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經濟交往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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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就是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深刻地把握到這一必然趨勢，一貫倡導對外開放。他還根據現代中國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相應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對外經濟交往主張。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

經歷過辛亥革命和受過陶冶的，從青年時代就知道閉關鎖國對于中國的危害，就懂得現代世界已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的道理。1938年在談到中國抗日戰爭問題時，他指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連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1]。這里雖然說的是抗日戰爭的問題，但實際上也說明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即中國不能再成為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了。在主張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較早的資料記載是1931年他與項英、一起簽署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其中在談到工業方面時指出，將操在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切經濟命脈收歸國有，允許某些外國企業在遵守蘇維埃法令的前提下，另訂租借條約，繼續生產。[2]獨自闡述他對外經濟交往的思想是1936年他同斯諾的談話中提出來的。他說：“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爸袊鴮⑼押脟疑逃喕ブ?、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疤K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叭嗣裾绻⑵饋恚鈬杩詈屯鈬顿Y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3]。1938年他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中指出：“抗戰勝利后，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皩ν鈬推酵ㄉ?，訂立互利的協定”[4]。不僅向外國記者和代表團提出了上述思想，而且也準備在解放區把這一思想付諸實踐。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絕大部分經加寫和改寫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二十一條規定：“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文化與宗教活動”[5]。1944年8月，由起草的經批準的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談道：“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外國投資與技術合作”。在與外國人進行交往時，“必須站在我們的民族立場”?！拔覀円环矫鎽訌娒褡遄宰鹦淖孕判?，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并善于與人家合作，決不是懼外”[6]。這就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對外交往上的思想、原則立場和方針政策。1944年7月，當英國記者斯坦因問到中國共產黨在戰后對中國工商資本采取何種態度時，回答說：“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后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展工業。在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商業關系方面，我們要以同一切國家進行自由平等貿易的政策，來代替日本把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政策”[7]。

抗日戰爭后期，中國在同盟國中與美國的關系是最密切的。美國出于多重目的，也開始積極爭取與中共建立直接聯系。中共也把外交工作的主要對象轉向美國。1944年7月，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決定派以包瑞德為首的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在延安期間，同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闡述了中共對國內外形勢的看法，其中包括了對美開放的思想。1944年8月23日，同謝偉思進行了長達6個小時的談話。他指出，中共愿意在政治上與美國合作，“尋求美國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以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結束國民黨的。在經濟方面，他指出：“中國必須工業化”。但是，由于缺乏發展經濟的資金，“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和相互關聯的。我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1945年3月13日，他和謝偉思談話時再次指出：“中國戰后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么低，不能采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為了打消美國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的顧慮，他向謝偉思闡明了中國的經濟方針，說：“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也不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他進一步分析了中美經濟合作的互利性和可能性。指出美國在中國投資，只能使中美雙方在經濟上互利互助，而不會發生競爭。中國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在高級的特制產品上與美國競爭。中國必須建立起輕工業，以首先滿足國內市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發展輕工業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場”。中國所擁有的原料和能源產品可以作為美國對我們投資和貿易的補償。[8]對與美國經濟合作的設想，由于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以及建國初期對中國采取的敵視政策，長期未能實現。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中指出：“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于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于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于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9]。1946年5月3日，和中共中央根據當時的國內外條件，發出了《關于解放區外交方面的指示》，指出我們應采取和美國及英、法各國實行通商及經濟合作的方針?！霸趦衫脑瓌t下，我們政府及商業機關應和外國商人以至外國政府直接訂立一些經濟契約，吸收外資來開發山東的富源，建立工廠，發展交通，進行海外貿易與提高農業和手工業”[10]?！霸诮夥艆^美國經濟事業的發展，須由我們的同意和贊成”[11]?！霸谟喠⑦@種契約時，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壟斷、受控制及受外間政治上的攻擊”，“即應放手訂立，允許外國人來經商開礦及建立工廠，或與中國人合作來經營工礦”[12]。

綜上所述，從30年代初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后這一時期里，一直積極主張對外經濟交往，通過各種方式闡述了他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和設想。這是他對外經濟交往思想的形成時期。而隨著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成熟，他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也日趨成熟，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其要點可歸納如下：把反對帝國主義與開展對外交往區分開來，既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維護民族獨立，又要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往；開展對外經濟交往的前提是必須維護國家的獨立與主權，經濟不受外國資本的壟斷和控制；對外國經濟交往的原則是平等互利；經濟交往的范圍包括：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辦廠、合作經營工礦、發展交通、貸款、自由貿易以及其他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等項目；對外經濟交往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現代化經濟建設和現代化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國人民從中真正受益，使中國早日富強。這一時期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為開創新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事業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準備。

二、建國前后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

如果說從30年代初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后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還只是一種理論和設想的話，那么隨著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新中國的即將誕生，開展對外經濟交往的實際活動就提上了日程。

還在三大戰役進行之際，美國政府指示其在南京的駐華使館人員與我方接觸，要同我方談判貿易問題。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局書記方方：“贊成與英國進行貿易往來”?！叭绻桂^人員確有通商誠意，可考慮其進入解放區與華北政府直接接洽”[13]。1949年3月5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論述了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對外政策。他指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覀儽仨毐M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4]。1949年4月28日，在致鄧小平、，等人的電報中指示：“現美國方面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15]。

