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與政治轉軌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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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長達幾個世紀的占領，特別是一戰后的英法和二戰后的蘇美出于自身利益對東歐國家邊界的劃分，造成了絕大多數東歐國家內部民族雜居的局面，各民族間語言、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差異與不同的領土要求相結合，民族矛盾錯綜復雜，既有東歐各民族對蘇聯控制的反抗，又有東歐地區相鄰各國間的民族和領土爭議，還有各國國內民族間的相互斗爭。在東歐政治轉軌的過程中，民族問題始終如影隨形，民族平等和獨立的要求成為政治轉軌的重要推動力，政治轉軌的展開、原有政治格局的失衡則更進一步刺激了民族訴求，加劇了民族沖突，而東歐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異常復雜的民族糾紛以及急劇膨脹的民族主義又反過來影響著政治轉軌的進程。

【摘要題】世界政治

【關鍵詞】東歐/民族矛盾/政治轉軌

【正文】

一盤根錯節的民族矛盾與政治轉軌的開始

歐洲列強長期以來對東歐的爭奪和占領，給這一地區的民族關系蒙上了陰影，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對東歐政治地圖的劃定更使少數民族問題凸顯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加入軸心國，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交戰，民族積怨加深。戰后，蘇美等國對歐洲的重新安排使得東歐歸于蘇聯麾下，蘇東之間、東歐各國主體民族之間、乃至某些國家內部各民族間的矛盾盤根錯節，復雜的民族關系貫穿了東歐共產黨執政的始終。

如果把東歐各民族看作一個整體，那么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他們都是處于蘇聯大黨主義、大國主義乃至霸權主義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從于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實際上的蘇聯利益，甚至國家主權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東歐各民族對這種不平等狀況的不滿，促使其為擺脫蘇聯控制，徹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轉軌的道路。

東歐因其地理位置對于蘇聯的安全至關重要。因此，自二戰結束前，蘇聯就開始了在控制東歐方面的動作。二戰后，伴隨著蘇美關系的破裂和冷戰的爆發，蘇聯更進一步加強了對東歐的監控。1947年9月，蘇聯發起建立了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經濟互助委員會和華沙條約組織先后宣告成立。借助這些組織蘇聯開始在東歐進行政治清洗，推行蘇聯模式，并以其利益規范東歐各國的行動，對東歐國家出現的獨立自主傾向，輕則批評、干預，重則武力相對，與東歐各民族的矛盾日漸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亞與蘇聯自二戰結束直到1989年劇變前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系。)。

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矛盾遺患無窮。蘇南沖突的爆發使蘇聯為清除鐵托獨立傾向對其他東歐國家的帶動作用，加大了在東歐進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結果更激化了東歐各民族與蘇聯的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歐民族主義復活的原動力來自于斯大林本身，當時發生了克里姆林宮發起或它同意的對諸如魯道夫•斯蘭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猶太族領導人的清洗?！?注：JeffreySimon,TrondGilberg(ed.),SecurityImplicationsofNationalisminEasternEurope,WestviewPress,1986,p.71.)蘇聯對波匈捷三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傷害了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們對蘇聯的怨恨和對蘇聯模式的不滿最終變為對當權者的反抗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

不僅如此，蘇聯對東歐的政策還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東歐國家主體民族間、甚至一國內部的民族糾紛。素有“火藥桶”之稱的巴爾干地區民族矛盾錯綜復雜，二戰后，建立南、保、羅和阿聯邦以及南阿合并計劃因蘇聯的反對而流產。雖無法斷言這樣的聯合一定有利于緩和民族紛爭，但其后形成的保蘇、南羅和阿爾巴尼亞三足鼎立的局面無疑埋下了巴爾干地區民族沖突的禍根；在1948年的“情報局事件”中，蘇聯脅迫匈、波、保、羅、捷各國對南進行政治圍攻和經濟封鎖，并在匈、保、阿等國大揪“鐵托分子”，南斯拉夫與其他東歐國家的關系一度惡化；在1956年“波茲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波蘭，1968年，蘇聯聯合波、匈、保、民德軍隊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強烈抗議，此外，蘇聯對捷內政的干涉還加劇了捷國內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間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為主力的改革派被鎮壓，斯洛伐克族領袖胡薩克當政，斯族在黨政部門一直占據優勢地位，控制著黨和國家的命脈，這使得捷克族深為不滿。

