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和學習——20世紀非西方世界的現代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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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20世紀的偉大歷史劇變

作為唯一產生了先進的現代工商業文明的地區，歐洲在19世紀末以前的數百年里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一個權勢中心。[1]歐洲列強憑借其優勢向世界其余地區擴張，在19和20世紀之交達于頂峰。然而，歐洲在通過對外擴張將世界結合為一個整體的同時，也激活了世界非西方民族在改變了的內外環境中爭取獨立自強的潛在力量，這就開始了它始料未及并且最終無法控制的一個歷史進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覺醒和新生。1900年，美國著名黑人運動領袖和作家威廉？杜波依斯斷定，20世紀的首要問題將是"膚色線"問題，即世界有色人種同白人的關系。幾年后，未來國際關系理論學科的創始人之一阿爾弗雷德？齊曼也預言，在他那一代人時間里很可能發生最重大的歷史事態--有色人種贏得對白種人的勝利。[2]的確如此。20世紀開始時，占世界陸地面積和人口數量大部分的廣大不發達地區，差不多全是歐洲列強（加上剛崛起的美國和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到70年代后期各殖民帝國業已全部瓦解，半殖民統治則充其量僅剩下很少地區并且氣息奄奄。"統治-從屬關系已被認為是不合法的國際關系模式，外國統治也已成為被咀咒之物，經濟制削遭到譴責和抨擊，領土補償已被當作外交上荒唐可笑的……國際行為的現行規范命令非殖民化，其強調程度恰如早先的規范規定殖民化。"[3]

主要發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二、三十年內的這一偉大變化，就范圍、幅度和速度而言都可認為是人類政治變更史上首屈一指的。它是世界非西方民族"對西方造反"的結果，而貫穿其中的是政治獨立、主權平等、種族平等和文化解放這四大主題。[4]然而，與這造反密切相關，或者說作為造反及其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的，是非西方對西方文明特別是西方觀念、體制和技術的主動適應和有選擇的吸收，即向西方學習，以便與西方作戰。[5]非西方國家的先進分子既對西方統治造反，也向本國的傳統勢力挑戰，他們向往的并非返回西方人到來以前的那種社會，而是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他們所借鑒的、同本國國情結為一體的經驗，大部分可以最簡潔地概括為如何創建現代民族國家，而他們對世界歷史的偉大貢獻之一，就在于決定性地完成了500年來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大趨勢--現代民族國家成為人類普遍的政治組織形式。在現代世界，先進的經濟技術方式、社會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廣泛地擴散，絕非某一國家或地區所能長久獨占。20世紀里，西方的先進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擴散，在此過程中西方逐漸失去其全面的壓倒優勢，非西方民族則經過學習和造反擺脫西方統治。

◎亞洲及非洲現代民族主義的涌現與其原因

概而言之，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的崛起及其導致造反成功的發展，經歷了大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總結的三個典型階段，[6]而較早經歷了這些階段的是亞洲的現代民族主義。首先有被稱為"原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的準備階段。在此階段中，西方擴張者對其控制下非西方傳統社會的侵蝕和壓迫，激起了以仇恨西方人和眷戀舊傳統為特征的反抗運動。此類反抗固然同逝去的往昔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其中不少已經出現了對西方影響作積極回應的萌芽，包括試圖"在西方創新的影響下重新檢驗和重新構建本土文化"。[7]更重要的是，它們毫無例外的失敗引起了對傳統體制和文化之現今價值的深刻懷疑，這同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下一個階段即現代民族主義的真正出現。在其中，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一般是新潮的開明精英，其基干和社會基礎幾乎全由城市的部分中小有產者和知識分子構成，而其目標大多從爭取部分民族權利和若干政治、文化進步這兩個方面出發，來改良西方或其人的統治，而非推翻之。第三個階段是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的蓬勃興盛和大發展，其特征主要在于將城鄉大眾動員起來，組織進一個旨在最終實現民族獨立與社會革新或改良的運動中去。它與第一個階段的主要區別，在于積極順應世界潮流而非徒然眷戀過去，與第二個階段的最大不同，則在于擁有寬廣得多的社會基礎和強大得多的政治力量，從而具備了造反成功的基本保障。

從時間和重要性來看，亞洲現代民族主義興起的代表是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在中國，以早年戰爭后列強瓜分狂潮為頭號刺激因素，突發起兩大"原始民族主義"運動--與義和團。的領導者們大都是半封建的人物，希望中國也走明治維新的道路，而且（特別是康有為一系）力圖維持儒家體系的根本價值觀念，辦法是按照現代條件重新解釋和運用儒家經典。義和團則是下層大眾的反洋運動，其組織、宣傳和作戰方法完全出于民間舊傳統，很大程度上被清廷頑固守舊派利用。1905年，上海商務總會發起大規模抵制美貨運動。它由長期以來美國西部諸州的迫害華人暴行和美國政府的排斥華人法令激起，席卷中國十幾個省和數百個城鎮，持續時間長達八個月之久。[8]它實際上可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開端。短短幾年后，嚴重侵害中國主權和華商利益的湖廣鐵路借款又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這場數省紳商民眾共同反對清政府"奪路劫款，轉送外人"的斗爭，連同孫中山及其同盟會具有反帝愛國色彩的革命活動，以及為反對"二十一條"而掀起的商界學界抗議和抵制日貨運動，[9]表明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已廣泛涌現，而1919年的更標志它開始步入上述第三階段。

