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云哲學思維方法的鮮明特色及其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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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陳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我黨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重要成員。他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法作了大量的理論闡述。他的領導工作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與他高度重視和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深入研究和把握他的哲學思維方法，對于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陳云不是職業哲學家，但是，他對學習哲學理論十分重視。他曾多次向全黨提出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并強調學習哲學理論的重點在于掌握哲學的思維方法?？梢哉f，在他一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都在高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法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在他大量的論著中，閃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法的光輝。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任務極其艱難而復雜，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注重科學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研究和運用。陳云早在延安時期，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就認識到“實事求是”是貫穿在著作中的一個基本思想。因此，他一再召號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牢牢把握和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方法。1939年5月，他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中提出，做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必須抓住一切機會學習。他還講：“我們的學習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學習他們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背教條”。（注：《陳云文選》（1926—1949）第77—78頁。）1939年12月，他又提出“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他希望黨的高級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兩種情形，哪一種對黨更有利？一種是，一天到晚地埋頭工作，不去找時間讀書；另外一種，就是一天抽兩小時來讀書。他說：“我認為，后一種無疑對黨更有利?！币驗椋闶抢细刹?，有斗爭經驗，再加上“學習理論更容易把書本上的東西消化成為自己的”，（注：《陳云文選》（1926—1949）第122頁。）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領導工作水平。在時期，他對黨的干部又提出：“努力學習，加強自己。學習什么呢？學理論，學正確的思想方法?！彼ＭI導干部不要因為怕犯教條主義錯誤而不敢讀書。我們反對教條主義，決不是不要讀書?，F在我們的毛病，是馬列主義不夠，“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當，成了教條主義的俘虜”?！袄碚撋稀⑺枷敕椒ㄉ细愫昧?，對黨對革命是有很大好處的?！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26—1949）第193頁。）在此基礎上，陳云用實事求是思想原則為指導，明確提出了“交換比較反復”的思維方法。（注：劉家棟：《陳云在延安》，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8頁。）到1947年2月，在中共中央遼東分局的一次會議上，談到干部“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的問題時，他指出，就思想方法而言，有三條：一是交換，二是比較，三是反復。（注：余建亭：《陳云與東北的解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10頁。）

建國后，面對復雜而艱難的革命和建設的任務，陳云繼續大力倡導全黨學哲學，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維方法。1957年1月，在中共商業部黨組織工作會議上，他指出：“學習理論，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因此，首先要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證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56—1985）第38頁。）1962年2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針對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史教訓，明確提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三句話，并指出，只有堅持“全面、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才能“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178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仍然大力倡導全黨學哲學。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的發言中明確講到：“1942年我養病的時候，仔細研究了的著作和文電，感到貫穿在里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弄清‘實事’并不容易。為了弄清‘實事’，我把它概括成六個字，就是，全面、比較、反復”。（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211頁。）1981年3月，他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幾點意見》中再次重申：時期，同志倡導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國以后，我們一些工作發生失誤，原因還是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艾F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56—1985）第257頁。）1983年7月，他同評彈工作者談話時又指出：“評彈工作者也要學哲學。”1987年7月，陳云同當時一位中央領導人談話時，又專門講了“身負重任和要學習哲學”的問題，并再一次提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把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彼麖娬{指出：“學好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保ㄗⅲ骸秳⑸倨驵囆∑疥愒扑枷敕椒üぷ鞣椒ㄎ倪x》，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90、491、492頁。）到了1990年1月24日，陳云同浙江省委領導同志談話時，把事先題寫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條幅交給了他們，并對這十五個字作了詳盡的解釋。他說：“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我的體會就是這15個字”，“這15個字，前9個字是唯物論，后6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保ㄗⅲ阂?99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可見，陳云對學哲學和這15個字的重視?？梢哉f，這15個字是陳云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精辟概括，是他一生實踐經驗的總結和集中體現。

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實質，是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是辯證唯物論的集中體現。陳云反復講，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并指出，我們工作中犯錯誤，就是因為不根據客觀事實辦事。我們認識問題和解決矛盾，其立足點，既不要從上級的指示或文件出發，也不要從領袖人物的書本出發，而是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可見，陳云倡導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對倡導的實事求是方法論原則的創造性發揮和具體化。