關于同美國的關系，沒有放棄任何與美國建立聯系的機會，條件是不干涉中國內政和損害中國主權。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時，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并沒有隨國民黨南下廣州，而是留了下來，通過他的秘書傅涇波表示愿與我方接觸。獲悉這一消息后，馬上派黃華以南京市政府外國僑務事務處處長的身份，到南京與司徒雷登會晤。還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了對黃華的指示電，電文指出：“如果美國政府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瓕τ诟禌懿ㄋ崴就嚼椎窃敢饫^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并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16]。后來為了盡力爭取美國政府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中共中央還表示歡迎司徒雷登按過去的慣例來燕京大學度過他的生日。在美國決策人的干預下，司徒雷登未能成行并隨后離開中國。中美之間一絲微弱的聯系，被當時的美國政府割斷了。[17]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任何外國政府，只要他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18]。1949年6月30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一邊倒”方針的同時，還指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19]。1949年12月22日，在訪蘇期間從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除社會主義國家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因此，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20]。

新中國之初，根據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對外國的在華財產，只沒收了日、德、意法西斯國家的。一般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在華財產均不予沒收，只是廢除他們依靠不平等條約取得的特權。到全國解放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在華企業有1000多家，主要是屬于英、美壟斷集團的。只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敵視新中國，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悍然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管轄區內的公私財產，中國政府才宣布管制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的一切在華財產。[21]

縱觀建國前后這一時期，的對外開放和經濟交往思想有如下特點：由原來的理論和設想變為具體的政策和實踐；對外經濟交往，側重點放在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上，但不放棄與資本主義國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往的政策，在實際活動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發展與所有國家的經濟交往，特別是包括對美國的工作。然而，由于美國當局采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軍事上進行包圍，政治上進行孤立，經濟上實行封鎖，朝鮮戰爭爆發后更加緊推行對新中國的封鎖禁運政策[22]，為新中國制定的對外經濟交往政策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盡管如此，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屈服于美國的壓力，而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下，一面開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一面拋開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差別，采取了果斷而靈活的政策，不管是建交的還是未建交的國家，只要尊重中國的獨立與主權，都積極爭取與他們發展貿易往來。不言而喻，這一時期在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往的實踐活動中所做的艱辛開拓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三、社會主義時期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

建國之初，我國就同瑞典、丹麥、瑞士、芬蘭建立了外交關系和貿易關系。芬蘭于1952年同中國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鑒于西方大多數國家追隨美國的禁運政策，中國政府利用各種機會和途徑積極開展工作，爭取團結西方國家工商界和開明人士，“以民促官”，推動民間貿易直至官方貿易逐步展開。1952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與會的40多個國家的工商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探討開展貿易問題。中國代表團還同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等11個國家的工商團體和企業簽訂了貿易協議。[23]

很注意同英國發展貿易關系。英國追隨美國的封鎖禁運政策，但因它在遠東有著特殊的利益，特別是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特殊關系，英國同美國又是有區別的。1954年8月，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指出：“我們和你們也可以合作”?！拔覀冞@類國家，如中國和蘇聯，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并不是說不要國外聯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聯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總是可以取得同意的”[24]。

也很重視與法國的交往。1961年2月18日，他在杭州會見時任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黨抵抗聯盟主席的密特朗時說：墻有各種不同的墻，有意識形態的墻，有社會制度的墻，有外交關系的墻，有經濟關系的墻，這是暫時現象，人民終久是要把墻拆掉的。他向客人提出，中法雖然沒有外交關系，人民來往和貿易關系還是可以進行的。[25]1964年1月30日，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又說：“我們做個朋友，做個好朋友”。我們是可以合作的?！霸谖覀冎g有兩個根本的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诙?，使兩國間在商業上、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什么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26]。

和中國政府一貫重視同日本的經濟交往。中日經歷了民間貿易、半官方貿易到貿易的全面發展三個階段。從1952年至1958年共簽訂了四次中日貿易協定，首先打通了中國對日本民間經濟交往的渠道。1955年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時指出：我們可以“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27]。當年12月，日本眾議院通過了緩和對華禁運，互設通商代表的決議，以促進擴大對華貿易。1959年同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茨郎談話時說：“貿易總有一天要重開的，不能一萬年不做生意”；“我們兩國的關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對我們兩國都有好處”[28]。1964年，再次會見黑田壽男時，對日本一些大企業也愿意與中國進行經濟來往表示贊賞和歡迎。他說：“單是搞中小貿易，不和壟斷資本搞貿易，意義就不完全，也不算大”[29]。正是在、的積極倡導下，中日貿易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雖然幾經曲折，還是取得了重大發展。中日兩國間的貿易額，1949年為700萬美元，建交前的1971年為8.73億美元。[30]

