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編制中需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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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換，我國的中長期規劃（包含五年計劃）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指令性、半指令性向指導性、參考性轉變。由于規劃性質的質變，規劃編制的內容與形式均與以往有所不同?？偟目矗巹澗幹频碾y度加大了。這里，就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編制中需要注意的若干問題作些分析，以便對提高規劃的科學性有所益處。

規劃什么——關于規劃的指標體系

規劃什么，或者說什么指標應該列入規劃，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應該有所不同。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首先看看八五計劃、九五計劃中所包含的指標體系。1991年4月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其列入規劃的指標體系為：GNP年均增長速度，農業總產值與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人民生活水平（由溫飽到小康），教育、科技事業，地區經濟布局，高新技術產業，國防現代化，平均壽命，識字率，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秩序與風氣；主要農產品產量（比如2000年糧食產量達到5億噸，棉花產量達到525萬噸），主要工業品產量（如2000年原煤產量達到14億噸，發電量達到1.1萬億度，鋼產量0.8億噸，乙烯產量300萬噸，等等），機械工業與輕工業中40%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建筑業、第三產業（2000年第三產業占GNP1/3），人口增長率控制在1.25%以內，精神文明，環境保護，外貿與外資，一國兩制，促進統一。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其列入規劃的指標體系為：GNP年均增長8.1%，市民人均收入增長5%，農民純收入增長4%，城鎮人均居住面積由7.9平方米到9平方米，彩電普及率由42%到60%，電話普及率由4.6%提高到10%；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要農產品（糧食、棉花）產量，主要工業品產量（原煤，原油，發電，化肥，鋼，乙烯，汽車，集成電路，鐵路貨運量，電話交換機）；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解決貧困，城鎮社會保險率（80%），農村各類保險率（30%），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資本系數由3.6降到3，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每年提高6.5%，萬元GNP能耗降到1.7噸標準煤，基建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0%，工業流動資金周轉次數達到2次，狹義與廣義貨幣供應量年均增長分別為18%左右與2.3%左右，國家銀行新增信貸總規模的10%用于農業，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1.083%，城鎮失業率力爭控制在4%左右，建立失業預警和調控體系；保證糧食播種面積不低于1.1億公頃，國家級商品糧基地縣增加到900個左右，發電量年均增長7%左右，鐵路營業里程達到6.8萬公里、復線率達到34%，連鑄比達到70%，板管比達到44%，機床產量數控化比率達到12%，重大技術裝備制造業所需設備國內滿足率達到80%，研究開發0.3微米技術，建設城市住宅10億平方米，旋窯水泥產量比重達到25%左右，優先發展教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社會事業全面發展，民主法制建設，促進統一。

由以上兩個中長期規劃我們可以看到，其所列入規劃的指標存在這樣幾個問題：①指標過多，面面俱到，很難看到規劃的主線、重點。②指標過細，把一些屬于中觀層次的指標列入到宏觀層次。③指標過空，有些指標的含義比較抽象，八五與九五沒什么區別。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確定中長期規劃指標體系需要注意如下問題。1、中心指標——最低社會保障水平

任何一個中長期規劃都應該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主題、主線。從國內外經驗看，中長期規劃的中心指標一般選擇如下指標中的一個：改進產業結構，提高城市化，適應全球化，刺激內需，經濟快速增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經濟跳躍式發展，推動高新技術產業，改善環境發展質量，增強民族經濟競爭力，發展軍事經濟，增強農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改進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提高經濟自由化水平，改善政府管理，解決溫飽問題，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因此，我們過去一直以速度作為規劃中心指標的做法需要修正。鑒于中國經濟與社會在未來中長期（至少九五計劃期）內仍面臨著轉軌的艱巨任務，為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筆者建議把經濟與社會體制的改革放在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的中心位置（提出以改革為中心并不是否定以經濟為中心，它們之間是短期與長期關系），但為了以改革為中心，就必須為改革創造基本條件。市場化改革的最基本條件就是社會保障體系。有了這樣一個穩定器、減壓閥、緩震件，抓住了這樣一個牛鼻子，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才能順利推進，由此才能通過體制創新帶動社會生產力的飛躍，使中國經濟由粗放增長轉變為內涵發展。另據對全國八大城市近3000人調查，我國公眾在新世紀信心最弱的就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比打擊腐敗的信心還要低，有信心的比例分別為46.1%、51.5%（中國社會事務調查所，我國公眾對國家在新世紀的發展充滿信心，《光明日報》1999.12.24）。這從反面說明了把社保列為中心指標的合理性。因此，就十五而言，我們的中長期規劃的中心指標是：利用五年時間基本建成非農業人口的最低社會保障體系，利用十五年時間基本建成農民的最低社會保障體系（依據筆者過去的一個研究，中國城鄉經濟差距大致在10年左右）。

