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哲學思想研討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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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紀念百年誕辰時，我國曾舉辦全國性的大型學術研討會，哲學思想及整個思想與生平研究論著數量達到高峰。2003年紀念誕辰110周年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的規模已不及以前，但出版、發表論著的數量仍不斷增長。并且，不少青年學子也加入了哲學思想研究的行列。清點近10年來的哲學思想研究，有許多新的變化和起色。例如，哲學思想研究團體的學術會議逐年舉行，每次會議都圍繞新的學術論題并緊密結合實際來展開。新的刊物《研究》得以創辦，這為學界提供了的新場所。學術成果新有增加，相關論文有1380余篇，著作(包括再版書和論文集)60余部。同時，2009年2月成立的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和同年9月成立的思想生平研究分會，也十分重視哲學思想研究，每年的學術活動為學界同仁開拓了新的空間。2009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輯、軍事科學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建國以來軍事文稿》三卷本，則為軍事思想、軍事哲學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該書收錄的821文獻中有91篇為首次公開發表。作者擬對近10年來哲學思想的研究狀況作一回顧。

一、學術會議未曾中斷，學術刊物新有創辦

進入新世紀以來，哲學思想研究盡管不再像以往那樣轟轟烈烈、舉辦大型學術會議并吸引眾多學者參加，但相關研討會每年都在進行。主辦研討會的領軍者是全國哲學思想研究會。自2003年以來，研究會持續召開了7次全國性的大型學術研討會。2003年12月，第11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廣東佛山科學技術學院舉行，有數十名學者與會，主要圍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21世紀哲學思想的研究這一主題展開討論。2004年8月，第12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成都西華大學召開，與會學者主要圍繞鄧小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主題進行討論和交流。2006年8月，第13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哈爾濱市委黨校召開，有來自全國各地的50余名學者與會。會議主要圍繞科學發展觀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主題、哲學思想的現實意義進行探討。2007年8月，第14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山東青州召開。會議主要就《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展開研討。學者們認為，這些著作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并運用來分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又把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許多經驗上升到哲學高度進行了科學的概括。2008年7月，第15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青海省委黨校召開，來自中央機關、全國黨校、高校和社科院系統的7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會議以“哲學思想與改革開放30年”為主題，并對這個主題涉及的眾多問題開展學術交流，特別是對哲學思想、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關系進行了研討。2009年9月，第16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山西農業大學召開。會議主要是圍繞哲學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論觀點即實事求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和群眾史觀展開討論，認為它們既是思想的哲學基礎，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哲學基礎。2010年12月，第17次全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華南師范大學召開，會議主題為“的文化觀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顯然，全國哲學思想研究會持續召開學術會議，為加強全國各地學者的學術往來、提高研究哲學思想的研究水平有很好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一些省市的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也持續不斷，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四川省思想研究會學術年會的召開。2004年，研究會年會召開時有來自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四川大學、成都理工大學等省內20多所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會議主要圍繞“思想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一主題進行了學術研討。2008年，年會的主題是“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三個永遠銘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2009年，年會的主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新中國60年理論研討會”，來自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四川、重慶及河南等省市高等院校代表參加了會議，討論的內容主要涉及“思想與新中國的成立”、“新中國成立后思想在各個領域的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改革開放”等問題。作為故鄉的湖南湘潭大學及韶山管理局，近10年來對哲學思想及整個思想的研究新有起色，它不斷舉辦國際國內學術會議，成為新的研究基地。自20世紀末，全國高校及黨校系統的哲學思想研究和教學機構陸續撤銷，哲學思想不再單獨列為高校的課程。在這種背景下，湘潭大學的思想研究機構卻得到加強。它所屬的思想研究所(前身是創辦于1980年的思想研究室，1992年改辦為所)，2002年更名為思想研究中心后，2004年被確定為湖南省普通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同年又經教育部組織專家評審、被遴選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湘潭大學思想研究中心有其他研究機構所不具有的優勢。早在2001年，湘潭大學與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簽訂協議，確定共同開展思想研究，雙方商定在研究資料、學術力量、科研項目、學術交流等方面加強合作。該中心現設有思想發展史研究所、思想基本理論研究所、思想與現當代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文獻信息中心、同志紀念館、圖書館(后兩者隸屬于韶山管理局)。2006年，湘潭大學思想研究中心創辦了《研究》。它盡管是以書代刊的形式每年出版一期，但為全國的研究者們提供了新的學術陣地。到2010年為止，《研究》共出版了5期，刊發了不少相關研究文章。湘潭大學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同志紀念館還和中國深圳•民族精神與中國發展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在韶山聯合舉辦全國“論壇”，至2011年共舉辦了4屆?！罢搲痹雌鹩?999年中共中央黨校教師發起的“首都中青年學者及其思想研討會”，2002年它更名為“首都理論界及其思想研討會”，2005年起邀請外地部分研究專家和學者參會后更名為“論壇”?！罢搲弊?006年至2010年，在北京舉辦過三屆不定期的活動。同時，由中央黨校主管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基金會的刊物《理論視野》發表有關哲學思想研究的文章數量也在增多。此外，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近些年來也加強了哲學思想研究，哲學思想成為該所研究生學位論文重要研究題材之一。同時，中山大學的刊物《現代哲學》也時常發表一些哲學思想研究的論文。顯然，湘潭大學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基金會的學術活動，以及相關的學術刊物的編輯工作，給哲學思想研究增添了新活力。在1993年前后，全國共有四家研究及其思想的專門刊物，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思想研究所主辦的《思想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主辦的《哲學思想研究》，湖南省委黨史委主辦的《思想論壇》，中國思想與實踐研究會主辦的《思想理論與實踐》。然而，《思想論壇》、《思想理論與實踐》因各自原因先后?？?，只有《思想研究》仍保持原名，《哲學思想研究》則易名為《鄧小平理論研究》，并且發表的有關思想研究的專業論文明顯減少。所以，《研究》的創辦，《現代哲學》、《理論視野》以及《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研究”欄目的設立，使哲學思想研究成果發表的刊物得以擴展。它們與《思想研究》、《鄧小平理論研究》，以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的《黨的文獻》一起，組成了一個較為強大的及其思想研究的學術陣地，并以各自的特色吸納并培養了一大批學術中堅和青年學者，提供了相關學術成果發表的平臺。

