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如何改善黨群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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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我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如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封閉半封閉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社會的轉變、倫理社會向民主法制社會轉變，等等。這種整體的結構性變革和發展，使新時期黨群關系顯現出新的特點，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馬克思主義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雙方既對立又統一。我們黨從根本上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是為人民謀利益的。但作為執政黨，黨群之間存在的矛盾也是不容回避的。新時期的黨群矛盾主要表現為：

首先，黨如何調解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伴隨著急速的社會變革，中國社會原有的階層結構被打破，除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這兩個基本階級和一個階層自身發生顯著變化以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由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流動性和市場主體競爭的激烈性，使不同利益群體不可能獲得均等的利益；還由于在分配領域破除了平均主義“大鍋飯”，加之實行“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社會各階層之間以及同一階層之內出現了一些新的不公平和矛盾，一些群體和個人的利益受到影響，社會地位下降，進而滋生出對黨和政府的抱怨與不滿，影響著黨群關系。

其次，黨組織、黨員領導干部與黨員之間的矛盾以及黨與黨外群眾之間的矛盾。黨組織、黨員領導干部與黨員之間的矛盾屬于黨內矛盾。它是社會矛盾在黨內的客觀反映，主要是黨組織成員之間、黨的領導干部與黨員之間由于思考問題的角度、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引起的思想矛盾。黨與黨外群眾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利益關系和對問題認識的不同所引起的矛盾。無論是黨內矛盾還是黨與黨外群眾的矛盾，在內容上都與民主政治建設密切相關，涉及到黨內民主、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平等權、民主權、參政議政權等方面。

再次，主流意識和非主流意識的矛盾。所謂主流意識，在當代中國，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的正確的、進步的、科學的思想觀念和文化形態，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所謂非主流意識，就是社會上出現的其他各種思潮、觀點及觀念。社會變革帶來的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社會階層和人們物質利益、就業方式的多樣化，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勢必產生多種多樣的思想觀念。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充滿著新與舊、外來與本土、科學與愚昧、進步與反動、先進與落后、改革與保守、開放與封閉的矛盾，對維護和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新時期黨群之間的矛盾還呈現出以下新的特點：

一是物質利益矛盾更加凸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質利益長期被平均主義分配方式所抑制，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狀態，黨群之間物質利益矛盾以一種隱性化的方式表現，黨群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物質利益得到了充分尊重和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關注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敢于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黨群之間的物質利益矛盾由幕后走到了臺前。

二是矛盾的復雜性進一步加大。黨群矛盾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既有客觀的歷史原因、政策原因、利益原因，也有主觀上處理方法不當的原因；既有群眾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眾對黨和國家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的一面；既有黨風不純、干部作風不正的一面，也有群眾要求過高、不顧大局的一面；既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沖突的一面，也有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思維定勢和守舊觀念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建設和改革開放不相適應的一面。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社會階層分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與特定的經濟關系相聯系的不同利益群體。利益主體多樣化，導致黨群矛盾更加廣泛多樣，更加復雜，而且往往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矛盾相互交織。

三是干群矛盾突出。黨的干部往往既是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執行者，而每一項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難免要觸動一些人的利益，產生矛盾。干部的工作作風與工作方式問題，特別是領導干部的腐敗問題更是干群矛盾的導火索和焦點。

四是群體性事件增多，對抗性增強。在社會變革時期，黨群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民負擔、下崗職工及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干部作風等問題上。這些問題大多帶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極易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組織串聯或煽動下，釀成群體性事件。過去，群眾反映和解決問題，情緒比較溫和，也相信干部和組織一定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問題?，F在則有一些人動輒封橋堵路，沖擊黨政機關，毆打黨政干部，有意把事態擴大，把矛盾推向社會。黨群矛盾的對抗性因素增加，對抗程度增強。

新時期的黨群矛盾非常復雜，因而，在處理這些矛盾時，要綜合考慮，標本兼治。既要堅持原則，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矛盾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具體地說，一定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快經濟發展，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經濟的意義不僅在于能夠為解決黨群矛盾提供必要而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在于能夠使人們看到希望，增強對黨的信任和信心，起到凝聚人心、穩定社會的作用。在社會變革中，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從容應對各種矛盾和風險，都與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和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密切相關。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一條重要經驗。發展經濟必須緊緊圍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根本出發點。這是由現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決定的。它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更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體現。發展經濟，更好地滿足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推動社會進步，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是要按照十六大的部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到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

第二，妥善協調各階層利益關系，始終代表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同志指出：“我們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應該正確反映并有利于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都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現階段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體現，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密切黨群關系，必須從宏觀政策上采取措施，縮小貧富差距；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構筑黨群關系的“穩定器”；必須加快西部開發，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等等。通過調整利益關系，以達到不同利益群體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目的。

第三，擴大民主，加強法制，建立通暢、規范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新時期廣大群眾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法制意識和參與意識在不斷增強。針對這種情況，執政黨必須擴大民主，加強法制，而建立通暢、規范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則是擴大民主和加強法制的重要舉措。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是人們追求民主權利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公民個人、一般黨員或一定的利益集團向黨和政府提出自己愿望與行使民主權利的正當行為。建立通暢、規范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可以增強、擴大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信任度，同時也是人民群眾和廣大黨員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落實的具體體現。鞏固和完善各種利益表達渠道和政治參與途徑，在當前最根本的是鞏固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強化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包括多黨合作、民主協商制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制度等等。與此同時，要建立調節黨群矛盾的法律機制，維護黨內民主、社會公平，提高黨員干部的法律意識，依法治黨，依法行政，使黨群矛盾的化解進一步向制度化、法制化、規范化轉變。

第四，堅持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意識形態領域，有一種傾向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這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前蘇東國家執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實際上已不僅僅是密切黨群關系的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興亡的大問題。正確處理和化解黨群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總的要求是牢牢把握正確的方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和抵制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大力發展先進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

第五，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在黨群關系中，黨處在矛盾的主要方面，黨群關系能否密切，首先取決于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只有黨保持了先進性，真正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時，黨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黨群關系才能融洽。從實際情況看，我們黨是始終高度重視加強自身建設、保持自身先進性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更是抓住黨的建設這一根本性問題，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使黨的先進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現。在新世紀新階段，面對新的歷史任務，還必須進一步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繼續保持黨的先進性。

總之，新時期的黨群關系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全面部署，整體推進。只要全黨上下同心，尊重人民群眾，代表人民群眾，不斷使人民群眾得到實際利益，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就會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