來了歷史的巨大進步。

上述研究方法在國際“全球化”問題的研究中雖然也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如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化是否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否是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等問題，就從不同側面涉及到這些方法。但是，在自覺地并且能夠將這些方法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加以運用方面，應該說還沒有達到馬克思的思想高度。這就需要加強方法論上的研究，才能豐富和深化馬克思的方法論。

二、觀察社會歷史的新視野

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理論貢獻，不僅僅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結論性的意見和具體觀點，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這就是在考察社會歷史問題時，不能僅僅從一國的視野來考慮，必須同時具有“世界歷史”的眼光。這種思維方式的轉換，對于正確認識社會歷史，合理引導社會發展，是有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按照這種新的思維方式，有關社會歷史的這樣幾個重要問題需要作出新的解釋。

第一，關于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超越問題。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會制度的發展在特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超越（即“跨越”）的，但其所經歷的生產力發展階段則是絕對不能超越的。有時在談及經濟技術發展戰略時，又認為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發展階段并不是那么刻板地排列的，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實現某種超越完全是有可能的。這兩種看法自然帶來一種理論上的困惑：生產力發展階段既是不能超越的，但又可以實現某種超越，這從理論上作何解釋呢？其實，如果對上述兩種看法加以深入分析的話，不難看到產生困惑的癥結：關鍵是怎樣看待生產力。即在講到生產力發展階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可超越性時，我們究竟分別指的是何種范圍、何種意義的生產力。

如果就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來講，它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確實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生產力是一種既定的物質力量，人們只能繼承它，利用它和改造它，而不能隨意離開或取消它。對于整個人類來說，尤其是對于每一代生產力的“先行者”來說，都必須在繼承前一代生產力的基礎上“拾級而升”，而不可跳過其中的任何一代。人類不要說從石器時代無法跳到自動化時代，就是從蒸汽時代跳到自動化時代也絕無可能。

但是，如果就其某一國家、民族社會發展來看，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超越個別生產力發展階段則是完全有可能的。何以可能？原因就在于世界歷史的出現。由于科學技術與生產日益國際化，因而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產力發展就不僅受本國生產狀況的制約，而且也受到全球科學技術和生產狀況的影響。這種國際間的相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國家、民族在生產力發展上的獨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國家、民族利用世界先進技術的成果來實現生產力個別發展階段的超越。這種超越之所以能夠實現，正是由于世界經濟技術聯系改變了生產力發展的重復性。誠如馬克思所說：“某一個地方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只限于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方都必須重新開始?！薄爸挥性诮煌哂惺澜缧再|，并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的時候，保存住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3]（P61—62）事實正是如此：一個國家、民族孤立地發展，必然帶來的是技術發明創造的重復性，因為毫無借鑒、繼承可言，一切都得從頭做起；而只有在開放的世界歷史條件下才會打破這種重復性，使某些國家的生產力發展階段有可能出現跳躍，因為落后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向先進國家學習，直接吸取新的發明創造，從而繞過“重新開始”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現個別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跨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些國家的超常發展屢見不鮮。

顯然，如果不是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問題，就很難理解一個國家為什么會出現個別發展階段的超越。從一國范圍來看表現為超越，而從世界史或人類史來看則是未超越。一國的超越性是以世界已經經歷過這一階段為前提的。而且，這種超越也不可能表現為對同時代世界生產力最先進水平的超越。

第二，關于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

如果說生產力的超越主要涉及的是生產力本身的事情，那么，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則主要涉及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聯系。按照唯物史觀，任何社會發展都根源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然而，如何理解和把握這種矛盾運動，則有一個方法論或視野上的問題。一般說來，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是由該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引起的。但是，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條件下，這種情況就變得比較復雜了。由于世界各種聯系的普遍加強，這種矛盾運動已經不完全具有“民族性”，而是更加具有“世界性”，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逐漸成為一種“膠著”狀態。因此，在世界歷史條件下，每一國家、民族的發展不僅取決于本國、本民族自身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社會基本矛盾的制約。雖然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但由于世界各個國家、民族的相互作用，“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P115—116）。正因如此，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民族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便形成了這個時代每一民族的國際歷史環境，并造成不同民族的特殊發展道路。所以，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考察社會矛盾運動，這是我們選擇社會發展道路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前提。