“只唯實”的根本要求，是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切實摸準摸清真實情況。陳云根據關于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的指示精神，明確提出：“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因為，“難者是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8頁。）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而有的同志卻相反，天天忙于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陳云認為，這種工作方法勢必犯錯誤。“要看到，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56—1985）第35頁。）陳云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吃透兩頭，一方面對政治路線要有正確的了解，另一方面對具體情況有切實的了解。而要對具體情況有切實的了解，就必須重視調查研究，使我們的計劃和決策“建立在客觀可能的基礎上”，“做到主觀與客觀的一致”。陳云認為，作為領導者，如果只談路線，不了解具體情況，是空談；而只談具體情況，不了解路線，是盲目。要克服上級只談路線，下級只談具體工作的缺點。

“只唯實”要求我們樹立整體觀念。物質世界是一個有機整體，人們必須在特定的聯系中認識它和把握它。在經濟建設上，他主張必須時刻想到“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注：《陳云文稿》（1956—1962）第95頁。），一定要考慮生產的各個環節，要樹立整體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觀念和本位主義。在干部政策上，他主張用整體的和辯證的觀點，正確對待干部的長處和短處，愛護干部要把關心鼓勵和批評教育結合起來?！皩彶楦刹勘仨殞嵤虑笫?，客觀、嚴格。結論應該是不可反駁的。切忌以主觀的推測為根據。不單看言論和態度，主要看本質和實際。不僅看一時一事，主要看整個工作歷史。”（注：《陳云文選》（1926—1949）第146頁。）

“只唯實”還要求從運動、變化和發展著的客觀世界出發，從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出發。陳云多年做經濟工作，總是十分注意了解新情況，發現新問題，從不拘泥于原來掌握的情況和經驗。早在50年代他就主張不要簡單照搬蘇聯建設的經驗，認為我們的情況不同于蘇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又反復告誡人們，現在的經濟規模比50年代大得多，復雜得多，50年代的一些做法，很多已不適用。他主張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走一步，看一步；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實事求是，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只有這樣，才能把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搞好。

陳云提出的“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論斷，是“只唯實”思想方法的突出表現。他認為，經濟建設規模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44頁。）在他看來，象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經濟穩定極為重要。如果經濟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進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相適合，經濟就會穩定。“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思想，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對1957年經濟建設“冒進傾向”的經驗教訓的概括和總結，充分顯示了他那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堅強的黨性原則和科學態度。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最大特色是“要講真理，不講面子”。歷史反復證明，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極不容易的，必須具有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1945年5月，陳云在黨的“七大”發言中指出：“我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應該怎樣就怎樣”?！肮伯a黨員參加革命，丟了一切，準備犧牲性命干革命，還計較什么面子？把面子丟開，講真理，怎樣對老百姓有利，怎樣對于革命有利，就怎樣辦?！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26—1949）第218頁。）這里講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實際上是說，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必須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氣，（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38頁。）無私無畏。陳云如同、劉少奇一樣，不僅這樣講，而且也是這樣做的。建國后，他一直主管經濟工作，對事關重大的經濟疑難問題勇于負責。在50年代中期，特別是1958年“”運動中，我們黨出現急躁冒進“左”的傾向，許多黨的領導人（包括）頭腦發熱，大講“高速度”、“高指標”、“大干快上”，盡快“趕超美英”。而當時的陳云則不然，他立足于貧窮落后的中國國情觀察問題，明確提出“反冒進”、“降指標”（指鋼煤糧棉）。他說“實事求是不是小腳女人”，“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我們肩上擔著6萬萬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亂，打我們的屁股”。（注：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云中的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27頁。）他還講：“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4—35頁。）我們做計劃、辦事情都要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50年代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證明，陳云的主張是正確的；“大冒進”、“高指標”、“大干快上”是錯誤的，并給經濟建設造成重大損失。1958年“”碰壁之后，反悟到，批評陳云是錯誤的，并同意他仍然擔任經濟工作的“總指揮”。（注：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云中的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28頁。）陳云堅持實事求是，不隨聲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思想原則，關鍵是對“唯”字要正確理解。陳云主張“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并不是指上面的話不要聽，也不是指有關上級的文件和書籍不要讀，而是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從實際出發，有創造精神。上面的話、文件，以及書本，是十分重要的，不能不聽，不能不讀，但它們畢竟不是本原的東西，它本身也來自千百萬群眾的實踐生活，并且還要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明確說過：“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他還說：“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保ㄗⅲ骸吨鬟x讀》上冊，第50—51頁。）可見，陳云倡導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對“反對本本主義”思想的創造性發揮。