在印度，自"原始民族主義"的大爆發--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之后，民族主義幾乎始終與國大黨聯系在一起。這個政治組織系于1885年按照一位英國自由派人士的建議而成立，其初始的宗旨是在一盤散沙似的印度人中間培養統一的印度民族觀念，并且通過倡導某些改良來加強將英國與印度聯系在一起的紐帶。[10]在頭20年里，國大黨差不多無異于一個上等階級清談館，而果帕爾？克里希那？郭克雷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黨領導人。他和他的同僚們"僅僅要求（英國殖民當局）在做法上較為自由主義些，同時給受過教育的印度人較大的官職份額。"[11]20世紀開始后不久，激進派崛起于國大黨內，其領袖伯爾？根加德爾？提拉克主張必要時用暴力推翻英國統治，實現印度獨立。不過，他以復舊的態勢大力褒揚據稱純潔的印度教傳統，反對變革種姓制度和落后風俗，因而他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向后看的、半宗教的民族主義。[12]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激進派影響衰減，加上英國宣布將開始逐步構建印度自治體制，這個對英國的作戰努力頗為重要的大供應地還算平靜。然而大戰結束不久，民族主義浪潮便高漲起來，并且在既通曉西方文化也深知印度國情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圣雄甘地的領導下，開始進入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第三階段。

在土耳其，較早的現代民族主義意識一般認為產生于19世紀中葉后期，其基本特征是反對政教合一、陳腐落后的專制帝國體制，主張土耳其現代化，以此改善愈益嚴重的半殖民地狀態中本民族的獨立生存機會和發展機會。[13]在被稱為"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民族主義改革者鼓勵和支持下，帝國宰相米德哈特于1876年制憲，規定君主立憲制度，但很快因舊勢力反撲而失敗。下一代青年土耳其黨人以作家兼社會學家齊亞？戈卡爾普為思想領袖，他認為奧斯曼帝國衰朽的主要原因在于過分強調伊斯蘭教，主張實行政教分離，采納西方科技，并且建立能使知識精英掌權的政治體制。[14]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起義，逼迫蘇丹恢復憲法，重開國會，但國家政治的其他方面基本上未得到改革。到土耳其民族主義的下一個階段即"凱末爾革命"時期，斗爭的主要矛頭將轉為直指西方帝國主義。另外，同樣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印度尼西亞、越南和菲律賓等地也開始有了現代民族主義運動或其萌芽。以印度尼西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年出現的最初的民族主義團體--奮力會、國民黨和伊斯蘭教聯盟為例：這些團體都以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為發起者和骨干力量，都希望印度尼西亞諸島人民凝聚為統一的現代民族，都要求改革甚或最終取消荷蘭殖民統治。[15]

亞洲現代民族主義的萌發與興起有其兩大方面的原因。一大方面是根本性的，即伴隨西方入侵而來的新社會因素和當地人民固有的民族自豪自尊，另一大方面則是情勢性的，包括出自世界政治的激勵和機會、俄國兩次革命的巨大影響以及威爾遜主義自決原則的影響。在入侵和統治的過程中，西方人損傷或瓦解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構造，同時促成和造就了亞洲當地新的、先進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力量。就這里的主題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受了西方現代教育的部分知識精英，它們領導實行了"從對外國人和外國優勢的憤懣到大規模有組織的民族主義運動的轉變。"[16]西式教育和其他媒介傳播的西方現代政治觀念，對亞洲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形成及其綱領塑造起了尤為突出的作用。在印度，與英國殖民政府壓制自由同時，英國人創辦的院校卻向當地青年傳播自由思想；在越南，法國人雖然沒有栽下自由之樹，但的確栽下了知識之樹，使例如武元甲這樣的學生了解到法國大革命及其大眾動員經驗。[17]國家平等和種族平等，民族解放和社會變革--所有這些觀念都來自西方。"對西方思想例如言論自由、公平法制、獨立、民族主義、民主和馬克思主義的吸收消化，為（非西方的）精英在本世紀爭取獨立的國家資格開辟了道路。"[18]不過，西方的影響只是亞洲各民族奮發振興的部分原因。被西方人武斷地判定為衰朽僵化、氣息奄奄的亞洲各國社會和文明，實際上潛藏著偉大的生命活力與更新能力，而殖民半殖民擴張者的欺壓和侮辱，為之提供了發動或加速自身振興進程的強烈動機。亞洲各民族的自豪自尊是它們追求自主自強的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動力。正如對甘地來說，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生來腐敗，因為它們設定的前提是別的民族低人一等，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一大目的就是使自己擺脫這種鄙視。