最低社會保障體系包含：最低養老保險，最低失業保險，最低醫療保險，最低住房保證?？梢詫⒁陨纤捻椇喜⑵饋黹_征最低社會保障稅（征繳率要達到95%以上），全社會實現每人一個終身社會保障號碼（也可與身份證號碼統一，若如此，則出生就要登記號碼）。為此，需要并力爭在十五期間出臺“最低社會保障法”。

這里的最低社會保障水平可以依據消費函數、家計調查、專家評定來確定，可定期進行調整。特別強調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重要性，國內學者劉福垣（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要把這一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不過從中長期規劃角度講社會保障的作用筆者目前尚沒有見到公開文字材料。

2、基本指標——GDP增長速度、失業率、金融風險、經濟安全、高技術產業、環境生態效益

中長期規劃是指導各項工作的行動綱領。它不僅要規定我們的中心工作，而且要規定其他重要工作。因此，中長期規劃還必須包含若干基本指標。這些基本指標對我國經濟工作社會全局具有重要影響，具有戰略意義。結合國內外環境，筆者認為，應把GDP增長速度、失業率、金融風險、經濟安全、高新技術產業、環境生態效益這6個指標列入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體系。下面作進一步分析說明。

GDP增長速度在我國歷次五年計劃及中長期規劃中均是排列第一的最重要指標，把GDP增長速度列入基本指標一般來說是沒有什么爭議的，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期更是如此。有所爭議的是GDP增長速度這一指標是否應列入中心指標，由上所述，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從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看，在一個或若干個特定時間區間里，暫時不把GDP列入中心指標是符合辯證法要求的。當然，這仍是可以爭鳴的。把失業率列入九五及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在1991年制定的八五計劃及十年規劃中完全否定了失業率這一指標，只是簡單提了一下待業率；1996年制定的九五計劃及2010年遠景規劃中，提到了失業率，但其位置在所有基本指標之后，并且還不是一個獨立條目，而是和人口置于同一條款下。這當然不能責備八五計劃、九五計劃，這是由當時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綜觀世界上的市場經濟國家，都特別重視失業率，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的“通論”名著書名首先就是關于就業（失業的反面）的，其中心就是分析非充分就業（常態）、促進充分就業。無事要生非，把人的生存問題置于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是合適的。把金融風險列入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是考慮到金融問題在整個經濟問題中的重要性。世界經濟進入21世紀以后，由于實物短缺已不太可能發生，由于經濟開放、網絡化，金融資產增加，金融工具增多，金融對經濟的沖擊力加大，同時，我國金融資產質量確實令人憂慮。盡管沒有正式的統計，但各種估計認為，中國金融資產的20%可以歸入不良資產。因此，中國金融面臨巨大風險。這一點在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以來東南亞及日本金融危機中已經得到佐證。在經濟轉型時期更要特別防范金融風險。為此，在十五及中長期規劃中應確定建立金融風險防范政府基金（除了銀行本身的呆壞帳準備金以外），以應付各種形式的金融風險。在本文撰寫過程中，臺灣地區立法機構通過兩個晚上挑燈夜戰已修訂完成“金融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條例規定，在必要時，政府可動用5000億元的安全基金投入股票市場與期貨市場護盤（臺灣《中國時報》與《中央日報》，臺通過金融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參考消息》2000.1.18）。臺灣的這一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把經濟安全列入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是基于國家安全越來越表現為國家經濟安全，這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新形式。根據筆者所做的專家調查，多數國人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安全已經至少屬于輕度不安全。因此，在十五期間必須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爭取提高經濟安全度。從規劃角度講，應抓好這樣幾個子指標：市場安全度（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產業安全度（三資企業在我國產業中的比重），金融安全度（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領域中的控制力），信息安全度（我國自主開發硬件系統、軟件系統的能力，我國的網絡控制能力及反病毒能力）。把高技術產業列入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是考慮到我國經濟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一國經濟的競爭力關鍵在于高技術產業。這一點從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得到充分證明。據統計，美國高技術產業（軟件、媒體、電子商務、半導體、高技術設備等）1990年至1999年勞動力人數年均增長4.1%，而其他產業僅增長2%；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30%，其他產業僅上升2.5%；工資收入年均增長11%，其他產業僅增長3%（唐永興，“新經濟”沖擊勞務市場，《經濟參考報》1999.12.24）?？梢哉f，高技術托起了美國經濟。相比之下，我國工業設備中技術比較先進的僅1/3，近1/5已經老化，40%超期；我國企業技術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一般為5至10年，關鍵技術則差距更大；我國技術裝備2/3依賴進口；即使是中關村技術園區也僅是國外進口件的裝配車間，甚至有人稱之為貿易貨棧?？梢?，形勢十分嚴峻（王一娟，我國技術裝備2/3靠進口，《經濟參考報》2000.1.6）。因此，十五期間我們必須把高技術產業發展列入規劃的基本指標，否則我們就可能失去球籍。