當然，不可否認，二戰后一些東歐國家在實現民族平等，發展少數民族經濟和科教文衛事業方面多有進展，但與此同時，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出現的失誤，是導致東歐內部民族矛盾叢生，并使之逐步升級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盡管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戰線政府通過的科息斯綱領中清楚說明，“政府保證新國家將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礎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關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聯邦國家的法律通過，每個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議會和國家的所有行政部門?！?注：MikulasTeichandRoyPorter(ed.),TheNationalQuestioninEuropeinHistoricalContex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246.)在羅馬尼亞，從70年代起推行的農村規范化政策不僅引起了國內少數民族的抵觸情緒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劇了羅南、羅匈間關系的緊張。在保加利亞，日夫科夫實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認境內土耳其族的存在，致使土族人怨聲載道。在南斯拉夫聯邦，“不平衡的地區發展，連同相應的文化分歧，給民族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SecondEdition,RevisedandUpdated,St.Matin''''sPress,1998,p.145.)不恰當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澆油，民族糾紛不斷，1967年3月克羅地亞語地位之爭，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納因懸掛阿爾巴尼亞國旗而引發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亞總理反對聯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年底克羅地亞共盟開展的反對一元主義的斗爭，1971年11月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騷亂，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納大學發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國，與阿爾巴尼亞合并的示威和罷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聯邦各民族間的沖突日趨尖銳，科索沃頻發的動蕩還給南阿關系造成了難以彌合的裂痕。

東歐內部的民族矛盾給西方國家干預東歐內政提供了機會。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亞警方與其北部的穆斯林發生流血沖突，西方國家借機攻擊保政府。8月，保武裝部隊又與居住在其東南部的穆斯林發生沖突，西方國家隨即掀起了譴責保加利亞的浪潮。再如，在羅馬尼亞警察和軍隊與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發激戰后，歐洲議會發表聲明，要求齊奧塞斯庫下臺。歐共體凍結了與羅的長期貿易協定，停止了與羅的一切高級接觸，其成員國還紛紛召回了駐羅大使，以示抗議。

到20世紀80年代末，蘇東矛盾和東歐內部各民族的紛爭再也無法遏制，在一些國家以迅猛之勢爆發出來，政治轉軌開始了。1988年8月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對派抓住民眾把共產黨、社會主義與蘇聯控制相提并論的心理，借蘇聯出兵20周年、捷獨立70周年和帕拉赫自焚20周年的契機，舉行示威游行抗議活動，喊出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口號；1989年4～5月間，保加利亞土族人聚居區不斷爆發示威游行，挑戰日夫科夫政權；1989年12月，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市匈牙利族神父拉斯洛•托克什因反對齊奧塞斯庫的農村規范化計劃被驅逐，該市市民發起抗議活動，羅局勢迅速惡化，蒂米什瓦拉事件成了羅政局演變的導火線。

與上述三國相比，南斯拉夫聯邦境內塞爾維亞族、斯洛文尼亞族、馬其頓族、克羅地亞族、黑山族以及波黑波什尼克族(注：即穆斯林——作者注。)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在引發了政治轉軌的同時，更導致了國家解體乃至流血戰爭，正如《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一書中所寫：“雖然南斯拉夫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也存在著諸如經濟停滯、外債增加、風氣衰敗、意識形態體系崩潰等問題，但真正導致這個國家解體的原因卻是民族沖突?！?注：[英]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頁。)前南地區國家的政治轉軌也因而在東歐顯得頗為獨特。

二政治轉軌的展開與民族矛盾的激化

政治轉軌開始后，東歐的民族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表現得更尖銳?！叭绻f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沖突正在從全球政治中消失，那么，民族主義便替代了它的位置?！跂|歐和蘇聯，民族主義曾被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加強了的聯系所抑制。在西歐，民族間的緊張狀態曾被冷戰這個更大的問題所遮掩，被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所緩和。而共產主義在東方的崩潰將在整個歐洲大陸釋放出民族主義的幽靈?！?注：DavidS.Mason,RevolutioninEast-CentralEurope:TheRiseandFalofCommunistandtheColdWar,WestviewPress,1992,p.173.)壓抑多年的民族矛盾在“民主”、“自由”口號的鼓動下，在某些國家領導人及一批民族主義政黨和團體的推動下，在西方國家及其機構的干預下迅速激化，成為“疊加在后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之上的”(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又一重大問題。