來自世界政治的激勵和機會促進亞洲人的奮起，并且提供了他們的事業取得進展的一些重要條件。這里所說的激勵，是指隨日本贏得日俄戰爭一事而來的鼓舞和啟示。它表明，落后民族只要學會西方的技術和政治軍事組織方式，就可以力克白人強國。正是在這事態往后的幾年里，包括土耳其、伊朗和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發生了以現代民族主義為一大特征的改革或革命。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亞洲民族主義發展的空前機會。首先，英法等國為巨大而又緊迫的戰爭需要，從其亞洲殖民地抽取超常規模的物質和人力資源，這就提出了以政治讓步來作"補償"的問題，承諾著手構建印度自治體制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19]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例子。不僅如此，被它們征召去作戰或作工的上百萬人員[20]帶回了歐洲先進的思想觀念，包括民族權利、公民權利以及社會革命觀念，這大有利于亞洲的民族民主運動。還有，協約國和同盟國旨在鼓動對方屬地造反的戰時宣傳，也起了類似的作用。"''''對西方造反''''再也不會遭到列強的聯合反對……這是同（1884至1885年）柏林非洲會議那個時期的又一大區別"，也是它在不少地方能夠取得重大進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21]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的這些機會之外，俄國兩次革命的影響甚至很可能更為重要。1905年革命在大半個亞洲產生了不容低估的激勵效應。從中國和越南到印度和伊朗，俄國民眾對專制政治及其社會基礎的猛烈沖擊給殖民地半殖地先進分子帶來了如此巨大的啟示和鼓舞，以至有學者將它在亞洲造成的結果比作法國大革命在歐洲造成的結果。[22]1917年十月革命對亞洲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則首先在于革命翌日頒發的《和平法令》中的民族自決原則。它宣告：不管發生在何時何地，也不管有關民族的發展或落后程度如何，"凡是把一個弱小民族合并入一個強大國家而沒有得到這個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確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別國領土的行為"。[23]由布爾什維克以如此無保留的方式昭告的民族自決，連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沙俄的一切殖民半殖民權益，在亞洲許多被壓迫民族和國家造成了相當廣泛、強烈的影響，而列寧與共產國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高度重視，更使亞洲的反帝反殖得到了直接或間接的外部推動。在這一方面，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同威爾遜主義倒是不無共同之處。后者包含的民族自決原則，最初可在1916年英國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中見到，其中認為盡實際可能來滿足歐洲各民族愿望是戰后和平得以持久的必要條件。[24]威爾遜"十四點"中的自決原則仍大致限于歐洲，而且只針同盟國，甚至可以說只針對奧斯曼土耳其。[25]然而幾個月后，鑒于東歐民族運動的迅猛進展和爭取世界人心的需要，他終于宣布對奧匈帝國亦將無保留地實施民族自決，并且多少像一位著名學者兼外交家所說的那樣，以其言辭將平等主義延展到確認各民族平等。[26]威爾遜的自決原則既在歐洲也在亞洲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不僅參與鼓動了亞洲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自主意愿，而且給了它們一大項具有國際合法性的依據來理直氣壯地追求自身民族權利，同時使列強在維持殖民半殖民統治方面處于法律和道義上的顯著被動地位。

非洲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和發展顯著地晚于亞洲，但地處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例外。那里的"原始民族主義"可以1881年阿拉比領導的反英運動為代表。在這對于埃及半殖民地化所作的首次反應中，共有穆斯林保守派、封建地主、舊陸軍軍官和開明改革派四類基本力量，前三類可以說同現代化進程完全格格不入。然而近四十年后，在英國為從事大戰而完全接管埃及內務并大肆盤剝其人力物力的情況下，曾任教育和司法部長的柴魯爾領導成立組織良好的華夫脫黨（或譯國民黨），其宗旨是埃及完全獨立。1919年起，該黨領導了持續三年的反抗斗爭，終于迫使英國廢除對埃及的"保護權"和承認埃及獨立，盡管它保留了干涉權利和對埃及防務等事項的控制。[27]與華夫脫黨成立大致同時，突尼斯也出現了民族主義政黨--憲政黨。它雖然希望同宗主國法國合作從事行政改革，但也提出過"突尼斯是突尼斯人的突尼斯"。前面所說亞洲現代民族主義萌發和興起的諸項原因，大多也存在于北非。從撒哈拉沙漠往南，除極少數小塊沿海地區（那里早已建立了歐洲貿易據點）有民族主義意識的萌芽外，熱帶非洲的民族覺醒一般來說尚待40年代甚至更晚，因為在這遲至19世紀末期才落于歐洲統治下的廣大地區，尚少足以培育或激發出現代民族主義的現代經濟、政治、教育和文化條件。[28]

