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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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這是同志在紀念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對的評價。事隔十年，在迎來誕辰110周年之際，相信人們不會對這個評價有何異議。

也正因為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國內外對的研究也就持久不衰，以至于出現了有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文藝學家、哲學家、軍事學家等眾多的學者以及莘莘學子們趨之若騖的“毛學”。

既然成為一門學問，從中會走出一批批的碩士、博士和大師，就必然有著深厚的土壤。它不但滋潤著研究者的成長，也會對科學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人類的文明，特別是我們今天的事業有著很大的益處。

但是，這一切益處的實現，前提是要有科學的研究。

只有持續不斷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加鞏固同志的歷史地位，才能更好地為今天的社會進步服務。

所以，我們要在前人科學評價的基礎之上繼續前進，要用更加深入的研究來為今天的發展服務。

研究離不開評價，但評價代替不了研究。特別是對這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思想的主要締造者的評價，已經超出了對一般歷史人物評價的范疇。他已經和一段革命史、黨史、國史、思想史不可分割地聯在了一起，以至于對他個人的評價，實際上就是對這段歷史的評價。但是，的這種特殊地位，不等于就不能對其進行評價和研究。而且恰恰相反，只有深入科學的研究，才是正確認識歷史地位的前提。因為所有的歷史都是對后人而言的，所有的歷史評價都是要由后人來檢驗的。前人的評價需要我們的研究給予豐富和修正，我們的結論同樣要由后人來充實和修改。

因此，深入研究，首先就要擺正評價與研究的關系。不能用蓋棺論定來禁錮科學討論的必要，也不能用淺薄的表白來模式化的圖解或否定前人的結論。

科學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客觀性，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探究，將是流向科學海洋的捷徑。

三、既然熱已經成為一種顯學，是否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就一般推理而言，熱需要能量，能夠成為顯學說明其有足夠的寶藏。就其現狀而言，本人僅就自己的一孔之見，試舉一例，是否亦可見深入研究的必要。

例：為什么無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同志在紀念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說，“同志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一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接著，他又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在民主革命時期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是舉世公認的；在新中國成立后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最終也未能跳出蘇聯的建設模式，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青的建設道路，這也幾乎是沒有爭議的。

歷史是坦蕩的，過程是清晰的，但尋找軌：跡的原因礁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目前主要有“客觀說”，即認為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我們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帝國主義又對我國采取封鎖政策，雖然主觀上想走“自己的道路”，行動上也做了艱辛的探索，但在當討還：不可能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這種見解不能說是不正確，但實際上還沒有脫離對歷史事實的敘述。如果我們今天的認識仍然是到此打住，那么，對此問題的研究對今天的建設就沒有多少實際的益處。如果我們跳出歷史的局限站在今天的視野來從更深的層次分析當年的無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的原因，就會發現以下的討論可能對我們今天的改革和建設更有借鑒的價值：

我國近代從革命到建國再到建設，是有客觀發展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是經過28年的艱苦奮斗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并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中國成立后，又經歷了6年左：右的過渡時期，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不過，雖然從革命到建國再到建設有發展的客觀階段，但領導這一系列不同階段的最高領袖卻是沒有變化的。從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后，就擔任黨的最高領袖，一直到1976年逝世，他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達40多年之久，這是再偉大的天才也無法承受的重負。讓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舞臺上永遠擔當主角，是不可能不把正劇演成悲劇的。讓既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還要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不可能不導致重大失誤的。

那么，是誰讓擔起無法承擔的重負呢?是人們對失去理性的崇拜?或是自身沒有清醒的估量?這都是原因的一個方面，更決定性的因素，是我們從來就沒有一部關于黨的領導人任期的制度。制度是人創造的，但人創造了制度后就要無條件地受制度的約束。如果我們順應歷史發展是有不同階段的客觀規律，認識到任何人的體力、能力、精力、認識力、創造力都是有極限的科學道理，就會通過制度建設來防止人性的弱點，限定再偉大的人物也不能在規定的時限外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從而使正劇不至于演變成悲劇，偉大的人物也可以更加偉大。

不過，僅從制度建設缺乏這一個方面就能夠說明無法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原因嗎?換句話說，要是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就交班，繼任者就能夠立刻找到一條正確的建設道路嘛?

問題確實沒有如此簡單，制度建設也只是保障，要想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當然需要其他的一系列條件。后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曾經說過，認識國情并不簡單，既要站在中國看世界，也要站在世界看中國。如果回到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的1956年，我們當時確實還不具備這樣觀察國情的條件。

我們知道，一生中出過兩次國，。去的都是原蘇聯。雖然飽讀詩書，學問淵博，但他并不十分清除西方資本主義的變化和他們搞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當1956年，美國的社會勞動結構中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首次超過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時，我們不但對這一劃時代的人類社會勞動結構的巨變一無所知，而且仍然用革命戰爭年代的習慣作法來搞經濟建設，發動了以人海戰術為主要標志、以違背科學常識為重要特征的“”運動。

任何人都得承認，在革命戰爭年代．沒有任何人比更了解中國國情。但任何人也難以否認，在建國后的最大失誤。是他違背了中國國情。

問題是，為什么歷史轉了個彎，熟悉的東西就變得如此陌生了呢?

在歷史的長河中，個人僅是其中的一個分子。個人的經歷再曲折、再偉大，在歷史的長河中都只是轉眼一瞬。但歷史哪怕邁出微小的一步，對個人而害都將是一片全新的天地。在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了解了農民就找到了取得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的主力。但在科學技術成為主要生產力的時代，仍然套用革命戰爭年代的做法來進行經濟建設，就不可能找到正確的建設道路。

這樣分析問題，對我們今天的事業會有哪些益處呢?

我想通過探討沒有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原因，至少可以讓我們明確這樣兩點：

第一，領導者的功過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制度設計是第一位。演員雖然有可能把一部好劇演砸，但劇情的發展是由劇本設計的。領導人的任期制，包括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是應當盡快推出的。

第二，認識國情，包括認識省情、市情、縣情、鄉情，是不能按照一個模式固定不變的。土生土長于某—地固然是認識某地的優勢，但如果不能把握時展的脈搏，熟悉的也會變得陌生，自以為是就只能導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