把環境生態效益列入十五及中長期規劃的基本指標一般來說沒什么爭議。因為第一，我國的環境質量惡化已經到了不可容忍、難以忍受的地步，已經位于“世界前列”；第二，若再不治理，則不僅今后治理的成本要加大，而且可能失去治理的機會。因此，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在十五及中長期規劃中把環境問題置于戰略性地位。如果把筆者確定的十五規劃指標體系與八五、九五規劃指標體系作一個比較，可以看出有很大區別。第一，把規劃指標區分為中心指標與基本指標是首創。第二，把社會保障而不是經濟發展速度作為規劃中心指標是首次。第三，在指標中去除了價格水平、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支、貨幣供應、國際收支等傳統上認為是很重要的指標，這些指標有的已成為派生指標，有的在今后5至10年不會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第四，把失業率、金融風險、經濟安全、高技術產業、環境列入基本指標是首次。

如何規劃——關于規劃的編制方法

中長期規劃是政府實施宏觀管理的行為綱領，其編制應該有一套嚴格的規范。比如，規劃的結構，規劃的方法，規劃的滾動，都應該有一套技術性要求，有相當的穩定性。下面我們分別說明。

1、關于規劃的結構

規劃的結構是指規劃內容的布局安排。當確定了規劃什么或規劃對象，即規劃的指標體系以后，就需要將規劃指標及其規劃內容按一定結構排列。一般來說規劃的結構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解釋所選擇的規劃指標，說明應該規劃什么，比如為什么選擇社會保障作為中心指標，為什么選擇GDP增長速度作為基本指標，等等。第二層次是針對每一個規劃指標（對象），分析其在規劃期末應該達到的目標值（任務）及達到這一目標值所應采取的手段。第一層次所用的分析方法多以定性分析情景分析為主，第二層次所用的分析方法多以定量分析趨勢分析為主。觀察一下我國的八五、九五規劃，其結構上沒有統一規范。規劃內容是面面俱到，更像是一個拼盤。從總體上看，九五規劃結構要比八五規劃結構更合理一些。八五規劃結構為：第一部分敘述了總的經濟社會藍圖，第二部分是經濟總藍圖，第三部分是各行業（12個行業）經濟規劃，第四部分是區域經濟規劃，第五部分是科技教育規劃，第六部分是對外開放規劃，第七部分是改革規劃，第八部分是生活消費規劃，第九部分是政治思想規劃。九五規劃的結構與八五規劃有所區別：一是把八五計劃完成情況單列一個部分，二是單列了和平統一，三是經濟總藍圖內容有調整，四是抓住了重點行業，五是用了可持續發展替代了生活消費。依筆者之見，十五規劃結構必須完全不同于九五、八五。其基本組成部分不宜過多（八五的9個，九五的11個似嫌偏多，以不超過7各為宜），否則重點不突出，相互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明晰。下面提供兩種規劃結構供選擇參考。

