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紅衛兵”研究述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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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現代史不可能回避""。""初期"紅衛兵"曾一度主宰過社會。如今或是由于資料原因，或是由于政治高壓，學術界對這方面甚少涉及。筆者對那一段歷史的神秘始終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結?？戳酥T多學者有關""的文章之后，對那段喧囂的歷史以及"紅衛兵"這個輝煌一時的群體有了一些了解，謹作本文，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一、"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終結

對"紅衛兵"的界定，官方與學術界意見比較一致，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紅衛兵"是指""時期由青少年組成的學生組織；廣義的"紅衛兵"則指""中包括學生在內的各類群眾組織。在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會指明自己研究的對象是狹義還是廣義的"紅衛兵"組織。

從1965年開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烘托下，大學和中學校園里彌漫著一股火藥味，學生們普遍熱衷于政治討論。1966年5月，清華附中預科651班的一些學生就劇本《海瑞罷官》該不該"突出政治"這個話題，與校方發生爭執，并引發了全校大討論。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在北大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碩、陸平、彭佩云當時是派駐北大的工作組負責人。在這張大字報的刺激下，5月29日，清華附中十余名高年級學生聚集在圓明園舊址，討論當時形勢和自己的選擇，大家決定今后使用與會者之一張承志曾用過的筆名"紅衛兵"來集體署名寫大字報，取其意為"的紅色衛兵"。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宣稱"一個勢如破竹的將在中國興起"。清華附中的這群學生立即響應《人民日報》的鼓動，貼出了有100多人簽名的大字報，表示要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北京許多中學的學生來看大字報，然后在本校也以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聲援。

緊接著，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相繼出現。6月初，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以及北京市第25中學的學生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等學生組織。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領袖，我們堅決灑盡最后一滴血！"此時，由于北京市委派駐大學、中學的工作組仍然對學生的激進行動采取壓制態度，所以"紅衛兵"組織被工作組看成是"搞地下，非法煽動群眾，是非法的革命活動"，"紅衛兵"組織與工作組發生了摩擦。

196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布推遲高校入學考試（后來實際上停止高校招生），以便讓學生參加""運動。這實際上鼓勵了大、中學校學生的行動。"紅衛兵"組織成員堅信自己會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于是一些人在7月28號寫信給，請轉交，結果出人意料地受到的支持。于8月1日寫信給這些"紅衛兵"，在信中用了4個"熱烈的支持"這樣難得的表態。此信還被作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當天開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毛的這一政治姿態實質上是在向全黨全國宣布，對"紅衛兵"組織及其行動只能支持不能打擊。運用個人崇拜營造起來的無上權威把"紅衛兵"從"潘朵拉之瓶"中請了出來，為他的政治目的服務。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發動""的《十六條》聲稱，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樣的說法使許多"紅衛兵"更加頭腦發熱，以為天下"唯我正確"，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此后，"紅衛兵"組織立刻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的學校中大量涌現，"紅衛兵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100多萬群眾和"紅衛兵"代表，北京市一個"紅衛兵"組織的代表、中共高干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把一個標有"紅衛兵"字樣的袖章戴到的手臂上，欣然接受并對宋加以鼓勵。的這一表示通過報紙和廣播立即傳遍全國。《人民日報》宣稱："革命的學生們組織''''紅衛兵''''、''''紅旗戰斗小組''''等等革命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合法的組織。他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是合法的行動。誰要反對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就直接違背了的教導，違背了黨中央的決定。""''''紅衛兵''''的革命精神，將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紅衛兵''''的革命行為，是任何頑固的舊勢力也阻擋不了的洪流。''''紅衛兵''''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1]

