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主兩層含義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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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經濟民主”，包括兩個層次的含義，一個是宏觀上的，另一個是微觀上的。

在宏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將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論原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在微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促進企業內部貫徹后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達到經濟效率的提高。

我將首先討論宏觀經濟的“經濟民主”。為了深刻理解“人民主權”原則貫徹到經濟領域的意義，我們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人民主權”（PopularSovereignty）理論的歷史淵源。

從國王的兩個身體到人民的兩個身體

“人民主權”的理論最初誕生于1640年至1660年的英國革命中。它與英國中世紀后期“國王的兩個身體”理論有著復雜的牽連。

按照“國王的兩個身體”（King＇stwobodies）理論，國王具有兩個身體，一是“自然身體”（bodynatural），另一是“政治身體”（bodypolitic）⑴。前者是具體的，后者是抽象的。這一理論在當時影響極大。甚至當國王的軍隊于1642年開向議會時，議會方面起初還堅持說國王的“政治身體”仍與議會同在，交戰雙方只是議會與國王的“自然身體”。⑵但英國議會在戰爭中認識到，只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不是變通運用“國王的兩個身體”理論，才更有利于使國王就范。

然而，議會自封的“人民”代表資格受到了“平等派”（theLevellers）的挑戰。1647年，克倫威爾軍隊中和社會上的“平等派”要求取消不經選舉產生的上院，進行下院議員的年度選舉，將選舉權擴大到除仆人，罪犯外的全體男性公民，并將選舉制度設計為“比例代表制”。

“平等派”的要求，實際上把“國王的兩個身體”發展為“人民的兩個身體”。這是因為，他們借鑒議會用國王的“政治身體”約束國王的“自然身體”的經驗，采用更廣義和更抽象的“人民主權”來制約議會。在此，“人民的兩個身體”意味著任何具體的人（包括議會）都不能自封代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具體的身體，而“人民主權”則是人民的抽象的身體。前者受后者制約，并隨后者的變化而變化。

“人民主權”作為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論基礎的深刻意義，本文無力全面論述。⑶在此，我只想指出與“經濟民主”特別有關的一點，即“人民主權”是一個“動態的理想”，“它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但卻值得永遠追求”⑷，因為它激勵我們不斷改進現狀，使各項現實的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調整和變革。

既然“人民主權”是一個“動態的理想”，它一經出現于歷史舞臺，就具有不斷擴張的趨勢，必定要從政治領域走向經濟領域。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達爾（RobertDahl）在其《經濟民主緒論》中對這一趨勢有很深入的分析⑸。簡言之，少數人的經濟特權必然要體現到政治過程中去，從而背離“人民主權”。我們若要堅持和不斷發展“人民主權”，就必須使經濟制度的安排也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這就是我所謂“宏觀層次”上的“經濟民主”的意思。

“大眾主義”對美國經濟制度的影響

對于宏觀的“經濟民主”的一種常見的反對意見，是強調經濟生活有其自身的“鐵的紀律”或“自然規律”，因此“民主”不應涉及“經濟”。

但是，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這種反對意見是站不住的。一個有說服性的例證是“大眾主義”對美國經濟制度的影響。

從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到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許多學者指出“大眾主義”（Populism）是美國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按蟊娭髁x”激發了美國歷史上的“平民運動”，“進步運動”和“新政”，對美國經濟制度的變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⑹

“大眾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主張經濟權力的分散化，反對經濟權力過渡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美國“反壟斷法”在1894年的出臺，就是當時轟轟烈烈的“平民運動”爭取的結果。美國對于銀行和保險公司持有工業公司股票的額度限制，也是“大眾主義”反對金融和工業資本緊密結合的產物。只有了解美國“大眾主義”的深厚傳統，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羅斯?？偨y1933年任命的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第一任主席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著有《民主與金融》一書。⑺

從經濟自由不能導出經濟權利

對于宏觀層次的“經濟民主”的另一種反對意見，是認為“民主”將妨礙“經濟自由”。但是，這種反對意見是基于“前霍菲爾德”時期（Pre－Hohfeld）的法學觀點，它已被霍菲爾德以后的法學發展所有力駁斥。

霍菲爾德（WesteyHohfeld）于1913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雜志上發表了他劃時代的論文《論應用于司法推理的某些基本法學概念》⑻。他尖銳地指出，以前的法學理論犯了一個致命的邏輯錯誤，即誤以為“自由”邏輯上包含了不受他人干涉的“權利”。換言之，霍菲爾德認為，一個人有做某件事的法律自由，并不邏輯上意味著他（她）做該件事時享有不受他人干涉的“權利”。例如，一個廠主雇傭非工會工人的“自由”，并不邏輯上意味著他（她）有阻止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而工人組織工會實質上就是干涉廠主雇傭非工會工人的“自由”。⑼

關于“自由”不能導出“權利”的更一般的法學論證，是“競爭性損害”（competitiveinjury）或“不受補償的損害”（DamnumAbsqueInjuria）。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競爭經常損害競爭對手的權益。如果按照“前霍菲爾德”時期的錯誤觀點，則市場經濟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我在另一篇論文中，已論述了市場經濟只有通過打破絕對的財產權，才能得到發展⑽。