有鑒于此，我們今天講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特色”，必須給以全面的、辯證的理解。中國的“特色”固然不是要走別人走過的老路，但這種獨特并不是離開世界整體聯系的獨特，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的獨特，不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隔絕的獨特。獨特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閉。經濟上的全球化使得各國生產與世界經濟密切相聯，一個國家要想真正保持經濟獨立性，走出一條獨特的富國之路，就只能加入世界經濟聯系之中，注意吸收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不斷增強國力。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勝，使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具有獨立性或獨特性。因此，我們所講的“特色”是從世界歷史中獲得規定的，是從歷史發展的總體聯系中引伸出來的。

第三，關于“國情”的認識問題。

一個國家的發展，必須立足于自己的國情。何謂“國情”？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但恰恰在這淺顯的道理之后包藏著深刻的辯證法。這里主要涉及一個內外因的確定與理解的問題。

談到社會發展，人們習慣于將國際環境與本國實際看作為外因與內因的關系。一般來說，這樣講并無什么過錯。但要仔細深究起來，似乎還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在一個國家還未進入世界歷史之前，它與世界的關系是游離性的，因而其本國實際與周圍的國際環境，是典型的內外因關系。但是，自從世界歷史開創以來，特別是該國進入世界歷史即加入世界體系以來，由于它與世界的關系已由原來的游離關系轉化為整體與部分或“有機體”與“器官”的關系，因而不能把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簡單地看作是這一國家社會發展的外因。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在大系統和小系統（或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之中，大系統可以看作是小系統的外部環境，然而大系統質的規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小系統質的規定性。如果把整個世界歷史同其中某一國家的關系看作是大系統與小系統的關系，那么，這一國家的“國情”顯然帶有世界歷史的規定性。這樣講，絕不是要來抹煞內、外因之間的原則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國際環境的外因作用，而旨在強調，對于社會發展內、外因關系應當有一個新的認識，有一個辯證的理解。也就是說，在世界歷史條件下，內、外因的界限與關系只有相對的意義，不可作絕對化的理解。因此，要正確地認識和把握“國情”，同樣應當有“世界歷史”的思維方式。在這一問題上，首先應當承認，講國情絕對不能離開本國實際，離開這樣的實際來談時展和全球化問題沒有意義。因為不管全球化的程度多么高，它總不能離開和最終取代各個國家的發展。但是，同樣應當承認，不能完全撇開世界歷史的大背景單獨談論國情，因為越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世情”就越是成為“國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什么我們常常講中國以至其他發展中國家自近代以來的基本國情是經濟文化落后，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不利，發展的空間比較狹小，等等？這些國情并不完全是本國內部土生土長出來的，而是長期以來國內外錯綜復雜的關系發展形成的。如果不從世界交往的觀點看問題，要準確地認識這些國家的“國情”，則是不可思議的。

三、推進社會發展的新要求

“世界歷史”思想的方法論就其實踐意義而言，就是要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自覺把握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以此來審視和進行我們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說，自覺把握時展的脈搏和契機，這是在全球化條件下推進社會發展、加快現代化進程的客觀要求。

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馬克思在論及歐美一些國家的發展時，就是按照這樣的觀點來觀察問題的。馬克思認為，現代社會的曙光最初是在地中海沿岸出現的，伴隨地理上的大發現，現代化的潮頭逐漸從地中海沿岸轉向大西洋沿岸，下一步的發展和推進，將從大西洋沿岸轉向太平洋地區。對于世界現代化進程將要出現的這一重大轉折，馬克思在其1850年所寫的《國際述評》中曾作過詳細的闡述和科學的預言。在他看來，出現這一轉折的重要契機是184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這一發現的意義，在于使“世界貿易第二次獲得了新的方向”[4]（P263）。如果說，“世界貿易中心在古代是泰爾，迦太基和亞歷山大，在中世紀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在現代，到目前為止是倫敦和利物浦，而現在的世界貿易中心將是紐約和舊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奧，查理斯和巴拿馬”[4]（P263）。隨著貿易中心的轉移和新交通線的開辟，包括亞洲和太平洋許多國家在內的太平洋兩岸將會繁榮起來。既然世界現代化進程將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那么，大西洋沿岸的國家必然面臨嚴峻挑戰：“古老歐洲的工業和貿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紀以來意大利的工業和貿易那樣衰落不振的話，如果不愿意讓英國和法國變成今天的威尼斯、熱那亞和荷蘭的話，就必須作出巨大的努力?！盵4]（P263）怎么努力呢？惟一的條件就是進行“社會革命”，革命的主要內容就是根據現代化生產力所促成的生產本身的需要來改變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只有這樣，才“可以創造出新的生產力，保證歐洲工業的優勢，從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條件得以彌補”[4]（P264）。馬克思的這種分析方法實際上就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來看待每一國家的具體發展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能否自覺地把握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直接關系到每一國家、民族能否發展、如何發展的問題?？v觀二戰以來世界的發展，戰敗后的日本、德國之所以成為后來的世界經濟強國，正是由于它們瞅準了世界經濟變動和產業結構轉移的契機，致力于經濟調整，實行經濟轉型，從而加快了戰后經濟恢復和現代化速度。六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地區之所以很快躍入“新興工業化經濟”行列，也是由于它們及時捕捉到世界范圍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大力轉換原有的產業結構，從而使得經濟發展呈現出超常發展的勢頭。事實表明，善于把握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國家，一般是發展比較快的國家。