"紅衛兵"們在和黨中央的支持鼓勵下，政治狂熱進一步上升。北京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們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充當推進""的先鋒，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批斗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活動。同時，北京的中學"紅衛兵"們制造了"紅色八月恐怖"，組織了一系列抄家、揪斗"黑五類"、揪斗教師等活動，一些"紅衛兵"不僅虐待毆打被揪斗對象，甚至無端打人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為了組織全國各地的學生和"紅衛兵"到北京交流學習""經驗，下達了"關于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運輸部門免費組織上千萬人到北京。從9月開始先后7次接見了上千萬外地學生和"紅衛兵"，給他們以巨大的精神鼓勵。這樣，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們走出校門，邁向社會，掀起了風起云涌的"紅衛兵""造反"運動。

1966年底至1967年初，通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全國范圍內支持"造反派"的奪權活動。在各地"奪權"活動的早期階段，工人"造反派"組織和"紅衛兵"組織"并肩戰斗"。當他們從"走資派"手中"奪權"之后，"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之間爭奪地位的利益沖突就全面展開。在"斗爭哲學"的影響下，"紅衛兵"們本來就習慣于把所有持不同觀點的人和組織統統置于對立面，這種做法受到官方文件的鼓勵[2]，再加上直接指揮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運用沒有具體標準和政策依據的政治"帽子"，按照毛及"中央"的需要，支持一部分群眾組織，打擊壓制另一部分群眾組織，并且讓地方駐軍介入支持某些群眾組織，結果造成了各地群眾組織之間嚴重的分裂和對立，"紅衛兵"組織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對立之中。隨著各地"造反派"因為"奪權"當中的分歧而對立、分裂，"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派系"沖突愈演愈烈，甚至發展成武裝沖突。不同"紅衛兵"組織之間也出現了尖銳的摩擦沖突。

自從"紅衛兵"組織逐漸發生分裂或變成"派性"組織，就有一些"紅衛兵"成員開始反思。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摩擦沖突的發展，他們逐漸了解到這場運動的殘酷性和盲目性之后，日益清醒過來，對""產生懷疑，不少人因此受到打擊和迫害。

總體上來看，"紅衛兵運動"自興起之時就是和"中央"的工具，青年學生之所以戴上"紅衛兵"的"桂冠"后就所向披靡，其權威和力量并非來自青年人自身，而是源自當時的社會政治大環境。在對的個人崇拜達到史無前例的頂峰狀態下，對"紅衛兵"的支持把毛個人的無上權威轉化成了無數"紅衛兵"個人行動的權威性。正因為如此，的政治需要也決定了"紅衛兵"的命運，""期間"紅衛兵運動"幾次出現分裂，不同派別力量的興衰，都與操縱的政治氣候變化息息相關。當借"紅衛兵運動"之手實現了在全國范圍內"奪權"的目的之后，"紅衛兵組織"開始被冷落。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大專院校當前的規定（草案）》，要求"外出串連的師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校參加本校，整頓思想、作風、組織，大專院校的紅衛兵應該在運動中整頓、鞏固和發展。"但不少"紅衛兵"不愿意返回校園，而是繼續在各地參與派系斗爭。在一些地方，"紅衛兵"們參與了搶奪武器的行動并與其他群眾組織發生武裝沖突。1967年10月，表達了他對"紅衛兵"的不滿。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于要求大、中、小學校復課的通知。此后，中學"紅衛兵"基本上回到學校，但在一些大學里"紅衛兵"組織之間的沖突仍然繼續發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清華大學兩派"紅衛兵"組織在校園里的武裝對壘，最后只好派"工人宣傳隊"去控制局勢，但遭到"清華井岡山兵團"的抵制，清華大學的這一派"紅衛兵"甚至開槍射擊，打死工宣隊員5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集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談話要點以"關于制止武斗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為題向全國。自此，"紅衛兵運動"逐漸沉寂。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工人和解放軍組成的"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大、中學校，所有學校開始了"軍宣隊"管理下的"軍訓"，"紅衛兵運動"基本結束。自1968年秋天起，絕大多數大學生被送到工廠或農場勞動，各地城市里應屆畢業的中學生則多數被強制遷往貧窮的鄉村或艱苦的邊疆定居，號稱是"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中一度如"天之驕子"的"紅衛兵"至此落入了社會的最底層，"紅衛兵"在中國徹底消亡了，這一代曾經非?；钴S的城市青少年淪為終日艱難勞作也難以自養的農民。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與1965年以前歷年被強制遷徙至農村的城市青年統稱為"知識青年"。