因此，“后霍菲爾德”（Post－Hohfeld）的法學理論認為，“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權利”－－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題中之義。當然，這里的干涉并非任意的行為，而是通過民主和法制的過程界定并重新界定經濟行為者的權利。換言之“權利”并非從“自由”概念中邏輯地導出，而是由民主過程去界定的。例如，美國公司進行股票交易的“自由”，并不自動表明它具有什么樣的“權利”，它所具有的“權利”是1933年民主通過的“聯邦證券交易法”所界定的。由此看來，“經濟民主”不但不妨礙“經濟自由”，而且還是賦予“經濟自由”具體內含的基礎。

以上，我簡略地討論了宏觀層次上“經濟民主”的含義，并回應了兩種反對意見。下面我將討論微觀上的“經濟民主”。

后福特主義與固定成本的靈活性

我所說的微觀上的“經濟民主”，是指在企業生產中貫徹“后福特主義”原則，其核心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講的“即時或無庫存生產”（just－in－time，orinventorylessproduction）：“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于節約庫存成本；更在于及時暴露生產中的質量問題。在有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們就不得不關心上、下道工序的質量，積極參與團隊協作，從而及時發現和解決質量問題”。⑾

可見，“即時或無庫存生產”是一種“背水一戰”的生產哲學，它“迫使”勞動者的創造性、主動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發揮。在這里，經濟民主與經濟效率達到了統一。

與“背水一戰”相聯系的“后福特主義”的另一要旨，是使“固定成本靈活化”，即把“固定成本”變得不那么“固定”了。這是因為“固定成本”并不是由技術設備所唯一決定的，而和生產組織的靈活性有很大關系。例如，著名的“豐田生產方式”（后福特主義的先行者），起源于將原來被視為“固定成本”的換模（die－change）時間減少。這樣一來，即使是小批量生產，也是合算的了；因為“規模經濟”的重要性，原本是在“固定成本”靈活化，批量也就可大可小，依需求而定了。而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豐田之所以能夠減少“換模”時間，是他們取消“換模專家”（die－changespecialists）、由一線工人協作換模的結果⑿。在這里，經濟民主與經濟效率又結合起來了。

經濟民主對我國當前改革的意義

在簡略討論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的“經濟民主”概念之后，我想說一下“經濟民主”對我國當前改革的意義。這也是我在最近幾篇文章中提出“經濟民主”問題的動機。

從客觀上看，我國正處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的制度選擇與制度創新時期。我們應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絕不應使少數人和特殊利益集團操縱我國的經濟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例如，我國近年金融市場投機嚴重，僅以國債期貨交易為例：全國可流通國債面值才400多億元，而國債期貨成交量日最高額卻達幾千億元。⒀因此，1995年5月17日政府決定暫停國債期貨交易。這一決定是正確的，是宏觀的“經濟民主”的體現之一。同理，“經濟民主”要求我們必須建立股票市場的有效制度規范，消除日益嚴重的股市“大戶”坑害“小戶”的操縱市場行為?？傊洕母镏械闹贫仍囼灪秃暧^經濟政策，應成為全民關心討論和監督的對象，這樣才符合“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的宏觀的“經濟民主”原則。

從微觀上看，我國公有制企業目前面臨嚴峻的困難。許多虧損是因一些人侵吞公有財產而造成的。對此，一種思路是“將錯就錯”，索性進行大規模私有化。但這種思路只是在財產再分配上做文章，至多制造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并不能保證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我所提出的微觀的“經濟民主”，實際上代表一種不同的思路。它反對“將錯就錯”的私有化，而是“知難而上”，還“公有制”的“經濟民主”的本來面目。通過先進的“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人民廣泛的民主參與和監督，我國的公有制企業將能夠出現“社會化”、“民主化”的新面貌，從而我國人民40多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將能造福于全體人民，而不為少數人和特殊利益集團所吞蝕。⒁

任重而道遠。但我對于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民主”在我國的前途，是充滿信心的。

注釋：

⑴關于“國王的兩個身體”的經典著作，見ErnstKantorowite，TheKing＇sTwoBodies：AStudyinMedievalPoliticalTheolog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7．“國王的兩個身體”理論又與“基督的兩個身體”理論有著復雜的牽連。

⑵見EdmundMorgan，InventingthePeople：TheRiseofPopularSovereigntyinEnglandandAmerica，P．55，W．W．Norton，1988。此書是研究“人民主權”理論來源的最佳著作之一。

⑶參見拙作“盧棱新論”（載《讀書》1996。7）中對“人民主權”的論述。

⑷Morgan，同⑵注，P．306．

⑸見RobertDahl，APrefacetoEconomicDemocrac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

⑹對“大眾主義”的經濟影響的最新系統研究，當推MarkRoe，StrongManagers，WeakOwners：ThePoliticalRootsofAmericanCorporateFinanc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

⑺WilliamDouglas，DemocracyandFinance，YaleUniversityPress，1940．道格拉斯后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⑻W．Hohfeld，“SomeFundamentalLegalConceptionsasAppliedinJudicialReasoning”，23，YaleLawJournal，1913．

⑼此例引自MortonHorwitz，TheTramsformationofAmericanLaw：1870－1960，P．155，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此書榮獲美國歷史學會的最高獎。

⑽見拙作“美國二十九個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及對我國的啟發”，本期。

⑾見拙作“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讀書》1996．3。

⑿JamesWomack，etal．，TheMachineThatChangedTheWorld．P53，HarperPerennial，1991．此書是麻省理工學院世界汽車工業研究項目的主要成果。

⒀引自歐陽衛民，《中國金融市場導論》，第1頁，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

⒁詳見拙作，同⑽注，同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