第一種：

A、中國面臨的挑戰（環境）與世界發展的趨勢B、十五規劃的中心指標選擇

C、十五規劃的基本指標選擇

D、中心指標的規劃

E、基本指標的規劃

F、其他

第二種：

A、中國面臨的挑戰（環境）與世界發展的趨勢

B、十五規劃的指標體系

C、十五規劃的基本目標

D、實現十五規劃的基本手段

E、十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的銜接

2、關于規劃的技術

就規劃的指標來說，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政府可以有所控制的，比如社會保障水平，經濟安全水平等，一種是政府難以控制的，比如GDP增長速度指標，失業率等。從市場經濟發展看，政府可以控制的指標及可以控制的領域是越來越少，因而編制規劃的難度是越來越大。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也不是說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沒有規律、無法預測。這里我們以GDP增長速度的規劃為例來具體說明其技術分析過程。

確定十五期間GDP增長速度，既需要作可能怎樣的預測分析，也需要作應該怎樣的規范分析；既可以進行直接分析，也可以進行間接分析（借助專家力量）。下面作具體說明。

A、“十五”期間GDP平均增長速度的實證預測

實證預測是基于歷史資料分析所作的預測。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非因果的縱向歷史規律分析預測，即時間序列分析，另一種是基于因果聯系的橫向分析預測。前者是建立把GDP的各期值聯系起來的模型，后者是建立GDP與各種影響因素之間相互聯系的模型。由于“十五”預測為中長期預測，因此在實證預測中，一般以縱向歷史規律為主，橫向因果聯系預測為輔。

a、縱向歷史規律預測

考慮到GDP統計指標的多種形式，為了充分利用各種資料提供的信息，可分別就定基GDP指數與人均不變價GDP建立起反映各自發展規律的模型。其中，對人口增長速度的預測，分別以高中低三種方案來進行。由于模型角度不同，這兩個模型的預測結果也不盡相同。將它們的預測結果加以綜合，不但可以綜合利用各種預測角度提供的信息，而且還可以提高預測精度。由此可得“十五”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速度的縱向歷史規律預測值：9.13%（低方案，人口增長速度為0.5%）、9.41%（中方案，人口增長速度為1%）、9.68%（高方案，人口增長速度為1.5%)。具體過程略。

b、橫向因果聯系預測

從理論上講，應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考慮影響GDP增長的因素。比如供給方面，要選擇與GDP增長密切相關的勞動力與資金及能源等因素，在需求方面則應選擇消費、投資、出口等因素分析。但考慮到多數因素的自身預測難度不亞于GDP，故僅選擇統計資料比較完整的勞動力作為影響GDP的因素，以此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了預測的全面，分別就勞動力增長的高中低三種方案對GDP作了預測，由此得出“十五”期間GDP平均增長速度的橫向因果聯系預測值為：5.26%（低方案，勞動力增長速度為1%）、7.17%（中方案，勞動力增長速度為1.5%）、8.80%（高方案，勞動力增長速度為2%）。

綜合縱橫兩方面預測的結果，可得到“十五”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速度的三種實證預測結果如下：7.58%（低方案）、8.51%（中方案）、9.33%（高方案）。