官方文件對"紅衛兵運動"的性質作了如下界定："紅衛兵運動是發生在60年代后期中國大地上的一場在錯誤路線指導下適應發動和進行''''''''需要的千百萬學生、青年的造反活動。"這個說法比較客觀，但不一定能準確反映整個"紅衛兵"運動的種種具體特征，并且用對群體活動的概括性表述掩蓋了這場運動中某些人的個人責任。但研究"紅衛兵"的學者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則往往帶濃厚的感情色彩和更深層次的理解，也因此往往更接近事實。如印紅標對紅衛兵運動的解釋是："整整一代學生青年在真誠地投入紅衛兵運動的同時，也帶進了他們之間在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意識方面形形色色的差異和分歧，從而使運動呈現出復雜的多樣性。[3]"范明強和魏紋則把"紅衛兵"看作是錯誤發動的、被"中央小組"利用的青年運動，是對中國青年運動優良傳統的扭曲和反動，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驅動下的青年運動，是災難性的破壞運動[4]。

筆者認為，"紅衛兵運動"是一場發生在60年代中期中國大地上的一場由錯誤路線指導并發動、服務于推動""的政治需要，有千百萬學生、青年參加的造反性活動，具有鮮明的反現代性色彩，是青年學生在政府指導下從事的一場破壞社會秩序和自我摧殘的行動，從各方面來講它都不是一種理性的進步文明行為，而是邪惡的倒退和社會災難。但是，要了解"紅衛兵運動"的起源和演變，還是得結合其所處政治社會環境，考慮到包括從國家領導人到"紅衛兵"本身各方面因素，并參考其產生的社會影響來認識。

二、"紅衛兵運動"產生原因解析

徐友漁對"紅衛兵運動"的研究成果相當多。他在""中有親身經歷，為了研究"紅衛兵運動"訪問過不少當年的"紅衛兵"，大量系統地閱讀了""期間的官方文件和"紅衛兵"小報。他在一篇文章中追溯了""前的教育和社會文化環境，那時學校里的教育與社會風氣都是"革命至上"的革命理想教育，"爭當革命事業接班人"成為青少年的價值觀。當時全國流行"學雷鋒"運動，他認為，正是"學雷鋒運動"所倡導的"在平凡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業，甘當革命螺絲釘"和"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等觀念，導致了青年學生在""中的一系列以"革命"的名義所從事的暴力行動。而當時黨和政府發動的"活學活用著作"運動，則產生了對的高度個人崇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學活用著作"運動把一個人是否革命的標準，從以往強調的忠于事業、忠于人民乃至忠于黨，最終變成了忠于最高領袖個人。徐友漁還分析了當時中國的自我封閉的社會氛圍，認為那時人們生活在一種政治神話中，以為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在受苦受難，而中國不但是個生活幸福的國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在等待著"革命"的中國去"解放"，由此青年一代產生了狂妄自大、反理智和反文化的心理，藐視人類文明與人性。整個社會受的"斗爭哲學"影響，形成一種"不斗則退、不斗則垮、不斗則修"的社會氛圍[5]。再加上當時盛行的"階級路線"的影響，直接導致了""初期"血統論"的盛行[6]。