二、一些領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論點被重點關注

自1980年代以來，國內哲學思想的研究開始涉及各個領域，即除了研究《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原著外，還研究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歷史以及詩詞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廣義的哲學思想研究，形成了不少分支學科。同時，對著作的文本研究也開始受到關注，進入1990年代以后則得到進一步加強。進入21世紀以來，哲學思想研究的新起色主要有如下方面:一些學者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關系、從實踐視角來審視哲學思想。例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強調《實踐論》、《矛盾論》是像古賢那樣的“發憤”之作?！八粌H是個人哲學思想發展的巨大飛躍，而且是現代中國哲學的璀璨明珠，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在中華民族哲學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保?］湘潭大學李佑新教授認為:“哲學思想在基本性質上是與馬克思哲學一致的，即都是實踐哲學。”馬克思實踐哲學的重要特質就在于力主“改變世界”，而“改變世界”是一個訴諸現實感性活動的實踐問題?！皩嵺`哲學的偉大意義是勿庸置疑的:它將馬克思‘改變世界’的實踐哲學在中國付諸實踐了，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中國社會的面貌?！保?］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煥章則從哲學史角度來認證的實踐哲學，他認為“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是列寧在挖掘黑格爾哲學的合理思想時所提出的一個論斷，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又對它做了進一步的發揮［3］。武漢大學李維武教授是從中西結合的基礎上來論證的實踐哲學的。他指出:“的‘實踐論’既有與作為外來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密切聯系的一面，更有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外來哲學轉化為中國哲學的一面。這兩個方面，是與自19世紀末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相聯系的:一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越出西歐演變為世界性哲學，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實踐精神帶給了非西方民族，喚起了東方前近代民族的覺醒;另一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又在這一過程中與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革命實踐相結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國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實踐論’的中國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應當對這兩個方面作歷史的辯證的把握。”“只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興奮點的轉移來看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才能真正了解的‘實踐論’獨創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國性格?！?/p>