B、“十五”期間GDP平均增長速度的規范分析

規范分析是基于未來發展需要所作的預測，是應該實現的最低目標值。與實證預測不同，規范分析具有剛性，體現人的主觀能動性。就GDP的規劃而言，必須考慮人口因素、國際因素、環境因素的剛性要求。

a、新增人口

“十五”期間離中國人口高峰值尚有一段時間，因此，盡管繼續執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這期間中國人口仍將以1%左右的速度增長。為了保證新增人口達到全國平均生活水平，自然要求GDP必須有1—2%的增長速度。

b、國際水平

中國是一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為了保持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至于下降，其經濟增長至少應與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否則，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將會進一步擴大，甚至會威脅到中國的“球籍”。從世界范圍來看，雖然東南亞危機余波尚存，拉美經濟危機又起，但從總體來說，全球經濟基本處于穩定增長階段。據預測，未來十年內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大約在2.5%左右，這就決定了“十五”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速度不得低于2.5%。這是解決中國在世界上“生存”問題的經濟增長的下限值。

c、縮小差距

生存不是目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只與發達國家齊頭并進，就永遠不能擺脫后進與不安全的地步。因此，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中還必須考慮到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需要。根據三步走戰略，我們要在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人均GDP達1萬美元左右，則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高2個百分點。如果我們要在40年內迎頭趕上，那么需要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高2.5個百分點；如果希望在30年內趕上，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5個百分點。當然，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長只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個百分點，那么我們只能在70年后才可將差距填平，我們的戰略目標也就不能如期實現。

d、環境保護

我國經濟增長總是不可避免地伴隨著高污染的傳統產業生產規模的擴張，同時我國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炭為主，這種格局到“十五”期間仍不會發生根本變化。并且加上人口在不斷增長，伴隨生活水平提高而來的人均能源消耗的增加，都會使我國生態環境面臨嚴峻挑戰。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系統的失衡，日益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也是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受到影響。因此，治理與保護環境也應成為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尤其我國目前要申辦2008年奧運會，更是對環境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治理環境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關鍵是要有投入的保證，要從經濟增長中扣除一部分作為補償環境的發展成本。這樣，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每年GDP增長中必須有1%用于環境保護（這里1%是基于中國環境科學院的估計：我國每年環境生態損失大致相當于GDP的1%）。

綜上，可得出“十五”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速度的規范預測結果為6.5—8%（其中6.5%、7%、8%的GDP平均增長速度可分別保證在50年、40年、30年內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可相應作為低、中、高三種方案預測值）。

C、“十五”期間GDP平均增長速度的專家預測

預測涉及經濟社會現象未來的變化，各種影響因素錯綜復雜。進行中長期預測面臨的隨機性和不可測性更高。任何個人預測、模型預測都是有局限性的，為此應該利用專家群體進行預測。因此，筆者根據預測需要，選擇了十幾名在經濟預測領域頗有造詣的專家，征詢他們對“十五”GDP增長速度的看法。專家們對“十五”期間GDP的增長普遍持樂觀態度，大多數認為平均增長速度在7%、8%左右，其中最低認為在5%左右。

D、“十五”期間GDP增長目標的確定

“十五”處于新世紀之初，其經濟增長速度的科學預測與確定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綜合上述實證、規范及專家經驗預測三種預測結果，可得出“十五”期間GDP平均增長速度的三種預測方案：低方案為7.4%左右，中方案為7.8%左右，高方案則為8.5%左右。從國際經驗來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在由人均GDP1000美元發展為2000美元都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從而可以推斷“十五”期間我國仍處于為達到人均GDP2000美元而奮斗的階段。而許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都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在五、六十年代平均增長速度為5—6%，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平均增長速度為9—10%，亞洲四小龍更是在七八十年代連續多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因此，以上確定的“十五”期間每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符合國際發展規律的。至于具體到“十五”期間每年的經濟增長情況，由于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不斷提高，也會呈現與以往不同的分布格局。由于新一輪周期起點高，決定了其峰值不會太高。因此可推測“十五”基本在一個“緩起緩落”的周期內運行。由于新一輪周期具有微波化的特點，其擴張期可望持續到“十五”的中后期（即2003—2004年達到峰值）。

在上述預測中，中方案是我們的基本預測結果，高方案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至于上述規劃目標的實現手段、政策舉措需要另文分析，在此就不作進一步說明了。這里僅指出兩點：一是要抓住影響GDP增長速度的關鍵因素，二是要擺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