徐友漁認為，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造反"的動機雖不排除個人利益，但總體來說比較單純，其中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引用依斯瑞爾"從歷史角度看紅衛兵：中國青年運動的連續性和變化"中的語句："想當紅衛兵的誘惑有多種因素，因人而異：參與建設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的愿望，在受教育和就業的無情競爭中得到好處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誼，共同冒險和集團權利感，以及串聯歷險的機會"。其次，徐友漁認為，階級斗爭教育是誘發紅衛兵運動的一大原因。在""以前學生中就產生了潛在的分裂。再次，他認為人們起來"造反"的主要原因還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為的號召。其四，""發動者使用了策略手段。其五，基于當時體制下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

范明強在"''''紅衛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點"中分析了"紅衛兵"思潮形成的原因。他認為，"紅衛兵"思潮之形成有其歷史條件、思想條件、組織條件。歷史條件是指政治社會化；思想條件是指晚年的錯誤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與"治亂觀"等，同時還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閉性；組織條件是指"紅衛兵"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組織。高皋和嚴家其認為："對的個人神化，成了在''''''''中起特殊作用的紅衛兵組織誕生的政治前提。[7]"徐友漁在自己的一本書中曾列舉了大量西方學者的觀點[8]。唐少杰還歸納出"紅衛兵"的8大情結："造反"情結、準救世主情結、革命實用情結、泛敵意識、迷信領袖、暴力崇尚、血統出身、英雄主義情結[9]。

筆者從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三個角度分析，認為"紅衛兵運動"是在60年代中國社會高度政治化、對個人崇拜和封閉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青年學生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與社會交互作用的必然產物。

1.封閉的社會文化環境──"紅衛兵"誕生的歷史大環境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是生活在一個小小的區域內，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在他這個小世界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大世界，在他的觀念中只存在關于這個小小世界的認識。1949年以后中國政府在對外關系方面選擇了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與西方國家關系惡化，除了與蘇聯東歐集團國家的交往外，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沒有外交往來，陷于孤立狀態。同時在國內大搞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從此，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除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以外，接觸不到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基本上不了解國際社會的真實變化。從1962年開始，中蘇關系逐步惡化，中國又切斷了與蘇聯東歐國家的文化交流，原來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教育改成單一的思想教條的灌輸。人性、母愛、溫情等被說成是腐蝕革命的毒藥，人道主義被批判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到了1966年，語錄鋪天蓋地般出現在人們的視聽中，全國各大中小報紙、廣播電臺言必稱"偉大的思想"。語錄被印成"紅寶書"，上至副統帥、總理，下至小學生，都"手不離語錄"、"口不離語錄"，對待語錄的態度被看成檢驗人們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領袖的試金石。

1966年""高潮時期，書店里只剩下著作、林副主席著作和魯迅的書。在民眾自發的互相監視下，很少有人敢交換傳看被稱為"封資修"的國內外經典作品。從該年秋天開始，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級和一些地區級的黨委機關報，與此同時，各種"群眾組織"自行編印發行的小報卻滿天飛。廣播電臺只播送政治宣傳材料和"革命歌曲"。在這種高度封閉的文化環境里，報刊廣播以結構單一、內容單調的政治符號高頻率地反復沖擊著人們的頭腦，同時充斥著"階級斗爭"的社會控制系統又阻止了信息在民間的自由傳播，人們只能接受被灌輸的信息，結果導致中國人、特別是正處在社會化過程中的青年一代的蒙昧無知。那時的青少年絕大多數沒有自己的思考和主體人格，人云亦云，缺乏對社會的獨立看法，對官方灌輸的一切說教又深信不疑，即便極少數人有探索精神，也苦于找不到多少可以啟蒙的資料，何況當時的社會環境也不允許人們保留獨立于當局的想法。在接受了大量的思想和革命理想、革命傳統教育之后，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激情必然會引誘他們把心中的所想變為現實，這是"紅衛兵"產生的主要原因。

