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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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歸國后在思想傾向上的短暫猶豫徘徊

1925—1930年，王稼祥一直在蘇聯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與中國本土的革命實踐活動長期脫離，在回國后的革命工作中倍感革命經驗缺失，因此向組織提出申請前往革命前線。此時，王明為督促中央蘇區有效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便派王稼祥與任弼時和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于1931年4月4日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后，王稼祥一行人參加的第一次會議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主要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關于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肅反問題的政策。會上，關于第二次反“圍剿”的打法，與會代表存在較大分歧。多數人主張“分兵退敵”，盡量保存我軍實力;以和為代表的少數人則主張應依靠紅軍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優勢，誘敵深入，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以自己多年指揮武裝斗爭的經驗和獨特的軍事見地勸說與會人員，最終在4月19日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蘇區領導人員經過慎重討論采納了同志的作戰方針。此時的王稼祥被敢作敢為的作風及獨特的軍事見地和主張所感染，因此在思想傾向上他開始贊成并支持的方針。雖然王稼祥此時的思想傾向有所轉變，但是因為深受教條主義的影響，故在某些問題上仍然沒有改變原有立場，如對的定性問題，他仍然認為這是一場“反革命性質的暴動”。1930—1931年王稼祥的思想猶如搖擺不定的天平。一方面，在經歷了由一位留學歸國的毫無革命實踐經驗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到親身參加革命實踐活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后，他意識到中國革命不能夠照搬蘇聯革命的成功模式，而是要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針對中國社會存在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盡管當時黨內仍有很多人對的軍事對策進行指責，但是王稼祥通過對實際情況的分析后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支持的軍事主張。另一方面，教條主義思想根深蒂固使得王稼祥對的“經驗論的落后思想”不屑一顧。這種矛盾的態度使王稼祥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中，直至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省寧都小源召開的中央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上他堅定地站在了支持同志的陣營中。

二、遵義會議前最終成為堅定的擁護者

在江西寧都會議上黨內某些領導同志批評的贛東發展路線與黨的組織觀念具有嚴重的傾向錯誤，針對這種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盡管據理力爭，但仍無力扭轉黨內多數派的意見。在這緊要關頭，王稼祥作為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蘇區的代表義正言辭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東西，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局面，是與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因此，我認為同志仍然應該留在前線，繼續指揮紅軍作戰。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這樣的指揮者與領導人。總之，我的意見是: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王稼祥在會議上明確支持了，但他只代表少數人的意見，當時中共共產黨內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面對如此形勢王稼祥無力扭轉乾坤。在同同志等人送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后，王稼祥對為了全國全黨大局的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精神大為感動。

1932年12月—1933年3月，國民黨對中央紅軍開展了第四次“圍剿”行動。長期的戰爭實踐經驗使王稼祥、、等同志堅決抵制攻打敵人重兵防御的城市的作戰方法，先后發出9份電報闡述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在得知敵情變化后果斷改變原有軍事計劃，利用有效兵力在敵人重兵防御的城市周邊地區秘密集結伺機行動，正是這一布置保證了中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在紅軍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王稼祥也在此時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受傷最重的一位。負傷后的王稼祥即被送到了瑞金紅軍總醫院，在那里與在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的接觸日漸增多，對的思想體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瑞金的接觸成為王稼祥思想立場徹底變化的重要轉折點。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錯誤軍事決策致使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開始長征，王稼祥也在擔架上開始了漫漫長征路。在長征中毛、王二人將第一、二、三次反“圍剿”與第五次反“圍剿”進行了詳細對比，最終得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的不利軍事指揮。王稼祥說:“博古同志本來就不會帶兵，李德雖然有豐富的軍事理論，但對目前國內形勢視若無睹，進入蘇區后盡瞎指揮。”與此同時，針對博古和李德提出同會師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不去和會師，我們重走一條路———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到黔北一帶開辟新戰場?！泵倪@一建議得到王稼祥的極大認可，又去找紅軍中的其他領導人交換意見，最終得到、聶榮臻等人的贊成。1935年1月7日，紅軍在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并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會議———遵義會議。

三、遵義會議上正確主張的積極倡導者

王稼祥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召開的最大功臣，在湘江戰役后他就曾提出將博古和李德從領導革命和長征的位置上“轟下來”，并通過努力獲得了、聶榮臻等人的支持，但因時機未到并未采取行動。1935年1月紅軍占領遵義城，王稼祥認為時機已到，因此積極提倡在遵義召開會議，這一建議受到黨內多數領導人的認可。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這也就是我們說的遵義會議。參加會議人員共有20人，其中王稼祥帶病參加。會議由博古主持，短暫的開場白后，即開始《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博古是一位天生的演說家，將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強大的軍事力量，且有外國軍事顧問的指導;而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做好群眾工作，各個根據地之間配合不好，后方物資供應缺乏等等。博古對待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的分析，受到了與會人員的抵制，盡管他所論述的原因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下午，在發言中指出博古的工作報告是不客觀的、不實事求是的，是在為自己所犯下的錯誤辯解，同時指出博古、李德在指揮戰爭的錯誤主要是:冒險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發言的后半程，又提出自己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認識:(1)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2)敵人的強大;(3)紅軍的弱小;(4)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在聽完的發言后，王稼祥第一個表示支持他，并明確提議任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王稼祥的影響之下，多數人表示支持。遵義會議勝利結束，并做出一系列決定，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取消了三人團，成立了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指揮小組。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緊要關頭及時糾正了“左”傾錯誤，經受了歷史的考驗和實踐的檢驗。王稼祥對遵義會議最大的貢獻是第一個在會議上支持主張，在關鍵時刻能夠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不僅改變了的政治生涯，也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對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軍事領導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馬菲菲單位：遵義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