據了解，十五規劃編制已經成為2000年的四大熱點之一。筆者希望不要讓它成為一陣風、大運動、走形式。作為新千年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更應該嚴謹務實，冷靜思考，使規劃有名有實，不要使規劃編制完了就完了，使我們的中長期規劃與年度計劃相銜接，滾動進行調整。如果我們真的做到有規則、有籌劃，防患于未然，計劃于未來，則我們的事業一定能夠扎實地向前推進。

一、社會發展，不能隨意超越

馬克思早就講過：“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①因為不同的社會階段是由不同的生產力決定的，“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②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有人認為，北美的歷史就是從奴隸社會——殖民地社會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中間越過了封建社會；也有人認為，我國的某些少數民族地區，有的是從奴隸社會甚至原始社會一躍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認為社會發展可以超越。此觀點是片面的。美國、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北美的建立，并非是瑪雅人、阿斯特克人為代表的有過燦爛文化的印第安人自身發展的結果，而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西歐諸國血腥入侵、長期移民的結果，他們一方面大規模地屠殺印第安人，販賣黑奴，另一方面又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意識形態等等。總之，北美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從歐洲搬過去的，是西歐生產方式對外輸出、移植的結果。我國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同樣不是原有社會自身發展的結果，而是全民支援，民主改革并結合當地情況移植、創新的結果?？傊?，“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雹鬯枷氲目茖W體系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在建國前夕描繪的中國前景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④劉少奇在1951年的報告中仍然認為，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⑤這就非常明確地肯定了中國的前途是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順序來發展的。這三種不同的社會階段，是不能隨意超越的。二、新民主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處于相同的歷史階段

馬克思論證的一般國家的發展道路是這樣的：

早年論證的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是這樣的：

以上兩種發展模式對比，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中國的獨特道路是由自己的國情決定的，它與馬克思論證的一般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一致的。二者平行發展，最終目標相同，異途同歸，是共性與個性、一般與特殊的關系。

第二，新民主主義社會與舊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處于相同的歷史階段，同屬市場經濟，從歷史順序上講，不存在誰先誰后的問題。我國當今的社會理應是“新民主主義之后的初級社會主義”，必然帶有濃厚的新民主主義色彩。正如前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講的，馬克思講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舊民主主義之后的社會主義”。世界最終都要走向社會主義，但西方國家是經過舊民主主義，而中國是經過新民主主義。“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雹俚谌?，不能因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帶有過渡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就否認了新民主主義的獨立存在。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具有過渡性質，也只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準備階段。既然社會主義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段，豐富多彩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更應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段。盡人皆知，資本主義社會業已延續了幾百年，它經歷了血淚斑斑的原始積累、兩極分化、周期性經濟危機、由原始的市場經濟到成熟的市場經濟以及工業化、現代化、信息化、知識化的漫長歷程。近年來，帶有社會化占有性質的共同基金會的股權比例越來越大，這就加大了社會主義變革的可能性。從上層建筑上看，亦有一個民主化、法治化的漸進過程，如美國建國后的144年才開始承認婦女的選舉權，又過了幾十年，那些收入低于納稅線的窮人才有了公民權。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雖能避免一些資本主義苦難，發展可能快一些，但也決不是走過場，用二、三年或十幾年就能結束的事。1949年，劉少奇曾認為：用社會主義代替新民主主義社會，“那將是幾十年以后的事情?！雹龠@個幾十年以后的估計，也顯然是不夠的。

1949年，在主持制定的《共同綱領》上，根本沒有談到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②可是沒過幾年，我國突然在敲鑼打鼓的歡呼中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指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實質上“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边@就明確肯定了社會制度的超前性，承認了社會發展的人為的歷史性超越。

三、從1954年到1982年的歷史性超越

我國超越歷史階段從何時開始到何時結束?這個時間的劃分，有粗、細兩種：一是簡單粗糙地劃分，即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到1978年12月三中全會的召開，共22年；二是細致認真地劃分，是從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代會開始，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共28年。后一種劃分比較準確，也比較科學。