“東歐，特別是其南部，是多個民族不可救藥地混合在一起的地區，把它們安排進一個單獨的實體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巴爾干，土耳其人撤走后便不斷爆發劇烈的沖突。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那里開始，二戰期間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相互殘酷地屠殺?，F在這些仇恨再一次表面化了?！?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前南斯拉夫成為民族矛盾最為復雜、民族沖突最為尖銳的東歐國家。

伴隨著南聯邦的解體，斯洛文尼亞地方部隊與南人民軍交火；克羅地亞克塞兩族間矛盾激化，擁護南聯邦統一、反對獨立的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居民組成克拉伊納塞族自治區，要求脫離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共和國合并，該自治區繼而聯合斯拉沃尼亞、巴拉尼亞和西斯雷姆塞族自治區及西斯拉沃尼亞塞族自治區建立克拉伊納塞爾維亞共和國，克塞兩族間激烈沖突，并因支持塞族的南人民軍的卷入而愈演愈烈；波黑獨立在得到了波什尼亞克族、克羅地亞族支持的同時，遭到塞爾維亞族的堅決反對，后者為此退出波黑議會和政府，相繼組建了五個自治區，并把這些自治區合并為波黑塞爾維亞共和國，克族也成立了赫爾采格—波斯尼亞克族共和國，波什尼亞族則控制了波黑共和國政府，局勢急劇惡化，三族混戰曠日持久，慘烈異常，直到1995年年底“波黑和平協議”簽署，燃燒了三年多的戰火才漸漸熄滅。

然而，前南地區的民族爭斗并未結束。1998年2月，南聯盟科索沃地區的塞爾維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間又大動干戈，沖突升級，南阿兩國關系急劇惡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積極介入，并于1999年3月底到6月初對南聯盟實施了78天的狂轟濫炸，同時，南聯盟內部黑山族與塞爾維亞族的矛盾也在加劇，黑山的獨立傾向日益明顯，南聯盟面臨著分裂的危險；2001年2月，馬其頓和南聯盟簽署邊界協定，劃定了絕大部分邊界線，這引起了科索沃阿族極端分子的不滿，馬與南科索沃交界地區硝煙彌漫，馬境內阿族的民族情緒也隨之高漲，馬其頓這個前南地區惟一以和平方式獲得獨立的共和國(注：1991年11月馬其頓獨立以來，希臘一直反對馬其頓使用“馬其頓共和國”的名稱，并對馬實施經濟制裁。1993年4月，馬以“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臨時國名加入聯合國。1995年馬希雙方達成了關系正?；呐R時協議，經濟制裁被取消。2001年2月，馬希就馬國名問題進行談判，希臘以給馬提供經濟援助、對馬公民免入境簽證、支持馬加入歐盟為條件，建議馬以“北馬其頓”命名。)終未逃脫戰爭的厄運，《中歐和東歐：轉軌的挑戰》一書的預言不無道理：“有50萬阿爾巴尼亞人居住在馬其頓。這可能賦予爭斗以國際性。希臘和保加利亞，在其境內實際上存在著馬其頓族，關注馬其頓的命運。土耳其已經對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馬其頓的穆斯林的命運表示了擔憂。又一個巴爾干戰爭的幽靈在這里徘徊?！?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

【正文】engeofTransition,p.35.)