三、“交換、比較、反復”

“交換、比較、反復”這六個字，講的是辯證法，是達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基本途徑?！敖粨Q”，是要求全面地看問題。陳云在1962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陜西省大組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們的認識比較正確呢？”他說，是“全面、比較、反復”這六個字。1990年1月24日，他又將事先寫好的條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贈送給浙江省委領導同志。在這里，把“全面”二字改為“交換”?？梢姡v的“交換”，實質上就是要求我們注意“全面”地看問題。他還說，我們打仗、醫生治病、研究工作和決定政策，弄清情況的辦法之一，是“多和別人交換意見”。這樣做，本來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漸全面起來；本來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漸明白起來；本來意見有分歧的問題，就可以逐漸一致起來。1956年7月，陳云在談發展商業時提出，要“吸收一批資方人員到業務部門擔任領導工作”。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個是把資本家拉進來唱對臺戲，一個是可以利用資本家的長處”。1956年11月，當陳云談到如何“做好商業工作”時，又講了“對挨罵的看法”。“挨罵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錯就有人罵，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萬歲，一出錯就是大錯。商業工作有不少唱對臺戲的，這可以促使我們改進。”（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4頁。）可見，“交換”的思維方法，就是善于聽取不同意見。

“比較”，是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的基本方法。不同性質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決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真理與錯誤、善與惡、美與丑這些相對立的東西，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那么，怎樣才能識別清楚這些不同的東西呢？怎樣才能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呢？陳云認為，基本的方法是“比較”，就是把一個事物同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正反進行比較。“所有正確的分析，都是進行比較的。這是‘試金石’的方法。通過比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質。”（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9頁。）因為，有比較，才有鑒別，有比較，才能決定取舍?？谷諔馉帟r期，采用這種方法，把敵我之間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幾個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得出了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的正確論斷。陳云還說：“為了說明新民主主義，就把它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比較，加以區別，這樣就不含混了。”（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9頁。）可見，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研究而得出的。我們無論做什么工作，都要運用“比較”方法。比如，在當代，我們把建國前后、改革開放前后以及國內外的實際情況加以比較研究，就會深刻認識和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性。陳云要求我們黨政領導同志，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不但要和現在作比較，和過去的作比較，還要和外國作比較。這樣進行多方面的比較，可以把情況弄得更清楚，判斷得更準確。

“反復”，是要求決策問題要反復思考。陳云指出，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最好過一個時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決定。這是說，當我們把各種問題、各種方案作了比較研究以后，也不要馬上決定問題，還要進行反復考慮。陳云說，這是決策問題的辦法。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并不是一下子就決定的，他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復考慮一下，聽聽不同意見?！斑@里重要的，是找‘反對派’；如果沒有‘反對派’，也要假定一個‘反對派’。”“自己就假定過許多反對的意見，別人不推翻，自己來推翻，推翻了再來。”（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9頁。）這樣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更加正確，這是他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成功之道。晚年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失誤，如發動“”、“化”運動，以及“”等，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就方法論而言，也正是由于他忽忙決策，聽不進不同意見的結果。歷史證明，任何一級組織，如果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大家可以謹慎一些，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反之，如果一個人說了算，一言堂，一邊倒，勢必犯錯誤。因為，客觀事物無論是從廣度上看，還是在深度上來看，都是很復雜的，人們對它的認識決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一個反復思考的過程。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由此可見，陳云的“交換、比較、反復”這六個字是有機統一體，體現了全面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和矛盾分析的觀點，是達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基本途徑。

四、從群眾“最高興的工作做起”