從52年開始，中央按照主席的建議，宣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用1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批駁了“新民主主義者”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③。反復尖銳地批判了鄧子恢、薄一波等人的“右傾”建議。然而，正式向世界公布則是在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上，由劉少奇出面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講的：“五年以來的生活充分證明，由目前復雜的經濟結構的社會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社會，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國應當走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雹?949年剛剛組建起來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不久亦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從49年至54年，再去掉三年的經濟恢復時期，真正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只有兩年，不可思議，亦不符合歷史規律。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經濟形態、生產方式)與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不同，它雖被暫時埋沒，但仍孕育著強大的生命力，最終是要破土而出、挺身再現的。固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但當時忙于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致力于工作中心的轉移、與“凡是派”辯論等等，沒有來得及認真糾正超越階段的問題。雖然79年的講話已開始觸及，81年鄧小平主持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正式宣布“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則是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那些堅持“兩個凡是”的人也是在這次大會上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這也是個重要標志。嗣后的十三大、十五大又對初級階段作了較為系統的說明。在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在實踐中糾正了這一歷史性錯誤，“實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蓖瑫r又創造性地培育和發展了我國的市場經濟?？傊瑥?2年開始，我們才轉向了正路。

這個28年的超越，首先是由于我國歷史條件下的特有思潮引起的。例如急于求成求純的唯心史觀、小生產者的狂熱病、個人崇拜、盲目學習蘇聯、在勝利與歡呼中忘乎所以等等。這不只是的個人失誤，而屬集體性失誤，少數領導成員雖也進行過抵制，但都沒有堅持，實際上是在搞超越社會階段的試驗，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思想的科學體系。結果出現了封建殘余影響下的“左”傾變態的人治社會主義，而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以民為本的帶有濃厚新民主主義色彩的法治社會主義。譬如1972年國務院批準引進彩電生產線的目的，是為了“逼真地反映領導同志的光輝形象”，后因“蝸牛事件”而擱淺、推遲了五年。這實際上是明目張膽地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篡改成“為長官服務”，再加上對外封閉而造成的歷史笑話。這僅是封建遺毒感染下的一個小例子。當冷靜思考之時，亦曾表示過：“失敗是成功之母”，“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搞的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雹佟爸灰鐣枰梢蚤_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②。以上是科學思想的剎那再現。鄧小平講過，“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雹坳P于初級階段的本質特征和當前出現的新情況，眼下尚缺徹底明晰地理論說明。我們應擺脫囁嚅趑趄、回避現實或擠牙膏式的認識方法，而要以科學的態度，有的放矢，作出徹底、創新的深層解釋。

四、28年中的兩大失誤在28年的超越過程中，運動不斷，盲目躍進，放衛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造成了三年的經濟困難和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人均GNP上升緩慢，農民缺吃少穿，職工“光長胡子不長錢”，知識分子惶惶不可終日；只喜歡“抓綱治國”，“語錄安邦”，不曉得科教興國，更不承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文化水平嚴重滯后；把馬克思的社會占有理論撂在一邊，盲目推行“私營企業國有化”和小集體——大集體——全民(國營)的升級過渡，政企不分，黨政不分，此病至今未能根治；全民資產每年至少流失三百多億元，也有人估算是一千多億；硬說“自然界這個敵人也是有辦法制服它的”，要“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①，破壞了生態平衡；民主與法制在中名存實亡，國家主席、副總理、部長和相當多的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但這些還不能算是最大的失誤，最大的失誤有兩條：一是走了28年冤枉路，浪費了中華民族的寶貴時間；二是人口失控，后果累累。

衡量社會發展的綜合指標有10個以上，但第一位的指標是人均GNP或GDP，這是鄧小平多年來反復強調的，因為它反映了當地的人均生產力水平。我國經歷了28年的時間，人均GNP才只上升到“二百幾十元美金”②盡管當時公布的工農業總產值相當高，但幾乎一半是水份，形成了效益低下、票證泛濫、生活困難的“高產窮國”。比如貴州全省農村社員的平均月收入，從57年到79年一直在3.8元的水平上徘徊。在此期間，正是一些國家(地區)經濟起飛的時候。50年代初，我國的經濟狀況與日本差不多，香港不如上海，后來卻出現了令人遺憾的反差。日本在60—80年，GNP每隔五年翻一番，并由出名的產品質量低劣國轉變成世界著名的質量第一流的國家。再如資源奇缺、人口密度高于日本的韓國，1960年人均GNP只有82.6美元，從62年開始，通過農村的復興計劃和三個五年計劃的發展，拼命推行出口導向(輸出第一主義)戰略，連續22年人均收入每年遞增6.6%，世界第一，1962—1985年出口猛增576倍。再如巴西，從60年到81年人均GNP由247美元增加到2300美元，50年代根本不能生產汽車，80年后成為世界十大汽車生產國之一，小型飛機的制造，世界第六。我國的經濟騰飛在八十年代初方才開始，推遲了將近一代人，真是無法挽回的歷史遺憾!