東歐其他國家的民族問題似乎沒有像前南斯拉夫那樣充滿火藥味，但在較為平靜的水面下也涌動著民族沖突的暗流，難免有時會波瀾驟起。捷克斯洛伐克劇變后，“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堅決地提上了日程，民族主義也是一樣。捷克欲快速轉向西方式經濟，而斯洛伐克更主張國家控制經濟部門的所有權并建立福利國家。這反映了兩個共和國不同的經濟結構和斯洛伐克相對落后的狀況。在此之上，在語言和歷史遺產等文化方面的不同在自由民主條件下更為突出。但決定性的事實是，當擁有了自由選舉的權利時，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歸在了民族主義和社會議程互不兼容的政黨旗下?！?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p.147.)兩族先是在修改國名問題上激烈爭斗，接著斯獨立黨、民族黨等政黨和一些民族主義組織舉行集會，發表聲明，要求斯洛伐克獨立，民族矛盾進一步發展，最終在1992年6月大選后，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區的兩個執政黨——公民和爭取民主斯洛伐克運動協商，實現了和平分手。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后，“在捷克共和國的308，000斯洛伐克人和在斯洛伐克的59，000捷克人成為少數民族，甚至是外國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BertelsmannFoundationPublishers,1996,p.86.)捷克和斯洛伐克新的民族問題出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領土劃分使得多達1/3的匈牙利族人淪落到外國統治之下，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地區近200萬、斯洛伐克南部約60萬和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伏伊伏丁那省約40萬的匈牙利族人(注：見上書，第63頁。)不僅與其所在國主體民族多有沖突，而且因匈牙利對境外匈族人的關注造成了匈與羅、斯、南三國間的隔閡。1990年3月，羅馬尼亞的匈族人借紀念匈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142周年之機，打出匈牙利國旗，涂改街道、機關等的羅文名稱和羅軍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引起羅族人的強烈抗議，兩族發生暴力沖突，部分公共設施和匈航空公司駐羅辦事處被毀，羅匈兩族矛盾激化，羅匈兩國也相互指責，匈總統根茨•阿爾巴德甚至親自為《特蘭西瓦尼亞的過去和未來》一書校對，重版了這本強調羅馬尼亞境內的特蘭西瓦尼亞為匈領土的書，羅匈間的領土爭議被重新提起。同樣，斯洛伐克匈族人的自治要求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支持，后者不僅呼吁斯洛伐克保證匈族人的政治、文化和語言權利，還在匈斯邊界進行了軍事演習，再加上在共同修建多瑙河水壩問題上的糾紛，兩國間關系趨于冷淡。在南聯盟，伏伊伏丁那地區的匈族與塞族也是尖銳對立，并要求建立自治區，南匈兩國矛盾不斷加深。

保加利亞的演變加劇了保族與土族的對立。1990年年初，為與日夫科夫的民族同化政策徹底劃清界線，保社會黨政府決定恢復土耳其族人的穆斯林姓名，保族人對此深為不滿，指責政府不顧泛土耳其主義在保的影響，倉促向土族人妥協，助長了民族分裂主義。土族人則抨擊保族人搞民族沙文主義，并懸掛土耳其國旗，呼吁馬上恢復土語學校。雙方接二連三地游行和集會，保族工人還進行了罷工，兩個民族沖突頻發。

此外，羅馬尼亞、波蘭和匈牙利的德意志族、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族、保加利亞的馬其頓族和捷克的波蘭族等也提出了平等、甚至自治的要求，與本國主體民族時有摩擦，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捷克和波蘭間因民族分布分別存在著對多布羅加和西里西亞地區的領土爭端，吉普賽人和猶太人問題也在困擾著東歐，盡管它們是否嚴格意義上的少數民族尚無定論。從一定意義上說，“1989年共產主義在東中歐的崩潰為少數民族維護自身權利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空間?！?注：RayTaras(ed.),NationalIdentitiesandEthnicMinoritiesinEasternEuropeSelectedPapersfromtheFifthWorldCongressofCentralandEastEuropeanStudies,Warsaw,1995,FirstpublishedinGreatBritain1998byMACMILLANPRESSLTD,First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998byST.MARTIN''''SPRESS,INC,p.208.)東歐國家自轉軌一開始就羈絆于斑駁復雜的民族矛盾之中。

三民族問題對政治轉軌的影響

(一)關于民族問題的立法出臺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東歐各民族間的恩恩怨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影響著各國的政治轉軌進程。面對舊政權崩潰后的真空，“新精英不僅想通過把自己定位于民主、市場經濟和‘歐洲’，而且打算用民族的概念來填補這種真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10.)民族問題為新出現的政黨和政府所關注。