◎兩戰之間的大發展與列強的多類對策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里，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運動有了很大發展，而由于這發展大多以前面所說的第三階段即精英與大眾、民族獨立與社會革新（或改良）相結合為根本特征，它甚至可稱是飛躍。與此相應，列強的對策也從單一的鎮壓變為多樣性的。在土耳其，陸軍將領穆斯塔法·凱末爾于本國隨德奧戰敗之后，面對協約國強迫蘇丹接受不僅剝奪帝國外緣、而且瓜分小亞細亞東部的色佛爾條約，發動軍民在民族解放旗幟下堅決抗戰。1922年，在法意兩國因別有所圖而撤出后，凱末爾領軍徹底打敗英國大力支持的希臘軍隊，從而得以在翌年另訂平等的洛桑條約--"新土耳其誕生的國際證書"，[29]并且迅速實行了一系列使得土耳其成為現代共和國的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改革。[30]這場"凱末爾革命"可稱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的首次重大勝利。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辛亥年前后幾番奮斗，幾番失敗。是十月革命、和他本人那最為可貴的思想、政治朝氣，使他在晚年開始走上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道路。這條道路從根本上說，就是發動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來爭取中國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變革。作為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以在農村建設黨、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為主要內容的獨創性大戰略，開發中國極為宏偉的民眾人力寶庫，并且在此過程中越來越成功地進行中國的革命改造。在印度，決意并且善于發動大眾的甘地執掌民族運動領導權。為擴大其社會基礎，他以在印度可謂石破天驚的革命性舉動--在"不可接觸者"中間生活和收養一名"不可接觸者"的女兒為義女--來試圖打破各種姓階層和他們之間的傳統壁壘，并且號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起來爭取印度獨立。他將國大黨重組為一個群眾性的、在相當大程度上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從村社經過區、省直至中央逐級整合，使之基礎扎實、行動統一。他依靠這么一個政治組織，多次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而這非暴力不合作按照他的說明，是"試圖革新政治，恢復道德力量的原有地位"，"顯示物質力量同道德力量相比一錢不值"。[31]在當時的印度，這樣的原則加上甘地本人的身體力行，確實提供了一項大眾都能懂得的崇高信條，提供了促使他們奮起的道義驅動。從1930年甘地率眾遠赴海灘采鹽，非暴力不合作發展為非暴力不服從。這項看來旨在反對英國當局食鹽壟斷的行動，實際上主要是為了抗議英國拒不給予印度獨立的確實承諾，它開啟了30年代印度政治的一個往復不已的模式，即從非暴力不服從行動到當局捕人，再到甘地絕食而后當局退讓，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越來越難維持。在越南，現代史上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胡志明于1930年主持建立越南共產黨（不久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并撰寫了黨的行動綱領--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和團結所有愛國力量完成民族獨立事業。在共產國際左傾盲動路線和關門主義導致的幾年嚴重挫折之后，胡志明于1941年重返越南領導革命。他主持建立越南獨立同盟會（越盟），作為盡可能多地吸收各類愛國者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和民族解放斗爭的一線領導機構，同時在越盟之外按社會階層、行業和村落等組織各種各樣的救國會，以便最廣泛地發動和組織人民。在越益雄厚的民族基礎上，依憑同中國共產黨人相似、但也有所獨創的大戰略，胡志明在二戰結束之際成功地領導進行八月革命，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32]（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土耳其、中國、印度和越南只是我們現在談論的時期里非西方民族主義的最重要史例，而其全景當然更加波瀾壯闊。面對這幾乎席卷近半個地球的史無前例的大造反，西方殖民半殖民國家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僅僅、或大都訴諸于武力鎮壓。問題的關鍵不僅在于西方的軍事力量已不敷所需，也在于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海外統治的道德合法性已受到近乎致命的損傷，這有如英國殖民大臣米爾納勛爵抱怨的那樣，"帝國"一詞現在已廣泛地被等同于蠻橫征服和以強凌弱。[33]在此情況下，較多地使用和平的政治手段是必然的了。這些手段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型。第一是對殖民地國家許諾并多少實施逐步自治，希望以此抵擋甚至消除獨立要求，而對半殖民地國家則以逐步放棄某些特權為讓步，試圖保住另一些特權以及總的影響或控制。在前一方面，特別突出的是英國的印度政策。1917年，印度事務大臣埃德溫·蒙塔古在國會宣布，英國政府不僅準備讓印度人越來越多地擔任行政官職，而且準備授予自治機制，以便在印度逐步實現"責任政府"。兩年后，英國著手施行前面提到過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逐漸將治安和財政以外的各省治權轉歸民選的議會和向其負責的官員。與此相關，印度行政、經濟和文武官制等方面發生了被認為是"從帝國主義后撤"的其他變化。[34]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隨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和迅猛發展，西方列強自華盛頓會議開始越來越明顯地處于守勢。在北伐戰爭期間，與先前的情況大不相同，它們基本上不再以軍事干涉來對待中國人民和革命政府的一系列反帝行動。1928年，列強除日本外將關稅自主權交還中國，翌年底又承諾開始逐步廢除在華治外法權。[35]

在此類讓步之外，西方國家的第二類政治手段是實行由英國歷史學家羅賓遜和加拉弗爾較早闡釋的"間接統治"，[36]即保留并扶持那些愿意同殖民半殖民國家合作的當地統治者，特別是較多地保持著傳統威望和合法性的王公貴族中間的順從者，通過他們來控制和盤制當地社會。效忠于英國的埃及國王法魯克和聽命于法國的安南皇帝保大，便是這"歐洲帝國主義之非歐基礎"的典型例子。甚至在印度，當逐步自治計劃證明無法真正抑阻民族獨立要求時，間接統治也被拿來當作維持殖民利益的一招：1935年，英國政府制定《印度政府組織法》，試圖據此搞出一個"主要由封建土邦主和基于宗教的反動政黨組成的全印度繼承政府"，[37]以供日后操縱。第三類政治手段與此正好相反：殖民國家著重培植一個受西方教育的現代精英階層，以便鉗制甚至最后鏟除那來自（或潛藏于）傳統的教俗上層勢力的"原始民族主義"危險。法國在北非就實行這種政策。當然，武裝鎮壓依然是列強對付非西方民族主義的一大手段，殖民史上某些異常慘烈的殺戮正是發生在兩戰之間的時期里。[38]依靠所有上述政治的和軍事的手段，加上民族運動內部大都存在的嚴重歧異或分裂，殖民半殖民統治仍能勉強維持。