河北師范大學王玉平教授等學者則指出:“哲學不是一種追求世界本體的思辨的邏輯體系，而是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基礎之上、具有明確價值取向的實踐哲學。它以實事求是為其理論特征，以為人民謀利益為其價值追求。它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以及中國古代哲學的思想底蘊，具體詮釋了的人文關懷的情感內涵，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保?］此外，還有不少學者論述了實踐哲學的特征。曾有綜述文章這樣指出:“近年來學術界對實踐哲學思想的形成條件、基本內涵進行了研究，認為實事求是是實踐哲學思想的精髓，群眾路線是其核心內容，社會主義是其根本方向，為人民服務是其價值取向。這無論在實踐哲學思想的整體性研究，還是在其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論成就?！保?］在分清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背景下，一些學者對的價值觀、榮辱觀進行了挖掘。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莊前生研究員指出:“生前雖然未曾寫出價值學的專著，但是在他宏偉而又深邃的思想體系中蘊含著一套嚴整而又獨特的價值觀。他正是用這套價值觀去觀察世界，去評價事物，去塑造人生，去改造社會。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和代表，不僅個人終身信仰、盡力實行這套價值觀，而且自覺地用它來教育全黨，使之成為全黨乃至全民的思想和行為準則。因此，的價值觀實際上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眱r值觀的內容包括人民是價值創造的主體，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是人民利益，價值評價的最高標準是必須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霸谖覈斍澳酥两窈箝L遠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學習的價值觀，用它來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實踐意義。”

南京市社會科學院周直教授亦強調:“的價值觀是人民主體價值觀。在當今社會各種價值觀相沖突的情況下，應該從價值觀中汲取力量，促進社會公平，提倡全局意識和奉獻精神，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擺在第一位。”［8］綿陽師范學院袁紀偉副教授等人則闡發了的榮辱觀。他們在文章中指出:“的無產階級榮辱觀，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批判地汲取中國歷史上有關榮辱觀方面的積極成果，并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卑敕饨?、半殖民地是榮譽觀產生和形成的歷史淵源，中國傳統文化是榮譽觀形成的精神內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是無產階級榮辱觀形成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無產階級榮辱觀的基本特點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八鞔_了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明確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為各民族、各階層和不同利益群體的人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判斷行為得失，確定價值取向，給出道德選擇，提供了準則;為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體系指明了方向?！保?］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的發展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關系，許多學者進行了探討，并有諸多論著。較有代表性的有石仲泉教授和李捷教授的文章。石仲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國60年完成了中國社會數千年未能完成的最偉大的歷史演變和革命變革。改革之前30年為改革開放以來30年準備了根本前提和奠定了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30年又是開放之前30年校正方向的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哲學的3個基本思想為新中國60年發展進步作出根本性指導。對于新中國60年的輝煌，實事求是思想是其辯證唯物論基礎，矛盾對立統一思想是其唯物辯證法基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思想是其歷史唯物論基礎?！?/p>