波蘭劇變后即成立了少數民族文化局和波蘭與猶太人關系委員會，以支持少數民族文化，促進波蘭人與猶太人的和睦相處。1997年4月通過的《波蘭共和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波蘭共和國應保證屬于少數民族或種族的波蘭公民自由地維護和發展它們自己的語言，維護它們的風俗習慣和傳統，并發展它們自己的文化。少數民族或種族應有權建立教育和文化機構，旨在保護宗教認同的機構，以及參與與它們文化認同相關的事務的提案?！?注：《波蘭共和國憲法》(1997年4月2日國民議會通過)，英文版，引自網上資料。)

匈牙利在其1990年8月公布的憲法中特別強調少數民族權利：“在匈牙利共和國居住的少數民族是人民政權的組成部分、立國因素?！薄靶傺览埠蛧鴧⑴c保護少數民族。保證其集體參與公共生活，保護自己的文化，使用母語，傳授母語，以自己的語言使用姓名的權利?！薄靶傺览埠蛧姆杀ＷC在國家領土上生活的少數民族的代表機構?！薄吧贁得褡蹇梢越⒌胤交蛉珖宰灾握??！薄瓣P于少數民族權利的法律在其被通過時需要與會代表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注：姜士林等主編：《世界憲法全書》，青島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4頁。以下關于憲法的注釋均參見此書。)1993年7月，匈還通過了少數民族法，加強對少數民族的保護。

斯洛伐克憲法第33和34條專門提到了保護少數民族和種族團體的權利，包括與其他少數民族成員一起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用他們的母語傳播和接受信息，參加以民族為基礎的組織以及建立和維護教育與文化機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在官方聯系中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及參與解決與少數民族有關的事務等權利。

克羅地亞憲法表示：“克羅地亞共和國要建成克羅地亞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和其他民族與少數民族成員的國家?！薄霸诳肆_地亞共和國，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員都是平等的。對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員均保障表達民族屬性的自由，保障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并保障文化自治?！蓖瑫r要“保護在國外生活或居留的自己國民的權利和利益，促進他們同祖國的聯系?！?/p>

斯洛文尼亞更為重視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1991年12月通過的憲法第61～65條除認定“每個人有權自由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維護和展現本民族的文化，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每個人有權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中，在與國家機關和其他從事公務的機關交往中，依法律規定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外，還專門列舉了其境內聚居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以及吉普賽人的特殊權利，并于1994年10月頒布了少數民族法。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聯盟和馬其頓均在其憲法中宣布其公民不論其民族和種族歸屬一律平等，擁有學習和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發展本民族文化等權利，羅更關注境外羅馬尼亞族，保則禁止以種族、人種為基礎建立政黨。

被捷克共和國沿用的1991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頒布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法案”的第24和25條也涉及保護少數民族問題(注：參見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38.)，阿爾巴尼亞則與保加利亞一樣禁止以“種族原因”建立政黨(注：同上書，第39頁。)。

(二)少數民族政黨和組織出現并介入各自國家的政治生活

如《東歐向民主的轉軌》一書中所寫：“地區和民族黨，在許多多民族國家是個重要的力量，有時它們會使意識形態陣營間的平衡傾斜，就像在保加利亞的土耳其黨那樣?！?注：KlausvonByme,TransitiontoDemocracyinEasternEurope,MacmillanPressLTD,1996,p.139.)主要由土耳其族組成的爭取權利與自由運動在保1990、1991、1994、1997和2001年的五次議會選舉中，始終保持了較穩定的得票率和席位數，因而一度成為左右翼力量間的砝碼?！霸?991～1994年間，‘運動’成為僅由三黨構成的保加利亞議會的決定性因素?！?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45.)1991年10月選舉后，它聯合民主力量聯盟一起把社會黨趕下了臺，1992年9月它撤回了對民盟的支持，同社會黨聯合行動，彈劾身為民盟成員的議長，否決對政府的信任案，致使民盟政府辭職，繼而在民盟和社會黨組閣失敗后，得以掌握組閣大權。2001年大選后，作為議會第四大黨的爭取權利與自由運動與大獲全勝的西美昂二世全國運動達成協議，入主聯合政府。