◎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樣性

上面已經涉及到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樣性問題。它首先來自民族運動內外目標之間的關系，然后依照內外目標以及所用手段是革命性質還是改良性質的來決定運動的不同基本類型。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社會，即使西方的侵蝕已使之多少發生了朝現代化方向的變化。這些社會若不更新，就無法適應時代潮流，從而無法擺脫羸弱無力、受人欺凌的狀況。考慮到殖民半殖民國家幾乎總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扶持和利用傳統體制和傳統的統治勢力，而削弱和破除這樣的體制和勢力又總是動員大眾參與民族事業并由此保證它可以成功的前提條件，情況就更是如此。因而，大凡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只要是較為成熟的，就必然把民族解放同社會改造結合起來。"說到底，在亞洲也在非洲，對西方的造反都合為一場更大的造反--對過去造反。"[39]不過，某些時候在某些地方，這造反無論就內外目標還是就手段而言都如此溫和，以致寧可稱之為改良。例如，前面提到過的突尼斯憲政黨、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教聯盟以及郭克雷領導時期的印度國大黨便是如此，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創建者禮薩汗以及很大程度上1927年以后的中國國民黨也是如此。[40]與這些相反，第二類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內外目標和手段兩方面都是革命的。分別以和胡志明為代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越南獨立運動，就是其中最杰出、最成功的。借用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不免寬泛的話說："殖民地最有干勁也最足智多謀的領導是共產黨人……凡是共產主義扎根之處，一個運動就有了最好的保障來取得組織功效，歐洲正是憑這功效才在早先時代里戰勝了亞洲非洲。認識到社會問題，認識到有必要以社會綱領來賦予民族主義更廣泛的基礎--這就將農民占大多數的民眾發動起來。"[41]第三類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可說是對外目標革命，對內目標改良，它的一個突出代表就是土耳其凱末爾革命。[42]甘地領導下的印度獨立運動以及埃及華夫脫黨的民族獨立斗爭應該說也是如此。最后還有一類，即對外目標革命，但爭取這目標的手段是改良和漸進的。例如一些半殖民地國家先按照西方"文明標準"逐漸改良自己的內外行為和體制，而后堅持要求在國際社會中的獨立平等地位。[43]

當然，除了內外目標和手段的基本性質，還可以大致按照領導的社會屬性及其社會基礎來區分不同的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一般來說，特別在亞洲，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第一代領導往往來自傳統的統治階級，或者說往往是此種階級內部受西方文化較大影響的年輕人。他們在頗大程度上掙脫了傳統束縛，并且同社會地位和聲望較低的、多少西化了的一部分中小畝產階級分子結合起來從事民族運動。顯然他們的社會基礎相當狹窄，而且主要由其社會屬性決定的，對于外來統治和傳統社會構造的溫和態度使之更加如此。隨傳統社會的進一步解體和溫和路線的明顯大敗，以后一代的民族運動領導大多換成了階級出身較低、政治態度較激進的人物。他們從事現代職業，深受現代思想熏陶，對廣大民眾的苦難和要求有較多的理解，并且與之有較密切的聯系。對于他們當中尤為激進也尤為有思想的人來說，"社會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必需對應物；只有以這種方式，并且通過緊密組織起來的民族政黨的嚴格紀律，才能發展起大眾的反抗，從而使殖民政府最終絕望。"[44]

◎殖民帝國和半殖民統治的急速崩潰

隨第二次世界大戰，亞非兩大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得到空前迅猛的發展，殖民半殖民統治急劇瓦解。這一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事態之一有其多方面的基本原因，其中大部分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直接造就的歷史巨變。許多觀察家都強調，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對東亞的西方國家殖民地的粉碎性打擊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為它們不僅無可挽回地損壞了那里的西方殖民體制，而且永久性地毀滅了西方人先前似乎不可戰勝的形象，從而剝奪了他們要牢固地恢復殖民統治就必須依靠的威望。在北非和中東，由于利益和傳統而一貫不滿歐洲殖民主義的美國也起了類似的作用，盡管這不如日本在東亞那般劇烈。例如，正是在執行北非戰役的美軍登陸摩洛哥并留駐之后，那里戰前頗欠發育的民族主義組織才得以轉變成基礎較為寬廣的民族主義政黨。在西方盟國仍舊控制的殖民地，大量人口從軍參戰，特別是印度軍人從二戰開始時的近19萬名猛增到了二戰結束時的約250萬名。[45]這類事態給民族主義運動增添推力在一戰時便有先例，不過現在是在更大的力度上。還有，在一些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越南以及一定程度上菲律賓），共產黨人是抗日最堅定、最重要的力量，他們英勇地經受了戰爭的巨大考驗，同時也成功地利用了戰爭帶來的巨大機遇。他們依靠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戰急劇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從而使得民族解放和社會變革運動在戰后能夠大規模地繼續下去。[46]然而，在二戰造就的有關歷史劇變中間，最重要的大概是民族自決、人民自決的原則在世界范圍深入人心。由《大西洋憲章》開始一系列盟國宣言表述的這些原則不僅同法西斯侵略、奴役針鋒相對，而且也同歷時已久的西方殖民主義格格不入，盡管丘吉爾這樣的盟國領導人試圖使它們不被用于本國的殖民地或勢力范圍。它們作為反法西斯戰爭最重要的旗幟具有空前巨大的吸引力，殖民半殖民統治由此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甚至在統治國的多數公眾中間也是如此。