中央文獻研究室李捷教授的文章認為:“思想科學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是在反對‘左’右傾思潮的過程中產生的，都有著共同的思想路線，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都是在深刻把握時代特征和基本國情，努力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的，都有著共同的哲學基礎特別是認識論基礎，這主要就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實踐第一的觀點和群眾路線;就建設而言，都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有著共同的發展目標，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道路，為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都堅持共同的基本原則，即經濟建設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努力實現共同富裕，政治建設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文化建設上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社會建設上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等等?！币詾榇淼闹袊伯a黨人，通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積極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動力和智慧源泉。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豐富和發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樣不斷地從思想那里吸取理論創新的智慧和養料，繼續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構成了既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關系?！保?1］學者們對后期的思想理論也有新的探索，并試圖以新的視角研究發動“”的錯誤。例如，中國人民大學蕭延中教授試圖運用政治心理學的方法探討的死亡意識與他晚年所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關系問題，認為是一位時時與死亡對話，但又同時是一位時時挑戰死亡焦慮的天才。正是這種對肉體死亡不畏懼的“幸存者”情結，使他產生了對精神永生的追求，于是試圖通過頻頻發動政治運動來消除其晚年的政治焦慮［12］。蕭延中亦試圖借助外國學者的方法解釋“”。他以美國哈佛大學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華慈教授的兩篇重要論文為研究對象，通過解讀論文以展示出其比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獨特方法，以證明發動“”運動的直接動因雖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層權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層理論的角度上，更應當被看作是自法國啟蒙運動以來，以盧梭為代表的“道德主義取向”和以百科全書派為代表的“工程主義取向”之間理論沖突的持續反映;同時它又表現為盧梭思想的某一方面與中國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鳴。蕭延中借用史華慈的觀點指出:中國那些權威實踐的最極權主義的特征，或許更多地應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遺產而不是中國的傳統秩序，而且馬克思－列寧主義自身又根源于西方傳統。如果否定等級、身份和權威的啟蒙運動的思想根源，那么，列寧主義政黨是把一個由精湛嫻熟地懂得社會科學的“社會工程”精英所構成之效率統一體的思想，溶匯進了由完美地體現人民公意之美德先鋒隊的雅各賓思想之中去了。在這種統治制度下，所展現出來的黨的領導，不是一個人(如“”中的)，就是一個已被賦予了歷史意志和群眾意志之混合形態的集體領導［13］。蕭延中同時強調史華慈的這個結論未必能夠得到學術界的贊成，特別是關于中國文化傳統自身所包含的集權主義因素，更是中國政治思想界爭論的焦點。他認為史華慈對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構與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發人深省。這不僅對中國“”歷史性質的研究極有啟發意義，而且對跨文化比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同時，還有學者具體探討了與“”相關的一些問題。如河南大學何云峰教授在文章中提出: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既是虛指，也是實指，就后者而言，他針對的是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實際上是委婉地對劉少奇敲響了警鐘。但劉少奇沒有領會他這番講話的真實意圖，還是我行我素，因為處于權力巔峰而鋒芒畢露，不知收斂。認為劉少奇嚴重違背了接班人的五項條件，終于下決心改變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4］。臺灣政治大學關向光副教授則對“晚期思想”概念進行了辨析。他認為，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領域中提出了“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應是單純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卻引起不少反對的看法，也沖擊了對“思想”的界定。單純的思想史分期產生如此困擾的根由在于對“思想”理論上的界定不完備。大陸學界對“晚期思想”有兩項爭議:(1)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應定在何時;(2)“晚期思想”概念的適用性問題。就后一個爭議而言，贊同運用“晚期思想”概念對本人的思想作階段性的研究。這個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探討中國共產黨建政后本人思想轉變的有關問題［15］。學界對的其他一些思想如自由、平等進行了研究。例如，福州大學蔡維良博士認為:經典文本中包含著豐富的自由思想。在哲學上，論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并運用這一規律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在學術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的真諦是學術自由。在政治上，認為政治自由是人民爭來的，要為民主和自由而斗爭;政治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標，具有重大的價值;政治自由的具體內容是相對的，有限度的。晚年在政治自由的實踐上存在著失誤。自由思想的三個維度相互聯系，構成一個有機整體［16］。天津商業大學李勇軍講師等認為，平等是一種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工具性價值，既可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又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后，不斷豐富和發展了其平等思想。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選擇了以平等為重、以平等為先的策略。為此，不僅發動了政治和思想領域的革命，而且在所有權、分配制度和干群關系等方面，作了種種政策安排。盡管時代后期的政策價值主導取向選擇的關鍵性問題在于其過于一元化，但是不能因此否認平等對于社會主義的意義。平等、公平、正義等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階段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17］。

另外，在微觀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獲。例如，華東師范大學鄔國義教授通過詳細考證指出:董樂山的中文譯本將埃德加•斯諾所撰的《紅星照耀中國》(RedStarOverChina)中的人物區聲白誤譯為朱謙之，這導致學術界在討論早年與無政府主義的關系時造成了錯誤認知。鄔國義對此作的考證與論析，有助于澄清史實，糾正訛誤，有助于更準確地把握早期實際的思想狀況及其后邏輯的發展，以及由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等相關問題［18］。又如，中山大學周兵博士對在延安時期著作中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作了仔細考證，認為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首次使用了“意識形態”概念，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多次出現的“觀念形態”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譯詞。他還指出，由于當時文化界也普遍將文化等同于意識形態，因而能夠借助“文化”這一話語平臺闡述其意識形態理論［19］。再如，湘潭大學王向清教授從哲學角度對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論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是用以評價新中國建立初期十余年實際工作成績與不足的公式。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處，又存在嚴重的失誤。后來它被放棄既有事實根據，又有認識論根源［20］。由于發表的論著數量太多，這里不可能充分述及。中共中央黨校數字圖書館的數據顯示，近10年來學界發表有關的文章約17769篇，出版相關著作1397部。涵蓋的內容包括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歷史、黨建、教育、管理、民生、軍事、教育、人口、文藝、新聞、哲學、語言、宗教、生態、人物傳記以及綜述等20個類別以上。這眾多的論著中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哲學思想，例如有關的國家利益思想、生態環境論點、憲法與國際法思想、青年時期的思想轉變等，與利益觀、生態哲學、法哲學等等密切相關。限于篇幅，只能割愛不論。