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南聯盟的匈族政黨在各自國內也較有影響。羅的匈牙利族民主聯盟在劇變后的第一次議會大選中得到了7.23%的選票和29個議席，兩年后的第二次大選，其得票率上升為7.46%，在議席由396減至341的眾議院中占據了27個席位，1996年選舉后得以進入政府，對羅政治生活的參與程度有所加深。斯洛伐克的匈族起初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在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議會和民族議會選舉中，共處黨聯合匈牙利族基督教民主運動在聯邦議會兩院和斯洛伐克民族議會分別得到12和14席，在公眾反暴力組織的旗幟下參選的獨立匈牙利行動分別得到了4席和6席；其后，獨立匈牙利運動重組為匈牙利公民黨，匈族基督教民主運動分裂出了匈牙利人民黨，在1992年的選舉中，共處黨、匈族基督教民主運動和人民黨組成選舉聯盟，以共處黨的名義參選，保住了其在聯邦議會12席和斯民族議會14席的席位，公民黨則未能進入聯邦和民族議會；直到1994年斯洛伐克國民議會選舉，共處黨、匈族基督教民主運動和公民黨才成功地組成了統一的匈牙利族政黨聯盟，以10.18%的得票率贏得17個議席，成為議會第三大政治力量；1998年選舉后，匈族聯盟入主聯合政府，開始在斯洛伐克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南聯盟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主同盟在1990、1992和1993年三次塞爾維亞議會選舉中相繼以2.75%、3.17%和2.72%的得票率在250個席位中得到8、9和5席，(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66。其他有關選舉的數字均參見本文附錄。)并在1992年12月和1996年11月產生的聯盟公民院中，占了3個議席。

較之羅、斯、南三國的匈族政黨，羅、波、匈三國的德意志族組織的力量要薄弱得多。羅的德意志族民主論壇在1990年大選中在眾議院只奪得了1個席位，在參議院則是空手而歸，1992年選舉也未見起色；波蘭的德意志少數民族黨在眾議院歷次選舉中所占議席呈下降趨勢，1991年為7個(注：同上書，第71頁。)，1993年為4個，1997和2001年均為2個；匈牙利的德意志人聯盟更為弱小，以至于無法獨立參加議會選舉，只能在地方選舉中分得一杯羹。

吉普賽人在東歐一般還處于散兵游勇的狀態，只在羅馬尼亞和馬其頓有自己的政黨和組織。羅馬尼亞的吉普賽人組織在1990年選舉中獲得一個眾議院席位，馬其頓的吉普賽人徹底解放黨則在議會中一直保有一個席位(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88.)。此外，馬其頓的阿族政黨——民主繁榮黨、斯洛文尼亞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組織、克羅地亞代表塞族的黨等也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本國的政治轉軌進程。

(三)民族間的尖銳對立阻礙政治轉軌進程

盡管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都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對少數民族的保護，少數民族政黨和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所在國的政治生活，但是，在某些民族關系復雜的地區，民族間的對立、乃至兵戎相見仍不時阻礙、甚或打斷政治轉軌進程，這在前南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

斯洛文尼亞的武裝沖突在歐共體的調解下只進行了三天便告結束，而克羅地亞的內戰打了九個月，波黑的戰事則持續了三年多，科索沃危機的升級更使南聯盟遭受了北約極為殘暴的空中打擊，北約的數千枚導彈和兩萬多噸炸彈嚴重破壞了南的工廠、醫院、交通和電訊等設施，難民人數激增。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和孤立的國際環境，面對西方支持的反對黨頻繁活動和海牙國際法庭的威脅，米洛舍維奇在極力抵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聯盟的侵略的同時，在國內加強了對軍隊、警察部隊、經濟命脈、乃至文化教育和新聞媒體的控制。西方所認定的南聯盟在政治轉軌方面的落后狀況并未得到改善，政治轉軌進程受挫。

同時，塞爾維亞和黑山在科索沃問題上相互指責。黑山堅持中立，避免了北約的大規模轟炸和西方的各種制裁，它還通過了與南聯盟或塞爾維亞的公民權相區別的公民權利法，實行德國馬克和南斯拉夫第納爾并行的雙重貨幣制，獨立傾向日益加重。2002年3月，在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的斡旋下，塞爾維亞和黑山就未來關系達成協議，宣稱新國家將以“塞爾維亞及黑山”為名，給予共和國更大的自治權，允諾其在三年后有權尋求更改共和國地位，南斯拉夫聯盟又一次面臨解體的威脅。