就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言，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和迅猛發展很大程度上出自一種社會結構進化，即城市的迅速增多和增大。"新的城市既產生了它們特有的社會生活，不同于任何先前存在于非洲的，也產生了一種非洲激進主義精神，它替或許以恩克魯瑪為典型例子的新一代民族主義領導人提供了現代材料。"[47]具體說來，城市化的大踏步進展使得關心政治、了解政治和愿意積極參與政治的人急劇增多，這就提供了實現大眾動員和大眾參與--現代民族主義較高階段的特征--的一大基本條件，同時它也導致在通常囿于部族分割的非洲國家有可能以一個個城市為結點，組織起統一的全國性民族主義運動，以至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最后，還需要指出其他三大類有助于戰后世界民族獨立和解放浪潮的事態：（1）經過二戰大大增加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出于各種原因給予有力的支持；（2）美國為同蘇聯競爭而在某些時候對某些老殖民國家施加壓力；（3）民族解放運動大多互相團結，互相支持。

在所有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30年成了歷時幾個世紀形成的西方殖民帝國及半殖民統治驟然崩潰的年代。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尤其重大的意義，它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國家從此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并且向許多被壓迫民族提供了對西方造反的激勵和教益。同樣非常重要的是在此前約兩年，英國政府終于不敵民族主義運動的不斷沖擊，被迫予以人口僅次于中國的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緬甸和錫蘭獨立，以免并無希望地為支撐其亞洲殖民帝國耗費本已拮據的資源。荷蘭和法國缺乏英國那種"調控衰落"的政治、心理經驗，更由于二戰帶來的羞辱而變得氣急敗壞，因而決意恢復各自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但是，荷蘭在軍事和外交上經過四年越益艱難也越益孤立的苦撐苦斗，終于不得不向印度尼西亞"移交主權"，而法國則在竭盡所能（在后半段還依憑美國的巨額援助）進行了近8年殖民戰爭之后，以胡志明手下敗將的窘態退出越南北方。[48]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出自英法兩國政府對埃及現代民族主義造反的激烈敵意和愚蠢反應，其失敗不僅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激勵了空前洶涌的民族運動，而且導致"新的民族主義浪潮突破撒哈拉沙漠屏障，席卷熱帶非洲。"[49]英法兩國政府迫于新興的民族獨立運動沖擊，加上國內和國際輿論壓力等原因，短短幾年里忙不迭地讓它們在那里的大多數殖民地獨立，而比利時也經過一番事后掙扎，終于退出中非大國剛果。與這些事態緊密關聯，在60年代，依憑主要由新興民族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構成的大多數，禁止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原則以聯合國大會決議的形式，成為得到廣泛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不過在北非，多半由于軍界和當地大量法國移民異常頑固的殖民主義心理，"法國人迫不及待地跳出越南油鍋躍入阿爾及利亞火坑。"[50]在這場從1954年開始同樣打了8年的殖民戰爭中，法國人同樣打不贏主要依靠游擊戰的對手，雖然后者在政治素質和組織水平方面遠不如北越人。是重新出山執政的戴高樂以他那"屬于黎塞留傳統"的政治現實主義，使得法國最終認輸，承認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并且放棄了其余法屬非洲殖民地。[51]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國最為古老，也拖得最久。由美國為首的北約盟國默許，它利用原先規定來維持西方對蘇防務的軍事援助同安哥拉、幾內亞-比紹和莫桑比克的民族解放運動作戰。[52]直至1974年，已對戰爭全然失望的軍隊領導人發動政變推翻獨裁政權，葡萄牙才放棄其非洲殖民地。至此，除在個別小塊地方留有殘余外，舊的西方殖民半殖民統治已蕩然無存。這一偉大的歷史變更從根本上說，是由欠發達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造反所造成，與此同時它也在不少場合出自這造反的大形勢下西方國家的非殖民化行動，即使這些行動有所勉強。這兩者都表明，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確是20世紀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結束語

限于篇幅，在此無法論析對認識20世紀非西方世界現代民族主義來說至關重要的一項歷史事態，那就是亞、非、拉美民族主義國家成為世界政治中一大自覺的、較長時間內有相當內在凝聚力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亦即人們所說的"第三世界"之興起，它特別表現為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為主力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同樣限于篇幅，我們也不討論第三世界浪潮的退落及其原因，連同廣大不發達國家在步入21世紀之際面臨的諸大基本任務。[53]這里所要談論或總結的，是凡回顧一個世紀來非西方民族主義的歷史就難免會提出的兩個最宏觀的問題：第一，哪些基本因素導致了非西方對西方造反的成功？第二，西方影響與非西方的本土文化傳統有怎樣的關系？