即使是對于帶頭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美國，也始終希望和它建立正常的政治經濟交往關系?！斑€在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訂之后，就通過一些渠道透露過愿與美國建立正常關系的信息”[31]。1955年他在接見巴基斯坦大使時說：“我們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32]。1956年4月，他在接見丹麥的駐華大使時說：“我們很愿意向你們學習，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33]。1956年，他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寫道：“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要做到的”[34]。1957年他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時指出：“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愿意它搞。它不搞禁運，我們就要同它搞貿易，就要同英國、法國、西德等等國家都搞貿易，但是由于經濟落后，我們還拿不出東西同它們搞。當然我們的口號是反對禁運，它搞禁運我們就罵它，這也是外交攻勢。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后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同它建立關系”[35]?？梢?，在中美關系上，中國的大門一直對美國開放著，美國卻對中國采取敵視和封鎖政策。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把原則的堅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所謂原則的堅定性，就是在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交往中（包括所有國家），絕不允許它們干涉中國的內政，不能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平等互利原則。所謂靈活性，就是在堅持上述原則的前提下，可以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而積極開展對外交往，“一要和平，一要通商”。如果政府與政府暫不能建立關系，民間經濟交往可以先搞起來，實行“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

也十分重視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交往。他認為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有著共同的遭遇和命運，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同情。1955年12月，他在會見泰國代表團時說：“我們只講和平共處，講友好，講做生意”[36]。翌年2月，他同泰國客人談到許多亞非國家時說：“我們很關心這些國家的處境，這些國家和我們有共同的遭遇，都受到美國的欺負。亞非國家都反對殖民主義”[37]。1958年9月，他在同巴西記者馬羅金談話時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愿意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我們一律歡迎。不建立外交關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來也好。中國同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許多點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獨立這一點是相同的……。其次，我們的經濟都不發達。要求發展經濟的愿望，在你們那里是迫切的，在我們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共同歷史任務，就是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發展民族文化”[38]。

從以上看出，的對外開放思想，在地域上是面向所有國家的?！拔覀兊姆结樖?，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因為“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對外交往的范圍和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方面。[39]他后來發動“”，無疑對開展對外交往帶來了嚴重影響。但即使在中，他的對外關系方面的根本指導思想并沒有改變。1971年10月，第26屆聯大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在國際政治格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與抓住時機同美國實現了關系正?；?，隨后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聯邦德國等國先后建立了外交關系，實現了建國以來我國建交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基本上沖破了美國帶頭對中國實行了20多年的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白?970年開始，中國進出口貿易額迅速增長，1975年達到147.51億美元，比1969年40.29億美元增長2.7倍，平均每年遞增24.1％。1971年至1977年，中國再次從西方十幾個國家進口技術和成套設備，談成了包括化肥、化纖、石油、化工、軋鋼、采煤、火電、機械制造等方面的222個進口項目”[40]。1973年1月，經批準，預計進口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43億美元，實際對外簽約成交額達39.6億美元?！捌呤甏?，內地對港澳地區的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中國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繼續蓬勃發展，尤其是對拉美國家的貿易因起點較低，增長幅度更大。繼中國對東歐國家的貿易于1965年開始回升之后，從1970年起中國對蘇聯的貿易也逐漸回升”[41]?？梢哉f，在社會主義時期，實際上形成了全面開放的思想，并轉化為對外交往的實踐。他以超人的膽識，持之以恒的毅力打破外界（先是美國，后加蘇聯）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和孤立。

四、結論

縱觀的一生，倡導對外開放，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往是他一貫的主張，他還形成了對外經濟交往的系統思想。這些思想包括以下主要內容：自力更生是我們的立腳點，對外交往也是我們的立腳點；對外經濟交往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不能影響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對外經濟交往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使人民真正受益；對外交往的范圍既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也包括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交往的內容除經濟外，也包括政治和文化；在對外交往中要向所有國家學習，每個民族都有他的長處，但是這種學習不是照搬，而是根據中國實際創造性地學習。當然，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前后是有變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主張引進和利用外資，允許外國人來中國經商開礦及建立工廠，或與中國人合資合作經營工礦。進入社會主義后（除50年代向蘇聯貸款外），他不再主張引進、利用外資和合資合作經營，而只談與外國人做生意，引進外國的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

的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交往思想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在認識的深度和廣度上還不能和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今天相比。他認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但是他沒有也不可能從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的內在結構和內在動力去認識這些問題。造成他上述思想變化及其局限性的客觀原因，是二戰后的冷戰格局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以及后來的中蘇關系破裂。主觀原因是他的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交往思想是建立在當時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傳統社會主義觀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把引進外資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等同起來。這樣就不可能從世界經濟的內在聯系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上來分析和看待對外經濟交往關系，使社會主義的對外經濟關系停留在與外國做生意、互通有無和引進外國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水平上。鄧小平在繼承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交往思想的基礎上，實事求是，根據國際局勢的變化，提出了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果斷地結束了階級斗爭為綱，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正確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關系，從世界經濟的內在聯系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上分析和闡述了我國的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交往的必然性，指出對外開放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方針和我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這就突破了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交往思想的局限性，把我國的對外開放推向了一個新階段。但是，決不能說推行的是一套閉關鎖國政策。應當說他的對外經濟交往思想和在實踐中的艱辛開拓為后來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同志的功績”[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