為什么推進社會發展必須自覺把握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呢？對此，不能僅僅從經濟、技術全球化的一般發展趨勢來解釋，還要從一個國家、民族發展進程的具體推進來說明。可以說，自覺把握世界歷史發展潮流，至少是從如下方面提出要求的：首先，這是全面、清醒認識本國實際，進而采取相應對策之所必需。要發展“自我”，首先必須認識“自我”。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的這種“自我”并不是靠一般的自我意識所能認識得了的，而是需要借助“世界歷史”之鏡才能真正認識。自覺把握世界歷史發展潮流，則是提高這種認識的重要途徑。只有通過對世界歷史的總體把握，才能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才能斷定自己的發展究竟是有利還是不利；只有用世界歷史發展的當代水平來衡量，才能正確看到本國社會發展的弱點和差距，從而增強奮起直追、全力趕超的信心和勇氣；只有了解周圍世界的深刻變化，才能消除狹隘的地域觀念、中心主義，不斷更新知識、更新觀念，擴大民族交往的范圍和內容；只有關注世界發展的新情況、新動向、新趨勢，才能有目的地采取各種措施，制定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針和政策。總之，只有把自己放到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來思考、研究問題，才能在比較中加深對本國的認識，明確自己的方向、目標，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其次，這是抓住機遇、加速發展之所必需。機遇是客觀存在的，但不是直接賦予的。機遇只鐘情于那些嗅覺敏銳、行動果斷的國家、民族。雖說在經濟技術全球化的情況下，機遇的出現將越來越多，但是機遇的增多并不意味著機遇隨處可見。一方面，機遇對所有國家并不都是等值的，對有的國家來說是機遇，而對其他國家來說則可能無機遇價值可言。另一方面，世界經濟關系的發展也有一個階梯式的遞進發展過程，隔一段調整一次，可能出現一次機遇，隔一段又恢復正常，機遇隨之喪失。所以，機遇是有限的，有時甚至是轉瞬即逝的。能否抓住機遇，就看反應能力如何。而反應能力又是如何形成的？這不是靠關起門來大腦轉得快慢決定的，而是要在打開視野自覺把握世界歷史進程規律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掌握了世界發展的新情況、新信息，就把握了抓住機遇的主動權?，F在，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正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大的機遇，能否抓好、用好這一機遇，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關系重大。當然，在我們看到它是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它是一種挑戰。機遇與挑戰本來就難解難分，共存于一個矛盾體中，恰如一個銅板的兩面。而要趨利避害，同樣不能靠保持隔絕的辦法，只能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防范、應對能力。

再次，這是正確制定社會發展戰略之所必需。要加快社會發展，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與目標。我們強調走自己的路，前提是要首先看清世界歷史所走的路，因為要走出成功之路，只能順應世界歷史大潮，步入世界文明大道。將整個世界歷史進程作為參照系來考察，我們起碼可以從這樣幾條路來得到啟發，進而作出合理選擇：一是別的國家走過的路。由于許多國家與我國具有許多可比的因素，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所走過的路對于我國具有“先期試驗”的意義。這種“試驗”既可以作為經驗來接受，又可以作為教訓來吸取。二是別的國家正在走的路。每個國家正在走的路固然各不相同，但在某些起碼的走法上還是相同的，像許多國家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過渡中，注意適時調整產業結構；為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積極開展科技創新；為防范地區性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機的沖擊，注意加強經濟宏觀調控，等等，所有這些，均是現代化經濟發展中具有共性的因素，必須為各國發展所借鑒吸收。三是前面將要走的路。前面的路不完全是設定好的，由于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適當調整發展路線是必要的。這就要求注意研究未來經濟發展的新趨向、新情況，以便提前采取對策，爭取主動，防患于未然。因此，注意看清上述這些路，其目的就是為了少走彎路，加快自己的發展速度。

收稿日期：2000—03—03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