杰出的英國國際關系理論家海德利·布爾曾對前一個問題作了頗有見地的回答，[54]它們可以補充前面較分散地指出過的一些基本因素。對西方造反的成功首先來自非西方民族的覺醒，亦即認識到依靠自己的積極努力可以改變舊秩序，而它們在這努力中用以達到目的的偉大工具就是國家。[55]有助于造反成功的第二個基本因素，在于西方維持其統治的意志的削弱，或至少是承受所需代價的意愿的削弱，對此兩次世界大戰起了重大作用。非西方民族奮起斗爭大大提高了維持西方國家統治的成本，從而使之越來越懷疑這統治是否值得。三是蘇聯作為世界強國的崛起同樣有助于非西方民族造反成功，因為這在許多場合，為后者提供了"國際政治中兩個較弱者反對最強者的天然聯盟"，[56]也因為這往往限制了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在第三世界的軍事干涉。四是廣而言之，先前四個多世紀里西方強國在對待非西方世界時通常保持共同陣線，二戰后的美蘇及其他西方強國卻不是如此。它們之間的互相鉗制往往為非西方的弱者提供了一定保護，同時也使后者能有在強國間回旋的一定余地。最后，"國際關系之法理和道義氣候的轉變"也有助于造反成功，而團結起來的非西方國家本身在這轉變中起了主要作用。非西方國家平等的主權權利、非西方民族的充分自決權、有色人種不受歧視的權利、非西方文化自存和被尊重的權利--"所有這些由聯合國的政治機構宣布的規范，代表了我們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法理和道義思考發生的深刻變化。它們同僅僅幾十年前在這些問題上被接受的正統信條截然相反，它們加強了對舊秩序的沖擊。"[57]

至于西方影響與非西方民族的本土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在就前者的歷史談論了那么多以后，首先必須強調在亞洲和非洲，所有現代民族主義運動都有其本土文化傳統根源，特別是對于西方入侵以前本民族悠久歷史及其成就的強烈意識和自豪。舍此，就難以想象它們有那樣的激情和精神動力。還必須強調，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者多數都將現代化同西方化區別開來，其目標既非傳統社會，亦非西化社會，而是現代社會。他們在本土的和現代的條件下，吸取或經改造而吸取西方文明中先進的、可適用的成分，使之與本土文明中仍有活力的成分整合起來，盡管這取舍整合一般都經過迷茫、摸索、猶豫、失敗和痛苦。這里面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動力在于非西方民族的自我意識、對本民族文化尊嚴的珍視以及實現民族復興的志愿。[58]正因為如此，當今已實現了民族國家普遍政治獨立的國際社會也是個文化多元的國際社會，而且未來仍將是如此。

注釋：

[1]WilliamH.McNeil，TheRiseoftheWest（Chicago，1963），PartIII.

[2]GerritGong，TheStandardof"Civilization"inInternationalSociety（Oxford，1984），p.50.

[3]Donald.PuchalaandRaymondF.Hopkins，"InternationalRegimes：LessonsfromInductiveAnalysis，"inStephe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N.Y.，1983），p.73.

[4]用"對西方造反"一語來概括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非西方世界的根本歷史發展，見Geoffrey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Harmondsworth，Mmiddlesex，1967），chapter6；HedleyBullandAdamWatsoneds.，TheExpans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Oxford，1984），chapter14.關于四大主題，見ibid.

[5]斯塔里夫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頁。

[6]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p.177-178.

[7]Ibid.，p.177.又見K.M.Panikkar，AsiaandWesternDominance（London，1969），p.237.

[8]陶文創：《中美關系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5-19頁。

[9]關于保路運動和反對"二十一條"的運動，分別見劉大群："談湖廣鐵路的惡債性質，"載于丁名楠等主編：《中美關系史論文集》第一輯，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頁；PierreRenouvin，WarandAftermath，1914-1929（NewYork，1968），p.50.

[10]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Malabar，Florida1982），p.85.

[11]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179.

[12]Ibid.；Kohn，Nationalism，p.86.

[13]Ibid.，p.62.

[14]Renouvin，WarandAftermath，pp.142-133.

[15]RobertJ.McMahon，ColonialismandColdWar：TheUnitedStatesandtheStruggleforIndonesianIndependence，1945-1949（Ithaca，N.Y.，1981），pp.29-30.關于越南和菲律賓的早期現代民族主義，分別見JohnT.McAlister，Jr.，Vietnam：TheOriginofRevolution（GardenCity，N.Y.，1971），chapter5；H.W.Brands，BoundtoEmpire：TheUnitedStatesandthePhilippines（NewYork，1992），chapters3-5.

[16]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171.

[17]Panikkar，AsiaandWesternDominance，pp.247-248；V.K.Kienan，EuropeanEmpiresfromConquesttoCollapse，1815-1960（Bungay，Suffolk，1982），p.214.