1957年我國人口突破六億，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和第一屆人代會上，正式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提案，即《新人口論》。主席當時認為?！斑@一條馬寅初講的好……我跟他是同志”。爾后，、又強調說：“人口達八億再搞就晚了”，“我們要大聲疾呼”，“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臺的?！钡珵槭裁从植捎每褶Z濫炸的方式，猛批“獨樹一幟”、“又臭又硬”的馬寅初并將他趕出北京大學呢?這主要是因為理論認識上的膚淺性造成的。當時，有些人把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與馬爾薩斯的舊人口論混為一談，“左”而幼稚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人口問題”，“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人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不應“見口不見手”，1973年4月16日還派代表去聯合國大講一通。其實，馬克思早就講過：“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①，它必須與自然界、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生產財富，沒有自然界，沒有耕地、原材料等勞動對象，沒有足夠的設備、技能、崗位以至市場需求，僅僅靠兩只手是不能從事生產活動的。“人從出現在地球舞臺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費，不管他開始生產以前和在生產期間都是一樣?！雹谌嗽谏a之前，生產之后(退休)或下崗、失業時都要消費，不勞動也得吃飯。28年中，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超過20‰的年份有20個，63年的出生率是43.6‰，一年生了2900萬人，28年共增四億多，“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1979年雖然宣布到2000年，爭取實現零增長，這根本做不到。為達到人口與資源的平衡，我國要奮斗幾十年才能實現零增長，然后再逐步降到10億以內。總之，這一失誤要用二、三代人的時間才能初步挽回。假如四十多年前就采納了馬寅初的建議并能認真貫徹，我國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早已超過了小康水平。人口過多是中國今后百年內必須拼搏、陟登和翻越的一座大山，因為它是生活改善、城鄉就業、生態平衡、社會穩定、人均GDP上升及國力加強的重要關鍵。有人說，人多是好事，勞動資源豐富、成本低、容易占領國際市場。這當然是對的，我們應千方百計地盡可能發揮這一優勢。但關鍵還在于人口素質，若文化科技素質長期低下，勞密型產業逐漸縮小，優勢亦會變成劣勢。馬爾薩斯的舊人口論，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柱石，其實質是反對社會主義。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則按算術級數率增加，這是永恒的“自然規律”。“人類不可能優裕地生活”，即使出現了平等的新社會，那“不外是黃梁一夢”，“不到三十年，由于簡單的人口原理，它就會完全毀滅?！雹凼聦嵣?，我們的新中國已經誕生了50年，不僅沒有“完全毀滅”，反而欣欣向榮地發展、強大起來。近廿年的人民生活躍上了一個大臺階，業已接近小康水平。

馬列主義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己特有的人口規律，“應分別研究每個社會機體的人口規律?！雹芪覀兡軌蜃杂X地調節人口，根據客觀需要，通過計劃生育，既可以按幾何級數率增產、按算術級數率增人，亦可以增產不增人，也可以邊增產邊減人，并不斷地提高人口素質，盡力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后果。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和馬寅初新人口論的主要精神，根本不同于馬爾薩斯的那一套。

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非常正確，令人向往，可惜沒有真正貫徹。馬寅初是建國50年來最杰出最偉大的人民代表和社會科學工作者。解放前，當他與反動派作斗爭時，就有過“怕死不講話，講話不怕死”的誓言。建國后，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為了堅持真理，受迫害20年，又有過“不怕撤職坐牢”、“直到戰死為止”的聲明，實為學術、理論界的楷模!（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