早在1933年7月，陳云在談到黨的干部應注意領導方式問題時，明確指出：各級領導者要善于從“提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入手，從群眾“最高興的工作做起”，這種“領導方式是做好工作的關鍵”。（注：《陳云文選》（1926—1949）第24頁。）這清楚地說明，陳云從早年投身革命時起始終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這是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法的立足點和歸宿點。

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除了人民的利益，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和人民的關系，人民是主人，黨是勤務員。黨離不開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是黨鞏固和發展的基礎，是黨的力量的唯一源泉；人民群眾也離不開黨，是因為黨是領導人民群眾，進行解放斗爭的工具。在民主革命時期，敵人異常強大，如果黨離開人民群眾，一定會失敗。建國之后，我們黨成了執政黨，但是如果黨風不正，脫離人民群眾，仍然會亡黨亡國。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并主張對黨內的腐敗分子嚴加懲辦，“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56—1985）第245頁。）陳云為了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對黨內損害人民利益的腐敗分子是深惡痛絕的！

為人民服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具體的，要努力解決人民的切身利益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陳云經常對我們的干部說，發動群眾是完成中心任務和開展一切工作的關鍵。而要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必須了解群眾的要求，提出人民迫切要解決的問題，解決人民群眾感覺有興趣的問題。陳云還明確說：“很多的同志還沒有明確了解，要使群眾站起來，必須改善群眾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26—1949）第100頁。）他要求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解決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列入經常議事日程”。（注：《陳云文選》（1926—1949）第103頁。）他還說，我們黨是有政權的黨，“不應該只知道向群眾要東西，更應該時刻注意為群眾謀福利?！保ㄗⅲ骸蛾愒莆倪x》（1926—1949）第106—107頁。）總之，群眾有許多實際問題擺在我面前，這些問題解決得好，群眾會更信仰我們黨，我們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就越來越高。

建國后，我們黨成了全國執政黨，陳云作為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更加關注解決人民的切身利益問題。在50年代，他花了很大力氣抓“糧食統購統銷”，強調給農民留足口糧和種子糧。他發現城鎮人民吃肉、蔬菜和副食品有困難，就著手制定《解決豬肉和其他副食品供應緊張的辦法》，并強調“一定要把蔬菜供應問題解決好”。60年代初期，為了解決城鄉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他親自赴上海青浦進行農村調查，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氣魄，在養豬問題上提出“公私并舉，私養為主的方針”，并論證了母豬私養比公養有五大好處。（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176—177頁。）在農民自留地問題上，他要求給農民“留足自留地”，“農民的自留地不僅不應該比高級社時期少，還應該多一點”，并論證了“讓農民多種一點自留地”有五大好處（注：危仁、周勇：《陳云在江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54頁。）。這些好思想、好主張，盡管后來受到不公正的批評，但他為人民解決實際問題的精神卻始終未變。“”中，他被下放江西勞動改造。當時他雖然身處逆境，卻不顧年老體弱，也不避冬天嚴寒和暑天炎熱，走訪工人家庭，走訪托兒所、食堂，了解工人生活，并多次提醒工廠負責人關心職工生活，要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有一次他去工廠車間勞動，發現工人的“學習會”是天天念報紙，千篇一律地議論“政治掛帥”，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專家治廠”等。他頂著當時巨大的政治壓力，對工人群眾說：“我們要擺正政治與生產的位置”，“一個工廠只講政治掛帥，不研究生產，這樣行嗎？”“工廠就是要多研究生產問題，只講革命，不講生產，那我們吃什么呢？”（注：危仁、周勇：《陳云在江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97—98頁。）他就是這樣深入群眾，體察民情，處處和人民心連心，處處為人民群眾排擾解難，給江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贏得了江西人民的敬仰和愛戴。

粉碎“”后，陳云重新出來工作，仍然把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這些實際問題放在工作的首位。1978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我國人民生活貧困的實際狀況，他心境沉重地說：“建國三十多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頭，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如果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笔粚萌腥珪螅嗣竦某燥埓┮逻@些問題，他一直抓住不放。直到1985年9月，他在全國黨代會上還鄭重提出：“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疅o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注：《陳云文選》（1956—1985）第304頁。）這些事實充分說明，陳云時時刻刻心系人民、關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問題。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陳云是為人民服務的典范。我們紀念陳云，要以他為榜樣，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