2.畸型的政治氛圍──"紅衛兵"誕生的政治前提

當時中國在封閉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實行了近20年的政治高壓，這導致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畸型的政治氛圍。""前多次搞政治運動，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1963年開始的農村"四清"運動，幾乎接連不斷。其中單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把55萬人打成"右派"，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紛至沓來的政治運動不但打擊了所有敢于獨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如果說封閉的社會文化環境使下層民眾變得蒙昧無知的話，那么毛時代的政治高壓則使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再也不敢發表不同于官方聲音的言論。公共生活的"泛政治化"進一步導致個人行為的"泛政治化"和犬儒主義盛行。許多人變得在政治上對"領導"無條件地盲從，爭相向"領導"顯示自己"表現積極"；與此同時，以"靠攏組織"的名義打擊同事、同學，向"組織上"告密出賣同事、同學乃至親屬以換取"組織上"的信任，也成為一種受到"領導"鼓勵的"正當"行為。

在這種政治氛圍中，對"組織上"的信任又進一步演變成對狂熱的個人崇拜和效忠。利用從40年代以來積累的權威，在中國推動了"現代造神"運動，形成了中外歷史上罕見的極度個人崇拜。中國長期的封建文化傳統是這種"現代造神"運動的"根"，這場"造神"運動只不過多了一層現代"泛政治化"的色彩。當時"誓死捍衛，海枯石爛不變心"之類的口號流行全國，人們不以為怪，反而認為這就是人類最進步的觀念。正是在"忠于"、"緊跟"的名義下，"紅衛兵"把種種"打砸搶"行動都"正義"化了。青少年處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極易形成"政治化人格"，人們的行為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化傾向，其言行舉止都帶有鮮明的政治性，這在當時的青少年中尤其明顯。

3.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異化──"紅衛兵"一代的社會化過程

在青少年成長期的社會化過程中，他們主要受3方面的影響，即社會、學校和家庭。上文分析了社會政治環境對"紅衛兵"一代的影響，接下來分析當時學校和家庭對他們的影響。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后"階級斗爭"觀念成為全國各項工作的指導方針，學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務也轉入"革命傳統"和"階級斗爭"教育，尤其是通過設置政治課向學生灌輸意識形態，"端正"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情感，從而強化他們對現存政治體系的認同、信任、忠誠與支持，使之成為絕對服從黨的馴服工具。學校在發展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的過程中也努力培養"政治積極分子"，鼓勵青少年學習"革命先輩"的"大無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義"行為。青少年本來就非常看重同學之間的互相評價，在學校的支持保護下，學生"積極分子"行為的"泛政治化"無疑對其他同學起了"示范"作用，也構成了同伴壓力。青少年原本就激進，而當時學校內的"泛政治化"氣氛又進一步加速了青少年中激進傾向的蔓延。在""開始時選擇"紅衛兵"作先鋒，可能就是因為當時的學校教育影響下的青少年具有容易沖動與無條件盲從的特質。

在60年代前半期緊張的社會政治氣氛中，不少家庭的內部關系也出現了"泛政治化"傾向。"階級感情"被放到了維系正常家庭倫理關系的血緣親情之上，一些政治上"表現積極"的人在家庭內部也用"階級路線"劃分家庭關系，導致夫妻、父子等親情被異化。很多青少年為了表示自己"要求進步"、"表現積極"，不再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甚至要與有"歷史問題"的父母"劃清界限"。這樣的家庭氣氛無法緩沖社會和學校教育"泛政治化"的影響，相反還強化了青少年的激進情緒，為后來的"紅衛兵"造反埋下了種子。

青春期是一個特殊的階段，隨著生理上的發育，青少年的自我意識趨于成熟，希望獨立地探索人生和社會，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和渴望，也充滿了理想和激情。他們一旦形成了某種想法和意念，就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可是他們單純，社會經驗少，需要而且崇拜偶像，卻未必能對社會現實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太容易被人利用而茫然不知。可惜，當時的學校教育所施加的影響恰恰把他們推往政治上激進冒險的方向，而家庭教育又被"泛政治化"的社會氣氛壓縮得無法起到必要的矯正作用。（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