[18]AdamWatson，"EuropeanInternationalSocietyandItsExpansion，"inBullandWatsoneds.，TheExpans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p.31.又見HedleyBull，Justic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Waterloo.Ontario，1984），pp.22-23.

[19]Panikkar，AsiaandWesternDominance，pp.203-204.

[20]Renouvin，WarandAftermath，p.131.又見Kiernan，EuropeanEmpiresfromConquesttoCollapse，p.184.

[21]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NewYork，1987），p.287；AlfredCobban，TheNationStateandNationalSelf-Determination（NewYork，1969），p.220.

[22]J.Spector，TheFirstRussianRevolution：ItsImpactonAsia（EnglewoodCliffs，N.J.，1962），p.29.

[23]《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5頁。

[24]Cobban，TheNationStateandNationalSelf-Determination，p.52.不久后，經二月革命適才上臺的俄國臨時政府宣稱，它的目標是在"各民族有權決定自身命運"的基礎上確立和平。Ibid.，p.50.

[25]威爾遜當時認為奧匈帝國在戰后繼續存在是一種政治必需，因而"十四點"只允諾給予奧匈帝國內部各民族"自治發展的最自由機會"。Ibid.，pp.53-54.

[26]Ibid.，p.55；HaroldNicolson，TheEvolutionofDiplomacy（NewYork，1962），p.117.

[27]FelixGilbert，TheEndoftheEuropeanEra，1890tothePresent，2ndEdition（NewYork，1979），pp.136，276-277.

[28]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p.158，162；Cobban，TheNationStateandNationalSelf-Determination，p.234.

[29]ReneAlbrecht-Carrie，ADiplomaticHistoryofEuropesincetheCongressofVienna（NewYork，1973），p.403.

[30]Gilbert，TheEndoftheEuropeanEra，pp.173-174.

[31]Ibid.，p.264.

[32]關于這里所談越南的事態發展，詳見時殷弘："胡志明與越南革命（1920-1945）"，《暨南學報》1996年第2期。

[33]Kienan，EuropeanEmpiresfromConquesttoCollapse，p.191.

[34]Gilbert，TheEndoftheEuropeanEra，p.263；Panikkar，AsiaandWesternDominance，pp.205-208.

[35]Ibid.，pp.216-219；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第三章第三節。

[36]見RonaldRobinson，"Non-EuropeanFoundationsofEuropeanImperialism：SketchforaTheoryofCollaboration，"inWm.RogerLouised.，Imperialism：TheRobinsonandGallapherControversy（NewYork，1976），pp.128-151.

[37]Panikkar，AsiaandWesternDominance，p.207.

[38]參見黃麗英："1921-1926年里夫民族解放戰爭"："1925-1927年敘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梁英明："越南義安、河靜的蘇維埃運動"。俱載于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大事集》，現代部分第一分冊，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

[39]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193.

[40]關于禮薩汗，見Renouvin，WarandAftermath，pp.283-284；劉陵："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建立"，載于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大事集》，現代部分第一分冊。

[41]Kienan，EuropeanEmpiresfromConquesttoCollapse，p.209.

[42]參見RodericH.Davison，"TurkishDiplomacyfromMudrostoLausanne，"inGordonA.CraigandFelixGilberteds.，TheDiplomats，1919-1939（NewYork，1963），p.173.

[43]Gong，TheStandardof"Civilization"inInternationalSociety，pp.8-9.

[44]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190.

[45]F.Yeats-Brown，MartialIndia（London，1945），p.13.

[46]關于菲律賓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戰時和戰后初期的奮斗，見BenedictJ.Kerkvliet，TheHukRebellion：AStudyofPeasantRevoltinthePhilippines（Berkeley，Calif.，1977）。

[47]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190.

[48]隨后又很快被美國及其扶持的吳庭艷政權擠出越南南方。見時殷弘：《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1954-196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第四、五節。

[49]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159.

[50]參見HedleyBull，TheAnarchicalSociety：AStudyofOrderinWorldPolitics（NewYork，1977），pp.148-149.[51]Albrecht-Carrie，ADiplomaticHistoryofEuropesincetheCongressofVienna，pp.679，684.

[52]"由于頑固地拒絕任何變化，葡萄牙應該經受其他帝國都沒有經受的折磨，那就是在整整10年里同時打三場不同的殖民戰爭。"Kienan，EuropeanEmpiresfromConquesttoCollapse，p.221.這樣的情況所以可能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著名獨載者薩拉查及其后繼人實行專制統治，使得葡萄牙不象英、法等國政府那樣，受一種在二戰后往往強有力的非殖民化力量--國內公眾輿論的制約。見PeterCalvocoressi，WorldPoliticssince1945，6thedition（London，1991），p.594.

[53]關于這后一方面，見時殷弘："21世紀發展中國家的基本任務"，《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5期。

[54]Bull，Justic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p.27-31.

[55]"被西方自由國際主義者如此頻繁地注意到并且報以哀嘆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國家主義''''，根源于他們的痛苦經驗，即沒有（自己的）國家便無能為力。"Ibid.，p.27.

[56]Ibid.，p.29.

[57]Ibid.，p.31.

[58]參見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pp.196-197.（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