三、研究評價與展望

近10年來的哲學思想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績，有些研究超越了以往的范圍，關注到了以前不曾關注的的一些論點。一些學者從實踐視角來審視哲學思想，這把研究引向了深入。同時，在對后期的思想理論進行研究時，有學者試圖運用政治心理學的方法探討的死亡意識與他晚年所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關系問題，并試圖以新的視角研究發動“”的錯誤，認為中國最極權主義的特征，或許更多地不是中國的傳統秩序，而是根源于西方傳統。即是說，政治專制現象不是中國政治社會獨有的。盡管這種論點不是很有說服力，但表明學者們的思緒活躍。還有，對1964年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這一與“”相關的問題的研究也很有特色，指出它是針對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這種推斷，在很大程度上是準確的。尤其是一些微觀上的研究收獲更是可喜，如指出《紅星照耀中國》中憶及的人物朱謙之實為區聲白之誤譯，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首次使用了“意識形態”概念等，這為研究的細化和向深拓展有示范意義，將對國內的學術研究形成影響。不過，從總體上看，國內的哲學思想及整個思想與生平事業研究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無論是把思想作為一種政治哲學來研究，還是研究狹義的哲學思想，我們還需要寫出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作品。例如，從狹義上說，我們對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研究還不是全面、系統的，這既要在版本、文本研究方面下功夫，也要在它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等聯系的研究方面下功夫。盡管從80年代起就有學者對之進行了研究，但研究還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同時，在1965年審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李達著)一書的批注中，對對立統一規律這一辯證法的核心問題作了扼要的概括:“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

這段話應是對唯物辯證法體系建構長期思考的結果，但它與《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與在其他各個場合論及否定之否定的談話不盡一致，然而至今尚無學者有細致的梳理和研究，而這種研究確實需要。在紀念誕辰110周年之際，由石仲泉、蕭延中主持編譯的《國外研究譯叢》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陸續得以出版。這套書是在眾多國外研究的學術著作中精選翻譯出來的。其首選的10部著作是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的崛起》，施拉姆的《的思想》，魏斐德的《歷史與意志:思想的哲學透視》，白魯恂的《作為領袖的》，邁斯納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索羅門的《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斯塔爾的《繼續革命:的政治思想》，沃馬克的《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特里爾的《傳(新版)》，楊炳章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的崛起》(其中有的書以前出版過)。但這些書出版后似未得到國內學界較系統的批判性閱讀。并且，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給國內學者以啟發。就連特里爾的《傳》在中國也暢銷了20余年，為中國讀者津津樂道。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作為思想故鄉的中國學界與國外研究界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需趕上并超越。同時，我們對著作的整理出版也需要進一步作好工作。盡管2009年我國新出版了《建國以來軍事文稿》，但這仍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國內學者挖掘、發表的一些準著作的作品也值得整理。例如，龔育之的《聽談哲學》就是一篇史料性文章。它記述了1964年8月18日同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的內容，涉及哲學、歷史、文學、宗教、教育、軍事、政治、“四清”運動和階級斗爭諸多方面。對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表示極為贊賞，還深刻發揮了物質無限可分的思想［22］。將此類材料匯編成集，可以更好地供學界研究。還有，華東師范大學曹景文副教授、桂林工學院圖書館館員陳標分別在《竹內實和他的研究》［23］、《〈思想萬歲〉在海外的利用》［24］兩文中，述及海外尤其是日本學者對著作文本的重視和研究，這對我們有借鑒意義。在我國業已成立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借助這一全國性學術研究團體的優勢，當能更好地收集、整理、研究包括全部著作在內的所有中共文獻。如果《全集》在誕辰120周年紀念之際能啟動編輯出版，當是國內研究界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