2001年年初，戰火燒到了馬其頓——一個曾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駐守下免遭戰亂之苦的前南共和國。馬安全部隊與阿族“民族解放軍”半年多的戰斗激化了馬國內馬阿兩族間的矛盾，阿族組織反政府游行，支持“民族解放軍”，并在民主繁榮黨之外，又組織了新黨——民族，提出建立“馬阿聯盟共和國”的主張，馬政局動蕩。為緩解危機，2001年5月，在馬主要反對黨——社會民主聯盟的提議下，包括阿族政黨在內的民族團結政府成立，但馬阿兩族的對話仍十分艱難。阿族政黨要求馬當局停止對阿族“民族解放軍”的進攻，修改憲法，改變阿族的少數民族地位，加強阿族在參政、議政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權利，把阿族升格馬“主體民族”，馬族政黨則堅持要將“馬其頓人”寫入憲法前言。在西方的敦促和斡旋下，馬議會于9月通過了憲法修正草案，將憲法前言中“馬其頓共和國是馬其頓人的國家”一句修改為“馬其頓共和國公民，包括馬其頓人以及在馬境內生活的其他民族，如阿爾巴尼亞人、土耳其人等，均負有法定責任”(注：新華社地位那2001年10月26日電。)，憲法修正案的審議并通過指日可待?？梢哉f，在前南斯拉夫聯邦中，除沖突迅速被平息的斯洛文尼亞的政治轉軌得以進行外，克羅地亞、波黑的政治轉軌剛一開始，就被戰爭打斷，南聯盟更是糾纏于前南地區形形色色的民族糾紛，政治轉軌才剛剛起步，而馬其頓則因阿族極端勢力的介入導致了政局動蕩，政府換馬和憲法的修改。

與前南地區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雖也引起了國家結構形式的變化，但這一變化是在和平中進行的，因此未造成其政治轉軌進程的中斷。其后，捷克共和國的民族成分變得較為簡單，沒有因民族分歧影響到政治轉軌的推進。斯洛伐克境內的匈牙利族與斯洛伐克族的關系卻很緊張，有時直接干擾轉軌進程，如，1995年11月，斯通過語言法，把斯洛伐克語作為斯惟一的官方語言，引起了匈族的抗議和匈牙利的反對，導致國內政局動蕩，而“如果民主制的鞏固也能夠被理解為社會上所有重要團體都需要有機會表達他們的利益的話”(注：KarenDawishaandBruceParrott(ed.),TheConsolidationofDemocracyinEast-Central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234.)，斯洛伐克的做法則顯然是有悖于所謂“民主制”原則的。

在主體民族占本國人口98%的波蘭、匈牙利和阿爾巴尼亞(注：參見《世界知識年鑒》(2001/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國內的民族問題遠沒有上述幾國那樣激烈，匈牙利因境外民族而與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的糾紛也因1995年3月和1996年9月分別與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簽署的國家關系條約而得到緩解，民族問題對政治轉軌進程的威脅不大。

“適量的民族主義對于一個現代國家的創建和內聚力是不可缺少的；沒有它許多公民將失去積極參與民主政治的動力”(注：KarenDawishaandBruceParrott(ed.),TheConsolidationofDemocracyinEast-CentralEurope.pp.10～11.)，東歐政治轉軌的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反抗蘇聯控制，維護本國民族利益和爭取各民族平等地位的需要，劇變后上臺的政黨和政府不敢輕視民族問題的存在，少數民族政黨及組織的出現和介入也擴大了所謂“民主的廣度”(注：“民主的廣度是由社會成員是否普遍參與來確定的”，參見[美]科恩：《論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5月第1版，第21頁。)。然而，各民族間早已存在、被政治轉軌的推進激化、被少數民族政黨的參與強化了的民族矛盾更有可能干擾政治轉軌，甚至摧毀多民族國家，引發戰爭，打斷政治轉軌進程。具體到每個國家，政治轉軌進行得順利與否則不僅受民族對立的激烈程度的制約，而且也與其對民族問題的處理是否得當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仍將困擾著東歐未來的政治轉軌進程，而那些民族關系較為和諧，民族和解政策貫徹得較為徹底的國家較之民族矛盾尖銳、民族歧視嚴重的國家所遇到的障礙要少，步伐相對也會快一些。